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略

马振犊[1]

1937～1945年发生的中日战争是中国和世界近代历史上的一场著名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执政者，指导了抗日作战，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作下，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确定的抗日军事战略对于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国民党抗日战略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就对于研究整个抗战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 国民党的决策机制与中方抗日战略的形成

战前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是“以党治国”的集权统治，即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末以来，中国虽然经过了急风暴雨式的民主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其政权形式比封建时代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其实质并未发生彻底的改变。在一个拥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封建君王思想和实施独裁统治的习惯根深蒂固，深入社会底层。民国初期，国家刚刚从清王朝的旧臬中脱胎而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皆深受封建思想的浸淫，这种状况，绝非经过一两次革命所能彻底改变。辛亥革命之后，尽管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在国民党人效仿西方共和制国体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权机构内，国家大政方针的最后裁定权仍然掌握在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一人手中，在军事作战领域内尤其如此。因此其抗日战略的形成与制定也不能例外。在这种情形下，中方的抗日战略基本上是以蒋介石个人的意志为导向，其他人的意见只能给蒋起到参考辅助作用，而一般不能在公开场合进行讨论和辩论研究，更无法直接对蒋的决定形成否决。这是当时中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也是中国的决策机制的实际情况。

国民党的军事决策体系是怎样运作的呢？概括地说，就是以一人为中心而形成的一部官僚机器。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抗日军事战略的形成与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蒋介石基本抗日战略思想形成的研究，虽然它不是全部，但却是其基本的内容，而这种思想，在战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我们首先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前关于未来中日战争的设计和谋划进行简单的回顾。

在战前的内外方针与国防政策方面，蒋介石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他对内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剿共”内战；在外交战略上则实行防苏甚于防日的方针。“认为当今中国的威胁，苏俄第一，日本第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其抗日战略的制定便呈现出先天不足的特征。他把主要精力以及军力、财力都用在了内战上，对于日本军队的不断侵略，只能采取步步退让的方法。直到1935年后，“剿共”内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加之日本的威胁加剧，国内抗日呼声高涨，使当局逐步意识到再不准备抗日，政府有倒台的危险，这才开始进行若干的思考与准备。当时蒋的许多谋士，包括军事家蒋百里与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等人在内，都曾向他提出过具体的抗日战略设想，其中包括持久战思想的萌芽和“引敌南下”的战略设计等。这些分析建议对于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直接造成他后来确定战略政策的基础。以至于在1935年后，国民政府的国防指导方针便逐渐地转向以抗日为中心，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一些实战的准备。但纵观其战前的抗日战略，其主导思想仍是“应战而不求战”，以及“以战求和”，以“恢复九一八前的态势”为首要的目标。

二 战争爆发后的战略应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准备召集全国各党派人士及社会名流举行谈话会，共商国防大计。他在听取有关七七事变的汇报之后，立即下令“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2]

7月8日，蒋介石电令正在四川办理整军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火速回京，拟定军事动员、作战计划等。9日又下令调遣两师兵力“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准备抗战。[3]13日，他向宋哲元明确表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及个人之人格。”他同时十分自信地表示：“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签任何条约，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决宣战。”[4]蒋氏的这一讲话，确定了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方针，对国民政府初期抗战起到了动员作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提出了解决“卢案”四项强硬条件。他郑重表示：“万一到了最后关头，吾人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是，“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迫不得已的办法”。“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和平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5]

自7月11日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各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官邸连续举行会议，紧急商讨对付卢事方针及国内军备动员、兵力调遣等应战措施。到8月12日止，会议共举行了33次，这些会议对于制定抗战初期南京政府政治、军事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其所涉及的内容如下。

第一，派遣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北上，向宋哲元转达南京政府抗战决心的决定。

第二，调遣中央军北上，做好应战准备。

第三，商讨目前对日谋略与外交方针。最高军事会议主张“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因此“我们希望缓兵，以完成我方准备。即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之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久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而任宋明轩之妥协运动之进行，如果结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则中央可追认之，否则，中央仍予以否认。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

第四，关于国民党内各地方实力派对卢事的反映。除了位于第一线的宋哲元部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参加抗战。山东韩复榘“态度良好”，他致电南京政府表示要“抵抗日本之侵略”，其战略为“实行持久战”。四川刘湘通电“请缨抗日，并谓遵令整军待命”。[6]

第五，关于接纳中共领导的红军参加抗日作战，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正式告成。

总括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仍然为“应战而不求战”，但蒋介石是抱着不惜与日本全面开战之意图来调兵遣将的，准备以军事实力来与日本周旋一时，最终迫使日方适可而止，双方各让一步，达成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

事实上，南京中央政府的意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华北的战事在地方实力派宋哲元的妥协求安撤防方针指导下，很快归于失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之后，兵分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向南前进，战事不断扩大。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目前战局，制定并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晋绥战场被划分为第二战区，阎锡山被任命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统一指挥该区域的作战部队。该战区的作战任务为：“打破敌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第一战区不敢放胆施行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转用兵力。”[7]

8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在第五、第十师团等部配合下向察绥和山西的前哨要地南口发起猛烈进攻。阎锡山在岭口召集军事会议，布置了设在繁峙、沙河间的“口袋阵”，以图围歼日军坂垣部。但在具体实施时，由于判断错误擅改部署，被敌从平型关右侧后绕袭成功，阎部退守平型关。10月13日，忻口战役开始。激战至26日，娘子关阵地被打开缺口，忻口战场腹背受敌。11月8日，日军攻击太原。晚9时，守城部队全部撤退，太原城失守。[8]太原失守标志着中国军队在山西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事基本结束。阎锡山所部退往晋南地区。而日军因在山西消耗过甚，一时亦无力继续追击作战，北方的战事暂时停息下来。

三 上海的主动出击

北方战场战事的扩大暴露了日本全面侵华的企图。国民政府统帅部不得不面对现实，确认现在已不再是谈论是战是和的时候，而是面临着怎样打的抉择。

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国政治、经济重心所在，以经济中心上海与政治中心南京相连的宁沪地区是中国当时的心腹要地。因此，上海便成为东大门及保卫首都的屏障，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的东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垂涎已久，但是由于当时战争集中在华北，在开战之时，日方并无在上海作战的具体计划，只不过考虑到在青岛与上海两地派兵保护日侨的可能。

根据“一·二八”后的停战协定，上海地区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他们以虹口陆战队本部为中心构筑了80余处阵地，并储存了必要的战备物资。7月，华北战争爆发，以长江方面为“警备区域”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正在台湾指挥演习，闻讯后即赶赴上海。7月11日，他召集“特别警备会议”，向海军军令部提出报告，认为有必要在上海、南京一带发动战争，“如果局限战域，则有利于敌方兵力之集中，深恐将使我方作战困难。为置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着”。[9]但至8月上旬末，日方的作战方针仍然是“陆军仅派至华北，为保护日侨可动用海军，勿须陆军出兵上海”。[10]尚未发现日本最高军政当局直到《虹桥机场事件》前夕，有在上海开战的计划及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然而，由于日本海军急于加入对华战争，其领导机关与下属舰队不顾一切地开始了在上海的备战。

此时，在中国方面，自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意识到日军如再由上海入侵，将轻易威胁国都南京，故而对宁沪杭腹地的防御计划给予了相当重视。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在这一地区构筑国防战备设施。经过数年的努力，花费一百几十万元的资财，修成了三道国防作战线，即上海至杭州国防线、吴江至福山国防工事（苏福线）、无锡至澄江（江阴）国防工事（锡澄线）。到1937年，全部工程已基本完成。毫无疑义，这些战备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对付日寇的侵略。

1935年秋，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还着手制定了完整的《国防作战计划》，其内容包括阻止日军扩大侵华战争。这份计划的总方针为：“为保全国土的完整，维护民族生存起见，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张以北之地区，作韧强之抗战。随战争之推移相机转移攻势，将敌人歼灭之。”它将察哈尔、河北、绥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9省划为抗战区，其中又进一步划为6个防卫区。计划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宁沪杭一带设置防御。宁沪杭地区由唐生智负责，并以湖南全省和安徽南部、江西北部驻军为京沪杭地区后援部队。[11]仅就这一计划具体内容来看，很显然，中国方面对于防御日军侵略宁沪是有比较全面的设想的。

中国方面在宁沪杭地区的备战工作并没有停留于纸面。1936年后，京沪警备区司令张治中，积极着手对日抗战准备工作。他在陆军军官学校内设立了一个高级教官室，专门主持制订京沪分区防御计划及实施，以后又扩充组织，改名为军校野营办事处，内设政治、军事两个组，陆续对沪宁间各重要地区进行具体调查，对防御作战的兵力部署、指挥防线、后勤补充乃至发动民众、舆论准备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设计。根据综合分析，他们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上海必然是战场之一，我们不能重演“九一八”和“一·二八”被动挨打的悲剧，应在敌方发动战事以前，主动出击进攻，彻底摧毁日军在沪军事据点，然后封锁海岸，确保宁沪安全。他们的这一战略设想得到了最高当局的同意。除此以外，张治中还主持了一些实际备战工作，如组织5个师的演习，模拟阻击日军登陆；1936年底又组织军事参谋人员到苏州、常熟、太仓、浏河、吴淞一带进行考察与布置等，宁沪铁路沿线各火车站也奉命进行军运准备。

七七事变后，张治中又提出立即封锁长江水道，围歼长江上游日舰的建议，但这一计划被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日本间谍黄浚密告日方，使日舰得以迅速逃脱，并将汉口日海军陆战队转运上海，加强了日军驻沪兵力。[12]种种事实表明，国民政府在宁沪杭地区进行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先期准备，而在这些准备中包含了一定程度上先发制人的战略目的。

华北战事开始后，中国统帅部认为：华北是一大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活动，并距日方东北补给基地较近，附近又有冀东等伪组织活动，所以形势于我不利。如果全面开战，我方应充分利用在淞沪间既设国防工事，在此投入重兵用以牵制敌人兵力，保卫政治、经济中心，同时还可能使日军触犯列强在华利益引起国际干预。[13]一旦上海开战，应争取迅速歼灭上海日军，封锁海洋。如战事不利，则可退守苏福国防线打持久战，借以待机调停战事，阻止日军侵略。

中国方面对于淞沪地区抗日的计划与准备，造成了中方发动八一三战役的客观条件。

8月9日发生的虹桥机场事件为淞沪战役点燃了导火线，但就8月9日至月底大战全面展开这段时间内的情况分析，中日虽都决心在上海一战，然双方的作战计划与准备工作却大有不同。

事变发生后，日本军政当局开始重视上海方面的局势。“海军中央部研究了解决大山事件的方案，决定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事项，在采取外交措施同时，和第三舰队进行了联络，要求慎重行事。尽管事态的最后解决只能诉诸武力，但在陆军派兵的情况下，攻击开始的时间也须在动员后的20天，因此当前要尽可能不使事态迅速恶化”。“在10日的阁议上……再次确认了就地保护上海侨民的方针。答应准备派遣陆军部队”。日方利用外交谈判拖延时间，从各地调派了三个师团的陆军赶运上海。日军参谋本部此时认为：“上海方面已超出单纯的保护侨民目的，具有给中国方面以沉重打击的意义。”因此，其在8月20日制定的《作战计划大纲》中规定：“以上海派遣军（以五个师团为基干）击败上海周围之敌，而后以一个军（大概以三个师团为基干）确保上海周围的重要阵地线，切断上海—南京间的联系并谋求占领地区的稳定。”这表明，日军在战役开始时只计划攻占上海而没有在华中大战的具体准备。即使在开战以后，日军参谋本部第600号命令仍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地区大概定为联结苏州—嘉兴线以东”，“意在预期方面军主力不超过该线”。[14]曾任中国战场高级指挥官的今本熊男的回忆也说明日方在初期并无使华东成为主战场的计划，[15]日军在华中作战的决心是逐步确定的。

然而，中国方面在虹桥事件发生后即确定了开战措施与大战计划。事件发生后，在对日采取强硬外交的同时，国民党最高当局宣布从此进入对日抗战，命令参加庐山会议的将领回到各部队，开始全面抗日部署。8月11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张司令官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师于今晚向预定之围攻线挺进，准备对淞沪围攻。”8月13日深夜，蒋介石下令张治中发动总攻击，实现“赶敌下海封锁海岸拒敌登陆”的作战计划。同时，“决定将第五十六师主力、第五十七师的一部及独立第二十旅向前推进，采取逼向南下在长江方面作战的敌之侧面的有利态势”。[16]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开赴上海战场。

8月13日上午9时许，中国军队在部分日军士兵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全面攻势，揭开了淞沪百日大战的序幕。

8月18日，蒋介石派陈诚、熊式辉赴沪视察战况，20日返回南京。陈诚向蒋汇报说：敌对南口势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对此表示：“一定打。”陈诚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即派陈诚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赴沪增援。[17]至此淞沪大战再次升级。蒋介石的这一决心体现了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对中日战争的总体战略部署。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下达了如下作战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18]这就是国民政府抗战初期战略设想的基本原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军发动上海抗战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而且早已做了必要的准备。在明知北方战事扩大不可避免之时，中国最高统帅部仍决定将军队之精锐投入上海战场，以期促使日军分散兵力和改变侵华路线。虽然此举有其政略外交与战术上的考虑，但不可否认，从上海战事扩大的客观效果联系中方战前在沪宁间的战备成绩来考察分析，这一决定对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略影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上海方面的激烈抵抗而单凭北方战场苦撑后的败退，以后的战局很可能出现如陈诚所意料的日军从北方战场西进后南下占领武汉，断绝国民政府的退路并合围夹击，使中国陷入灭顶之灾的局面。由于当时华北地区在西北军掌握中，南京政府对北方战场作战的指挥不可能得心应手，万一出现失控，将会造成破坏大局的后果。而在淞沪战场的抵抗则正可收以我之长克敌之短之效。从这一点来看，淞沪战役之意义不在战斗之输赢得失，战役发动后在战略上我方既已首先赢得了主动，争得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上的主动权，而中国所得的这一分又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争得的，这也就是八一三淞沪战役对于抗战全局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新的作战指导计划：“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注意固守平绥路东段要地，最后确保山东、山西，力求争取时间，牵制消耗敌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陆军根据地，阻止后续敌军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以最小限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要地。”[19]其基本方针是在上海战场集中主力部队，直接歼灭上海日军，阻止其援军登陆以保护宁沪安全。从此，长江以南国军停止北调，纷纷向淞沪战场增援，中央军及广东军、广西军陆续派出主力军赴沪。8月底在陇海线东部机动待命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以及已由汉口向保定输送、先头部队已抵郑州的第十八军均奉命转向华东战场南下增援。自8月上旬至9月中旬，淞沪战场中国部队及其陆续开到之大批后援部队总计约70万人在地域狭窄、水网密布的淞沪三角地带与不断登陆的日军开展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搏斗。由于中国官兵的顽强抵抗，使日军两个师团陷入上海苦战中，伤亡4000余人，而不得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及第三舰队司令官，不得不再次急电东京求援。9月6日，日本“决定增派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师团及台湾守备队（重藤支队）到上海”，[20]不惜代价投入陆海空重兵，准备突破中国军队淞沪防线占领上海，而中国守军持久鏖战损失过大，“每小时死伤辄以千计”，军力逐渐不济，这样整个淞沪战局开始发生不利于我的变化。至10月21日，中国军队全线停止进攻而转入防御。

10月底，日军统帅部为了改变目前困难状况迅速解决上海战事，决定再次向淞沪战场派兵，使淞沪战场日军全部兵力达两个军9个师团，这个数目已比华北战场日军全部兵力还多了2个师团。从这点来看，上海战局的发展已实现了中方“引敌南下”的战略意图，但就实际战况而言，日军的压力已超过了中方所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11月5日3个师团的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抄了中国军队的后路，出乎中方统帅部的预料，成为导致上海战局发生逆转之关键因素。

此时日军已从前后两面对中国军队形成夹击包抄之势，沪杭铁路已被切断，中国军队面临被围歼之危险。11月8日晚，中国统帅部决定上海守军全线向吴福国防线转移。但是由于战局变化太快，中方撤退令下达过迟，“部队已陷于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21]11日，上海沦陷。

从八一三战役的发生背景、发动经过、战役发展及其对抗战全局的影响等方面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中方在战事开始时处于主动地位，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方的作战准备、战略计划以及日方参战经过诸种事实中得到证实。

第二，战役最后，中方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由主动变为被动，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角度来看，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军力都比不过日本，暂时的局部的失败在所难免。从具体战役指挥上看，中国方面在如此狭窄的江南水网地带投入70万重兵与强大的敌人开展拼消耗的阵地战，使中方主力战斗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使得接踵而来的南京保卫战严重缺乏参战生力军，很快归于失败，甚至对整个抗战初期正面战场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三，国民政府发动上海抗战的目的，依事前的计划，在战术上是以积极的攻势清除日军驻沪部队，封锁海洋，保卫宁沪安全。据史料判断，也有吸引华北日军分兵南下的意图，最后在客观上也达到了这一目的。[22]国民政府发动上海抗日的战略目的是要向日本及英美各国显示自己的力量，希望以此迫使日本放弃灭华企图；或最低限度拖延战争进程，迟滞日军侵略步伐，同时争取英美的干涉调解，达成妥协停战阻止日本灭华的政治目的。“中枢除积极准备发动全面抗战外，仍秉不求战而应战之一贯主张，准备彻底牺牲。若寇方能停止侵略恢复7月8日前之状态，则犹可（原文如此）最后一线希望”。[23]这说明，上海与华北的抵抗，都是为了恢复七七事变前不战不和的局面。

第四，八一三战役的结果，在战争中给予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大量杀伤了日军，迫使其一再增兵，动用了主力野战军，同时亦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及政府机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并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战略上使日本对华战争陷入持久作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美梦。这正是八一三战役的实际作用及最大意义所在。

战后几十年来，国民党方面的史家与论著对八一三战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论述，他们较多地肯定这场战役“引敌南下”战略作用与意义，把它归结为国民政府有预谋的设计，认为由此改变了日军的侵华战略路线从“由北向南”而变为“由东向西”，这使得中国军队避免了被日军从平汉路南下包抄在华东与华中围歼的灭顶之灾，改变了整个抗战的战略大局，蒋介石的这一谋划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但在事实上，我们根据现有的史料客观地分析，八一三战役“引敌南下”战略作用与意义是实际存在的，但如果说它是战前的具体预谋与计划则不免有言过其实之誉，国民党当局战前是有这样的意识的，这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但它的确不是一份明确的作战方案，而只限于一种朦胧的感觉，八一三战役之发起，直接的目的是要“赶敌下海”保卫首都和“搅浑水”引来英美的干涉，“引敌南下”是它的结果而不是起初的动因，这一意图是在战役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明确的。

上海战事急转直下，使中国首都南京全面暴露在日军的枪口面前。经过三个月淞沪大战的中国军队，其精锐严重丧失，主力部队向宣城、芜湖方向撤退，另外相当一部分军队则集中退入镇江、南京地区。这些残破的军队稍事补充便又充当了保卫南京的主力部队，以致南京保卫战从尚未开始就显示了失败的征兆。

从当时的战场形势及敌我力量的对比两方面来说，南京保卫战是注定要失败的。但不幸的是，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并没有像对待上海作战那样来对待南京作战，整个南京战役没有制定一份像样的周密的作战计划。而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不仅不能公开表明自己象征性防守的作战意图，而且也没有正视现实，听取正确的建议，做好应变善后工作，只是原则上做出了“要守”“准撤”的命令。从战前蒋介石的讲话和下令撤退的时间来看，蒋氏对于南京守城战必然失败是心中有数的，他的坚守两个月的要求以及带兵来援的允诺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蒋氏为了他自己及其政府的脸面，为了政治、外交上的需要，却对死守南京的计划与措施“坚定不移”，这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的遗弃性的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中外注目的中国首都保卫战迅速地以中方的战败而告结束。此役的失败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影响不仅仅在军事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因为它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国人的抗战情绪。

就军事战略方面而言，上海战役失败后，孤城南京已无多少战略价值，此时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是替换、撤退、整补，以重新聚集力量抵抗日军下一步的进攻。但南京贵为中国首都，完全弃守有碍国民政府形象，从政治及国际影响角度考虑，南京要守，但不可死守、固守，因为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死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如果说蒋介石下令守卫南京的意图在于完成其预定战略计划，进一步引敌南进的话，那么，他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这次战役最后造成的事实是，南京城虽然坚守了几天，但随之而来的是抗战开始以后正面战场上最严重的惨败，日军为了报复与发泄兽欲杀害了30万中国士兵及平民，烧毁了城内1/3的房屋建筑，抢掠损坏了无数财产，中国首都的精华被毁灭一空。这在全国人民心中及世界观感上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比弃守南京要轻。当然，这并不是说南京不要守，也不是说日军不遇抵抗就会改变其兽性，问题关键不在于守不守，而是怎样守。如果中国统帅部能够比较清醒地分析形势，对南京战役做出客观合理的部署，为守城部队进退提供详密的计划与周全的安排，那么，此战起码不会造成撤退时的混乱与溃逃。即使中国守城部队能够在给予日寇痛击之后有秩序地撤走，那对于抗战全局及国际视听的影响也许会好得多。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对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地位的评价。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南京保卫战不是一次完整的战役，而是正面战场众多战斗中的一次战例。近年来，南京一些学者经过从南京保卫战的战役发起、敌我双方态势以及作战计划部署等多方面论证，认为南京之役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抗日战役。笔者认为如果从抗战全局高度来综合考虑，将南京之役看成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直接后果和阶段性结束之战更为恰当。虽然中方在南京战役前有部署有计划，但这一切都是匆忙进行的，缺乏冷静周密的部属与处置。另外从日军方面看，攻打南京之日军部队就是在上海作战的部队，而且日本最高当局事前亦无准备攻占南京之明确计划，直至12月初，华中方面军已兵临南京城下时，日军统帅部才发出了含有承认事实意味的“大陆命第8号”作战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24]所以，纵观整个华东战场，日军在苏州以西的行动含有华中方面军独立行动的因素，只不过得到了日本内阁与统帅部的承认而已。日军从上海到南京的作战是一气贯通的，没有出现间隔。所以，从敌我双方的主要因素上分析，南京之役虽然可以称为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但其战略上的从属性大于它的独立性。从这一点出发，不必过分强调南京保卫战的独立性及其作用。

四 外部因素对抗日战略的影响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等人，秉承德国政府旨意，在南京政府军政界要员中开展广泛活动，散布“和谈”空气，欲调解中日战争。法肯豪森向孔祥熙、白崇禧等“指出战局的严重”，要他们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25]南京政府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对日“主和派”更借机推波助澜，要求与日和谈，停止抗日军事。

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干扰与影响了中国军队抗战战略的制定与部署。当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上海守军陷入两面夹击之后，本来中国军队完全可以按照作战计划主动撤离战场，进入吴福线既设国防工事继续抵抗日军，但蒋介石认为，九国公约会议已开，期待已久的国际干涉马上就要实现，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积极调停或许对日军的进攻会有所抑制，因此，中国军队应该在淞沪坚持下去，以利于中日和谈与国际干涉之进行。他复令中国军队坚守阵地，已撤出的部队重新返回，未撤出的不许再撤。这样，致使中国军队前线阵地陷入一片混乱，并直接造成了随之而来的大溃逃。这是蒋介石受德国调停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脱离战场实际，以政治、外交干扰军事战略，而造成战役失利的典型事例。

比较中日两方的情况，我们发现，日本军方在战争上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以致在华北及淞沪战场上都出现了日本内阁的政令追随着前方军令及战争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情况。日方贯彻的是战争第一、战场需要第一，政治外交都是为了军事战略服务的宗旨。而中方则以政治、外交等非军事因素来左右战争指导，结果造成军令朝令夕改，前方将士无所适从，使整个战争偏离了战争规律。

除此而外，在当时中国内部，蒋介石的中央与实力尚存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抗战而完全去除，一旦面临生死考验，就会出现问题。如抗战初期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避战自保，就是一个影响到抗日战略的大事件。

对日本的蓄意侵略，韩复榘在战前及战争开始阶段早有认识。他曾明确“主张抗战到底”，[26]七七事变后，他还向蒋提议“各路同时出击”日军。但在南京开会期间，韩复榘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27]此次进京给韩氏造成不良的印象。8月2日，他回到济南后便停止了抗战的准备工作，但对于日本方面诱其“中立”的企图，仍深知日本用心，坚决表示不管是驻兵或是运兵，日军都不准进入山东。日韩关系“遂告破裂”。[28]

当日军攻占南京以后，华北日军发动了南下打通津浦线战役，试图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线。日军攻入山东后，韩复榘率部弃守济南，向河南撤退，使鲁北鲁中失陷，给全盘抗战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蒋介石为了严肃纪律，特别在郑州召开会议，将韩复榘正法。

韩复榘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因摆不正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在大敌当前之际避战自保弃土失责，试图继续在敌我之间钻空子，最后终于受到了国法的制裁。虽然在这当中不排除外界因素对他的影响，但关键原因还在他自己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在抗战中少有的地方实力派影响抗日战略的例子。除此而外，在整个抗战期间，并没有其他地方派系军队不听调遣的例子。相反的，在团结抗战问题上，国民党内各地方派系首脑及其军队对于全民族抵抗侵略的神圣抗战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觉悟与勇敢的战斗精神。如川系刘湘部，从抗战开始就派兵出川，在山西战场上对日作战；桂系、滇系及原东北军、西北军各部队都全面投入了抗日战争，他们对于中央政府的抗日战略是持完全拥护的态度的。

日军攻占南京后，并没有全力追击向浙皖境内撤退的中国军队，而是集中力量回头攻打津浦线，欲清除南北战场日军西进的侧翼，以确保其下一步作战及占领区之安全。国民政府统帅部为了赢得时间重新部署军队，准备再战，命令第五战区在鲁南徐海地区全力对日军作战，以拖住敌人西进的步伐。以司令长官李宗仁为首的第五战区虽由桂系、川军及西北军各地方派系军队合组而成，但他们在李宗仁的领导下，以徐州为中心，团结一致，对沿津浦线南下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和沿津浦线北上的日本华中方面军实施了腹背作战。于是，抗日主战场上便演出了淮河、滕县、临沂、台儿庄、徐州会战的壮烈一幕，最后竟赢得了抗战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台儿庄大捷，围歼日军主力1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的斗志，对抗日全盘战略产生了有利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地方派系军队的抗日决心与态度。

日军攻占徐州后，下一个战略目标便是武汉。日军统帅部计划，以主力由徐州沿陇海路向西南，再沿平汉线南下攻打武汉。另以华中方面军由合肥趋信阳，溯长江而上武汉，作为辅攻，准备在武汉地区捕捉并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蒋介石对北方日军之凶猛进攻忧心忡忡。在战略上遏制日军在北线西进的步伐，他根据程潜提出的阻敌方案，决定在郑州东北的花园口把黄河南岸堤坝掘开，让河水向东南方豫、皖、苏地区流去，淹没敌军。

6月11日，滔滔黄水，一泻千里，经过陇海路涌入皖境，越过淮河、运河，直趋长江。豫皖苏3省20余县顿成一片泽国，造成了数千公里的黄泛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29]

黄河决口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国民政府阻止日军西进的战略目的，给侵华日军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以机械化部队及骑兵为主的土肥原师团，陷入泥泞与大水之中不能自拔，造成了前后部队的分离。而更重要的是，黄河决口阻断了日军从北方战线迂回西南之路，日军现代化部队无法在北线展开，使其进兵中原的计划顿成泡影。决口之后，西进日军陷入洪水围困之中，准备东撤。光是17、18两日，日军由铁路线东撤兵力即达万余。同时，日本空海军亦全力投入了对被围部队的救援，“在16日至24日之间给两个师团投下补给粮秣、卫生材料等，合计约61吨半”。[30]日军统帅部原定作战计划被打乱，只好变更战略进攻路线，改以华中方面军绕道合肥、安庆，沿长江一线主攻武汉。这样，便演成武汉会战之结局。这在抗战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日军占领徐州，沟通了南北战场。本来日军可以南北两地齐头并进，以北线为主拿下陇海线，使南、北、西三个战场连成一片，然后直取西北再下西南，占领中国军队西退基地而后予以围歼。但因黄河决口，大片河泛区使南北战场处于隔绝状态，从而形成同蒲、平汉北段、津浦三条纵线长期分立的状态，日军因此不得不继续以长江一线为战略主攻路线，而将北方战场战事停顿下来。这一局面直至抗战末期也未改变。这种战局变化适应了国民政府所期望的长期抗战的战略需要，使抗战后方基地西南地区得以保存。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黄河决口，但其中河泛之作用亦应给予如实的肯定。

五 进入相持阶段的战略对策

1938年6月13日，日本内阁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做出决定：进攻武汉，彻底打击国民政府，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占领武汉就可摧毁国共合作抗日的基地，就可以控制中原支配中国。[31]

针对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5日召开会议，讨论武汉防守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调集兵力，部署保卫武汉之战斗。[32]

中国统帅部鉴于南京保卫战演成瓮中之鳖的惨重教训和武汉三镇在地理位置上无险可守之情形，决定一改过去守城阻击的作战方式，把防守作战重点放置在武汉外围地区。在江南，以浙赣山区为新成立的第九战区的主战场，在江北，以鄂豫皖交界处大别山地区为第五战区主战场。统帅部位居武汉，居中协调指挥。

国民政府调动百万大军与日军进行武汉会战，总兵力超过敌军一倍，并且占有地利之优势，按理说应该有所成功。但在整个战役中，由于蒋介石始终是以消极防御的阵地作战来节节抵抗日军，加上国民党军内部腐败作风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量内耗，致使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结果会战未达预期的目的。

日军第一○六师团以轻敌姿态冒险深入万家岭西北，中国统帅部果断决定将留在庐山准备游击战的第六十六军叶肇部调下山来参加决战，10月6～9日向敌发起总攻，终将被围之敌大部歼灭，这就是武汉会战中著名的万家岭大捷。此战挫败了日军突破南浔线之企图，对全国抗日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长江以北武汉外围战场，以李宗仁将军为首的中国第五战区官兵亦投入了空前激烈的战斗。经过数月的激战，中方军队在给日军大量的杀伤与迟滞后，基本达到战略目的，于10月27日下令武汉守军全线撤退。武汉保卫战至此全部结束。

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在徐州会战时所设想的日军转攻为守的战略阶段终于到来了。

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对此阶段日军的态势曾做过以下的分析：“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要进攻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做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的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广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的差不多了”，这“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33]

攻下武汉之后，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曾拟订计划，准备立即攻打长沙，但未得到大本营的批准。不仅如此，大本营还明确指示在华日军改变作战态势，以“确保占领区”为指导方针，把兵力转向日占区战场，对共产党武装及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扫荡战”“治安战”，以稳定后方。在正面战场上停止战略进攻，对国民政府及军队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军事上以局部战术攻势来达成全局战略守势上的有利地位，不断地消耗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配合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中国实施反消耗战，以瓦解中国抗日阵营，从而达成不战而胜的目的。

由此正面战场便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然而，中国当局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武汉失守后，战火燃到湖南省境内，蒋介石及中国统帅部估计日军将继续南下，故而决定“以衡山为防御中心”，[34]准备在必要时放弃省府长沙。为了不给敌人留下一草一木。以张治中为首的湖南省政府，汲取武汉匆忙撤退之教训，准备在敌人入城前便举火烧毁长沙，以显示“焦土抗战”之决心。结果发令过早，敌军未至而自毁城市，引出一场闹剧。

“长沙大火”案发生后，日军却按兵不动，国民政府在气急败坏中明白了，他们日夜所盼的日军进攻“气势已竭”的时刻终于到来。这使得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终于享受到一份在惨重损失之后的“意外之喜”。蒋介石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曾兴奋地宣布说：“日军占领武汉并且接着占领我们岳州以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证明他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35]

为了适应新局势及时调整战略部署，1938年11月25～28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有第三、第九战区各部队指挥人员参加的第一次南岳会议。蒋介石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首次提出了把中日战争划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理论。他认为以岳阳沦陷前为第一时期，即日军进攻我们防御的时期。他说：“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我们已经依照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我军已经实现了“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作战”阵地的目的。他评价这一时期我军战略的指导特点是：“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是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待劳，步步制敌而不为敌人所制。”“长沙大火”以后，日军无力继续南下，说明他们已经“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抗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到来说明我们的第一期抗战战略已经成功。“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现在就应着手把这种战略“布置完成”。

第一次南岳会议制定了新的全面抗日战略，强调在第二期战略阶段到来以后，主要要把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作战能力放在突出的地位，并计划在一年内分三期将整训军队工作完成，以迎接对日战争总反攻阶段的到来。这项计划总的战略意图是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对日实行总反攻。应该说这还是一项积极的战略。但其中也有不足之处，即它缺乏对敌我力量过渡演变的预计，以为我方可以直接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缺乏对居于两者之间一个较长的“战略相持”阶段的科学认识。在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则要高出一筹。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做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中国抗战必然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而达成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其中又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战略相持阶段为整个战争的最困难亦是最重要阶段，它是第三阶段“反攻收复失地阶段”的前提与基础。《论持久战》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周恩来还把其基本精神向国民党上层人物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36]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还根据战场形势的新变化，重新调整划分了各战区作战区域及战斗序列。会议决定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以及增设桂林、天水行营，以加强对全面抗战的指导。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地根据会议决议制定了一份《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提出了“发动有限度之攻势反击”，“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的具体作战指导原则。[37]

以第一次南岳会议提出的第二期抗战战略决策为标志，国民政府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由此，正面战场抗日战争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敌，日军为了配合汪伪政权之出台，在1939年中“决定乘加快在华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赣湘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38]由此造成了“赣湘作战”之起因。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针对战局变化，决定军队后撤掩护湘桂、湘黔铁路，必要时准备放弃长沙，战术上采用步步抵抗或让开大路之方法。蒋介石认为主动让开大路将给外界视听造成不良影响，因而决定采用节节抵抗办法，诱敌深入，在株洲、浏阳、醴陵等地部署预备兵力，在长沙附近与敌决战。[39]在湖南守将薛岳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和民众破坏了战区内的道路桥梁，处处设伏、不断截击，使日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9月30日，在经过多次外围战斗后，日军对长沙发动最后攻击，随即主动撤兵，仅余少数部队掩护作战。10月14日，战场已恢复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之役结束。国民党方面对此胜利十分兴奋，誉之为湘北大捷。

湘北大捷对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一，重庆政府由此确认了日军攻击力量已达极限，从而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其二，在当时苏日达成《诺门坎停战协定》、德国军队席卷欧洲、英法诸国新败之后，湘北大捷之讯传出，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勇气是个很大的鼓舞。此役在国内外造成了有益的影响。

第一次长沙战役是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上发生的第一场典型的战例，在抗战战略与战术上都具备了在相持阶段中各战役的代表性特征。具体来说，在战略上，日军为准备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必须抽调兵力开赴南洋，因此必须在中国战场收缩兵力，巩固占领区稳定战线。对重庆政府采取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攻势为辅的方针，在军事上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作战目的，而只以局部的出击与攻势，打击中国军队，捕捉歼灭其有生力量，“打痛他而不是打死他”，以此来协助其政治、外交攻势，达成在全局上“不战而胜”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客观显示其对武力消灭中国政府已失去信心。当然，这种变化是由于日军力不从心造成的，并非出于什么别的原因。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日军才从距长沙几十里处自动撤回原防，这也是后来正面战场诸役中日军每每忽然未败先退的原因之所在。

在战术上，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采用的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让开大路，集重兵于后方要地，待日军孤军深入疲惫不堪之时，加以重兵围歼的战法。其结果往往使日军非溃即退，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以后在二战长沙、三战长沙乃至整个相持阶段各战役中，中国军队多采取此种战术。日军因为处于战略守势，无法纠集大量军队开展全面攻势和持久之战，即使占领某些城镇亦无法固守，最后无论胜败与否都不得不撤兵原防。

此种以“空间换兵力”之战略战术，是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根据保存实力的原则，利用日军无长久耐力的弱点和华中华南地理特征所制定的符合战地实际的作战方法。它同时也说明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抗日作战积极性的下降。这一现象是国民政府当局面对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调整抗战战略的必然结果。

长沙之役后，国民党当局于1939年10月底召开了第二次南岳会议，明确中国政府对于抗日的立场与态度。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在湘北大捷之后，国民政府坚定信心，决不与日本妥协，坚持抗战。但是，随着欧战的爆发，只有等待“世界问题得到解决之日，始能获得抗战的最后成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如就要与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所以今后我们只有继续努力，抗战下去！”“无论日俄停战或苏俄进军波兰，与我国抗战并没有什么妨碍，而且我们抗战始终是靠自己努力，只要我们自身能持久奋斗，愈战愈强，国际形势就会朝有利于我们的方面着着好转”。[40]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是：受湘北之役的鼓舞，挫抑了失败主义情绪，坚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维持住抗日战线；同时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必须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时结束，与世界人民共同迎来最后胜利。这样，今后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抗日的战略指导方针便是“静观时局、保存实力、待机而动”。简而言之，就是要执行一种在政略上“等待胜利”、在战略上“待机而动”的方针。此种战略的核心，把“最后反攻，打倒日本”的希望寄托于外部世界的力量，而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这比第一次南岳会议时蒋氏所提出的“第二期战略反攻”即“寻找机会，转向大规模的攻势，以驱逐入境之敌”[41]的战略思想要退后一大步，显得十分消极。

此种消极战略思想之出现，是源于当局对抗战持久性的消极认识，以及从蒋介石开始自上而下地认为中国在抗击日军方面已经“打够了”“付出的已经太多”这样一种情绪。蒋介石一直认为，日本不仅是中国的大敌，而且是英、美、苏诸国的大敌。抗战初期，他要求美英阻止日本侵略的希望落空，对列强已经充满抱怨。现在欧战爆发，日本南进迹象已现，蒋介石认为英美诸国终究不得不被德日拖入战场，以其强大的国力来与法西斯对阵，而已在抗日战场上艰苦奋斗了三年的中国应该歇口气了。何况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正在抗战中快速壮大，势将成为今后的心腹大患，国民党必须为今后解决国内问题留点力量。

何应钦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解释这一时期的作战指导计划时说：“国军的第二期作战是：一方面保持我军的有利形势，继续消耗敌人的力量，同时在另一方面，积极进行部队的整备训练，培养战斗力，寻找机会，转向大规模的攻势，以驱逐入境之敌。”具体地说：“一、各战区的第一线，要保持从武汉转进后的状态，并以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加强扩大敌占区内的游击，以牵制和消耗敌人的兵力，造成于我军有利的形势，以便今后作战的顺利进行。二、将全部正规军分三期实行整备训练，待训练结束后，预定开始大规模的反攻，但在情况有利时，随时进行反攻。三、努力从事积聚武器、调整指挥机构，整备交通，扩充空军等各项工作。”这说明政府当局在此阶段并没有放弃正面战场的抵抗。由于日军在战略上退居守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亦相应摆脱了被追击的状态，反而“相机而动”地开展了一些局部攻势作战。这种“等待政略”与“局部主动战略”的矛盾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们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笔者也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此一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态度也是积极的。国民政府根据相持阶段之战略特点，改变了抗战初期那种以阵地为核心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确立了“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的方针。其作战目的是“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42]显然，这是在巩固防御、积聚力量的基础上，利用适当时机以攻为守、控制战场主动权的主动之举。当然，这种攻势作战是局部的、有限的，但在战略相持阶段则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遵照这一方针，国民政府军在“抽调部队轮流整训”以期恢复战斗力之同时，部署各主要战区部队发动了一系列较大战役，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总计在这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了南昌、长沙（第一次、第二次）、随枣、桂南、枣宜、豫南、上高、晋南（中条山）等9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浙赣战役和常德保卫战。这些战役占整个抗战时期22次大会战的41%。其中虽有因日军进攻而引发的，但亦有由中国军队主动发起的战役，如1939年底的冬季攻势便是如此。

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大小战斗约计496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伤亡人数达137.6万，占整个战争时期伤亡数之43%，超过了抗战第一阶段及太平洋战争后至抗战胜利的第三阶段之数目。

上述事实表明，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的是既抗日又反共的政策，即其在积极反共的同时，在对日抵抗方面并没有消沉，而是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都保持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只是因为战场形势及敌我力量对比之变化，这种积极性不像防御阶段拼命抵抗时那样显著。国民政府消极抵抗真正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就整个抗日战略全局而言，这阶段的变化发展相对前阶段是越来越少了。

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战战略

1941年12月，日本在“中国事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对英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蒋介石意识到历史给了他一次难得的机会。早在中国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就认为中日战争的最后结束只能是在国际范围内得以解决。对于坚持抗战，“蒋介石的坚定，并不是由于他相信中国自身能够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由于他确信日本迟早会卷入与某个或某几个大国的纠纷中”。[43]虽然这一期望的实现来得太慢，但是这一时刻毕竟到来了。机不可失，蒋介石及其政府要利用这一历史性的机会以及中国人民五年苦战日本军阀的资本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寄希望在战后解决世界问题时能够拥有一份发言权和决策权。蒋氏的这一动机，在他回答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关于中国对缅甸出兵支援英美抗日指导方针问题时有明确表现。徐永昌在向蒋介石汇报时说：“在目前状态下，中国策略似有两条路线可循，其一，听其自然，希望不靠自身努力而日本被盟军击败，如此则战事结束时中国将无战胜之威；其二，及时利用其物资，殚精竭虑使中国之努力成为日本失败之重要因素。”蒋介石立即表示“中国所采取者应为第二路线”。[44]

这样，便构成了中国出兵缅甸参加盟军抗日作战的近期目的与远期战略目的。

中国政府对于出兵缅印战场抵抗日本南进是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的。因为除了军事的考虑，中国政府派兵入缅还有其政治与外交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首脑面临在欧亚两个战场上对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作战，他们与中苏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并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为保证在欧洲对德意的作战，他们需要中国发挥牵制日本军力的战略作用，给予重庆政府大量的军事与经济援助。蒋介石利用这一机会，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取得外援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中国战场上尽量地节省力量消耗，以准备战后对付中共。这样，除了派出中国远征军出国配合盟军抗日以外，在国内正面战场上就没有发动什么影响到战略发展的大战役。而日本则一面将部分主力军调配南洋，一面又集中力量回头对付日益壮大的中共武装在占领区的抗日活动，也无力再对国民党发动大战。中日战争主战场由正面转向敌后，蒋介石及其政府在战略上开始执行静观待变的方针。

与此同时，重庆政府加强了对日本与汪伪政权的工作，以争取在政治军事上的主动权。蒋介石的手下多方派出秘密人员在香港、南京等地与日方进行“谋和”商谈，并对汪伪政权进行分化拉拢。这些工作虚虚实实，一面获取敌方情报，一面对美英造成压力，凸显了蒋政权的作用，而这也可算得上是一种战略性的举措。

这一时期，日军主力在占领区对中共军队开展了攻击，在东北使抗日联军基本撤离；在华北对八路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扫荡战”，执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对南方新四军开展“清乡”作战，而八路军与新四军也对日军进行了百团大战和“反清乡”。国民党军队趁机积极进行反共，各地反共摩擦不断出现，最后演成了皖南事变的国共内战。这种形势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日正面战场上的相对平稳状态。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取得了重大成果，成功地掩护了英美联军的撤退，对日军的突进给予了沉重打击。这些成果在盟国军事、政治、外交上意义较大，但对国内的抗日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七 胜利前的战略指导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统帅部确立以“持久消耗战略”为抗战“最高战略思想”，但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持久战略”逐步变成了“静观待变”，中国军队并没经过认真有效的整训，最后竟在胜利前夕导致了中方自抗战以来少有的大被动，造成了在正面战场上一次空前规模的豫湘桂大溃败。

然而，就在豫湘桂战役发生前夕，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局的不断好转，重庆当局也看到了日本的失败已成定局，为了在最后胜利到来之时不致十分被动，便也不得不强振精神，开始筹划未来的反攻。

1944年2月，国民政府统帅部召开了由第三、四、六、七、九等战区主要将领参加的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改变口气，首次提出了有关抗日战场战略反攻的初步构想。他说：“我们的抗战，经过这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军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他论述说：“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付敌人一个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从战场态势来看，“以现在敌军正面之广，空隙之大，兵力之弱与士气之衰落，我们真的要打它那一点，就可以打它那一点”。所以，“今后的战局，敌我的形势已经完全转换过来了，在我们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处处要采取攻势，而敌寇则是处处受敌，被迫退守”。举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他说：“在今年五六月的时候，我们第一、三、四、五、六、七、九各战区一定要实行反攻。”蒋介石提出，如果日军先发动攻击，则我军除以主力部队做正面抵抗外，每个战区都要抽调两个精锐的军按照预定目标，主动侧击敌后各大城市，作为战略反攻之先声，同时破坏敌人的攻势，使之首尾难顾。按照预定计划，第九战区将反攻武昌，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第五战区反攻汉口。如果“敌不先来进犯，而我们到了五六月之间，准备完成之后，必须堂堂正正的实行反攻”。[45]

蒋介石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的战略反攻设计，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关于抗日战略反攻计划的最明白最具体的阐述，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就当时中国战场敌我几百万大军相对阵之实际而言，这寥寥数语的反攻计划未免显得过于空泛和单薄，它既不是一国统帅关于反攻战略的直接命令，也不是全军指挥关于反攻作战的完整计划，而仅仅是一种政治的与军事的号召和表态。蒋介石之所以要做出这种表态，与其说是出于军事目的，不如说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一个足可引以为证的事实是，蒋氏实际上从未对战略反攻进行过具体的研究、准备和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从未制定过任何一个有关反攻的详细作战计划。

蒋介石之所以要不惜篇幅地大谈反攻，首先是出于国际政治与外交上的需要。他希望美英盟国用先解决日本的方法，来击破东西法西斯“轴心国”联盟，改变二次大战之格局。为此，他指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向盟国华盛顿太平洋作战会议提出他的这一主张，要求盟方“接纳我方建议，迅速改变‘先解决德国后解决日本’之战略”，“乘此时机，运用优势之海、空军，先击破日本”。[46]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提出了“战略反攻”的口号。

蒋介石战略反攻计划的基本特色，可概括为“保存自己，利用盟军，消灭敌人”12个字，即仍然是消极抗日。为了解决“不肯出力又要求胜”的矛盾，蒋介石只好在他的反攻战略计划上大做文章，即准备动用少量的部队（每战区两个军），在大范围内（第一、三、四、五、六、七、九战区）攻击几个重点城市（武汉、宜昌等）。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反攻既无主攻方向，亦无战略配合，一切举措，在于全面开花式地造声势、造影响。况且，当时日本在中国大陆及东亚地区还有陆军200万兵力，其中中国派遣军尚有130万兵力、1000架飞机以及千余艘战车战舰，这些部队并未遭受到任何形式的沉重打击，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按照蒋介石“反攻讲话”的布置，根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最后胜利。所以说，蒋氏的反攻充其量只是一种姿态，其反攻计划在战略上是极其不成熟的。

据此，我们认为，蒋介石及其政府在抗日正面战场反攻问题上的态度只是说说而已。国民政府只提出了反攻的战略号召，并无切实可行的反攻战略计划与行动。

进入1943年后，日本大本营为了使南洋守军与中国派遣军建立直接联系，摆脱被动扭转战局，决心孤注一掷，动用中国派遣军主力，开展一次空前规模的攻势作战。日军计划一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线向前推进，彻底打通中国大陆通往东南亚半岛的交通线。此次战役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中国方面根据这一战役作战地域特点，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当时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总兵力达650万人，编制上有340多个步骑兵师。但这支部队经过长期与敌对峙，指导思想上消极避战，养成了散漫、腐朽之习气，其战斗力已较抗战初期大为下降。总计豫湘桂战役，共打了8个月，中方损兵五六十万，“放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福建省的一部分领土，总计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丢掉大小城市有146座，6000余万人沦陷在日军奴役之下”，[47]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空前严重的损失。

这次空前的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政治腐败、战略错误与指挥无方。但蒋介石故意文过饰非，说战役之惨败情形“不足为奇”，“战局根本绝无危险”。他甚至把战败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美军在华指挥官史迪威在缅北过多地动用了中国精兵，使国内战场无兵可用，和盟方对华接济太少，他甚至说“华东几近沦陷，史将军不能不负此重大责任”。[48]

豫湘桂战役大溃败，从战略上讲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政府的“防共重于抗日”的思想所致。在战役开始阶段，我们看到的北方情形是，一方面中国军队在河南战场一败涂地，而另一方面几十万国军却用于围困中共陕甘宁边区。二是抗战后期消极抗日造成的国民党军队素质下降、内部矛盾激化，各种腐败现象增长所致。在整个战役中，国军各部间私自保存实力，敌军未至即闻风而逃。豫中会战，汤恩伯部行动迟缓，致使包围日军之部队反被日军包围击溃；衡阳一战，“围绕在附近各县我军”为数颇众，“却没有什么部队肯热心去救”，[49]甚至连蒋的手令也无人肯听，无奈之下蒋只好祈求上帝佑助，这是对在衡阳城内浴血苦战的军队一种不负责任的荒唐行为。总之，豫湘桂战役所反映的是，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国民政府太腐败了，

然而大陆交通线的打通，并未能挽救日军必然失败的命运。此时，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迅速挺进，已经攻入日本的防卫内圈。另一方面中美空军已掌握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日军打下的大陆交通线，在盟机大肆攻击下，“实际上这条红线上天天在冒火光”，大批桥梁、车站、机车甚至铁路机修厂都被炸烂，大陆交通线已没有实际价值。

为打击中美空军挽回最后之局，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决定于1945年春夏之际开展局部攻势，发动豫西鄂北战役和湘西战役（芷江战役），以摧毁豫西、湘西我空军基地为作战目的。为反击敌军，中国军队投入部队6个军11个师计20万人与日激战，共伤亡1.9万余人，歼敌2万余。[50]重庆《大公报》曾转引《纽约日报》的评论说，这场战役“为一九三七年亚洲战争发生以来，华军首次以其与敌同等之武器在国内与日军作战。在空军密切掩护下，具有优良装备之华军，现已粉碎日军进犯重庆东南二百五十英里芷江美军基地之企图。此一佳音，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点之暗示”。[51]

湘西战役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以中国军队全胜而告结束，敌军连芷江机场都没看见便大败而归。从此，日军结束了在中国战场上的全部战略进攻。

面对最后的战局，1945年秋，日军统帅部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集中兵力加紧防守日本本土、朝鲜及中国沿海核心地区，为此，下令立即从中国西南收缩战线，把战略重心转向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最后防卫圈”，布置“大陆决战”。

重庆政府鉴于“湘西会战我军胜算在握，广西敌军抽调，遂提前发动反攻桂柳作战”，“决定提前攻略桂柳，与湘西方面相策应，开拓总反攻之机运，遂令陆军总部，以第二方面军夺取南宁，第三方面军一部沿黔桂铁路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攻略桂林，将桂境之敌各个包围而歼灭之”。5月初第二方面军开始行动，26日收复南宁，7月3日占领龙州、凭祥，将日军驱出国境。第三方面军也于5月20日占领河池，6月14日克服宜山，29日又收复柳州，然后沿桂柳铁路前进，7月28日收复桂林。这便是所谓的桂柳反攻战役。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此役虽然光复了桂、柳、南宁等重要城市，但都未捕捉到敌军主力，也未发生什么大战斗，歼敌甚少。连重庆统帅部人士亦承认“反攻桂柳各部队……虽有绝对优势之步兵，并未能遇敌归路，捕捉歼灭之，历次战斗皆然”。[52]可见，其实质上是趁日军收缩战线之机的“跟进”，严格来说还算不上是反攻。这种“跟进”式的反攻充分反映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战略姿态。

八 结语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抗战战略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所制定和执行的国家战略。总结上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战略总的来看是成功的，但它又是很不完整和欠周密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变化性和临时性的特征。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艰难的客观条件和国民党人固有的弱点，使他们不可能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做出理想的未雨绸缪。但从更高的出发点来看，中国的持久抗日战略是成功的，因为它包含了国共两党领袖在内的中国精英阶层的共同认识，这是中国克敌制胜的法宝。

对于国民党抗日战略的具体认识，可以分为以下三点。第一，在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把主要精力用于“剿共”内战，对内严行“攘外必先安内”，在外交战略上则实行防苏甚于防日的方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其抗日战略的制订呈现出先天不足的特征。但他的许多谋士，包括军事家与外籍顾问等人在内，都曾向他提出过具体的抗日战略设想，这其中就包括了持久战思想的萌芽和“引敌南下”的设计。这些对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直接造成他后来确定战略政策的基础。到1935年后，国民政府的国防指导方针便逐渐地转向以抗日为中心。其主导战略思想是“应战而不求战”，以及“以战求和”。第二，抗战开始后到武汉战役，是国民党的抗日战略发展形成的主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蒋介石明确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阐述的抗战三阶段理论转化成他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有意无意地开始执行“引敌南下”的战略意图，结果在客观上取得了改变日军侵华路线，使之深陷战争泥潭的效果，而中国则达成了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目的，这才使得国力相差悬殊的中日两国在战场上形成了对峙，使抗战在战略上能够顺利过渡到相持阶段。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府认为“苦撑待变”的目的已达到，今后打败日本，端赖美英列强，故对抗日转而采取“静观待变”的战略，要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价值，保存实力以准备战后解决国内问题。在这种战略思想之下，不仅抗战积极性有所减退，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就连最后的反攻作战，也成了口头的号召。中国对日作战的重担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中共武装的肩上。第四，就国民党内非蒋的地方实力派而言，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根本上是忠于国家民族的，并对抗战出力甚多牺牲很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对于持久抗日战略是拥护的，除个别军阀如韩复榘外，并没有破坏抗战的现象发生。这表明，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人是团结一致经得起考验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坚不可摧的。

中国的抗日战略为民族的反侵略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内涵，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地思考总结。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智慧、毅力和勇气将万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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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 《蒋介石通饬各行营主任各绥靖主任各省主席各特别市长电》（1937年7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2），第37页。

[3] 《蒋介石致孙连仲电》（1937年7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委员长侍从室电稿》。以下简称“二史馆”

[4] 《蒋介石致宋哲元电》（1937年7月13日），二史馆藏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七八七。以下简称“战史会档案”

[5]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话》，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七八七。

[6] 《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7] 《南京国民政府大本营关于全面抗战作战指导方案等训令四件》，《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8] 《第二战区忻口会战纪要》，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七八七。

[9] 《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1937年7～9月本）》，二史馆藏档案。

[10] 日本防卫厅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第1部，第4章。

[11] 《国防作战计划》，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七八七。

[12] 余湛邦：《抗日战争中的张治中将军》，《团结报》1984年8月11日；又见《八一三淞沪战役纪略》，《上海文史资料》1980年第5辑。

[13] 这一时期英国在华投资的72%，美国在华资产的64%都集中于上海。国民党当局认为在上海开战必将导致英美出面干预，造成停战结果。

[14]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79，第2、20、30、94页。

[15] 蒋纬国：《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9，第21页。

[16]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吏》第1卷第2分册，第16页；二史馆藏《淞沪会战张发奎文电》亦载：8月12日张给蒋介石、何应钦发电称：“文白兄方面，似已决心主动。”何在来电上批复：“可。已令保安队即开淞江，归张文白指导共同作战。”

[17]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二史馆藏档案。

[18] 转引自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册，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6，第135页。

[19]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 第三部 抗日御侮》第5卷，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第17页。

[2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28页。

[21] 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第31卷第3期，1977年9月。

[22] 此期日军在华北与上海两个战场兵力情况变化如下：8月，华北为9个师团，上海为2个师团；9月，华北为8个师团，上海为5个师团；9月5日日军统帅部决定抽调华北兵力南下，“把主作战转移到上海方面”，华北日军遂减为7个师团，上海日军则增为9个师团。

[23] 《抗战史料丛稿》第10种《战纪》，“上海之战”第3册，二史馆藏。

[24]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109页。

[25] 《抗战初期德日法西斯诱降的阴谋》（1937年10月～1938年1月），施子愉译，二史馆藏。

[26]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纪录》（第21次），《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

[27] 梁漱溟：《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第224页。

[28] 王道生：《大本营派我到韩部》，《一代枭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234页。

[29] 朱振民：《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7页。

[30]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81页。

[31] 毛磊等：《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328页。

[3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记录》（1938年6月5日），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七八七。

[33]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89页。

[34] 史说：《长沙大火见闻录》，《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79年。

[35] 本段及下段，见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蒋总统集》第1册，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第1058、1082页。

[36]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19页。

[37]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文件》，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七八七。

[38]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45页。

[39] 贺执圭：《记第一次长沙会战》，《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40] 见《蒋委员长南岳党政军联席会议训词（一）》，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七八七。

[41] 何应钦：《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军事报告》（1939年1月），二史馆藏档案。

[4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88页。

[43] 〔英〕F.C.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2，第227页。

[4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1册。

[45] 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蒋总统集》第1册，第1484～1485页。

[46] 《蒋介石致宋子文转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电》，《近代中国》第43期。

[47] 鸿鸣：《蒋家王朝》，香港中原出版社，1988，第200页。

[4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中央第686页。

[49] 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0] 《湘西会战王耀武之文电》，二史馆藏战史会档案：七八七。

[51] 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15日。

[52] 张秉均：《桂柳反攻作战》，《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第3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78，第79～8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