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全3卷）
- 杨天石 傅高义主编
- 33470字
- 2025-04-03 17:54:22
战前的中国军事实力
刘凤翰[1]
一 前言
抗日战争前，中国军事实力，在陆军方面，中央统一番号者有175个步兵师，59个步兵独立旅，43个步兵独立团；9个骑兵师，5个骑兵独立旅，3个骑兵独立团；炮兵4个旅，18个团，15个营；工兵2个团；交通兵3个团；通信兵2个团；宪兵11个团3个营。另税警总团约2个师兵力，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约一个加强师兵力。总计官兵202.9万人。
海军方面，中央海军船舰74艘，东北（第三舰队）海军船舰12艘，广东海军船舰38艘，总计124艘，约68895吨，官兵（含陆队两旅）为20780人。空军9个大队31个中队，战机314架，飞行人员1268人，第一线驾驶员约为53%，地勤人员约2万人。
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干部素质，除少数地方杂牌军外，一般来说，都在水平之上。自清末至民初，国家或各省兴办各种新式军事学校，并派学生出国留学，训练大批军事人才，此时军中（陆海空）多军校出身干部，很少有行伍军官。
在编装战纪方面，陆军编制是依照战争理论，视战场需要而定，与日军类同，很理想，很完整；唯装备比较陈旧，缺乏新式武器、重炮或汽、战车，因此有些编制只好空着。战力在轻兵器作战方面还好，很难对付日军野战重炮、战车或毒气；战场经验因多年内部争斗与对外抗日，都还丰富。军纪则好坏参半。海军新舰较少，在日本侵略者眼中，不堪一击。空军是中国新建军力，编制、装备、训练都受日军特别注意，未正式作战过，但日方认为战力不可轻视。
抗战部署计划，是国家决心与日军一战，且要战胜日军，收复失土，重振国威。奈向外购买武器未到，部队无法更换新装备，且部队未编完成，抗战却提前爆发。
抗战前后，中日情报（谍对谍）的工作，都做得很努力，本文略做介绍。
二 军事统帅机构
（一）军事委员会
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直隶国民政府，制订全国防卫计划，设委员长1人，1932年3月8日蒋中正任委员长。1936年12月19日增阎锡山、冯玉祥为副委员长，常务委员5～9人：白崇禧（1936年9月5日任，原为李宗仁）、何应钦（军政部长）、程潜（参谋总长）、唐生智（训练总监）、陈绍宽（海军部长）、李烈钧、朱培德（皆1936年12月13日任）、陈调元（军事参议院院长）、徐永昌（军事委员办公厅主任）（皆1937年5月7日任）。抗战前计9人。
（二）军事委员会主要建制
（1）国防会议（亦称最高军事会议）：负责整理全国国防。
议长由军事委员长蒋中正兼，副议长由行政院长（当时亦为蒋中正）兼任。参加会议人员：中央军事机关各首长与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关系各部长（军政、海军、财政、外交、交通、铁道），中央特别指定之军政长官。
国防会议置秘书厅，厅长由参谋总长兼任，副厅长二人，由参谋次长及办公厅副主任兼任。每年开大会一次，必要时可召集临时会议。
（2）办公厅：主任徐永昌，1937年5月7日任。辖高级参谋，专门顾问，机要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处。
（3）参谋本部：军令单位，参谋总长程潜，次长熊斌、杨杰。辖总务厅长陈焯、第一厅长龚浩、第二厅长徐祖诒、测量局长黄思基、城塞组长杨杰（兼）。
（4）训练总监部：掌管全国军队教育，总监唐生智，副总监周亚卫、张华辅。辖总务厅、步兵监、骑兵监、炮兵监、工兵监、辎重兵监、交通兵监、通讯兵监、国民军事教育处、军事编译处、政治训练处。同时兼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步兵学校、陆军骑兵学校、陆军炮兵学校、陆军工兵学校、陆军辎重兵学校及陆军机械化兵学校。
（5）军政部：军政单位，行政院建制，军事委员会指挥，部长何应钦，政务次长曹浩森。辖军务司、军医司、军法司、交通司；兵工署——军械司、技术司、制造司；军需署——财务司、营造司、储备司及总务厅、会计处。
（6）海军部：军政单位，行政院建制，军事委员会指挥，部长陈少宽，政务次长陈良，常务次长陈训泳。辖总务司、军衡司、军务司、航政司、军学司、军械司、海政司、军需司及海军各要港、海军测量局、海岸巡防处。
（7）军事参议院：军事最高咨询、建议和高级军官储备机构，院长陈调元。设军事、政治二研究会，总务、军事二厅。
（8）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秘书长宋美龄，常务委员周至柔（兼主任）、黄秉衡、黄光锐，主任参事曹宝清，办公厅主任吴嵩庆。辖三厅：
第一厅厅长周至柔（兼）——设三处：第一处参谋，分作战、组织动员、械弹三科；第二处教育，分军官教育、技术教育两科；第三处人事，分官佐、士兵、军法、医务四科；
第二厅厅长黄光锐（兼）——设二处：第四处技术，分修理、器材两科；第五处建筑，分工程、修缮两科。
第三厅厅长黄秉衡（兼）——设二处：第六处经理，分财务、补给两科；第七处补助，分油料，运输，通信、照相、气象三科；1937年6月设航空发动机修造厂于南昌。
防空委员会：设南京、上海、南昌、洛阳四个总站，及湖南长沙航空处。
（9）资源委员会：主管资源调查研究、资源开发及资源动员。
（10）铨叙厅：厅长林蔚，副厅长殷祖绳，统一管理全国海陆空军人事。[2]
（11）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6年1月成立，抗战前下设二处一侍卫长室。
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负责军事，分三组：第一组总务，负责全部侍从室机关事务管理，委员长驻留、外出一切生活上的供应和安排；第二组参谋，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人事经理等参谋总长不能决定者，经此组签注意见，由委员长裁定；第三组保卫，由内卫班（三个分队，每队16人）及内卫大队组成，侍卫长兼组长。
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负责政治、经济、外交、党务，分二组：第四组主管政治、经济、中国民党党务及委员长交办机密案件；第五组主管中国国民党高级人员调查、考核及任用。1938年在武汉增设第六组，综理情报、特工业务。[3]
（三）军事委员会其他单位
（1）各部院会长办公室。
（2）军事长官惩戒委员会。
（3）军医设计监管委员会。
（4）审计厅。
（5）政训处。
（6）后方勤务：负责国防交通与战时补给计划（1937年8月，开战后即成立后方勤务部，综理全国作战兵站事宜）。[4]
（7）军事调查统计局：1932年9月组成，1938年8月正式改组。分为军事调查统计局与中央调查统计局。
（8）国际关系研究所：1937年5月成立，专门对日作情报搜集、分析、研究。
［（7）、（8）两项，详后情报搜集］
三 各级指挥单位
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指挥各行营、绥靖公署、冀察政务委员会及各路军、各直辖军。
（一）行营
南昌行营：熊式辉（1936年9月26日），中央军；
广州行营：何应钦（1936年9月26日），中央军；
武汉行营：何成濬（1936年12月1日），中央军；
重庆行营：顾祝同（1937年1月5日），中央军；
西安行营：贺耀祖（代）（1937年1月5日），中央军。
（二）绥署
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1932年），晋军；
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1932年），川军；
川康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徐源泉（1932年），中央军；
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1936年8月2日），滇军；
甘肃绥靖公署：主任贺耀祖（1937年1月5日），中央军；
豫鄂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1937年1月5日），中央军；
江苏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1937年4月28日），东北军；
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1936年9月17日），粤军；
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1937年2月26日），桂军。
（三）冀察政务委员会
委员长宋哲元（1935年12月1日），原西北军。[5]
（四）各路军新派
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1936年9月13日），湘军；
第二路军：总司令卫立煌（1936年9月13日），中央军；
第三路军：总司令陈诚（1936年9月13日），中央军；
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1936年9月13日），粤军；
第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1937年3月3日），桂军；
第六路军：总司令刘湘（1936年12月8日），川军。
以上为1936～1937年湘、粤、桂、川问题解决后新派，第一路军改为长沙绥靖公署，原路军番号撤销；第二、三路军将用于北上抗日“剿共”，准备代替军心不稳之东北军。
原有：
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亦保留第六军番号），原西北军；
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滇军；
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茂恩（亦用第十五军番号），原镇嵩军；
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亦用第十一军番号），宁夏马福祥回军；
第十九路军：（1936年9月17日恢复原番号，但未见派出总指挥）原粤军；
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亦用第三十军番号），原西北军已成中央军；
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冯钦哉［原为陕西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第七军，第十七路军番号取消（1937年5月1日）前，冯部因反杨虎城叛变，听命中央而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6]
（五）各军（番号空出者，注以空字）
第一军：胡宗南，中央军；
第二军：李延年，中央军；
第三军：曾万钟（代），旧滇军；
第四军：吴奇伟，旧粤军；
第五军：薛岳，旧粤军；
第六军：韩复榘，保留未用；
第七军：（空）前冯钦哉；
第八军：（空）前赵观涛；
第九军：郝梦龄，魏益三军；
第十军：徐源泉，中央军；
第十一军：马鸿逵，宁夏回军；
第十二军：孙桐萱，韩复榘军；
第十三军：汤恩伯，中央军；
第十四军：（空）前卫立煌；
第十五军：刘茂恩，镇嵩军；
第十六军：李韫珩，中央军；
第十七军：（空）前徐庭瑶；
第十八军：罗卓英，中央军；
第十九军：王靖国，晋军；
第二十军：杨森，川军；
第二十一军：唐式遵，川军；
第二十二军：谭道源，川军；
第二十三军：潘文华，川军；
第二十四军：刘文辉，川军；
第二十五军：万耀煌，中央军；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中央军；
第二十七军：刘兴，中央军；
第二十八军：陶广，湘军；
第二十九军：宋哲元，旧西北军；
第三十军：孙连仲，旧西北军；
第三十一军：李默庵，中央军；
第三十二军：商震，晋军；
第三十三军：孙楚，晋军；
第三十四军：杨爱源，晋军；
第三十五军：傅作义，晋军；
第三十六军：周浑元，中央军；
第三十七军：毛秉文，中央军；
第三十八军：孙蔚如，陕军；
第三十九军：刘和鼎，中央军；
第四十军：庞炳勋，国民三军；
第四十一军：孙震，川军；
第四十二军：孙连仲（兼），旧西北军；
第四十三军：郭汝栋，川军；
第四十四军：王缵绪，川军；
第四十五军：邓锡侯，川军；
第四十六军：樊崧甫，中央军；
第四十七军：李家钰，川军；
第四十八军：韦云淞，桂军；
第四十九军：刘多荃，旧东北军；
第五十军：杨渠统，中央军；
第五十一军：于学忠，旧东北军；
第五十二军：（空）后关麟徵，中央军；
第五十三军：万福麟，旧东北军；
第五十四军：霍揆彰，中央军；
第五十五军：曹福林，韩复榘军；
第五十六军：谷良民，韩复榘军；
第五十七军：缪澄流，旧东北军；
第五十八至第六十军（空）；
第六十一军：李服膺，晋军；
第六十二至第六十六军（空）；
第六十七军：吴克仁，旧东北军；
第六十八至第七十七军（空）；
第七十八军：宋希濂，中央军；
第七十九军：夏楚中，中央军；
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陕军；
新编第二军：马步芳，青海回军。[7]
以上正式番号61个军，新编番号2个军；另外第四路军余汉谋所属第一至第五军［第一军：余汉谋（兼）；第二军：张达；第三军：李扬敬；第四军：黄任寰；第五军：缪培南］。第五路军李宗仁所属第一至第三军（第一军：廖磊；第二军：李品仙；第三军：夏威）。总计71个军。云南及其他地方尚未组成军。
四 战前的陆军
（一）陆军步兵师
第一师：李铁军，2旅4团，中央军；
第二师：郑洞国，3旅7团，中央军；
第三师：李玉堂，2旅4团，中央军；
第四师：王万龄，2旅4团，中央军；
第五师：谢溥福，3团，中央军；
第六师：周磊，2旅4团，中央军；
第七师：曾万钟，2旅5团，中央军（滇军朱培德部）；
第八师：陶峙岳，2旅6团，中央军；
第九师：李延年，2旅4团，中央军；
第十师：李默庵，2旅4团，中央军；
第十一师：彭善，2旅4团，中央军；
第十二师：唐淮源，2旅5团，中央军（滇军朱培德部）；
第十三师：万耀煌，2旅6团，中央军（鄂军）；
第十四师：霍揆彰，2旅4团，中央军；
第十五师：王东原，2旅6团，中央军（湘军何键部）；
第十六师：章亮基，2旅4团，中央军；
第十七师：赵寿山，2旅6团，陕军杨虎城部；
第十八师：朱耀华，2旅4团，中央军（湘军鲁涤平部）；
第十九师：李觉，2旅4团，中央军（湘军何键部）
第二十师：孙桐萱，3旅6团，韩复榘军；
第二十一师：李仙洲，2旅6团，中央军；
第二十二师：谷良民，2旅6团，韩复榘军；
第二十三师：李必蕃，2旅4团，中央军（湘军）；
第二十四师：李英，2旅4团，中央军（湘军）；
第二十五师：关麟徵，2旅4团，中央军；
第二十六师：刘雨卿，2旅4团，川军郭汝栋部；
第二十七师：冯安邦，2旅4团，孙连仲军；
第二十八师：董钊，2旅4团，中央军（旧陕军）；
第二十九师：曹福林，3旅6团，韩复榘军；
第三十师：孙连仲（兼），2旅4团，孙连仲军；
第三十一师：池峰城，2旅4团，孙连仲军；
第三十二师：王修身，2旅5团，西北军；
第三十三师：冯兴贤，3团，中央军（西北军）；
第三十四师：张葳，2旅4团，中央军（陕军）；
第三十五师：马鸿宾，3旅6团，宁夏马福祥军；
第三十六师：宋希濂，2旅4团，中央军；
第三十七师：冯治安，3旅6团，宋哲元军；
第三十八师：张自忠，3旅6团，宋哲元军；
第三十九师：庞炳熏，2旅6团，国民三军；
第四十师：刘培绪，3团，中央军；
第四十一师：徐源泉，2旅5团，中央军；
第四十二师：柳彦彪，2旅4团，陕军杨虎城部；
第四十三师：周祥初，3团，中央军；
第四十四师：萧之楚，2旅5团，中央军；
第四十五师：戴民权，2旅4团，中央军（豫军）；
第四十六师：戴嗣夏，2旅3团，中央军（湘军）；
第四十七师：裴昌会，2旅4团，中央军；
第四十八师：徐继武，2旅5团，中央军（徐源泉部）；
第四十九师：李及兰，3团，中央军；
第五十师：成光耀，2旅5团，中央军（湘军）；
第五十一师：王耀武，3团，中央军；
第五十二师：卢兴邦，2旅4团，中央军（闽军）；
第五十三师：李韫珩，2旅6团，中央军（湘军）；
第五十四师：郝梦龄，2旅4团，中央军（原魏益三部）；
第五十五师：李松山，2旅4团，中央军；
第五十六师：刘尚志，2旅6团，中央军；
第五十七师：阮肇昌，2旅4团，中央军；
第五十八师：俞济时，2旅5团，中央军；
第五十九师：韩汉英，3团，中央军（旧粤军）；
第六十师：陈沛，3团，中央军；
第六十一师：杨步飞，3团，中央军；
第六十二师：陶柳，2旅6团，中央军（湘军何键部）；
第六十三师：陈光中，2旅4团，中央军（湘军何键部）；
第六十四师：武庭麟，2旅5团，中央军（原镇嵩军）；
第六十五师：刘茂恩，2旅5团，中央军（原镇嵩军）；
第六十六师：杨效欧，2旅6团，晋军；
第六十七师：李树森，2旅4团，中央军；
第六十八师：李服膺，2旅6团，晋军；
第六十九师：杨澄源，2旅6团，晋军；
第七十师：王靖国，2旅6团，晋军；
第七十一师：郭宗汾，2旅4团，晋军；
第七十二师：陈长捷，2旅4团，晋军；
第七十三师：刘奉滨，2旅4团，晋军；
第七十四师：李汉章，2旅4团，韩复榘军；
第七十五师：宋天才，2旅4团，中央军（原镇嵩军）；
第七十六师：张钫，2旅4团，陕西地方部队；
第七十七师：罗霖，2旅4团，中央军（湘军）；
第七十八师：李文，2旅4团，中央军；
第七十九师：陈宝安，2旅5团，中央军；
第八十师：陈琪，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一师：展书堂，2旅4团，韩复榘军；
第八十二师：张刚，3团，中央军；
第八十三师：刘戡，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四师：高桂滋，2旅4团，中央军（晋军商震部）；
第八十五师：陈铁，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六师：高双成，2旅5团，陕西井岳秀部；
第八十七师：王敬久，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八师：孙元良，2旅4团，中央军；
第八十九师：王仲廉，2旅4团，中央军；
第九十师：欧震，3团，中央军（旧粤军）；
第九十一师：冯占海，3旅7团，原东北义勇军；
第九十二师：陈烈，3团，中央军；
第九十三师：甘丽初，3团，中央军；
第九十四师：朱怀水，3团2营，中央军；
第九十五师：罗奇，2旅4团，中央军；
第九十六师：赵锡光，3团，中央军；
第九十七师：孔令恂，3团，中央军；
第九十八师：夏楚中，2旅4团，中央军；
第九十九师：傅仲芳，2旅4团，中央军；
第一○○师：马步芳，步兵3旅6团，骑兵1旅2团，炮兵1团，工、轻各1营，甘青回部马家军；
第一○一师：李俊功，2旅4团，晋军；
第一○二师：柏辉章，2旅4团，黔军王家烈部；
第一○三师：何知重，2旅4团，黔军王家烈部；
第一○四师：李家钰，3旅10团，特务大队5营，川军李家钰；
第一○五师：高鹏云，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六师：沈克，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原石友三投张学良部队；
第一○七师：金奎璧，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八师：张文清，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一师：常恩多，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二师：霍守义，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三师：周光烈，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四师：牟中珩，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第一一六师：周福成，2旅4团，1937年5月东北军改编而成；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分调各地。自1937年5月由3团师改编为2旅4团师，撤销第一○九、第一一○、第一一五、第一一七、第一一八、第一一九、第一二○、第一二九师番号，保留第一○五、第一○六、第一○七、第一○八、第一一一、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第一一六、第一三○师及第九十一师。）[8]
第一二一师：吴剑平，3团，黔军，中央干部进入；
第一二二师：王铭章，3旅6团，川军，孙震部；
第一二三师：曾宪栋，3旅6团，川军，孙震部；
第一二四师：孙震（兼），3旅6团，川军，孙震部；
第一二五师：陈鼎熏，2旅5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二六师：黄隐，2旅5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二七师：马毓智，2旅4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二八师：邓锡侯（兼），2旅4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三○师：朱鸿熏，2旅4团，东北军；
第一三一师：陈离，2旅4团，川军，邓锡侯部；
第一三二师：赵登禹，2旅4团，宋哲元军；
第一三三师：杨汉域，2旅4团，川军，杨森部；
第一三四师：夏炯，2旅4团，川军，杨森部；
第一三五师：杨汉忠，2旅4团，川军，杨森部；
第一三六师：陈光藻，2旅4团，川军，刘文辉部；
第一三七师：刘元塘，2旅4团，川军，刘文辉部；
第一三八师：唐英，2旅4团，川军，刘文辉部；
第一三九师：黄光华，3团，晋军商震部；
第一四○师：王文彦，3团，黔军；
第一四一师：宋肯堂，3团，宋为中央干部，部队为晋军商震部；
第一四二师：吕济，3团，中央军；
第一四三师：刘汝明，2旅4团，宋哲元军；
第一四四师：郭熏祺，3旅7团，川军，刘湘部；
第一四五师：饶国华，3旅6团，川军，刘湘、唐式遵部；
第一四六师：范绍增，3旅6团，川军，唐式遵部；
第一四七师：杨国桢，3旅6团，川军，潘文华部；
第一四八师：陈万仞，3旅6团，川军，潘文华部；
第一四九师：郭昌明，3旅6团，川军，王缵绪部；
第一五○师：廖震，3旅6团，川军，王缵绪部；
第一五一师：莫希德，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二师：陈章，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三师：张瑞贵，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四师：巫剑雄，2旅4团，粤军，香翰屏部；
第一五五师：李汉魂，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六师：邓龙光，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五七师：黄涛，2旅4团，粤军，李扬敬部；
第一五八师：曾友仁，2旅4团，粤军，黄任寰部；
第一五九师：谭邃，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六○师：叶肇，2旅4团，粤军，余汉谋部；
第一六一师：许绍宗，4旅8团，川军，刘湘部；
第一六二师：彭诚孚，2旅4团，川军；
第一六三师：陈兰亭，2旅4团，川军，王缵绪部；
第一六四师：张邦本，2旅6团，川军；
第一六五师：鲁大昌，3旅6团，甘肃地方部队；
第一六六师：郜子举，2旅4团，中央军；
第一六七师：杨榘统，2旅4团，鄂甘部队合编；
第一六八师：马鸿逵（兼），3旅6团，宁夏马福祥军；
第一六九师：武士敏，2旅4团，陕西杨虎城部改编，已成中央军；
第一七○师：徐启明，2旅4团，桂军廖磊部；
第一七一师：杨俊昌，2旅4团，桂军杨腾辉部；
第一七二师：程树芬，2旅4团，桂军廖磊部；
第一七三师：贺维珍，2旅4团，桂军夏威部；
第一七四师：王赞斌，2旅4团，桂军夏威部；
第一七五师：莫树杰，2旅4团，桂军李品仙部；
第一七六师：区寿年，3团，粤军（原十九路军留桂部队编成）；
第一七七师：李兴中，2旅5团，陕西新编部队。[9]
以上169个正规步兵师，为国军抗日作战的主力，中央军战力最强，旧西北军宋哲元、孙连仲、韩复榘等部，及桂、粤、滇、湘等军都是比较善战之部队。东北军已分散，士气不振，战力较差。晋军、川军装备较差，战力不强，唯晋军傅作义善战。
（二）陆军新编步兵师
新编第二师：金宪章，百灵庙大捷收编伪军，归傅作义节制；
新编第八师：蒋在珍，3团，中央军（黔军）；
新编第十师：刘正富，3团，云南龙云部，后属第五十八军；
新编第二十师：王继祥，3团，中央军，后属第一○○军；
新编第二十五师：李根固，3，中央军，直属军委会；
新编第三十五师：王劲哉，3团，由杨虎城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扩编而成。[10]
以上总计陆军步兵175个师。
（三）陆军步兵独立旅
自第一至四十六旅，缺第二十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旅，实有42个旅，另有新编第三、第七、第十一旅，暂编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第十二旅（皆二团旅）。云南陆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七、第九旅（三团旅，等于师）及西北补充旅，第二十九军特务旅、第三路军（韩复榘）手枪旅等，总计59个旅（各地方警备旅、税警旅不计）。
（四）陆军步兵独立团
计43个团。[11]
（五）陆军骑兵师、旅、团
骑兵第一师：彭毓斌，3团，晋军；
骑兵第二师：孙长胜，3团，晋军；
骑兵第三师：徐良，3团，旧东北军；
骑兵第四师：王奇峰，3团，旧东北军；
骑兵第五师：马步青，骑兵2旅4团，步兵1旅2团，炮、特各1团，甘青马家回军；
骑兵第六师：刘桂五，3团，旧东北军；
骑兵第七师：门炳岳，3团，中央军；
骑兵第九师：郑大章，3旅6团，宋哲元军；
骑兵第十师：檀自新，3团，旧东北军。
（东北军骑兵师由6师缩编为4师）
骑兵旅有第一、第二、第十、第十三、第十四旅（2团旅），另3个独立团。
（六）陆军炮兵旅与团
炮兵第一、第二、第六、第八旅（各辖2团），炮兵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七团，皆中央军；另晋军（阎锡山）炮兵第二十一至三十团10个团；第三路军（韩复榘）炮兵3个团。总计炮兵4旅18个团又15个营（各军师属炮兵团、营、连不计）。
（七）其他部队
（1）装甲兵1个团（保密未公开），团长杜明，战车1营，炮兵2营，高炮1营，中央军。
（2）税警总团：辖2支队，每支队辖步兵3团及炮、工、辎、通各1营，骑、警、特、教导各1连，等于两个整编（3团）师。
（3）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辖步兵3团，军士、炮、工、通、辎各1营，高射炮、特务各1连，等于1个加强师。
（4）其他兵种：工兵2团，交通兵3团，汽（机）车、铁道、铁甲兵各1团，通信兵2团，宪兵11团3营。[12]
以上总计官佐13.6万人，士兵189.3万人，合计202.9万人。另外新疆约有部队10个师，不在中央番号、人数之内。[13]
此外，中共红军约2万人，在陕北与地方红军混合。抗战后，经谈判，由政府改编，初称第八路军，旋改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辖第一一五师（林彪，1200人）、第一二○师（贺龙，6000人）、第一二九师（刘伯承，8000人），另陕北警备旅（萧劲光，4000人）。[14]
五 战前的海空军
（一）海军
抗战前中国海军未统一，暂分下列三部。
（1）中央海军，由中央补给，辖：
△第一舰队：计14艘舰艇。
巡洋舰——海容、海筹（各2950吨），宁海、平海（各2600吨）；
辎巡洋舰——逸仙（1500吨），大同、自强（各1050吨）；
炮舰——永健、永绩、中山（各860吨）；
驱逐舰——建康（390吨）；
运输舰——定安（1242吨）、克安（3318吨）、普安（2305吨）。
△第二舰队：计19艘舰艇。
炮舰——德胜、威胜（各932吨，日人称飞机水上母舰），楚有、楚泰、楚同、楚源、楚观（各740吨），永绥（600吨），江元、江贞（各550吨），民权、民生（各460吨），威宁（418吨）；
浅水炮艇——江犀、江鲲（各140吨）；
鱼雷艇——湖鹏、湖应、湖瑞、湖隼（各916吨）。
△练习舰队——应瑞（2460吨）、通济（1900吨）。
△巡防队：炮艇——顺胜、勇胜（各280吨），义胜（350吨），仁胜（270吨），海宁、江宁、绥宁、威宁、肃宁、崇宁、义宁、长宁、正宁、抚宁（各250吨），计14艘舰艇。
△测量队：6艘舰艇。
测量舰——甘露（1362吨）、日（500吨）、青天（299吨）、武胜（740吨）；
测量艇——诚胜（270吨）、公胜（280吨）。
△鱼雷艇游击队：辰字、宿字（各90吨），列字、张字（各62吨），计4艘舰艇。
△雷电学校（即中央海军学校）。
练舰——自由中国（约1000吨），同心、同德（各约500吨）；
快艇大队——文天祥队、史可法队、岳飞队、颜杲卿队（后拨广东）等分队。计英式快艇12艘（每艘约10吨）、德式快艇2艘（各约30吨）。
以上中央海军计74艘舰艇。
（2）第三舰队，原为旧东北海军，战时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宋哲元）补给。
△巡洋舰——海圻（4300吨）、海琛（2950吨）；
△运输舰——定海（1100吨）、镇海（2780吨），日称伪装巡洋舰；
△驱逐舰——同安（395吨）；
△炮舰（或炮艇）——永翔、楚豫（各780吨），江利（550吨），海鸥、海鹤、海清、海燕、海骏、海蓬（各约190吨）。
以上共12艘舰艇。
（3）广东海军，由广东江防司令部（前第四舰队）指挥，广东省补给。
△轻巡洋舰——海周（1050吨）；
△练习舰——肇和（2600吨）；
△运输舰——海瑞（吨位不详）、福安（1700吨）；
△炮舰——海虎（680吨），海强、广金、广澄、海继、江大、江巩、安北（各约250吨），舞凤（吨位不详，日称伪装炮舰）；
△河用炮舰——坚如、执信、湖山、光华、智利、金马、飞鹏、江澄、平西、江平、靖东、广安、广源、利琛、绥江、海鸥（另一海鸥炮舰在第三舰队）、珠江、西兴、仲元、仲凯、新松江（60～220吨）；
△鱼雷艇——鱼雷一号、鱼雷二号、鱼雷三号、鱼雷四号（各约62吨）。
广东海军计38艘舰艇。
总计全国军舰（艇）124艘，总吨位约在68895吨，实有官兵（连同陆战队2个独立旅）约20780人。[15]
（二）空军
中国空军成立较晚，但素质颇佳，且全国统一。其实有数量及配备如下表。
抗战前中国实有空军部队兵力
续表
以上共分9个大队及直属队，其编组驻地如下：
第一大队——第一、第二队，驻南昌；
第二大队——第九、第十一、第十四队，驻广州；
第三大队——第七、第八、第十七队，驻句容；
第四大队——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队，驻南昌；
第五大队——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八队，驻南昌；
第六大队——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五队，驻南京；
第七大队——第六、第十二、第十六、第三十一队，驻西安；
第八大队——第十、第十九、第三十队，驻南昌；
第九大队——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队，驻蚌埠；
直属队——第十三队驻襄阳，第十八队驻广州，第二十队驻孝感，第二十九队驻广州。
实有飞行人员1268人，第一线驾机作战者约53%，地勤人员约2万人左右。[16]
六 国军干部素质
（一）陆军
正规陆军此时干部素质多在水平之上，但各军系渊源不同，领导人作风各异，干部所来学校有别，训练方式不尽一样，故所表现的气质则不大相同，现分别论述于后。
1.中央军
1923年黄埔建校建军开始，1924年11月至1925年2月，组教导团第一、二团，连同广州粤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军，4月编为党军第一旅，旅扩编为师（师长何应钦），又增第二师（师长王懋功），8月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中正任军长。9月有第二次东征。1926年2月，第一军发展成5个师，军长何应钦，第一至第三师，师长王柏龄、刘峙、谭曙卿，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第二十师师长钱大钧。其中第三、第十四师为旧粤军，其他3个是第一军的种子部队，也是中央军发展的开端。
此后经过北伐（1926年7月至1928年7月）、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宁汉分裂、“清党”与中共军队南昌起义，至1928年7月，蒋中正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队像滚雪球一样，时有6个军团、20个军、64个师、5个混成旅及警卫军、炮兵、铁甲车等特种部队约55万人，占苏、浙、闽、皖、赣等富饶区域及京沪要地，并掌控全国政府。
当然这些军队除原中央军外，包括闽军、浙军、苏军、皖军、赣军（前孙传芳五省联军）及鄂军、湘军、粤军、黔军、滇军、直鲁联军。其中有些部队干部素质颇高，再经编遣会议、中原大战、“剿共”作战以及对日“一·二八”战役，榆关、热河、长城等战役，多次整编混合，至抗战前形成一支79个师的中央军，战力最强，干部素质甚佳，士气旺盛，也是日军认为必须击毁的部队。
此时干部，除原中央军早期干部及收编各军原有干部外，主要来自于陆军军官学校（亦称黄埔军校，1930年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以新设的各专科学校。
（1）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6月16日开学，1925年6月第一期654人毕业，同年9月第二期449人毕业，1926年1月第三期1233人毕业，同年10月第四期2645人毕业，1927年8月第五期1480人毕业，第六期1929年2月黄埔毕业718人，同年5月南京毕业3634人，第七期1929年12月南京毕业852人，第八期1933年5月毕业1545人，第九期1934年5月毕业654人，第十期1936年6月毕业940人，1937年1月毕业1561人。抗战前计10期，毕业学生16365人。[17]
黄埔军校是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铲除割据国内各军事集团，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革命民主的国民政府。孙中山逝世后，由蒋中正承其遗志，完成北伐及全国统一大业。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及边疆与少数中共党员。毕业后，除少数回边疆、各地以及中共红军外，90%以上皆投入中央军（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充当各级干部——队职官、参谋官、军校教官等职务，或再经专科学校受训，以增强军事专科知识，或升入陆军大学。抗战前彼等所担任职务，第一期年长者如胡宗南，已升至少（中）将军长，关麟徵、黄杰等皆为少将师长，第四期高魁元、刘玉章等，在中（上）校团长阶段，第四期以后多任中下级军官。[18]
（2）各军事专科学校：
△陆军步兵学校，1931年1月筹备，1932年2月开学，全校教职员3200余，为在职军官，施以进修专业训练，抗战前训练实况如下。
学员队：修步兵专门学术，为期12个月，共办5期；
校官研究班：修典范令及战术课程，为期6个月，共办20期，后拨入陆军大学；
技术训练班：以劈刺、射击、体操为主，为期6个月，初办5期，后办近战班5期；
机关炮干部训练班：为期6个月，共办4期；
射击训练班：为期3个月，共办25期；
重机关枪训练班：为期3个月，办21期；
战防炮训练班：为期3个月，办2期；
迫击炮训练班：为期3个月，办20期；
另有军士教导团、军官干部训练班等，是中央军再教育，包括思想教育的大混合。[19]
△陆军炮兵学校：1931年4月筹备，12月15日开校，召训人员，分下列5种。
普通科学员班：训练观测、通讯、射击及战术。第一期9个月，毕业92人；第二期14个月，由德国顾问任教，毕业112人；第三期12个月，毕业131人；第四期12个月，毕业63人；第五期，137人在校，未毕业即抗战爆发。
校官召集班：1934年3月24日开训，第一期25人毕业，第二期23人毕业，第三期13人毕业，第四期19人毕业，第五期44人1937年8月毕业。皆在校一年。为抗战时炮兵中上级中坚干部。
上尉训练班：1934年底开办，每年两次，抗战前办5期：第一期60人，第二期46人，第三期46人，第四期39人，第五期52人。
中少尉训练班：1935年开办，每年两次，抗战前办4期，分别为58人、66人、91人、153人毕业；
要塞炮兵军官讲习班：1933年开办，在校4个月，抗战前办8期，计156人，要塞炮兵军士讲习班，亦办8期，计439人。
△陆军骑兵学校：1933年3月1日成立，分马术、战术两科及校官班，调训在职骑兵军官。唯抗战前所训练人员不多，马术（甲）15人，马术（乙）116人，军官班58人。[20]
此外同类学校尚有陆军工兵学校、陆军通信兵学校、陆军辎重兵学校、陆军机械化学校。
（3）其他军事学校：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兵工学校、军需学校、军医学校、兽医学校、宪兵学校、多自北京政府传承接收续办。[21]
（4）陆军大学：此是自清末所办之陆军最高学府，其毕业生分散在全国各军系中，素质甚高。中央军早期陆大出身者多从收编各军时进入。该校1931年从北平迁往南京。抗战前，国民政府承办招生第十至第十五期，特别班第一至第三期，是中央军军官升学进修之所，所学为大兵团指挥作战、战略战术、参谋要务、国防计划、后方勤务、国家总动员等。[22]
（5）（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此为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全国规模最大、教学最完整的军事学校，从1912年创办，至1923年停办，共毕业9期学生，先后有6574人毕业，分散在全国各军中；初在中央军者有陈诚、刘峙、顾祝同、熊式辉、张治中、陶峙岳、周至柔、罗卓英等多人，由各地方军进入中央军者有万耀煌、上官云相、薛岳、余汉谋等，其他如桂系白崇禧、黄绍竑、李品仙、黄琪翔等，晋军傅作义、陈长捷、楚溪春等。这些人因毕业较早，早期者多已成名，晚期者亦在军中旅、团长之列。[23]
（6）云南讲武学校：初称云南讲武堂，清末1909年开办，1912年一度停办，旋恢复并改称云南讲武学校，至1927年结束，共办20期，毕业学生近3000人，多在旧滇军中服务，1924年黄埔建校时，王柏龄带此学校教职员或队职官多人参加，故与黄埔军校关系甚为密切。[24]
（7）国外留学生：日本士官有何应钦、王柏龄、杨杰、汤恩伯等多人；日本陆军大学有陈义、熊斌；美国西点军校有温应星、王赓，弗吉尼西军校有孙立人（后三人皆先后在税警总团任职）。
（8）另一批军官为各省讲武堂——广西、江西、湖南等省，各军训练班或行伍出身，有多年战场经验。
由上可知，中央军的干部，虽以黄埔军校为主，但也来自多种管道，经中央短期召集训练，使其中央化，并建立以三民主义为信仰的军队骨干。此一阶段，对内“围剿”由苏联支持的中共红军，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2.东北军
此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东北地区从清末至民国初年，发展成的一支部队，亦称奉军。人员最多时有30多万人，有自己的海军与空军。“九一八”前是全国装备最精、人员足额、待遇最优的部队。干部来自陆军大学、保定军校、北京（洋）政府所办陆军各专门学校、日本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及美军西点军校，[25]及自办之东北讲武堂（亦称东三省讲武堂）。
东北讲武堂1919年开办，初全部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办学（日式），1922年再改为保定军校教学办法，1928年东北易帜，共办8期，毕业学员3569人，张学良即第一期毕业生。后续办3期，调训人员5300余人，是全国承认的“军校学历”，至“九一八”停办。此批干部大部分服务于东北军，小部分流于中央军或各军系及各省军。此外，张作霖办有东三省军士教导队、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张学良办有高级军学研究所，炮兵、军械研究所等10余所。[26]
由此可知东北军干部相当优秀。
3.旧西北军
北伐时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自民国初年（1914）所统中央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在军系混战中发展而成，一度称国民军，至北伐完成，已控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6省，基本部队近20万人。有9个方面军，其高级干部皆其第十六混成旅之营、连长。干部除少数陆军大学或保定军校出身外，多为本军自办训练班（又称随营学堂）训练，部分为行伍出身。
1925年初，在张家口，由苏联及中共协助，创办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招收700人，分步、骑、炮、工科，聘苏联教官授课。[27]冯在北方多处招怨甚深，引起各军系——奉军（张作霖）、直军（吴佩孚）、直鲁联军（张宗昌）、晋军（阎锡山）联合“讨赤”之战，冯军大败，退往五原。时冯玉祥认为自训干部水平不够，想以留苏学生，或此干部学校学生更换一批干部，而有韩复榘、石友三、张自忠等数位将领率部队投入阎锡山部。[28]故知旧西北军干部素质欠佳。
4.晋军（阎自称晋绥军）
北伐时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在山西发展而成的一支部队，有14万多人，严格地说，晋军包括三部分。
（1）商震的第三十二军，此系直隶（河北）部队，依靠阎，民国初年南北战争时，即入湘作战，北伐后商震与蒋中正关系甚佳，北方军情多由商向蒋提供，故商先后任河北省、河南省政府主席；
（2）徐永昌部（第三十三军，抗战前军长已改为孙楚），原为国民三军，徐与阎锡山、蒋中正交往都很好，抗战前，徐已升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29]
（3）即阎的嫡系部队。中原大战后，阎部退回山西，阎去大连暂避。“九一八”后，阎返太原，收回山西兵权与政权。再任军委会副委员长。晋军干部水平很高，多日本士官（阎为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保定军校等毕业生。
5.桂军
是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所经营的广西部队，北伐时为第四集团军，此时约8万人，干部白、黄皆保定军校出身，李为广西将校讲习所出身。1937年4月，重新接受中央军番号，编为陆军第一七○至第一七六师（2旅4团）；干部即原有之桂、粤军干部，多为陆军大学、保定军校、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等毕业生，亦有日本士官等毕业生（如刘斐等人，刘经日本陆军步兵专门学校，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桂系部队干部很整齐。另一特点是，桂系养有一些文职人才，办刊物做宣导，数度想问鼎中央。[30]
6.滇军
有6个3团旅，约4万余人，控在龙云之手，此批部队，干部多云南人，龙为云南讲武堂四期毕业，一生在滇军服务，其部队干部较一般省军为佳，有法式武器装备，抗战后编为第六十军——第一八二、第一八三、第一八四师，在徐州会战，有杰出表现。[31]
7.其他
何键的湘军，余汉谋的粤军，刘湘等数支川军及黔军、陕军、西北宁夏回军（马鸿逵）、甘肃回军（马步芳），干部虽都是自选，但也多来自陆军大学、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或各省各军自办军事学校，干部素质湘、粤军较佳，其他平平。
（二）海军干部
1.中央海军高级干部
多来自福建海军学校与福建海军制造学校（1926年并入海军学校），前者训练航海、管轮，后者培养设计、制造和轮机等人才。
福建海军学校，1913年改名海军学校，1913～1930年，驾驶毕业493人，管轮毕业290余人，部分送往国外深造，以英国为主，法、日、奥、美都有，1929年聘英国海军军官任教。1930年至抗战前，又招考4届，各届分别为97人、95人、47人、93人。这批人才在抗战前先后毕业，出国深造或投入海军。[32]
中央海军干部，另一来源为烟台海军学校（1912～1928），原为清廷烟台海军学堂，专门培养海军驾驶军官，学制5年，在烟台本校读3年（初级），再转入吴淞海军学校（1914～1920）读两年（高级），算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办5期，毕业学生209人。吴淞海军学校停办后，5年全部在烟台读，又办6期，连同前期，毕业学生366人，投入海军服务。此外还有：（1）海军军官学校，1912年10月在南京开办，授以海军高等科学，仅办2期，1914年停办，大部分人员转入吴淞海军学校。（2）海军雷电学校，1915年用南京海军军官学校旧址开办，初设鱼雷、无线电两班，三届毕业84人，1917年改为鱼雷、枪炮两班，至1927年停办，共21期，毕业近400人。（3）海军飞潜学校，1918年在马尼开办，招初中毕业学生，学制8年又4个月，前3年高中课程，后5年4个月，分飞机、船体、轮机等班。1923年毕业56人，多入船政局服务。1926年5月并入福州海军学校。（4）海军军医学校（1917～1930），训练海军医务人员，共毕业218人，参与海军或社会医务工作。
上述海军学校，多民国初年设立，或承传清末之海军学堂，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有些距离。国民政府在南京建雷电学校，实际上是中央新办海军学校。1932年7月招第一期学生50人，分航海、船艺、鱼雷、枪炮等班，学兵300人，分布缆、轮机、鱼雷、通信等班；1935年3月，第二期招学生50人，学兵300人，分班方式与第一期同；1936年6月，招第三期班132人，初中毕业生120人，后者编为艺徒队；1937年6月，招第四期学生134人，教学内容以英国海校为蓝本，是中央准备建新海军之开始。[33]
一般下级干部或士官，多来自海军练营，此“营”1886年设于刘公岛，称海军练勇学堂。1916年移烟台，招舱面、信号、鼓号等练兵400人、轮机练兵80人，皆两年毕业。1926年移马尾，1929年再增招练兵400人，1934年扩充编制，设练兵1000人。至1939年6月底，毕业舱面练兵34届，轮机练兵19届，信号练兵12届，鼓号练兵18届，总计数千人。1929年有枪炮士班，1933年有万国通语训练班，1934年有电信练兵，至1938年止，各毕业数百人。在抗战中增设炮队、布雷队，参加受训者1138人。[34]
1931年6月，新建海军鱼雷营，分学生、士兵两组，以学电信为主，第一届1932年6月毕业29人；第二届1934年12月毕业28人。分派海军各舰电台见习。电信练兵89人，分两班训练，又设雷机班，二届毕业23人。[35]
2.东北海军干部
初来自葫芦岛航警学校，1922年开办。第一、第二期各毕业47人、33人。“九一八”后，学校迁至刘公岛。1929年12月从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转入修学二年航海学生26人，作为第三届甲班，1931年10月再转入修学一年半学生23人，作为乙班，前者1931年8月毕业于刘公岛。1933年8月学校迁青岛，改名青岛海军学校，后者1934年8月毕业于青岛。第四届67人，1936年10月毕业。以上即为东北海军干部，水平很高。1937年抗战爆发，11月学校迁宜昌，1939年8月再迁万县，1941年停办，第五届毕业40人。[36]此时海军已中央化，但大部船舰被击毁。
3.广东海军干部
部分来自前述中央海军各校，部分来自黄埔海军学校，属广东省，学制6年，1912年由前广东水师兼办的工业学堂改名开办，1917年改名广东海军学校，1922年停办，三届毕业136人，多在广东海军服务。[37]
（三）空军干部
此时中国空军完全统一，包括东北空军、广东空军。1931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成立，首先办高级班，包括南苑航空学校、东北东培学校、广东航空学校、云南及山西等航空学校毕业生，或国外留学生。毕业后任学校教官或空军军官，续招各期学生，分飞行、机械，各招150人，抗战前共招9期，投入中国空军服务，1934年成立洛阳分校，1937年停办，1936年7月广东空军由黄光锐率领北飞投中央，同时建广东分校，继续训练飞行人员。抗战时与中央航校一同迁往昆明。
另广西柳州航空学校，第一期30人，第二期60人，1937年4月，广西问题和解，广西空军并入中央，广西柳州航校第三届学生入中央航校，学校撤销。[38]
七 陆军编装战纪及其他
（一）陆军编制
陆军编制，当时中央规定有二。
其一，每师3个步兵团，另师部直属特种兵——炮、骑、工、辎重、通信等连（或营）及卫生队，此师多轻装备，为“追剿”中共军队而用。
其二，每师2个步兵旅4个步兵团，另师部直属炮兵团，工兵、通信兵、辎重兵营，特务连、卫生队、探照灯排，此为准备对日抗战之用。
步兵团辖3个步兵营，步兵营辖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小炮排。团直辖步兵炮（八二迫击炮）连，通信、特务排，全团编制官兵约2000人。但实际各团多缺额，当时因招兵不足，少数的“逃兵”，以及半公开的“吃空额”，作为各级主官（连长至军长）的补助。每团有1700人已经不错。
3步兵团师，或2步兵旅4步兵团师之师直属部队，因缺少人员装备，一般有什么用什么，无法按规定配备，使师直属部队火力大大减小。马步芳第一○○师有炮兵团，第三十八师（张自忠）有炮兵两营，另外有炮兵营者不多。
此时陆军番号虽大部全国统一，但所辖除前述3步兵团师及2旅4步兵团师外，尚有2旅5步兵团（多1个补充团）师、2旅6步兵团师、3旅6步兵团师、3旅7团（6步兵团1补充团）师，及第一○○师（马步芳）2步兵旅6步兵团、1骑兵旅2骑兵团、1炮兵团师（详前文）。
（二）陆军装备
1.中央军
以中正式步枪为基准，骑、炮兵用中正式马枪（中正式步枪与捷克式7.9厘米步枪类同）。驳克枪（德制自来得，可连发，近距离冲锋之用），手枪，重机枪（营机枪连6挺），轻机枪（每步兵连6挺），小炮（每营2门），步兵炮（八二迫击炮）每团步炮连4门，山炮或野炮（以75厘米口径为准）每师炮兵团36门。
这是中央军编制武器，实际上步兵团大致相同，而特种兵——炮、骑、工、辎、通信则不尽相同，炮兵多集中使用，师炮兵团、营或连有的有，有的无。至枪支，有什么枪就用什么枪，外国进口的俄、德、捷克、意、日、英等都有。中国自制的，上海兵工厂较佳，其次为汉阳、金陵、广州、福建、开封、华阴、巩县等，口径为7.9厘米或6.5厘米两种，尽可能使一个团或一个营枪支口径一样，以便作战时子弹可相互交换使用。有些步枪还是从清末新军或民国初北洋军传承下来，仍继续使用。[39]
2.东北军
武器装备因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密切，多用日式武器，如第五十三军使用日本明治30年式（俗称金钩步枪），第五十一军即使用明治38年式，皆6.5厘米口径。沈阳兵工厂，炼钢甚好，所产武器全国最精，大部装备东北军之用。张学良请德技师研究制成的八八式火炮，“九一八”被日军所获，抗战时此炮轰遍全中国。
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派两个军以“和平”姿态入关，结束中原大战，收编战败的阎（锡山）、冯（玉祥）军，入主北平，与蒋中正（南京）平分天下（中国）。惜“九一八”错判形势，失去东北，部队损失60%左右，[40]热河之战，其部将汤玉麟不战而逃，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引咎辞职。其部队在关内收容补充，被中央改编为5个军、19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3个炮兵旅，还有近20万人。[41]
东北军因失掉兴起的老家东北，士气不振，再经中共人员的统战工作，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歌。1935年，东北军由张学良带往西北“剿共”失利，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稍后张学良被判交军事委员会看管10年，东北军群龙无首，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军长）被部属所杀。至抗战前一个多月，东北军由三团师改为二旅四团师，撤销8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炮兵分编各师或编入中央部队，此时东北军完全由中央直接指挥，抗战时在各战场皆有英勇表现。
3.旧西北军
除北洋政府承传的武器外，有大量苏联援助武器。中原大战后，宋哲元军用大沽兵工厂，韩复榘军用德州、济南兵工厂，都是少量的轻（步兵）武器，另外则是中央拨发或自己向国外购置（火炮）。宋军炮兵分配各师，韩军有炮兵三团，集中使用。
4.晋军
部分是北洋政府传承，阎锡山与日本人有微妙关系，所以中原大战后他逃到大连。晋军有太原兵工厂，惟此厂炼钢较差，所产轻武器性能不佳。1930年出产一种冲锋枪（称手提式），曾赠给冯玉祥80支，用于中原大战，性能亦差。晋军有炮兵10团，集中使用。
5.桂军
所用武器部分为民国初年陆荣廷、谭浩明、沈鸿英等遗留下来，部分是北伐时收自各地方部队，广西是比较贫穷省区，此时采精兵政策（只有6个步兵师），故装备不错。抗战前由广西绥靖主任李宗仁统辖。桂军（系）有些许人才，李宗仁待人宽厚，数度想问鼎中央。
6.粤军
从李济深、陈济棠到余汉谋，是一支强而精的部队，人数超过10万人；广东是富饶省区，有广州兵工厂，重武器由港口自国外进口，装备较佳。广东陆军由余汉谋接受中央改编，共编10个师（第一五一至第一六○师），每师有炮兵、工兵、辎重兵、特务兵（师卫队）各1营，骑兵、通信兵各1连，电信1队，军医院1所，是当时中国陆军建制、装备最佳部队。
7.川、滇、黔等军
数支川军，以刘湘部队装备较完整，四川有兵工厂，可自制较好武器，其他各支部队装备较差；滇军装备较佳，有部分法式装备；黔军与滇军交往较密切，装备尚可；何键湘军多中央化，装备为与中央军类同。
8.陕、宁、甘等军
陕军此时已中央化，陕西省有天水兵工厂，陕军装备平平；宁夏马鸿逵师随韩复榘军在河南、山东跑过数年，马鸿宾师则留宁夏，皆装备不错，宁夏很富有，武器外购较多；甘肃马步芳军，武器部分由其父马骐传承，部分外购，甘青因地域辽阔，以发展骑兵为主。[42]
（三）战场经验
（1）中央军战场经验丰富，自成军后，对内有东征、北伐、讨桂系之战，冯（玉祥）军暴动之战，讨唐生智之战及中原大战，“剿共”作战，平定“闽变”作战及追剿作战；对外有济南惨案、“一·二八”淞沪抗日，长城作战等。[43]
（2）东北军战场经验更丰富。早期有第一、第二次直奉之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既入主北京政府，兵力达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续有郭松龄反奉之战，孙（传芳）奉之战，“讨赤”之战，[44]北伐时张作霖以陆海军大元帅开府北京，对抗北伐军，失败回东北，被日军所炸死，张学良承继事业。此后，有防俄作战。[45]“九一八”后，再有榆关、热河-长城之战，后参加西北“剿共”作战。
（3）旧西北军原为直军一支，参加两次直奉之战，第二次直奉之战时，因冯收张作霖百万贿款而叛直投张，使直军大败。后有冯李（李景林，直隶督军）之战。北方各军系联合“讨赤”之战，冯溃不成军，转而参加北伐。[46]中原大战后，冯失兵权，其旧属宋哲元军参加长城作战，孙连仲军参加江西“剿共”作战。
（4）晋军在北方是先靠皖系、后靠直系成长的一支军队，阎锡山善用心机，北伐前，有奉阎之战、“讨赤”之战，北伐后有中原大战。商震军参加长城之战，傅作义军参加怀柔之战。此二人后则负方面大任（抗战时傅主绥远战区，商一度主持第六战区）。
（5）粤军第十九路军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及“闽变”溃败作战。西南各省军，除参加“追剿”红军作战外，有湘桂之战、粤桂之战及各省内作战——滇军龙云、胡若愚之战，黔军王家烈、李之战等。作战经验较差者为川军，川军省内各军，虽相互征伐，但多不实战，或一战即走。[47]
（6）陕军初对抗北洋军，后对抗镇嵩军（西安围城），再对抗西北军。陕西人善战，[48]甘青马家军，在“追剿”红军与平定马仲英军时有所表现。宁夏马家军，马鸿逵率军追随韩复榘在中原各地作战，战场经验丰富。
（四）军纪与战力
（1）中央军的军纪与战力，抗战前很平均，都很不错，尤其在第五次江西“围剿”红军或“追剿”红军时有突出表现。不过抗战后，表现则不尽相同，陈诚系的部队，军纪好，能打仗；汤恩伯的部队，徐州会战作战不利，被蒋中正电示纠正，[49]后汤军在河南军纪甚差，让河南人恨之入骨；[50]胡宗南军，“追剿”红军时表现不错，抗战后胡有“恐日症”，武汉会战时在信阳不战而逃。[51]胡投机取巧，拉着戴笠搞政治，不专心军队，军纪欠佳。[52]
此外，关麟徵部是一支战力强、军纪佳的部队。
（2）东北军，因东北人多蛮强野性，军纪欠佳。东北军原战力很强，尤其在“防俄战役”中表现甚佳，后因张学良舍东北军事基础，太重视国内政治，而有“九一八”之失，继有热河长城作战不利，使一支装备最佳、人员充足、待遇最高、训练完整的部队，慢慢地没落。至西安事变为最低潮。抗战爆发前的一个月改编参战，各统兵将领与部队多英勇抗日，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主持鲁苏战区，万福麟第五十三军与宋哲元军并肩作战，何柱国、马占山之骑兵部队都有很好的战绩。
（3）旧西北军，军纪佳，战力亦强，它们有行军住民房，走时整理得非常清洁，水缸水都挑满的传统，抗战初期房山、涿州之战，是孙连仲军支持近两个月，后娘子关之战也是孙军所打，又有台儿庄大捷。津浦路北段作战为宋军所为，临沂之捷是张自忠、庞炳勋合力攻日军。韩复榘被枪毙后，[53]部将曹福林等参加徐州会战，孙桐萱军参加武汉会战，都有杰出表现。
（4）晋军，军纪尚好，惟战力不强。抗战后，因天镇失守而枪毙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此后中央军进入山西，与傅作义第三十五军支撑局面，第九军郝梦龄，表现突出，在忻口阻击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
（5）桂军是一支军纪佳、作战灵活部队。淞沪会战时投入5个师（第一七○至第一七四师），此批部队后随李宗仁在第五战区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后第五战区向平汉路西侧转移时，部分由廖磊等指挥，留在皖北大别山区打游击。
（6）余汉谋粤军、何键湘军、龙云滇军、黔军，军纪都在水平之上，战力亦强。川军刘湘部队军纪战力较佳，其他军纪平平，武力不强，最差为刘文辉部，抗战八年，未离开四川一步。两支回军——马鸿逵、马步芳，军纪很好，都能打仗。陕军孙蔚如、冯钦哉二部已中央化，军纪战力平平。邓宝珊在陕北已边缘化。
（五）兵源、训练、士气
（1）兵源：各省军多来自省内各县市，有些是亲朋好友投奔，带一些年轻人，谋一官半职。正规陆军实施募兵制，在军、师驻地，挂一招牌，写“某某军（师）招兵处”，青年人可自行报名，经体检后入新兵营；另由中下级军官分若干小组，拿某军募兵小旗，往各乡镇或较大之乡村，亲自讲解从军报国之理念、抵抗日军侵略之重要、在军中所学技能、现时待遇、将来的希望，使闲散农村青年听之心动，体检合格后，先发安家费（一般是10元大洋），即随募兵小组人员进入新兵营，接受训练。
（2）训练：新兵入营后，经过3～6个月基础训练，在课堂上学习军中常识、内务、军纪、军法、礼节；上操课——个人单操，各种口令、步法，枪械使用、瞄准、射击、劈刺，再进入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从一个老百姓变为一个“革命军人”，然后编入正规部队，执行各种任务，或继续接受教育或训练。
为使全国陆军中央化，中央特办两个军官训练团。
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年6月开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团长，陈诚副团长，调训各军系军官，执行“安内攘外”——“剿共”与抗战政策。有德国顾问，意、美教官，陆军大学、中央军校及各专业学校——步、炮、骑、工、通信、辎重，机械化等学校优秀教官参加。初期以尉官为主，每期两周，三期调训分别为1900人、2500人、3100人。1934年改调各军系高级将领，并将陆军大学第十期、第十一期学生调往受训。此种高级将领调训，完全为抗日作战准备。[54]
峨嵋官训练团：是中央对川军军官之训练，促使其中央化，蒋中正兼团长，刘湘副团长，陈诚教育长。1935年8月开办，川军军、师长任训练编队之营、连长，中央军的团长任排长，每排40人，多川军团、营长以上之军官。只办一期。[55]
（3）士气：因受日本帝国主义多年侵略，经过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榆关、长城、热河、冀东、察东等战役，血淋淋的教训，使全国沸腾，各地抵制日货，掀起反日热潮。此时日本关东军正进一步制造“华北特殊化”和“内蒙古独立”。不光中央军士气旺盛，决与日军一拼死活，就是全国各军系各省军也同样士气高涨，一致抗日。
在“华北特殊化”问题上，宋哲元率陆军第二十九军，于冀察二省、平津二市，在中央指导下，与日军周旋三四年之久，使日军愿望成空。故日军恨透宋军，抗战开始时，令侵华各军必须击溃宋军。又针对“内蒙古独立”，傅作义陆军第三十五军百灵庙一战（1936年11月24日），将日伪军击溃，伪军投诚国军。
（六）兵额与薪饷
（1）国（陆）军兵额：中央军比较平均，3步兵团师，约6000人，2旅4步兵团师，8000人左右，2旅5步兵团师（多一补充团），约9000人。东北军改成2旅4步兵团师，与中央军类同。晋军每师约7000人，其他地方军——粤、湘、桂、黔、陕、回等每师6000～9000人不等，差别最大的是川军，有9000人师，也有4000人师。兵额最多者为宋哲元军，有4个师，每师3个步兵旅、1个独立旅、1个特务团。第三十七师15750人，第三十八师15400人，第一三二师15000人，第一四三师15100人。[56]
（2）薪饷：国（陆）军是“混一色”的统一，薪饷发放办法有三：中央军是有一个官或兵，依政府公布薪给办法，发给每一位官或兵一份薪饷；有地盘的军系或省军，由省方自筹薪饷，比照或参考中央公布薪给办法发放，然后报中央备案；非中央军，也没有地盘的军队，如中原大战后向中央投诚的军队，不管有多少官兵，每月由中央补助一定数额款项，由军队首长自己分配使用，中央多不干涉。抗战爆发中共红军接受改编后，即行此办法。[57]
八 抗战部署计划
1934年12月，中共红军已“逃避”（长征）到贵州，“安内”似将完成，为抗日侮，蒋中正提出整编60个步兵师计划，暂定3～4年编练完成。此计划构想：日本常备军——陆军为17个师团，每师团2个步兵旅团、4个步兵联队，直属4个特种兵（骑、炮、工、辎）联队，总兵力约1.7万人；中国常备（陆）军为60个师，每师2个步兵旅、4个步兵团，直属4个特种兵（骑、炮、工、辎）团或营，兵力亦希望为1.7万余人，总兵力平时约为日军的3倍。战时动员，日军可达60个师团，中国能动员200个师，亦是日军3倍，以促使日军知难而退，不敢贸然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58]整编各师作业计划如下。
（一）配备要旨
（1）新编各师为防备日军侵略、保全国土，应按政略、战略、地势、交通及其他关系，拥有适当兵力之配备；
（2）就国际情形而言，华北多事，主战场似在平津绥察，应配置相当兵力，至于津浦、平汉两干线配置较多兵力，便于向主战场集中；
（3）华北发生战争，山东半岛、淞沪以及闽浙粤沿海各处必同时受其侵略；
（4）首都（南京）为政治中心，武汉、南昌为军事重心，均配备相当兵力；
（5）为稳固西北边防，各要地均配备相当兵力。
（二）配备顺序
（1）第一年新编第一至第十二各师分驻于首都附近，及军事重心暨沿津浦、平汉、平绥、陇海铁路线各重要地点；
（2）第二年新编第十三至第二十四各师分驻各重要地点，及沿海长江附近各重要地区；
（3）第三年新编第二十五至第三十六各师分驻于正太路沿线各重要地点；
（4）第四年新编第三十七至第四十八各师分驻西南及西北各重要地点；
（5）第五年新编第四十九至第六十各师分驻西北要地及其他重要地点。
（三）五年编成后各省配备驻军
（1）江苏4个师：分驻南京、徐海、镇江、苏州；
（2）浙江、福建各2个师：分驻杭州、衢州、福州、漳州；
（3）安徽2个师：分驻蚌埠、安庆；
（4）江西3个师：分驻南昌、九江、赣州；
（5）湖北3个师：分驻武汉、荆州、襄阳；
（6）湖南3个师：分驻岳州、长沙、衡州；
（7）四川3个师：分驻重庆、成都、夔州；
（8）贵州、西康各1个师：分驻贵阳、康定；
（9）广东3个师：分驻广州、高州、潮州；
（10）广西、云南各2个师：分驻南宁、桂林、昆明、大理；
（11）河北7个师：分驻马厂、北平两师，保定、滦州、通州、石家庄；
（12）河南4个师：分驻开（封）洛（阳）、郑州、信阳、彰德；
（13）山东4个师：分驻济南、潍州、德州、济宁；
（14）山西3个师：分驻太原、大同、临汾；
（15）陕、甘各2个师：分驻长（西）安、潼关、兰州、天水；
（16）绥、宁、青各1个师：分驻归绥（呼和浩特）、宁夏（银川）、西宁；
（17）察、新各2个师：分驻宣化、多伦、迪化（乌鲁木齐）、伊犁。
（四）兵役区计划：全国行征兵制
（1）江苏省：军管区徐州，第一、二、二十一、二十二师管区：清江、徐州、镇江、苏州；
（2）浙江省：军管区衢州，第三、四十师管区：杭州、衢州；
（3）安徽省：军管区蚌埠，第七、三十八师管区：蚌埠、安庆；
（4）湖北省：军管区荆州，第五、三十一、三十二师管区：武昌、宜昌、襄阳；
（5）江西省：军管区赣州，第四、二十三、三十八师管区：南昌、九江、赣州；
（6）湖南省：军管区岳州，第二十四、三十三、三十七师管区：辰州、长沙、衡州；
（7）四川省、西康省：军管区重庆，第四十一、四十二、五十三、六十师管区：万县、成都、夔州、康定；
（8）福建省：军管区延平，第十六、十七师管区：福州、漳州；
（9）广东省：军管区肇庆，第十八、四十三师管区：广州、高州；
（10）广西省：军管区武鸣，第四十五、四十六师管区：南宁、桂林；
（11）云南省、贵州省：军管区蒙自，第四十七、五十二、五十七师管区：昆明、大理、贵阳；
（12）河北省：军管区保定，第九、十、二十、二十五、十一、十五、二十六师管区：沧州、北平（第十、二十、二十五师，1个师管区）、保定、滦州、顺德；
（13）山东省：军管区曹州，第八、十九、二十九、三十师管区：济南、胶州、东昌、兖州；
（14）山西省：军管区大同，第二十七、五十五、五十六师管区：太原、大同、临汾；
（15）河南省：军管区郑州，第六、十二、三十四、三十五师管区：开封、洛阳、归德，信阳，彰德；
（16）陕西省：军管区潼关，第二十八、五十四师管区：长安、汉中；
（17）甘肃省、宁夏省：军管区陇西，第五十、五十一、四十九师管区：兰州、天水、宁夏（银川）；
（18）绥远省、察哈尔省：军管区平地泉（平泉），第十四、十三、三十六师管区：归绥（呼和浩特）、宣化、张家口；
（19）青海省、新疆省：军管区伊犁，第五十九、四十八、五十八师管区：西宁、迪化（乌鲁木齐）、伊犁。
（五）军官佐士兵挑选办法
（1）军官佐（中将至准尉）：每师1267人，60师76020人；中央领饷57015人，地方领饷19005人；
（2）士官（上、中、下士）：每师2412人，60师144720人，中央领饷108540人，地方领饷36180人；
（3）列兵（上兵、一兵、二兵）：60师，步兵648240人，骑兵11040人，炮兵89400人，工兵30120人，通信兵15840人，辎重兵14820人，总计809460人。
（4）每师军官佐1267人，士官2412人，列兵13491人，合计17170人。60师计1030200人。[59]
（六）武器配备与更换
（1）武器配备：每师步枪7831支，马枪（野炮团）1395支，（山炮团）1503支，驳壳枪（俗称自来得或盒子炮，做冲锋枪之用）2940支，手枪108支，重机枪92挺，轻机枪294挺，八二迫击炮（步炮）20门，山炮36门，二生的小炮30门，十五生榴弹炮4门。
（2）武器更换：每师步枪46986支，马枪71084支，重机枪552挺，八二迫击炮（步炮）120门；定购七六三驳壳枪141717支，手枪648把，轻机枪9620挺，二生的小炮1697门，七五山炮72门，七五野炮1716门，十五生的榴弹炮240门。[60]
（七）实际整编情形
（1）第一次整编10个师：第二、第二十五、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五十七、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师及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其中后4师属陈诚之第十八军，各师因新购武器未到，故部分编制暂空。
（2）第二次整编10个师：第三、第四、第九、第十、第七十九、第十八、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八十三、第二十七师。
两次整编，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至1936年9月，先后完成。然因外购武器未到，只有用旧武器略做调整。编装人员皆未达到要求标准。
（3）第三次整编，1937年上半年提出10个师：第一、第五、第十三、第十六、第五十一、第五十六、第五十八、第七十八、第八十五、第九十八师。下半年10个师尚未提出，抗战爆发后所有部队投入战场。[61]
九 中日军事情报工作
（一）中国方面军事情报之搜集
（1）外交部：部长张群（1935年12月12日任）、王宠惠（1937年3月4日任）。情报司李迪俊、亚洲司高宗武、国际司吴颂皋等人，综合驻日本使馆人员（武官）或各地潜伏情报人员采集的有关日本军事变动情报，经外交部研判后，提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考。
（2）国防设计委员会：属参谋本部，1932年11月1日成立，蒋中正兼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为秘书长、副秘书长。聘设计委员50人、专门委员200人，分8个方面，属于情报部分有两个部门：
一是军事：调查研究日本和德国的军事情况，计划训练新兵，规定每师员额装备（按：即前抗战部署计划）。设计委员陈义、林蔚、杨继曾等人负责。
二是国际关系：分析国际形势，注重日本外交动态，同时研究东北、西北、西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问题。设计委员王世杰、徐淑希等人负责。
1935年3月，改称资源委员会，合并军政部兵工署，直属军事委员会，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三部门分别结束，工作重点移向重工业建设。[62]
（3）特务处（军事调查统计局前身）：1932年4月1日成立，初属力行社，为一秘密组织，处长戴笠，侦察科长郑介民，执行科长邱开基，书记唐纵。书记管内勤工作；侦察、执行科长管外勤工作。编制人员145人。1934年3月，合并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调查科（邓文仪），同时建立各区（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省及海外特别行动、通信等组织，人员增至千人。日本有助理武官严泽元、胡屏章驻地工作；上海有周信吾、詹世璋负责日领事馆及军部侦察任务。此外，苏、英、法、意、美、香港都有工作人员，对国内各大城市也建有通讯网，侦察各国各地日军情报活动，与彼此来往关系。[63]
1934年6月至抗战前，特务处破解日本制造南京“藏本英明”事件、“华北特殊化”等阴谋，同时在南京、上海、镇江、厦门、济南、郑州、开封、天津、北平、汉口等地，共破获日本情报单位79个。其重要事件：
一是黄铸，组织“华南团”；
二是张显如，为日本搜集情报，诱杀义勇军数十人；
三是徐冠九，在南京组织机关，暗地组织军队；
四是黄逸民，陈鸿文，组“暴力团”，刺杀在华韩国人员；
五是王文忠，组“先锋队”，吸收人员，破坏治安；
六是魏清祥，何廷荣，组“自治会华北分会”，联络帮会，扰乱地方；
七是何安亭，在河南舞阳组“护清铲民会”及“中华民主同盟会河南支部”；
八是破获郑州通商东巷九号“文化研究社”日本情报机关，逮捕日人志贺秀二、山口勇男、田中敏夫等人。[64]
此外，百灵庙作战时，伪内蒙军政府伪军阵前向中央投诚，七七事变后，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第一、二总队（张庆馀、张砚田）在通州痛击日军，都是特务处人员事先布置的。
（4）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俗称旧军统局）：1932年9月成立，合并原中国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后称“特工总部”为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主管党派调查，将秘密的力行社特务处改为第二处（处长戴笠），主管军事调查；新成立邮电检查处（处长陈焯兼），局长为陈立夫，副局长为陈焯。[65]
实际上第一、二两处各自为政，互不沟通合作，将所获各种情报，直呈蒋中正委员长。1937年8月，两个处分离，第一处改为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第二处改为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各办各事。
（5）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936年1月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侍从室改组而成，主任晏道刚，分两处一室：第一处钱大钧管军事，第二处陈布雷管政治、外交、经济、党务、人事及委员长交办事项，侍卫长钱大钧（兼），管委员长安全。有关各机构对日情报，多由侍从室转呈委员长。[66]
（6）军事委员会国际关系研究所：1937年5月15日成立，是中央确定对日抗战即将发生时，急速成立对日情报搜集研究机构，主任王芃生（王大桢），秘书主任龚德柏，第一组（对日情报）洪松龄（原特务处人员），第二组（国际情报）袁孟超（原调查科人员）及王在日本的一些友人，包括台湾的谢南光、李万居、张锡祺、连震东等，日人青山和夫（日反战同盟人员），及同乡陈适生（后任机要组长）、好友罗坚白（后任第三组——资料组组长）及潘世宪等。
王芃生，湖南醴陵人，在陆军经理学校，被保送日本读经理学堂，他在辛亥后参加国民党。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时期，以随员身份参加。后办“鲁案善后”、接收青岛事宜。转任山东省政府统计处长，再入外交部，先后任驻英国、土耳其（大使贺耀组）、日本等大使馆（大使许世英）参赞。1936年12月初，在驻日大使馆参赞任内，王从日本军方得到张学良、杨虎城“西安兵谏”计划，许派他到南京报告，他见到外交部长张群，张群转呈蒋中正，蒋半信半疑。[67]后果然为真，蒋对王颇为欣赏。1937年初王在上海和李万居、谢南光、张锡祺、连震东等“日本通”，细心研究所得到的日本情报，认为日本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很可能7月上旬发动对华大规模侵略战争，并将此结论，由王署名写成报告，经外交部转呈蒋中正，故战前即有国际关系研究所之组成。此研究所有自己的情报网，各重要地区或部门有专人负责，有自己专用电台，情报多来自日本军方或日本政府。抗战时期，最出名的案件为：1941年10月24日“日本大本营太平洋作战方案”，是日本驻沪满铁人员流出，经研判证实后，报蒋中正，蒋命军令部密告英美驻重庆大使馆武官，并发该所驻沪人员奖金。为此英美对中国情报人员神通广大倍感敬佩。后美国与军统局合作建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英国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内设顾问室，皆吸取中国所获之可贵情报。[68]
（二）日本方面对中国军事的调查
日本侵略中国，蓄意已久，它的手段是蚕食而非鲸吞，而最终的目标是占有全中国。
日本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全面的，日本外务省有一半以上人员是在做中国情报工作，包括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军事、文化、交通、卫生（医院）、宗教等多方面，无孔不入。如各地满铁调查科，设在武汉的“乐善堂”，日本着力支持的银行、商社、医疗院所、寺庙人员或挂单的和尚，充斥中国各个角落，且中日同文同种，面貌相似，精通华语或方言的日人，在中国通行无阻。
日本陆军省1931年组成中国军事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整理中国军事现状。西尾寿造、冈村宁次、谷寿夫、东条英机先后出任委员长。1933年12月，在东条任内，改组为军事调查部，称部长，工藤义雄、山下奉文继任部长。1936年3月撤销，由陆军省直接掌控。
自“九一八”“一·二八”、热河、长城作战至塘沽协定，多是日本国外部队的个别行动，造成既成事实，要日本政府接受。1936年二二六事变，日本军方获得政治权力，同年8月11日，日政府五相会议正式决定“北支五省分治完成方针”（即所谓“华北特殊化”），因此促成中国抗战（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日本陆军省再重建陆军调查部。
1.军事机构与国防计划之调查
（1）军事机构：据日本战史丛书，昭和11年（1936年）底调查记载有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海军部、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谋院等单位，并有附带说明，与当时实情大致吻合。[69]其他单位，或1937年上半年变化，则未列入，或未调查搜集完成。
（2）国防计划：1934年国民党完成“剿共”，开始对日备战，并扩大国防计划，在黄河、长江、海岸等要地构筑要塞及国防永久工事，加强改善原有要塞防御及设施。国防实力向上提升，至抗战开始前，自信力已确立，防御准备已具规模。[70]以此证之何应钦“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之“国防工事”“江海防及要塞”内容，日本调查颇为准确。
2.对中国海军之调查
日本调查分为三个系统：中央海军、东北海军、广东海军，并说明三系海军所属舰队、学校、船厂及陆战队，皆呈独立形态，中央海军比较占优势，海上作战能力高强，其他势力微弱。据其调查，认为国民政府之财力现状，在最近的将来要发展大量海军，实甚困难；并将中国1936年底舰队编制、舰名、吨位摸清。抗战开始前，日本将日本造“平海”号巡洋舰（2600吨，1937年3月下水）及8艘向德国购入高速鱼雷艇（1937年5月购入）加入，并说明中国在德国制之潜水艇吨位、只数不详。[71]
日本调查，经笔者与中国海军档案资料比对，完整准确率达95%以上。日本能做到此一地步，是因为多年来中国海军变化不大。
3.对中国陆军之调查
日本军方认为，中国陆军一向素质低劣，军系私兵，“九一八”日军侵入东北，抗日风潮在全国各地兴起，中央军请外国教官训练，具备国防正规军的威容与条件。
（1）中日资料比对。日本资料自承，中国陆军总兵力统计极为困难，根据昭和十二年（1937）1月调查，计步兵223师、47旅，骑兵15师、3旅，炮兵6旅。总兵力约200万人，区分如下：
中央直系军：步兵47师、1旅；炮兵3旅；兵力41.2万人。
中央旁系军：步兵36师、13旅；兵力33.8万人。
地方军阀军：步兵64师、11旅；骑兵14师、1旅；炮兵3旅；兵力52.3万人。
其他杂牌军：步兵76师、22旅；骑兵1师、2旅；兵力72.2万人。
日本认为蒋中正统一中国，部队能力提升，正规军约200万人。昭和十一年初，着手刷新编制与装备，事变前，即改编完成50个师。步兵师基本编制：师司令部一、步兵旅二、骑兵旅一、野炮兵团一、工兵营一、辎重营一、卫生队、特务连等组成。人员13854名，马3508匹，步枪6127支，轻机枪224挺，重机关枪74挺，步炮24门，迫击炮24门，野炮36门。实际上标准型部队（步兵师）非常少，装备亦就原有而使用。中央军的兵器，有最新式火炮、高射机关枪、高射炮装备，在各要地采取空防态势。战车500～600辆。[72]
现将日本上述说明，分析于后。
第一，日本指蒋中正统一中国、部队提升之说正确。
第二，1936年初着手刷新编制与装备有误，实际上1935年元月即开始。
第三，约改编50个师亦错，只改编30个师，完成20个师，另10个师未完成即参加抗战。
第四，实际部队标准编制：师司令部、步兵旅（2个）、炮兵团、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卫生队、特务连、化学排、探照排。全师（山炮团）计划人员17584人、马3387匹；野炮团17170人、马3405匹。日本资料无一数字准确。
第五，实际标准装备：步枪7831支，马枪（野炮团）1395支，（山炮团）1503支，驳壳枪（自来得）3940支，手枪108支，轻机枪294挺，重机枪92挺，小炮30门，步炮20门，野（山）炮36门。日本资料无一数字正确。
第六，日本指中国陆军很少是按标准型编制装备，就原有装备使用，接近事实。
第七，日本认为中央军有新式火炮、新式高射机关枪、高射炮之装备，比较接近真实，然新式火炮，除战车防御炮编在步兵师内，其他皆编入特种部队，或各兵种学校作训练之用。[73]
第八，日本指中国有战车500～600辆，实际上装甲兵团（邱清泉）只有1个战车营，编制为36辆，后增编1营，合为72辆，广东部队有战车（为数甚少），东北军有装甲汽车，日本估计数字过高。
（2）日本对军系的划分。日本将中国陆军分成四类：中央直系军、中央旁系军、地方军阀军、其他杂牌军，是很难接受的，因区分起来非常困难。中央直系军与中央旁系军，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混在一起，已经7年，干部相互调动，共同作战，用什么标准区分？而地方军阀军，除晋军、桂军还需要阎锡山、李宗仁指挥外，其他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冯玉祥）已不存在，其分散部队已由中央直接指挥，各省省军——湘军（何键）、粤军（余汉谋）、陕军（杨虎城旧部）、川军（刘湘等）、黔军（王家烈等）、宁甘青回军（马鸿逵、马步芳）都接受中央整编番号，听命中央“剿共”作战。未接受中央番号者只有云南（龙云，6个旅）、新疆（盛世才，约10个师）。
日本调查有关陆军步兵师、旅及骑、炮师旅数字，更是错得出奇。日本认定步兵223师、47旅，实际上只有175师、50旅、43团。在师的数字上就多了48个师，就算在48师中减去东北军1937年5月撤销的8个师及新疆10个师、云南的6个（3团）旅，还多24个师。独立旅少3个，独立团少43个。关于骑兵数字，日本认定15师、3旅，实9师、5旅、3团（各军之骑兵旅团不包括在内）。炮兵日本调查为6旅，实有4旅、18团、5营（各军师炮兵团营不计在内）。可知日本对中国陆军调查非常不准确，而其最大的错误是认定：只有“中央直系军”是坚持抗日的，而所列“中央旁系军”“地方军阀军”及“其他杂牌军”，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与日军妥协，如果击溃“中央直系军”，中国问题即可解决，也就是可以“灭亡中国”。不过日本此一估评疏忽了“中国人对内彼此争斗，与对外（抗日）敌人侵略，完全不同”，没有人愿意做汉奸，所以中国任何“一系”的陆军，在抗日战争中皆有杰出的表现。
4.对中国空军之调查
日本自1932年1月28日，即对中国新兴空军展开调查，而陆军省与海军省都有自己的调查管道。时日本空军分属于陆海两军，故有此现象。
七七事变时，日本调查中国空军实况：
（1）侦察机251架（陆）；148架（海）。
（2）战斗机212架（陆）；179架（海）。
（3）轰炸机257架（陆）；99架（海）。
（4）练习机（无）（陆）；132架（海）。
（5）运输机（无）（陆）；25架（海）。
（6）其他机（无）（陆）；65架（海）。
（7）驾驶员750人，每年训练350人（陆）；驾驶员668人，第一线作战机428架，练习机232架（海），分别购于美、意、法、德等国。[74]
中国空军基地：南昌、南京、蚌埠、徐州、汉口、西安、广州、句容、广德，及空军9个大队、31个中队驻防实情。
日本对中国空军、海军的调查比陆军为佳，但仍不准确，如侦察机中国实有95架，日本调查148架，多53架；轰炸机中国实有102架，日本调查99架，少3架；战斗机中国实有117架，日本调查179架，多62架。第一线作战驾驶员人数及大队、中队接近准确，但每年仅能训练250人。其他各大（中）队驻地与机种分配，错误很多。[75]
十 结论
（1）中国正规陆军200万人，是日本当时陆军（17个师团，约25万人）8倍，然因装备陈旧，无法与训练精良、装备现代化（机械化）日军相比。但绝不像日本军方所说的“中国军队一向素质低劣，军阀私兵”那样。
（2）七七事变前，中国尚未完全统一，“剿共”军事亦未完成，“军阀私兵”现象是对内关系，它不代表对侵略中国国土的日军。
（3）日军错估中国军情，认为只有“中央直系军”是坚决抗日的，其他大部分军队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与日军妥协，如果击溃“中央直系军”，中国问题即可解决，也就是可以“灭亡中国”。殊不知中国任何省区部队都坚决抗日，且在抗日战争中皆有杰出表现。
（4）中国海军舰船吨位为68895吨，是日军海军（1153000吨）的6%，且船舰多由清末民初承传而来，新舰较少，日军调查清楚，并不重视。
（5）中国空军，为新兴军力，且全国统一。虽只有9个大队、31个中队，战机314架，但颇受日本重视，日海陆军虽有不同调查，但都较高估实力。
（6）中国军队干部素质，海空军最佳，皆专业学校出身，或留学外国；陆军部队因有地方杂军，干部素质差，一般部队皆在水平之下。
（7）抗战部署计划，是中国抗日最彻底的办法，昔外购武器因故未到，军队未编成，战事提前爆发。
（8）抗战前后，中日“谍对谍”，都做得很出色，中国的军事调查统计局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表现突出；日本战后成立“支那特别委员会”，陆军、海军、外务三省派人参加，由土肥原贤二主持，对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建绪、徐泉源，及旧东北军、旧西北军，尽力拉拢，密称“兽工作”，[76]但未起任何作用。
[1] 作者单位：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收藏有关军事委员会——国际会议、办公厅、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海军部、军事参议院、航空委员会、铨叙厅等档案。
[3] 《蒋公侍从见闻录》（《侍从人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7，第110页；中国第二档案馆所存侍从室档案，见戚厚杰等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328～329页。
[4] 参阅《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第1、2册，台北，“国史馆”，1996。
[5] 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绪论》（1），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出版，1981，第734～741页。
[6] 参阅《军政公报》（1930～1937）；《国民政府公报》（1935～1937）；“国史馆”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5～1937）。
[7]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藏档案43/7421.26，陆军部队沿革资料。
[8]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藏档案43/7421.26，陆军部队沿革资料中有关东北军改变资料。
[9] 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印，2002，第382～433页。
[10] 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第448～449页。
[11] 详见《抗日战史——战前世界大势及中国国势概要》（2），“国防部”史政局编印，1961，第62页。
[12] 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第443～454页。
[13] 《抗日战史——战前世界大势及中国国势概要》（2），第62页。
[14]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未发行，第102～103页。
[15] 详见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第335～397页。
[16] 详见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第335～397页。
[17] 湖南省档案馆校编《黄埔军校同学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1～502页。
[18]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收藏各将领任职履历表。又胡宗南、关麟徵、刘玉章等传记，见笔者所撰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之《中华民国名人传》第6、8、13册。
[19]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收藏有关陆军步兵学校档案资料。
[20]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收藏有关陆军炮兵学校、陆军骑兵学校资料。
[21] “国防部”史政编译室藏有各校沿革史及新修各校校史，其中以军医学校史修之最完善。
[22] 杨学房等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
[23] 河北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4] 袁伟等编《中国军校发展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第211～213页。
[25] 按：温应星中将，曾任职东北军，温应星为温哈熊上将之父，西点军校毕业。
[26] 袁伟等编《中国军校发展史》，第211～213页。
[27] 刘凤翰：《冯玉祥与北伐》，第455～500页。
[28] 参阅“国史馆”所藏有关阎锡山档，此档民初各省来往资料颇为珍贵。
[29] 参阅《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影印出版。
[30] 参阅《李宗仁回忆录》有关抗战前之变化部分。
[31] 参阅《抗日战史》，“国防部”史政局，1981，第181～193页。
[32] 本段及以下两段，见袁伟等编《中国军校发展史》，第215～222，410～412页；杨志本主编《中国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第388～516页。
[33]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藏有关电雷学校资料。
[34] 戚厚杰等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第416页；杨志本主编《中国民国海军史料》，第388～516页。
[35] 戚厚杰等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第417页。
[36] 袁伟等编《中国军校发展史》，第222～223、412～413页。
[37] 袁伟等编《中国军校发展史》，第216～217页。
[38] 袁伟等编《中国军校发展史》，第415～419页。
[39] 笔者访问许多将领，如秦德纯、孙连仲、丁治磐、尹国祥（晋军商震军）、黄杰等。此为彼等所告。
[40] 刘凤翰：《战前陆军整编》，第519～529页。
[41] 刘凤翰：《战前陆军整编》，第542～550页。
[42] 有关各军（系）之装备，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藏有关各军沿革纪要及部分装备资料。
[43] 参阅《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3册、《国民革命军战史稿续稿》3册、《剿共战史》12册、《抗日战史》，前两书为早期国民政府在大陆编印，未公开发行；后两书为“国防部”史政局来台后编印，已公开发行。
[44] 参阅《中华民国发展史》第2编第1章笔者所撰之“皖系与北京政府”“直系的兴衰”“执政府时期”各节计205页，对北方混战论述颇为详细。
[45] 参阅《国闻周报》第6卷第30、33期有关中东路事件报道；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第139～148页。
[46] 刘凤翰：《冯玉祥与北伐》，第455～500页。
[47] 此为川军将领孙震在台北寓所访问时所告笔者，也代表川人的智慧。
[48] 杨虎城守西安城而闻名，又中央军善战将领关麟徵、杜明、刘玉章等皆陕人。
[49] 参阅《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608页。
[50] 参阅汪云台《汤恩伯祸害河南民众的几件事》，《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第223～224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郭廷以先生，河南人，曾多次谈到汤军在河南之劣行。
[51] 参阅《日本战史丛书》，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印，1974，第146～147页；《抗日战史》，第535页；《李宗仁回忆录》有李呈军事委员会惩处胡不战而逃的记述，见第496～497页。
[52] 此为笔者访问时孙连仲、蒋纬国两将军所告，前者讽胡：“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日人未到胡先走，日人走后胡不归也），后者时任胡部连长，对胡颇多批评。
[53] 韩复榘撤出济南时，南京已失守半月之久，罪不至死，实为冯玉祥（韩追随冯时曾三次叛冯）、蒋中正（西安事变时韩主张杀蒋）合手借故将韩置于死地。
[54]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有关庐山军官训练团档案资料，及专书《庐山军官训练团》。
[55]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有关峨嵋军官训练团档案资料。
[56] 参阅《抗日战史》《日本战史丛书》。日本在第二十九军有顾问，日本情报人员对该军之所调查为事实。
[57]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藏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档案。
[58] 本段及以下数段，见“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档案507.31/8010——全国军事整理草案各项方案；档案570.31/7421.3——陆军整理实施案。
[59] 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第317～319、320～321页。
[60] 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第323～324页。
[61] 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第320～321，345～363页。
[62] 参阅“国防部”史政编译室所藏有关国防设计委员会之档案。
[63] 参阅《国防部情报局史》第1篇，台北，“国防部”情报局编印，1962，第4～5、17页。
[64] 参阅《国防部情报局史》第3篇，台北，“国防部”情报局编印，1979，第68～72页。
[65] 参阅《国防部情报局史》第1篇，第13页。
[66] 参阅戚厚杰等编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第328～329、436页；《蒋公侍从见闻录》，第89～125页。
[67] 此一情报，蒋中正从陈诚或上官业佑等人处亦获得，因蒋自信心特强，认为只要他到后，张（学良）、杨（虎城）不敢为。
[68] 潘世宪：《国际关系研究所概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916～923页。
[69] 《日本战史丛书》（1），第236页。
[70] 《日本战史丛书》（1），第236～238页。
[71] 《日本战史丛书》（1），第236页。
[72] 《日本战史丛书》（1），第104～105页。
[73] 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第320～321、345～363页；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53～62页。
[74] 《日本战史丛书》（1），第238～239页。
[75] 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第355～396页。
[76] 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第355～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