日本陆军的战略决策（1937～1945）

波多野澄雄[1]

一 政战略决定过程中的陆军

1.核心参谋人员的作用

1930年代后半期，陆军急剧加强了在政治过程和国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其来源不是陆军组织的最高层，而是以“核心参谋人员”为主。核心参谋人员是指属于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局部长以下的参谋人员。他们按照自己所属组织的要求，制定政战略并互相调整，事实上的决定权和执行权逐渐集中到他们手里。[2]其原因之一是陆军首脑领导能力的降低。大部分领导不能发挥十分坚强的领导能力，进而对核心参谋人员制定的国策案和作战计划表示明确的拒绝或加以更改。尤其是中日战争时期陆军组织的臃肿，助长了此种趋势。

核心参谋人员所属的主要组织是承担政略的军务局（军事课、军务课）和承担战场战略战术的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战争指导课）。军事课掌握陆军全体的预算分配、物资、资材、士兵和部队的动员。军务课承担陆军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作战部承担制定战略和军事作战计划以及部队和士兵的动员计划。因为这些军事作战的计划和实施被看作属于宪法保障的“统帅权”，尤其在战时（日中战争时期），作战部的发言权很大。

军务局和作战部的参谋人员原来要互相磋商、调整彼此的计划，但两个组织的工作分工并不严格，日中战争时中期的重要政战略的原案，大多是由作战课制定的。军务局主管预算分配和物资供应，还有权否决作战课制订的作战计划。但是，作战课事先与军事课进行磋商，在实际上只是例外，同时军事课也不会不承认由作战课提出的计划。军事课的角色并不是对各作战计划的预算分配或人员配置加以更改，而是以在陆军的年度预算范围内进行调整为主。[3]

当然，外交政策等与军事作战关系不太密切的政策，一般都是由外务省的有关部门或军务局制定的。但是，作战部经常干预这些政策的决策过程。根据从1939年起担任军务课参谋人员的石井中佐的回忆，作战部算是军务局制定政策过程中的最大的障碍。[4]但与此相反的是，军务局和军部以外的机关，却很少干预作战部的计划制定过程。

由于“统帅权”保障着参谋本部的秘密性和封闭性，参谋本部的活动与内阁决定的政策很难达成一致。于是近卫内阁为了在内阁和参谋本部之间进行磋商，而设立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大本营作为作战指导的最高机关，设立于1937年11月，也是参谋本部在战时的别称。但是，由于参谋本部对于提供给内阁的有关作战的机密保持谨慎态度，这些措施不但没有取得效果，不久以后，联络会议也失去了本来的作用。[5]

2.作战命令的制定过程

军事作战计划中的重要事项，天皇裁决以后，以命令或指示的形式，传达到现地部队，其中最有权威的是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大陆命”）。从大本营的设立到1941年12月的日美开战，其命令数量达到554条。权威性在其次的是参谋总长根据敕命而发布的大本营陆军部指示（“大陆指”），在上述同一时期，其数量达到约840条。以上发自东京的共约1400条主要命令或指示，都是由作战课起草的。[6]

这些命令的内容包括士兵的动员和编成、物资和资材的确保、运输手段的确保以及预算措施。作战课参谋人员在起草命令时，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有关部门进行磋商。随后，作战部长与参谋本部的有关部长，在必要时还要与海军军令部和陆军省进行磋商。在一系列磋商中，他们不仅要审查文件，而且要进行假想战斗展开的图上演习（地图上的模拟试验）。以上是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与陆军省军务局长进行磋商，其后在第三阶段，向参谋次长说明，最后向参谋总长说明，由参谋总长做出裁决。虽然作战命令的内容通常到第二阶段大致就已确定，但由于参谋次长和参谋总长也会参加各阶段的审议和磋商，可见，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并没有被忽视。

陆军省方面，只有军事课干预作战命令的形成过程。因此在战时，军事课的权限十分大，其作用也非常重要。军事课与参谋本部调整的事项，包括预算分配、资材筹措、士兵动员和运输等涉及广泛的范围。尽管军事课可以以预算不足为理由，来抑制作战课的作战计划，但在实际上，则是一次也没有抑制过。[7]

本文将探讨以陆军核心参谋人员为中心的政战略决策过程，以及它与现地军的作战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核心参谋人员的政战略构思和现地军作战行动之间的互相作用，指出导致现地军“独断”行动的机制。

二 事件的扩大过程

1.核心参谋人员的动向

（发生在卢沟桥的）局部冲突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全面战争？关于这个问题，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东京的陆军中央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不扩大派”被“扩大派”压倒而产生的结果。以石原莞尔作战部长为中心的“不扩大派”，主张由于与中国的开战难以避免长期化，国力的消耗恐怕影响对苏军备，引起苏联的干涉，所以主张要局部地解决事件。但是，田中新一军事课长和武藤章作战课长等“扩大派”主张“一击论”，即通过打击国民政府军迫使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态度，一举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由于后者的主张占据了主导，日本不能阻止事件的扩大。以上就是一般的说法。

但是，事件发生时，陆军参谋人员并不是明显地分为以上两个派系。在“扩大派”里，主张对中国军队开始全面战争的参谋人员很少。不少参谋人员主张，即使要扩大事件，作战范围还是要限于华北地区，在其他的地区要保护侨民。[8]他们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军队的实际力量的看法，也有很大差距，这反映在每个参谋人员对事件的不同态度上。[9]而且，他们的上司，也就是局长、部长以上的首脑，失去了统一这些意见的领导能力。闲院宫参谋总长太老了，今井清参谋次长和渡久雄情报部长经常生病，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正在病中。因此，在无法期待东京和现地军官发挥领导能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核心参谋人员在决策过程中，就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尤其是石原作战部长的作用和判断，就更加重要了。[10]

发生事件的第二天，石原代替今井次长，直接向参谋总长说明事件的不扩大方针，并用总长的名义对中国驻屯军下达命令：“为防止事件的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在第三天（9日）举行的临时阁议上，杉山陆相提议派遣三个师团，但因为首相、海相及外相表示反对，结果没有被通过。但是，10日中国中央军北上的信息传达后，参谋本部就得到陆军省的同意，再次提出派兵问题。11日的阁议，承认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以及在一定条件下派遣三个师团。同日下午6时发表的首相声明，激烈地批评中方，并发表派兵声明：“下了重大的决心，决定了有关出兵所需要的措施。”但当时还没有进行实际的派遣。虽然这次阁议后的同日晚8时，现地达成了停战协定，但派兵声明没有被撤回。作战部重视阁议的决定，延期派遣军队，注视停战细节协定的谈判。虽然该细节协定于7月19日成立，但因为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对停战协定表示拒绝，在现地进行的谈判受到挫折。20日的阁议，再次决定内地师团的动员和派遣。22日参谋本部却又延期派遣。之后的25日、26日连续发生小冲突事件后，27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才决定暂时延期三个师团的派遣，阁议对此表示同意。中国驻屯军（天津军）在28日开始全面攻击，第二天就几乎占领永定河以北的北平、天津地区。[11]

从这次派兵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从发生事件到7月11日的阁议决定的过程中，原本对派遣内地师团表示反对的石原，后来为什么会表示同意呢？重要的原因可能是10日国民政府军北上的信息。因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军队的实力，认为如果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日本军就会处于劣势，甚至会威胁侨民的安全。[12]

但是，上述阁议的决定没有立即实施，参谋本部延期两次派遣，到27日才决定实际的派遣。这两次派遣延期都反映了通过与国民政府直接谈判追求停战的石原、柴山兼四郎军务课长以及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长的领导能力。但是，在态度不清楚的领导人和参谋人员较多的情况下，担任重要职位的田中军事课长和石原属下的武藤作战课长持强硬的立场，认为只要打击中国军队，国民政府就会屈服，他们与石原及河边相对立。因此，可以说支持石原的作战部参谋人员并没有势力。[13]

另外一个焦点是“不扩大”的意义。阁议虽然在7月27日通过三个师团的派遣，还是坚持采取不扩大方针。参谋本部的派兵计划也把作战范围限制为对北平、天津敌军的歼灭，而让四个师团（包括内地派遣的三个师团）进入保定—独流镇一线。石原的构想是“以最少的兵力占领平津地区，策划持久战略”。[14]石原担心苏联的干涉，因此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再与国民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寻找解决方案，并与陆海军参谋人员商量解决条件。石原的解决条件是以放弃日本在华主要权益（治外法权、华北的特殊利益、驻兵权、租界等），争取中国对“满洲国”的承认，但这不仅受到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反对，而且也没有得到陆军省的同意。[15]

石原到7月下旬还坚持把战斗范围限制为河北省，以事态的不扩大、局部解决为基本方针。

2.上海派兵

以1937年8月9日的大山事件为开端，日中在上海开始了战斗。对于上海出兵，海军比陆军更加积极。8月10日举行的阁议，在米内光政海相的倡议下，确认了现地保护上海侨民的方针，并承认陆军部队的派遣准备。杉山元陆相立刻叫石原来，命令陆军部队做派遣准备。石原主张派兵要限制于华北，不然恐怕扩大到全面战争。但是，武藤作战课长12日在与海军的磋商中，主张陆海军要一致，彻底地打击中国军队，并同意海军的积极派兵。石原说明中方加强在上海的防卫体制，作战已经十分困难了，并表示为难。最后，石原让陆海军同意视情况决定作战地点和作战方法之后，终于不得已表示同意派兵。这样一来，13日的阁议决定上海派兵。这表明参谋本部内的意见仍然没有统一。[16]

14日，为了确定表示政府决议的政府声明，举行了临时阁议。米内海相主张要放弃“不扩大主义”，外相却坚持“不扩大”的看法主张不需要声明，而遭到米内的反驳。藏相从经费的角度表示为难。米内海相对态度不清楚的杉山陆相说，既然一日旦开始日中全面战争，当然要打败南京政府。杉山陆相考虑苏联的威胁说应该坚持不扩大方针努力于早期解决，不同意将目标定为打倒南京政府。[17]公开的政府声明没有表示放弃不扩大方针，并说明这次的出兵不是为了打倒南京政府，而是为了“促进反省”。这表示日本政府也希望避免全面战争。

8月17日，阁议决定“放弃一直采取的不扩大方针，并采取战时态势上所需要的准备对策”。海军照字面解释，这就是不扩大方针的放弃，陆军却解释这次放弃的只是把战区限制于华北的不扩大方针，因此还在维持不扩大方针。陆军这样的解释，反映了石原的意思。

3.保定战役

8月24日，政府决定从内地动员3个师团后，参谋本部废止中国驻屯军并重新组成8个师团的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任司令官）。8月31日，参谋本部对华北方面军下达命令，为了击溃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以谋求事变的早日解决，应该歼灭河北省中部的敌军。保定战役的作战地区定在保定—沧州之线及其附近，所以这时的作战地区还是有限制的。[18]

保定战役的目的是与已经开始的对上海、南京的轰炸相配合，给中国军队以极大的打击，早日结束战争。待日军在9月24日占领保定后，这个战役就结束了。但由于中国军队采取退避战法，并没有完成作战目标。[19]

10月，参谋本部把在中国的主要作战地区转移到上海，把华北方面军的两个师团派到上海。同时，华北作战目的也从歼灭河北省中部的中国军队，改为确保占领地区的稳定。但是，华北方面军从保定—沧州线到石家庄—德州线扩大作战地区，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限制线，到10月3日占德州，10月中旬占石家庄。作战部在12月下旬，不得已把华北方面军的基本任务从歼灭河北省中部的敌军，改变为确保太原—石家庄线以北地区的稳定。本来打算保定会战后结束的攻势作战，因为受到华北方面军的影响而扩大为石家庄战役。[20]

现地军不受约束的问题，反映了参谋本部内部“扩大派”主张的抬头。石原和河边把极限定于保定附近，主张要确保占领地区的稳定。“扩大派”却主张为了不让中国军队采取持久作战而在短期打败国民政府，需要扩大作战地区。这样的看法支持了华北方面军的行动。华北方面军认为，为了摧毁南京政府的抗战意志，要攻击以后会成为持久战略基地的徐州。[21]

总之，在陆军主要战场的华北，中国军队的退避战法使陆军不能达到作战目的。在上海，陆军虽然加强了军事力量，但因为有中国军队的不屈抵抗，陷入了胶着状态。

三 从华北向华中

1.攻占南京

9月末，石原作战部长调走后，“扩大派”的下村定少将就任作战部长。虽然下村也跟石原一样担心苏联的干涉，但是又认为为了避免苏联的干涉，要歼灭敌方主力军而赶快结束战争。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苏联干涉的危险性也会增大，下村认为要把陆军的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华中。[22]同年8月，第十一师团长多田骏中将代替重病的今井清就任参谋次长，他曾经担任过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等，对下村的想法有一定的了解。

下村认为，为了打破上海的战争局面，需要在杭州湾登陆。11月5日，第十军在杭州湾进行奇袭登陆。这次作战不久，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合并，组成华中方面军，其任务是摧毁敌方的战斗意志并早日结束战争，这就与华北方面军的任务完全一致了。杭州湾登陆、打破上海方面的僵持局面后，中国军队开始退却。第十军为了截断敌方的退路要求追击。作战部把作战地区定于苏州—嘉兴线以东。派遣军迅速进至限制线，并主张废除限制线而进攻南京。[23]

下村认为为了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需要攻占南京。但是，河边作战课长等少数核心参谋人员反对作战范围的扩大，因此引起是否废除限制线而进攻南京的激烈争论。最后，华中方面军再三要求把作战部的方针转向进攻南京。[24]不扩大方针仿佛风中之烛。

2.围绕和平的纠纷

占领南京后，由德国陶德曼出面进行调停工作，这可以说是一个媾和的好机会。核心参谋人员围绕如何处理蒋介石政府，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和平方案。本来，石原等东京的“不扩大派”是以与国民政府谈判为前提主张讲和的。在华北进行的多次作战都是为了以压力促进南京政府“反省”，以迅速达成对日本有利的和平协议。但是，现地军和关东军否认蒋介石政府，认为不如培养地方政权、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因为南京陷落过程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进展，后者的看法迅速影响了东京的核心参谋人员。[25]

从12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上旬，陆军和政府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关于讲和条件的研究。参谋本部作战课不但认为南京陷落不会摧毁蒋介石政权，反而害怕战争的长期化，要求趁这个机会，以比较宽大的条件，与蒋介石政权实现和平。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南京陷落将会削弱蒋介石政权的势力，进而主张对蒋介石政权提出更加苛刻的媾和条件，或主张否认蒋介石政权，从而否定讲和谈判本身的必要性。作战课重视与蒋介石政权进行讲和谈判，而对多数派提出的和平条件做出不少让步，结果和平条件不为中方所接受。[26]

上述过程表明，对处理事变的讲和和外交问题，作战课也并不容易坚持自己的主张。

这样一来，随着南京的攻占，否认蒋介石政权而期望培养新的“中央政府”的看法，在陆军内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从而失去了以南京陷落为契机的最好的中日讲和机会。在促使南京政权否定论抬头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就是谋求以华北为中心设定日本的主要经济权益。这样的看法，在北平的参谋人员中，比在东京的参谋人员更加强烈。后来，华北方面军首先建立了华中、华北两个“地方政权”。

四 汉口·广东作战

占领南京以后，作战课决定在1938年夏季之前，不实施新的作战方针（不扩大战局）。这个方针在1938年2月得到天皇的承认。[27]华北方面军为了把华北和华中两个占领地区连接在一起，要求进行歼灭徐州附近敌军的作战，但作战课坚决不同意。[28]1938年1月，桥本群少将继下村定之后，出任作战部长。桥本虽然曾经担任过军事课长、中国驻屯军参谋长，但支持作战课的方针。这时，由于现地军坚决主张发动徐州战役，河边作战课长来到北平，说明为了加强对苏联干涉的警戒，先要确保占领地区的稳定。但是，华北的各军不接受河边的要求。河边回到东京不久收到对他的调职命令，在1938年3月辞去作战课长。作战课参谋人员井本熊男说，河边的调职“完全扫除作战部内的不扩大思想”，之后可以放手进行作战了。[29]

河边的后任稻田正纯大佐认为，为了控制现地军，应该采取适应现地军情况的措施，而逐渐同意战斗范围的扩大。[30]

至此，华北方面军希望的徐州战役得到作战部的同意，4月初发动战役，到5月下旬占领徐州。但是因为中国军队在日军完成包围之前采取退却战术，日本军队没达到包围、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

与此同时，作战部还同意进行汉口作战和广东作战。这两个大战役是在占领南京后，由作战课和现地军开始研究的，尤其是华中方面军，好像对华北方面军抱有对抗意识，对广东作战特别积极，徐州作战被定位为这两个作战的前哨战。[31]情报部认为，只要占领汉口和广州，就实现了对中国主要地区的实际控制，而可以谋求以军事手段解决事变。虽然作战部对于是否能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没有信心，但徐州作战的成功，促进了决定汉口、广东作战。[32]结果，日军以30万人的兵力，到10月末之前占汉口和广东，但还不能使南京政府屈服，因而失去早期解决中日战争的可能性。

如果要从汉口、广东作战找出唯一的政治成果，那就是通过作战部和情报部参谋人员的谋略工作，成功地让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脱离国民政府，成为新“政府”代表。[33]华北方面军实施的建立地方政权工作，已经在华北建立了“临时政府”；而对此抱有对抗意识的华中方面军，则在华中建立了“维新政府”。如何让彼此竞争的两个地方政权合流为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实现中日和平，各方存在着意见的分歧。[34]但通过汉口、广东作战，其目标最后被集中于建立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中央”政权。

现地军的“中央”政权设想是通过汉口、广东作战而产生的压力，让亲日势力离开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中心建立“中央政府”，同时将两个傀儡地方政权结合在“中央政府”的下面。这就以放弃让华北、华中的傀儡地方政权成为“中央政府”，来谋求处理中日战争。1938年11月的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声明）使这个方针成为政府层面的政策。汉口、广州作战后，战争不再是军事战争，而逐渐转变为政治战争。

五 从军事作战到政治战争

1.作战目的的变更

汉口、广东作战后的1938年12月上旬，新的作战指导基本方针得到天皇的批准后发出。该方针是为了准备长期战，确保在中国的整个占领地区，特别在华中、华南限定占领地区的范围，要以最少的武力在此恢复治安，取缔反日势力。日中战争开始以来，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的作战目的，就是要挫败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以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这个目的此时才开始改变。[35]

这样一来，相对于军事手段而言，陆军对于日中战争的解决将更加重视政治谋略。所谓政治谋略就是培养新“中央”政权以引导蒋介石政权衰亡，这个以建立新“中央政府”为设想的新中国政策，就叫作《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纲要》。[36]这个新政策提出了日本和中国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理想。华北方面军参谋人员石井中佐指出：当时只有两个实际的政策，一是在特定地区为防共而驻屯，二是开发利用华北、内蒙古的资源；作为事变的代价，他认为日本必须掌握在华北、蒙疆的驻兵和经济权益。[37]

新方针的原案是1938年7月由作战课起草的。虽然陆军省军务局也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起草关于中国政策的方案，但作战课的原案却基本上都是被陆军省和政府所共有。这是一个核心参谋人员提出政策方案，但没得到根本纠正而成为日本政府最高决定的典型例子。在决策过程中，外务省和海军批评它们没有考虑英美因素，从而产生了围绕新中国政策的解释，陆海军、外务省之间的分歧。但这只是小的分歧，其实它们都同意垄断中国经济权益的基本方针。其结果导致了英美激烈地批评日本搞门户紧闭。[38]

日中战争爆发后，虽然日本政府表明尊重租界等列国既得权益，但在新对华政策中却第一次说明“第三国的经济活动当然会受到限制”。1939年6月华北方面军主动封锁英法租界，因为华北方面军也在考虑租界的占领，所以作战课参谋人员前往北平阻止他们的占领。[39]

随着政治谋略更受到重视，在陆军的核心参谋人员之间，作战课参谋人员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了。在参谋本部，除了作战部以外，情报部的作用也得到增强。此外，作战课的战争指导班，成为参谋次长直辖的机构。并且，在军务局里面，承担陆军外交、政治的军务课的发言权相对地得到增加。由于这些新参谋人员的抬头和作战课领导能力的降低，虽然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事变方案，但并没有促进陆军内部政战略的统一，反而向分裂的方向发展。

2.欧洲战争下的政略

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后，政府决定不干涉欧洲战争，专心处理日中战争。陆军积极支持对于欧洲大战的不干涉政策。虽然诺门坎事件已近结束，但他们认为还有苏联干涉的威胁，因此确保对苏关系的稳定和解决日中战争，被看作当务之急的政策。同时，不干涉政策确认了陆军的方针，这就是排除第三国的干涉，局部解决日中战争（由日中两国之间进行处理）的方针。[40]

到10月，在参谋本部，泽田茂参谋次长、富永恭次作战部长及冈田重一作战课长继任。这是因为中岛铁藏参谋次长、桥本作战部长及稻田作战课长被追究诺门坎事件惨败的责任而同时被调职。但闲院宫参谋总长没有被追究责任。[41]

泽田继任参谋次长时说：“中国事变政、战两方面都陷入了僵局，已经没有主动解决事变的方案，心情沉重。”[42]即使如此，核心参谋人员还是在摸索解决的方法，并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第一是促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汪精卫政权的建立工作和与重庆政权的和平工作。参谋本部合并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创设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这个措施是为了进行参谋本部作战指导的一元化，同时促进和平政略而采取的。

但是，作战部认为，即使新“中央政府”（汪政权）建立并得到承认，汪政权的基础还是很薄弱，因此不会促进事变的解决。于是作战部与政府缔结了一个协定，决定不反对阿部信行内阁建立汪政权，同时陆军的战略和政略不受影响。[43]参谋本部核心参谋人员期望的是与重庆政府进行直接谈判，从1939年夏天起，情报部的参谋人员在香港等地摸索接触渠道。在几个渠道中，很有可能沟通重庆的是以香港为舞台的直接谈判渠道。这就是“桐工作”。1940年5月到6月，该工作发展到令人以为可能实现与重庆实现停战的程度，参谋本部参谋人员对此也抱有很大的期望。[44]

1940年3月，汪政权建立于南京，核心参谋人员以让汪政权与蒋介石政权合并为前提，推迟了对于汪政权的承认。按照户部良一论文所指出，由第十一军进行的宜昌作战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桐工作”。泽田次长本来以不扩大原则反对第十一军和海军所要求的宜昌作战，但受到第十一军的强烈要求，为了“迫使蒋介石进行最后一个决断”终于表示同意。[45]

3.“局部解决方案”的放弃

在逐渐失去解决事变手段的情况下，作战部重视截断蒋介石政权军需物资的援助渠道。西方各国从陆上、海上给蒋介石政府提供的物资援助，被视为中国同日本作战的源泉。[46]富永作战部长和作战课很重视这个作战，不顾军事课和现地军的反对，到1939年11月，陆海军共同封锁从南宁到法属印度支那的渠道。到12月，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团占领南宁，但遭到国民政府军的冬季大攻势，到1940年2月才完全占领南宁。结果，这个作战不但没有取得特别的效果，而且依靠作战产生的压力进行的外交谈判也被迫中断。到1940年春天，围绕第五师团侵入法属印度支那还是把它转移到中国方面，引起了争论。[47]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法国在欧洲战线的败北。1940年5月末，华南方面军（由第二十一军升格）向中国派遣军提出向法印边界的龙州、镇南关派遣军队。华南方面军说明这在该军的作战范围以内，不需要重新下命令。对此，作战课人员向华南方面军独断“暗示”，要求派遣兵力到边界附近。[48]

6月17日，第五师团向中越边界的龙州开始行动，到7月1日占领镇南关和龙州。因为作战部为了昆明作战而承认对法印进行武力干涉的必要，所以作战课人员的行动并未偏离本来的构想。泽田次长为调查实情赴南京，重新了解“下级幕僚的策划”。泽田强调如果法印没有拒绝军队通过或利用飞机场，不应行使武力，但华南方面军顽固主张为昆明作战必须在法印设定军事基地，同时要求向法印边界和香港边界增派兵力。参谋本部终于对此表示同意，决定把近卫师团派遣到华南，但没有同意昆明作战。[49]

1940年7月7日，法印政府要求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作战部和情报部接受这个要求，并要求在同盟协定上明确记载进驻法印并可利用其军事设备。这是第一次要求军队进驻。但是，在东京进行的谈判中，法印拒绝这个要求后，华南方面军向泽田次长暗示谈判要拖延，要以现地谈判的方式获得进驻权。作战部对此表示同意，不顾中国派遣军的反对而把华南方面军置于参谋本部的直辖下。其意图就是“为了处理微妙的国际关系，并及时行使武力”。[50]作战部以国际关系的变动为理由，擅自使事态正当化。

作战部和华南方面军提出的进驻法印领土内的要求日益强烈，产生对于现地谈判的压力，这使日本难以实现和平进驻。现地军脱离泽田次长的控制，到9月末根据现地协定进驻法印之前，引起了越境事件和“自主进驻”事件。结果，泽田次长、富永部长及冈田重一作战课长因为未能控制的责任而被调职。

此时，土桥勇逸情报部长依靠军事压力，通过武官渠道，要求英国和法国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51]外交渠道的正式谈判从属于武官渠道的谈判，这样异常的事态，围绕截断援蒋渠道的问题重复发生。在这一点上，对重庆政府的“桐工作”也一样，外务省不能参与参谋本部开拓的谈判渠道。

在进驻法印的过程中，给核心参谋人员和现地军的判断带来很大影响的是法国在欧洲战线的失败。继荷兰、法国的失败之后，在已经可以预见英国败北的6月下旬，核心参谋人员终于开始研究攻略东南亚的政战略。作战课以欧洲战线的德国胜利和取代米内内阁的新内阁的出现为前提，制定以南进为核心的新国策案。新国策案立即就得到有关组织的承认，到7月末成为近卫内阁的新国策。[52]

新国策把日中战争的解决视为不是日中两国的问题，而是联系欧洲国际关系变动的问题。日中战争的局部解决主意已经是风中之烛了。然后，1940年秋天，局部解决主意完全被放弃。10月，“桐工作”的失败已经很明显，到11月不得已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核心参谋人员来说，重庆和平工作的失败意味着日中两国之间处理战争已经不可能了。

1940年10月就任新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少将，在11月1日的日记上记载：直接使重庆政府屈服成为“次要”课题，“中国事变通过东亚的全面解决，应该自然会解决的”。[53]“东亚的全面解决”意味着陆军多年愿望的“北方战争（对苏战争）”和“南方战争（对英荷战争）”的解决。也就是说，依靠1940年9月缔结的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威力，挑战“北方战争”和“南方战争”，只要形成不依靠英美的自给经济圈，并在东亚奠定牢固的地位，日中战争也就会自然地解决的。[54]

1941年1月，作战部参谋人员基于田中的意向，在陆军的权限范围内，总结出两三年后的“大东亚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其要点，一是及时以必要力量解决南方问题，并形成自给自足态势。二是对苏联以保持稳定为当前的方针，同时在满洲、朝鲜增强十四师团的态势和战备。三是对中国事变的僵持现状，利用国际趋势的变化谋求处理。[55]第一个要点意味着加强对“南方战争”的准备，第二个要点意味着加强对“北方战争”的准备。核心参谋人员的关注点已经不是日中战争本身，而是“北方战争”和“南方战争”，问题就是先要实施哪一个战争。

六 太平洋战争下的中日战争

1.“一号作战”的决定

1941年12月，日本选择的不是“北方战争”，而是“南方战争”。结果，日中战争被视为从属于“南方战争”。开战后，日本政府研讨对华政战略，总结道：“在中国要尽量避免军事上的消耗，为此要尽量避免采取攻击作战。”这样一来，中国战线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在中国军队超过62万，开战后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斗，不能主动进行军事活动了。这时，好像要发泄胸中郁愤，日本大胆进行了“一号作战”。

动员中国派遣军总兵力的80%即约50万人规模的大作战，其决策过程和作战实施中，真田穰一郎少将和服部卓四郎大佐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真田在1941年1月从中国派遣军参谋调任军事课长，开战后，1942年4月任军务课长，1942年12月任作战课长，1943年任作战部长，1944年12月任军务局长。服部1941年7月从参谋部作战班长调任作战课长，开战后，1942年12月任陆相秘书官，1943年10月再任作战课长。从以上的经历来看，两者都是从1941年初在参谋本部作战部任职的典型的精英军人，在从日美开战到太平洋战争后期，发挥了影响日本军事战略的决定性作用。

这二人开始认真考虑一号作战是在1942年12月太平洋方面的失败——从瓜达尔卡纳尔撤出以后。真田大佐实际上主张从瓜达尔卡纳尔撤出，之后在1943年，他认为为了改变在太平洋战线的军事劣势，同时为奠定经得住长期作战的战略体制，中国大陆的中国派遣军和东南亚的南方军要保持密切协作，而进行确保南北交通线的“大陆打通作战”。[56]

服部到1942年12月为止，作为作战课长，应中国派遣军的要求，在准备进行“五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四川的作战。但是因为在瓜达尔卡纳尔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消耗了物质基础而被迫停止作战。他在谋求另外一个在中国进行攻势作战的机会。[57]根据熟悉他们二人的井本熊男的说法，他们都在考虑“以大陆作战弥补太平洋的撤退”。[58]

1943年10月，真田作为部长、服部作为课长赴任参谋本部作战部后，两人打成一片，推进一号作战。而且，他们以陆军独立实行作战为基本方针。这时，支援重庆军队的在华美空军的活动越来越厉害，在日本南北联络线的中国东海上，击沉了日本的输送舰，有时还袭击台湾。

作战部为了了解一号作战的可行性，用兵棋在地图上进行大规模演习（称为“虎号兵棋”），这是为了在陆军军部内说明其作战的必要性，而并不是为了考虑停止或延期作战。批评真田和服部作战构思的参谋人员，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内似乎已经没有了。最激烈批评的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他们虽然指出一号作战不过是“不得不承认将来可能发展到重庆作战的一个很笼统的概念”，[59]但并不是反对作战的本身。

1943年末，参谋本部在试探中国派遣军的意向后，立即着手拟定作战的具体方案。派遣军虽然拥有约60万兵力，但因为以确保占领地区的稳定为主要任务，而不采取超过占领地区和其周边地区的积极作战，军队的士气有些低落。参谋本部积极关注一号作战，鼓励了派遣军的幕僚们。[60]

作战部基于派遣军计划制定的作战计划，其作战目的有击溃敌方航空基地、确保与南方军的陆上联络通路、毁灭重庆政权等。作战部长河边参谋总长请东条陆相承认这个作战计划的时候，东条对此附加一个条件：作战目的要又单纯又清楚，集中于击溃航空基地这一个目的得到彻底实行，之后再表示同意。[61]

1944年1月24日，杉山参谋总长向天皇上奏集中击溃航空基地的一号作战，得到天皇的批准。但是，参谋总长基于天皇的命令对中国派遣军指示的“一号作战要纲”，除了击溃敌方航空基地以外，包括确保与南方军的联络、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抗战企图等其他的目的。一号作战实际上包括“大陆打通作战”，这可以说是反映真田和服部的意愿与中国派遣军的积极姿态的。东条陆相1944年2月兼任参谋总长，再次指示彻底击溃基地，作战部只是回答今后在现地的作战指导上考虑这个指示，事实上忽视了东条的意见。作战开始后的1944年6月，东条将参谋次长派到派遣军，要求以击溃敌方机场为主要作战目的，派遣军却强调对重庆的打击，不改变既定的方针，而继续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62]

2.继续还是中止

一号作战前段的湘桂作战进展顺利，但是攻占衡阳时，重庆军队的抵抗特别激烈，而且日本的补给线受到美国军机的攻击，日军经过艰苦战斗，到8月8日才占领衡阳。衡阳的占领，算是一号作战的一个重要转机。

1944年6月末，日本放弃中部太平洋的塞班岛，使太平洋的日军处于劣势，到7月，日本在从缅甸北部到印度进攻的英帕尔作战上又被打败了。之后，作战部重新考虑全盘战略，决定以日本本土—冲绳—台湾—菲律宾的防卫线，迎击敌方进攻。这时，陆军要考虑的是在“捷号”作战构思上，应该如何定位一号作战，具体而言，就是要决定是按照本来的计划展开一号作战实施桂林、柳州攻略，还是停止作战。[63]

1944年9月13日，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向畑总司令官说明陆军上层的意见：除了参谋本部作战部而外，参谋总长、次长及陆军省都认为进攻柳州恐怕像英帕尔作战一样，会遭到补给物资不足的问题，因此应该停止；但如果以天皇的命令停止也不太合适，所以希望中国派遣军向上级陈述打通粤汉线后，就会停止一号作战。9月下旬，畑总司令官将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派到东京，与参谋本部交换意见。根据松井的报告，只有作战部主张一号作战的目的和计划都不需要更改，参谋次长和陆军省却对此抱有很大的疑问。[64]

尽管存在这些反对意见，一号作战还是继续在进行。这是因为作战部坚持继续实行一号作战的方针，另外，中国派遣军支持作战部的方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派遣军认为不能停止作战或缩小作战范围，而应该继续作战。派遣军的参谋如此认为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收到关于太平洋战线和英帕尔战线的正确信息。

一号作战继续实行的决策过程中，真田作战部长和服部作战课长的坚强意志，比派遣军的意向更加重要。尤其是服部作战课长认为，失去塞班岛后更需要一号作战，并且一号作战是为了促进在10月展开的菲律宾作战（“捷一号”）准备的唯一根据。为此，他自己拜访了派遣军，向其说明日本现在在缅甸北部和太平洋战线处于不利的战况，为了确保日本本土和东南亚之间的交通联络，还要继续实行一号作战。[65]

服部已经了解到日本处于补给困难和美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但他还是用把菲律宾作战和一号作战视为表里一体的理论，说明继续实行一号作战的必要性。[66]虽然战争指导班对此提出了批评说：服部表示的“可以期望航空歼灭战的成果”等，“理由都不是基于冷静观察的，现地的实情更加严重……我军认为要把全力倾注‘捷一号’作战，并停止中国第二期作战”，但陆军最高领导也不能排除服部等的主张。[67]

这样一来，一号作战继续实行，第二期的湘桂作战、粤汉作战都提早结束，攻占航空基地以及打通法印联络线都已完成，到1945年初，一号作战的目的已经实现，并没有重复英帕尔作战的失败。强行进行一号作战，没有给服部和真田带来批评，但也没有给他们带来赞誉。这是因为跟服部强调的不一样，中国战线和太平洋战线没有关系，中国战线的胜利并没有导致日本在太平洋战线的胜利。说得极端一点，一号作战的局部胜利，就是因为服部和真田的愿望符合了中国派遣军的愿望而产生的结果，并不是基于合理的战略判断和精巧的战术而产生的结果。

结论

本文对于日中战争期间陆军的政战略决策过程，以参谋本部核心参谋人员的作战构思和现地军的对应为中心进行了考察。从处理中国事变的政战略观点来看，1938年秋天的汉口、广东作战，算是一个主要的分界点。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可以称为第一阶段，在第一阶段以军事作战压迫蒋介石政权而抓住处理事变的机会。之后的第二阶段，其政略是以确保占领地区的稳定并不扩大作战地区为主，重视和平工作和新“中央”政权的建立。第三阶段就是1940年秋天以后，在这个阶段，军事上、政略上都已经没有日中两国之间处理事变的手段，因此不得不期待国际关系的变动和第三国的调停。这就意味着局部解决方案的放弃。在日美开战后的第四阶段，中国的战争被置于太平洋战争的从属地位。

上述阶段性的发展过程表明，实际的事变解决政策越来越难以实现，在核心参谋人员中，根据主观愿望的推测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特征，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政战略的形成过程中，虽然中坚层的影响力确实很大，但并不意味着这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局部长以下的参谋人员联合起来发挥的影响力。各参谋人员都重视自己所属组织的任务，因此，他们之间也是有立场或意见的差异。但是，在制度上最受重视的是作战部长、课长的判断和领导能力，因此，这些职位的人事安排可以说是影响作战基本方向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事变的初期阶段，下村代替石原任作战部长，是引起事变从华北向华中扩大的原因之一。

陆军上层难以控制作战部参谋人员的原因之一，是后者的判断和说服的背后常有现地军的后台或支持。就石原来说，因为没有现地军的支持，他的立场总是不稳定。现地军的主要作战行动是预见作战部的意图或者根据独断的判断实施的，作战部对此往往予以追认和默认。作战部队的教学示范，“战斗纲要”里面有鼓励独断的一句话，说“独断这个精神并不是与服从相反的”。[68]实际上，大量战场上的命令，不少都要委托现地军决定作战地区和战法，自满洲事变以来，依靠独断的意识更加明显。因参谋本部的默认或追认现地军的“独断专行”而产生独断的连锁，甚至带来下一个积极的作战。一号作战的时候也同样，第十一军没有第六方面军和参谋本部的承认，根据独断而进攻柳州和桂林。[69]这些独断行动没有被追究责任，这不是因为一号作战的成功，而是因为行动完全取决于派遣军参谋们的判断。

同时，就像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竞争过积极作战一样，现地军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是引起独断专行的一个原因。

在第二阶段，政略更加受到重视，一方面情报部和军务局的角色相对增强了，因此增加了参与政战略决策过程的参谋人员人数。但另一方面，因为参谋人员之间的分裂倾向更加明显，指导部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在历代参谋次长之间，泽田次长是发挥较强领导能力、掌握核心参谋人员动向的次长之一，但连他也感到了控制能力的有限。

此外，影响每个阶段决策过程的因素，是对国际关系的考虑。在第一阶段，一方面苏联干涉的威胁使东京的抑制战区扩大的作战计划正当化；另一方面，现地军不一定感到苏联干涉的威胁，因此，对作战地区的划定，东京和现地军彼此的想法相差悬殊。在第二阶段，东京认为英美的对日批判比苏联干涉的威胁更重大，东京尽量避免刺激英美法的态度，增大了现地军的不满。在第三阶段，德国的欧洲获胜而居支配地位，影响了东京依靠轴心同盟处理日中战争的态度，引起了像进驻法印那样的现地军的独断作战。

第四阶段的特征之一，是在因中国战线被置于太平洋战线的从属地位而达到62万人的现地军的不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为了消除现地军的不满，没有考虑与太平洋战线的关系而实行了一号作战。一号作战是一个受到现地军支持的两位核心参谋人员（真田作战部长和服部作战课长），根据自己主观的作战构思实施作战的典型例子。对此，连陆军最高领导的抑制也没起到任何作用。考察局部作战和全面战略之间的关系，也几乎都依靠真田和服部，没有进行有组织的研讨。

（户张敬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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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单位：日本筑波大学。

[2] 表示这样倾向的记录为：木户日记研究会编《稻田正纯氏谈话速记录》，1969，第231～232页；《西浦进氏谈话速记录》（下），1970，第219～220页；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信社，1962，第209、282页等。理论框架为：Chihiro Hosoya，“Miscalculations in Deterrent Policy；Japanese-U.S.Relations，1938-1941，”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no.2（1968）.“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Japan，” World Politics，Vol.26，No.3（April 1974），pp.353-368.

[3] 西浦进：《昭和战争史的证言》，原书房，1980；井本熊男：《用作战日志写成的支那事变》，芙蓉书房，1978，第111～112页。

[4] 《石井秋穗大佐回忆录》，厚生省引扬援护局调整，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以下称为“防卫研究所藏”），1949。

[5] 户部良一：《Peace Feeler——支那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论创社，1991，第168页。

[6] 根据防卫研究所所藏资料。

[7] 《大东亚战争开战时的统帅命令——发出事例》，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未定稿。

[8] 河边虎四郎：《关于北支事变（支那事变初期）的回忆》，《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应答录》，《石原莞尔中将应答录》，1939，防卫研究所藏。另外，从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防卫研究所藏）的描述上也可以看出参谋人员混乱的样子。

[9] 尤其是在石原和武藤作战课长之间，他们的对立就很突出，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距。武藤在调任作战课长之前，任关东军参谋，曾推行蒙古的分离工作和绥远事件，没有重视中国统一国家的成长和中国军队的坚强势力。石原则认为日本应该要支持在蒋介石指导下的、与满洲事变时不一样的、向国家统一方向发展的中国，他尤其主张要停止现地军的华北分离工作。他认为，如果日本和现在的中国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就会立即发展到全面战争，而必须准备进行持久战。见高桥久志《围绕日华事变的军事·外交战略上的分裂和错误——昭和十二～十三年》（1），近代外交史研究会编《近代日本的军事与外交》，原书房，1987，第116～118页；Mark R.Peattie，Ishiha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Princeton，1975），pp.273-286；《石原莞尔中将回忆应答录》，《现代史资料9 日中战争2》，みすず书房，1964，第302～310页。

[10] 按照泽田次长的说法，闲院宫参谋总长“因为年事已高，事务的处理几乎都依靠次长”，上班时间每天大约一小时左右。见泽田《追寻记忆》，第146页；泽田《参谋次长泽田茂回忆录》，芙蓉书房，1982，第20页（泽田的遗稿《追寻记忆》刊登在《参谋次长泽田茂回忆录》）。

[11] 秦郁彦：《卢沟桥事件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

[12] 秦郁彦：《卢沟桥事件研究》，第7章。

[13] 高桥久志：《围绕日华事变的军事·外交战略上的分裂和错误》，第118～121页。

[14] 《石原莞尔中将回忆应答录》。

[15] 《嶋田繁太郎大将备忘录》（1），防卫研究所藏。

[16] 《中岛铁藏中将回忆录》，防卫研究所藏，1939，《上海派遣军参谋长 饭村守日记》（同上）。另外，关于上海派兵时的海军角色，参见相泽淳《日中战争的全面化与米内光政》，《军事史学》第130号，军事史学会编，1997。

[17] 《嶋田繁太郎大将备忘录》（1）；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

[18] 《支那事变初期的华北作战史要》第3卷，防卫研究所藏，第2页。

[19] 《支那事变初期的华北作战史要》第1卷，附录《华北方面军作战计划》；第3卷，第164～165页。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战史丛书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第289～291页（尤其是井本熊男的证言）。

[20] 《支那事变初期的华北作战史要》第3卷，第163页；《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384～385页。

[21] 《支那事变初期的华北作战史要》第3卷，第165页。

[22] 《下村定大将回忆应答录》，《现代史资料9》，第386～394页；《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414～423页。

[23] 井本：《用作战日志写成的支那事变》，第162～179页。

[24] 战争指导班参谋人员高嶋辰彦中佐表示：“对于战争指导班努力处理事变，省、部各方面频繁挖来有力班员，加以压迫。”见《高嶋辰彦陆军少将日记》，防卫研究所藏，1937年11月14日。

[25] 刘杰：《日中战争之下的外交》，吉川弘文馆，1995，第101～107页；户部良一：《Peace Feeler》，第76～85页。

[26] 户部良一：《Peace Feeler》，第101～115页。

[27]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483、486页。

[28] 2月4日参谋本部第二课长发华北方面军第一课长电报，《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485、486页。

[29] 井本：《用作战日志写成的支那事变》，第202～203页。

[30] 稻田正纯：《从战略方面观察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国际政治（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关系的开展）》，有裴阁，1961，第158页。

[31] 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第109～112页；稻田：《从战略方面观察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第159页。

[32]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第546～547页。

[33] 臼井胜美：《日中战争与军部》，三宅正树等编《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2），第一法规出版，1983，第81～82页。

[34] 户部良一：《Peace Feeler》，第168-173页；高桥永久志：《日华事变初期的陆军中枢部》，《近代日本研究》第7号，山川出版社，1985，第204～212页。

[35] 井本：《用作战日志写成的支那事变》，第306～308页。

[36] 关于这个方针的制定过程及其问题，参见户部良一《Peace Feeler》，第280～339页。

[37] 《石井秋穗大佐回忆录》。

[38] 户部良一：《Peace Feeler》，第284～305页；臼井：《日中战争与军部》，第78～80页。

[39] 《事变处理要纲案》（1937年12月），《现代史资料9》；永井和：《日中战争与日英对立》，《日中战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第239～362页。

[40] 波多野澄雄：《向南进的盘旋：1940年》，《亚洲经济》第26卷第5号，1985年，第27～29页。

[41] 泽田：《追寻记忆》，第148～154页。

[42] 泽田：《追寻记忆》，第29页。

[43] 泽田：《追寻记忆》，第168～170页。

[44] 《桐工作关系资料》，防卫研究所藏。

[45] 泽田：《追寻记忆》，第177页。

[46] 《七月以后判明的敌方各渠道的输送状况》（1940年9月30日），《昭和15年·陆支密大日记》第25号之3；防卫研究所编《法印物资封锁对敌军补给的影响》（支情第9号，6月25日），《法印问题经纬 其一》，防卫研究所藏。

[47]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1〉》，朝云新闻社，1973，第48～53页。

[48] 参照《法印问题经纬 其一》，见泽田《追寻记忆》，第201～202页。

[49] 军事史学会编《机密战争日志》（下），锦正社，1999，1940年6月18日条；《大本营陆军部·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1〉》，第50～51页；泽田：《追寻记忆》，第179～180、202～204页。

[50] 泽田：《追寻记忆》，第207页，《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273～274页。

[51] 《土桥勇逸中将回忆录》，防卫研究所藏。

[52] 参照《机密战争日志》（上），1940年6月21、22、25日条，7月1～4日条；波多野：《向南进的盘旋：1940年》，第37～43页。

[53] 《田中新一中将业务日志》，1940年11月1日条，防卫研究所藏。另田中《大战突入的真相》（元々社）表示：“已经几乎没有局部处理事变本身的可能性。只有把事变看作综合欧亚的国际大变局的一个环节，才能处理事变……日本当初坚持的局部解决事变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第13页）

[54] 从《关于“支那事变处理要纲”所需要事项的说明》（11月4日陆军案）（《昭和15年·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册 其一》，防卫研究所藏）可以看出同样的意见。

[55] 《机密战争日志》（上），1941年1月16日条。

[56] 《战史丛书 大本营陆军部〈7〉》，朝云新闻社，1973，第548页。

[57] 《甲谷悦雄大佐回忆录》（1954年调整），防卫研究所所藏。

[58] 井本：《用作战日志写成的支那事变》，第498页。

[59] 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志》，芙蓉书房，1985，第199页。

[60] 《战史丛书 一号作战〈1〉》，第12页。

[61] 《战史丛书 一号作战〈1〉》，第28～29页。

[62] 《续·现代史资料 畑俊六日志》，みすず书房，1983，第473页：《机密战争日志》（下），1944年6月16日条。

[63] 井本：《用作战日志写成的支那事变》，第570页。

[64] 《畑俊六日志》，1944年9月13日、10月5日条。

[65] 宫崎舜市中佐：《支那派遣军的统帅》，防卫研究所藏。

[66] 《战史丛书 一号作战〈3〉》，第698页。

[67] 《机密战争日志》（下），1944年9月14日条。

[68] 白石博司：《满洲事变时的战争指导》，防卫研究所藏，1990，第139～140页。

[69] 《战史丛书 一号作战〈3〉》，第414～424、431～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