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史背景下的中日战争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1]

将中日冲突放到中国军事史的背景下进行考查，就会出现几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中日冲突”。有些人可能拒绝使用“冲突”这个词。从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到“南进”开始的1941年12月这段时间里，日本、中国、英国、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都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会引发他们宁愿避免的一些行为，例如根据美国中立法条款而禁止向交战国提供武器。结果，在提到当时中国发生的激战时，用的是“纷争”（dispute）、“紧急事态”（emergency）、“冲突”（conflict），或者“敌对行动”（hostilities）等词语。今天，政治的实用主义使得我们在言语上不再需要如此敏感了。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它就是战争。

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从本质上来说，1937～1945年，或者1931～1945年（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行的对于中日战争的时间界定）的武力使用，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正确地定义为中日之间的战争。一方面，这样做会减低这场战争的全球性特点。日本同中国进行战争，不仅是为了将其意志强加于中国并摧毁中国的国民党政权，这场战争更是其长期战略中的一环，在这个战略中，苏联、英国、美国、法国以及荷兰被日本视为更加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如果说日本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实体，那么中国则不是。环绕中国的边境地带，包括西藏、新疆、满洲、台湾以及蒙古，有着各种不同的军事力量、少数民族团体、政治组织和宗教运动。毫无疑问，这里的居民对于这个时期的战争有着自己的见解。另外，有各种不同的组织声明代表中国，这使得对于以下问题的判定变得更加困难：什么是中日战争？是谁和谁的战争？在此框架下，如何在概念上处理与其他战争的关系？

中国军事史中是否存在“中国式”的特点则是另外一个难点。我曾经在别处指出过，19世纪的东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非军事性，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而且它导致了对于中国文明特征的错误总结。我觉得，这些错误总结曾在中日战争中起过持续的作用。[2]中国军事史不能简单地还原成几个特定不变的战略性偏好。同时，我认为，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在社会中的地位、战斗的作用以及战争目的等这些问题的文化态度，尽管在不断变化并受到争议，它们仍然是很重要的。

例如，在抗战中，国民党政权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慰藉和鼓舞：所谓的“中国”，尽管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分裂，且曾被强大势力侵略过，但是她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再次出现了。在被自己称为“抗日战争”时期召开的军事会议演说中，蒋介石反复提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军事战略家和指挥家，例如孙子、戚继光、曾国藩等。对于那些希望顺利度过中日战争的中国领导者来说，即使中国军事史中的特定概念对他们有帮助，中国军事史仍旧是一个相对未开发的领域，因而，从国民党或者为中国而战斗的其他势力的军事策略中，分离出那些受到中国军事史影响的部分，绝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最后，正如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所说，军事史受到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以19～20世纪的西洋战争组织方法作为准绳，根据战争物质方面尤其是技术上的威力来讨论军事能力。[3]事实上，中国军事力量正是根据这些条件而被评判，并被认为是虚弱的。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日战争的时候，在振兴严肃的学术性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他们坚持（或者说再次）从战争的牺牲者的立场来描述中日战争。我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暗示，在增加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理解过程中，失败论或者牺牲论都没有太大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中国在日本的侵略占领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的事实。因为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特定的历史事件，而没有研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如何从社会、思想、经济等各个层面去消化这场战争的。事实上，这里仍旧存在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另外，将牺牲作为焦点的问题之一是，它会导致对于中国能动性的否定。

除了定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密切注意于地方问题及其历史，去重新审视亚洲的二战，这是十分有意义的。我认为，这会帮助我们脱离仍旧处于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论，这种中心论是从丘吉尔主义者和罗斯福主义者所制造的神话中演变而来。首先，我将审视西方学术界存在的关于历史性变化以及战争行为的一些假说，这些假说成了贬低中国国民党作用的基础。我认为，它们由狭隘的而且往往是理想化的西式现代化战争和社会发展观念所造成。为了给我们的理解提供其他选择，我将分析两个课题，即动员一个农业社会去抵抗现代日本的军事力量时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前线战争和内战之间的相关问题。

一 中国的失败

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在研究中日战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即认为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无能的、腐败的、军事主义的政权，它无力去有效地动员中国社会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它没能利用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提供的支持来改革自己的军队，从而对日本发动进攻，而是保存自己的力量并准备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战争。

将关于国民党的这种观点表述得最为清楚的，应该算是巴巴拉·塔奇曼于1972年出版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又名为《逆风沙》）一书。[4]在塔奇曼的书中，作者将中国战场的美军司令官、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史迪威描述成典型的美国英雄——率直、果断、献身、爱国、诚实、有思想、有理性。与此相对，国民党政权则是一个政治上无能的“空壳”，它浪费了美国在中国所做出的“最大努力”。[5]

塔奇曼对于国民党的批判是以美国记者的报道为基础的，这些记者，例如属于亨利·卢斯（Henry Luce）之《时代》杂志的白修德，以及属于《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在抗战的最后几年，他们开始从反面报道国民党并从正面报道共产党。1946年，白修德和安纳利·雅各比（Annalee Jacoby）合著的《来自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成为最畅销的书。[6]这本书认为国民党政权已经成为一个无能的军事独裁政权，失去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为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白皮书》的发表铺平了道路。这本《白皮书》就是为了给中国问题画上句号，而中国问题在当年的大选中成为一个重要话题。[7]塔奇曼还利用了由美国历史学家C.罗马纳斯（C.Romanus）和R.桑德兰（R.Sunderland）所写的三卷本的正史。[8]

塔奇曼的书很重要，当美国民众仍处于参议员麦卡锡疯狂去除美国政府赤色分子的恐怖之中的时候，这本书出版了。同时，冷战的恐惧促使美国以一个海军独裁政权的身份进行海外干涉。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之介入中国，塔奇曼被人们视为是回答如下问题的代表，即为什么处于民主党政权之下的美国会舍弃其他的善意性对外政策而选择了独裁的方式。

在她的书出版以后，这种观念被很好地确立起来：因为国民党的无能、腐朽和军国主义，共产党应该获得最后的胜利。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的《中日战争史》以及劳埃德·伊斯曼（Lloyd Eastman）、齐锡生（Ch’I His-sheng）、威廉·卫（William Wei）和帕克斯·柯博文（Parks Coble）等人的一些学术性更强的著作，支持了塔奇曼的观点，并加以发展。他们认为，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起源于以下事实：在1926～1928年北伐取得政权之后，他们放弃了改革和革命而专注于排除共产党和其他异己。这种认为国民党政权已经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观点，是致使后来很少有西方历史学家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与战争不相干。

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与上述观点的出现具有某些相关性。在1944年秋天，正是在那年大选的前夕，罗斯福总统以此来疏远与蒋介石的关系。对于盟军来说，1944年的夏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德国的抵抗十分顽强；在缅甸战场，印度军队在英帕尔（Imphal）和科希马（Kohima）地区遇到包围，而史迪威指挥下的中国军队在密支那（Myitkyina）地区也受到了包围；日本拼死抵抗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登陆。在中国战场，日本的“一号作战”穿透了国民党的防线，中国可能抵抗不住日本的进攻，这种担心使得盟军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十分苦恼。

随着战争指挥成为大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及民意测验中民众支持率的下滑，这些原因促使罗斯福同意召回史迪威。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最初是同意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事力量的总指挥官，以处理中国战区出现的危机的。对此，罗斯福予以支持。经过大量的争论之后，蒋介石同意接受任命一个美国军官来指挥他的军队，但是作为补偿，他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后来，罗斯福不仅决定召回史迪威，而且决定不再任命一个美国军官作为中国军事力量的总指挥。另外，他写信给蒋介石说：“对于召回史迪威将军的原因，必须做出一个全面的公开解释”。[9]他个人同意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纽约时报》上登载的文章，这些文章将国民党描述为垂死的、非民主的政权，美国对其无计可施。[10]如果中国战败，这不是在美国军官指挥下发生的，其所有责任将全部落在蒋的身上。

将国民党政权描述为无能、腐朽和军国主义，这不仅仅源于政治的实用主义，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当时对于现代性本质、非西方社会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作用的假定，都是有其影响的。史迪威在给美国记者（例如白修德）和驻华使馆人员［例如约翰·谢伟思和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等人的指示，以及自己的私人文件中，就曾提到过这些。

其中之一就是认为攻击战是现代的，而防御战是落后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战争策划者坚持了高度谨慎的全球策略，马歇尔将军已经在1930年代的所谓的“贝宁革命”时期向美国军队慢慢灌输高度进攻性的战术，即在一个战略目标之中，集中所有可能性的资源进行的压倒性的一击。为了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那种浪费人力资源的壕沟作战，以及认为美国民众不会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信念，使得马歇尔形成了这种看法。在贝宁堡帮助马歇尔整编美国陆军的史迪威，时常哀叹于国民党军队缺乏“进攻精神”，他认为，1942年缅甸的陷落，不是因为日军在空军、海军方面的压倒性优势，而是源于“愚蠢、恐惧、防御性心理”。[11]马歇尔自己则通过中国有无对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性作战的能力来评价中国。他断定中国没有能力这样做，他将美国的军事资源保存在东亚之外，而这些保存的资源超过了维持美国存在的需要。[12]在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曾经是史迪威的副官）、齐锡生、刘馥（F.F.Liu）以及劳埃德·伊斯曼的著作中，对于一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解释：为什么国民党在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国家中无力进行攻击战？

认为中国是一个非战的落后国家而不予以考虑，促使对于国民党也不予以考虑。弗兰克·多恩谈到了“儒教解决困难的态度”，认为中国人“思想中是封建的”，他们生活在“华丽辞藻的迷梦之中”，其“根本性的防御”战略具有“预示失败”的特点。[13]史迪威认为中国的政治是“拜占庭式的”，他提到了“怀疑性的、妒忌性的东方心理”。[14]1942年，他感叹说：“被鄙视的人民（中国人、俄国人、希腊人以及菲律宾人）正在为文明做出最大的贡献”。[15]他认为“只有外在的力量才能使中国发生变化——要么敌对行动使她毁灭，要么形成新生的观念并立即付诸实施”。[16]

东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军事是软弱的，这种批判在19世纪初期就出现了。西方观点认为，军事力、纪律性、合理性、韧性、产业化和攻击性是与文明的进步程度相联系的。根据这种说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或者说是衰退的文明，其成员缺乏爱国心，没有友情、仁慈等这样的“高级”感情，他们的军队缺乏纪律，无系统而且软弱，躲避需要勇气的战斗，喜欢欺骗和诡计。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西方关于中国军队的著作，是受到中国著作（包括魏源写的著作）的影响的，这些中国著作自身就在感叹于清朝军事力量的衰退。[17]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观点在马士（H.B.Morse）等人的分析中得到发展。马士认为清政府无力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他肯定了由外国占领的中国海关的作用（马士曾在海关长期担任职务），这是一种自大的分析。[18]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言论将西方对于清朝以及中国文明的这种理解本土化了。复兴武力以挽救“东亚病夫”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19]

最后，在1970年代以后的学术文献中，在对于国民党政权和中日战争的意义的观点构建中，现代化的理论为其提供了支配性的框架。地域研究的专家认为，各个社会处于同一个发展轨迹之中，这个轨迹先是由欧洲，后来则由美国所领导。它的特征包括：一个强大的、其力量渗透到基层社会的中央政权的建立；能够有效运作的系统的官僚体系的组建；自治且理性、愿意为国家献身的个人的出现；核心家庭的增加；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特殊的社会网络组织的消失。[20]

齐锡生、劳埃德·伊斯曼、帕克斯·柯博文以及其他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国民党政权故意压制中国而不使其向着自由的现代化的道路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伊斯曼说，蒋介石之下的国民党政权迅速转变成一个“一人军事独裁政权”，依靠“旧式的官僚系统和军队”进行统治。[21]在战争中，他们“不愿意让人民在政治中起到实际作用”，“仍旧实行精英政治”，依靠“暴力或者武力威胁”进行统治。[22]派系斗争、腐败以及独裁阻碍了社会、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的改革。结果，国民党政权无力获得地方军阀势力的忠诚，不能有效征税，不能创立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不能建立公平的征兵制度，于是，在战争中，它很快就不能“维持有效的军事作战”了。[23]齐锡生认为，国民党政权之所以无力开展攻击战，是因为国民党在夺得政权以后立刻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24]这些关于国民党政权以及抗战的言论，与约瑟夫·李文森（Joseph Levenson）以及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人的观点相一致，即认为中国是一个被儒家作风、过去的王朝统治方式以及地主精英所阻碍的社会。

上述关于中日战争的解释，具有很强的持久性。为什么会如此？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对于中国研究的领域来说，麦卡锡主义是一个极具刺激性和创伤性的经历。值得称赞的是，在美国，许多中国问题的研究者联合起来为麦卡锡的受害者进行辩护，这些受害者曾经批判国民党并表扬共产党。但是，这也许使得我们做出关于国民党的客观结论变得更加困难。对于地域研究领域来说，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褊狭性。直到最近，这个领域研究的重点由中华民国史转为中国共产主义以及晚清历史。民国被视为重大时代之间的中断期。在强调研究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领域中，战史的研究者仍旧处于从属地位。结果，我们仍旧面对这样的挑战——从因国民党败北而出现的立场中脱离出来，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日战争的历史。

二 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动员

在与日本对决的过程中，面对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国民党必须动员一个基本上仍旧是农业化的帝国来与之对抗。日本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军队的两栖作战能力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保持这样的优势。例如，缺乏登陆战舰一直阻碍盟军的作战选择，甚至到1944年仍是这种状况，这时盟军决定在诺曼底登陆，因而需要战舰，这就阻碍了美英对于中印军队夺回缅甸作战的物资援助。和海军一样，日本的空军力量也是一流的。然而，日本也有自身的缺点。它的工业基础仍旧比较薄弱，缺乏石油等自然资源，其后勤也比较虚弱。一篇英国军事报道说，在1937年上海战役中，“在数周间，日本作战部队被迫靠饼干、牛肉以及罐装梅子充饥”，而且“没有带毛毯”。[25]这些不足之处，以及日本军队极具攻击性的战斗文化，[26]还有在战争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建立适宜的国际同盟，对于日本没能将在中国战场的胜利转化为决定性胜利，从而结束一切抵抗，起着重要作用。

在日本的猛烈进攻下，国民党政权能够存活下来，这得益于一些非军事性的因素。我已经提到过，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具有启发性的历史资源。即使有一些人，例如汪精卫，赞成和解，但是蒋介石和其他许多人一直保存着进行作战的斗志。1937年，世界舆论很快变得背向日本了。这种转变的发生并没有紧跟于1931～1932年日本占领满洲和轰炸上海之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抬头、西班牙内战、对欧洲帝国主义的责难的增加，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强化促成了世界舆论气候的变化。世界舆论对于日本飞机大量轰炸平民的不安，因为西班牙内战而增强了，正如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名画《格尔尼卡》所展示的那样。[27]日本人虐待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的事实，唤起了人们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比利时暴行的记忆。如果日本的目的是用他们现代化的军队来震惊世界，而且渴望战争的胜利，[28]那么，他们在战场中的行为使其成了全世界的敌人。

地缘政治的发展也帮了国民党政权很大的忙。日本如果控制了中国，这对于苏联以及大不列颠、美国、法国、荷兰这样的白人帝国是一个巨大威胁。在满洲很长的边界线上，苏联与日本存在对峙，国民党政权首先与苏联缔结强固的同盟关系。1939年9月诺门坎战斗之后，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此后直至日本投降的数日前，苏联没有再卷入对日作战之中。但是，在日本南进之后，国民党政权成为盟国之一。尽管它是一个下级盟友而且对盟军战略几乎没有影响，但它为同盟关系在缅甸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这种同盟关系对打败日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英国面对德国作战一样，中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

尽管这样，国民党政权还是得动员自己的社会。我认为，从中国传统的军事动员策略着眼，来审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对于我们远离用现代进攻战作为准绳而获得的对国民党作战的评价，是尤其有用的。国民党非常希望自己能够用现代而且先进的方式进行战斗。假定现代官僚体制能够更好地控制一个社会的军事力量，那么这种方式会是更加安全的。面对军阀横生的现实，国民党政权清楚地知道一个由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系控制和指挥的统一的军事力量所具有的优点。另外，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也承诺要进行现代化的战争。然而，国民党政权最后发现，在实践中，他们不得不与传统行为方式以及国情相妥协。

在日本占领满洲，以及1931、1932年进攻上海之后，国民党政权开始准备对日本作战。[29]他们致力于重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有着对沿海及沿江省份的清晰控制权。在受到土匪和共产党影响的地区，国民党政权重建了保甲制度，这是一种传统的邻里互相负责和监督的管理系统。这样做可以控制民兵，消灭土匪，在民间禁用武器，建立新型的关系，以及控制地方精英。另外，建立保甲制度，为他们引入国民兵役制度以及现代征兵制度奠定了基础。[30]

当时对保甲制度存在着明显的抵制。而且，它永远不可能如设想和要求的那样运作，国民党也不能剔除保甲制度结构中不利的成分。但是，档案资料显示，1932年后，在由南昌行营支配下的各个省份，保甲制度为秩序的逐步建立以及驱除贼匪，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上，新的地方治安组织（例如省的以及地方的保安队）建立了。1933年引入兵役法，1934年实行“国军整编计划”，1936年师管区的建立，国民党政权开始利用保甲制度给新的师团征兵，其中有30个师在抗战开始之前就已经成军了。保甲制度的重建同时具有象征性以及规模性的特点。军政部长何应钦认为，保甲制度是复兴中国军事威力的一种方式，这种威力被王朝统治者故意压抑下去了。王朝统治者们害怕武装民众，因而只依靠雇佣军。

即使在1930年代，保甲制度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目的，因而成为一种神圣的组织。最近，在关于中国军事法的一篇论文中，罗宾·耶茨指出，在危机时期，包括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分裂时期、宋朝、明朝以及太平天国在内，中国政府必然会求助于保甲制度。[31]这种制度将整个社会的成员编成一个个小的单位，在各自的单位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了解，因而在战斗中将互相支持。耶茨同时指出了中国军队的重要特点，这些特点包括：强调赏罚分明，蔑视英雄行为以及个人自主性，控制宗教活动，提倡坦诚。抗战时期，在军事会议的演讲中，蒋介石一再强调同样的主题。[32]这样，我们不得不对于中国的军事历史做一个深入的了解，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事的组织和动员方式。这与英国在其殖民地中定义好战的种族或者部族（印度锡克人以及廓尔喀人）并依赖他们的做法不同。[33]

1937年，日本人很快将国民党从已经建立好新的征兵制度的地区中驱赶出来。这使得国民党军队无法补给战场的消耗，无法养成师团的战斗力，无法弥补大规模逃亡所带来的损失。军队和师团的指挥官们，想尽各种办法补充士兵，于是开始强抓壮丁，结果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广大范围的躲避兵役、中央控制的削弱以及师团和军队司令官权力的增强。针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当局放弃了普遍性的兵役以及现代征兵制度，因为他们无视地方状况而遭到憎恶。他们开始在历来具有良好征兵基础的地区进行征兵。同时，他们也寻求和一些地方或者军阀势力的合作。

1938年，在承认建立在义务兵基础上的征兵制度并不可行之后，国民党政权颁布了新的规则。[34]国民党当局要求各部队将其需要征兵的数额报告给军政部，然后将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浙江、陕西、四川等省划为征兵区域。与几个世纪都缺粮的沿海省份（例如江苏和广东）相比，这些地区的农产品常有富余。同时，这些地区具有大量的相对贫困的人口，对于许多穷困的家庭来说，当兵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军队的征兵官员和省县官僚进行合作，这些官僚得到财政方面的奖励，他们促使当地社会形成地方征兵机制，并为有成员当兵的家庭提供福利。另外，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增加工资使得兵役更加具有吸引力。1937～1941年，国民党政权每年征兵近200万人，这肯定是不能只靠使用武力就能达到的。[35]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不时地要面对严重的危机状况，在上述的一个或者多个地区中，会出现难民避难的情况。例如，8世纪中叶安禄山叛乱之后，唐朝皇帝在四川省建立了一个新的基地，这个基地成为抵抗蒙古侵略的最久场所。[36]在太平天国的动荡时期，通过多年的奋斗，清政府成功地控制了湖南、安徽、江西，并在那里培植军队。[37]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逃到陕西南部的西安。军阀或者土匪势力经常发源于这些地区。这些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农村人口被公认为能够忍受重大困难，并且忠心，故而能够成为很好的士兵。

即使国民党政权继续支持一些大规模的现代化军队，使得这些军队能够远离他们的基地而进行作战，但是在武汉陷落以后，这些地区在国民党军事战略中作为抵抗日本侵略的堡垒，其作用无疑显著地增加了。在实行这种战略的同时，国民党当局需要解决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征兵的控制权很容易从中央的手中滑落到地方统治者的手中。第二，军队可能会变得地方化，而且会如此依赖于他们的基地以至于不愿意离开基地作战。第三，必须继续推进农业经济。针对第一个问题，国民党采取了以下措施：在每个地区驻扎核心师团，由中央分配金钱和物资，任命地方领导担任国民党内的高级职务，并且要求地方领导的代表人或者其家庭成员滞留在中央，同时部署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以密切了解地方状况，阻止横向联合，并干涉地方事务。[38]

为了确保足够的供给，国民党实施了一个目的在于为一年储备足够粮食的计划。相当于3个月的粮食被储备在前线，另外3个月的粮食储备在位于国民党战区核心地带的粮仓中，其余6个月的粮食储备在未被占领的大城市中。为了平衡可供给的粮食以及军队的规模，在1938年以后，大约1/3的军队从前线撤离了，官方说法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再训练，其实也是为了减轻补给系统的压力。国民党粮食储备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军队具有一定的机动性，不会被牵制于特定区域而拒绝移动，虽然他们不能远离自己的基地。

为了维持农业产量，国民党一方面依赖于银行贷款、印发钞票、直接税收以及削减工资，这些措施影响了城市，在乡村，其对于富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于穷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同时还提供肥料，推广普及新种子，将难民安置于未开发的土地上，致力于水利灌溉，保护运输干线，饲养载货牲畜。结果，直到1941年，农产品充足，通货膨胀较低，平均卡路里的摄取量与战前持平。

1941年以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中国失去了其位于缅甸的最后一条国际供给线。缅甸对于中国十分重要，这不仅在于它是一条用以进口武器和弹药的通道，还在于它的油田及其粮食出口。日本进一步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切断了国内的贸易网络。日本于1940年占领了宜昌，这样就将国民党位于四川的最重要的资源基地与中国其余战区的联系切断了。1940年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日本将国民党的货币——法币赶出了他们所占领的地区。随着贸易的崩溃以及税收官员的逃向后方，国民党的财政收入一落千丈。1941年以后，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粮食恐慌，以及实际粮食供应匮乏，这些导致了囤积居奇的发生，而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工业。

针对危机的严重，国民党政权采取的措施是，复活了王朝时代采用的直接地租的做法，这种做法将战争的压力转移到农村人口之上。于是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地方部队以及居民之间，展开了争夺收获物的战争。国民党政权开始采用逐渐减少战争的做法，让大多数的军队依靠所在的土地而自给自足，只保留一部分拥有能动作战能力的精锐部队。征兵减少了，部分是因为财政的匮乏，另外，可征人口的耗竭也是原因之一。然而，四川仍旧遭受着折磨。1941年以后，对其他地区的征兵放缓了，而对四川的征兵则增加了近一半。在战争末期，国民党政权甚至用鞭子抽打壮丁离开村庄去当兵。

在日本开展一号作战占领河南、湖南、湖北和广西之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这时，尽管国民党面对巨大的困难，他们的抵抗仍旧能够得以持续，部分原因是日本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布置军队。正如爱德华·德雷所指出的，如同缅甸的U号作战一样，一号作战可能是最后一击，它使得盟军将所有资源投入欧洲战线成为可能，从而可以通过谈判来终止战争。[39]但是，由于国民党将自己最好的军队放在缅甸以帮助蒙巴顿（Mountbatten）收复这块英国的殖民地，因而对于收复这些关系到将来命运的地区，它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我认为，战争动员为我们研究国民党的作战提供了一个视角，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作战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的，同时还考虑到了中国的地理和经济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不能利用义务兵制度来征兵，它没有所必需的官僚或者后勤系统，也不具备现代进攻战所需要的工业基础。国民党政权所能做的，就是将他们的抵抗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征兵区和粮产区之上，与地方社会达成一致，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得兵源以补充军队。这种做法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尤其是一号作战之后）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是，我认为，战争动员为我们审视国民党处理中日战争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阐明了国民党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具有的能动性和认知力，而且这种视角并不必依赖于中国文化的表面性特点。

三 边境

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而不是之前，欧洲的战争是在有明确边界线的各国之间进行的。但在中国的这个案例中，这种情况却不存在。日本和国民党政权都必须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政治领袖和民众建立联盟。日本在满洲、蒙古、台湾以及西藏的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民党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他们祭祀成吉思汗显然是为了获得蒙古的支持，声明有权接见达赖喇嘛则是为了维持中国对于西藏的影响力。边境是十分有用的，它可以用来获得支持者，用来遣散无用的军队，用来给敌人和国内反对者制造麻烦。边境也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在边境被武装起来的特殊势力，很有可能倒戈相向。

在中国历史上，从军事以及象征意义角度来说，边境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马克·刘易斯（Mark Lewis）所指出的，汉朝以及随后的各个朝代，军事和社会方面存在这样的现实：边境的战争要求国家有一个专业的优秀军队以抵抗骑马的游牧民族之侵袭，这些民族来自距离汉王朝核心地带很远的地方。尼古拉·迪科斯莫指出，北方边境的存在，使得中国和“他者”的定义形成了。[40]王朝分裂时代的末期，鲜卑族拓跋部的北魏在边境地带形成了一套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使得他们的后继者能够获得统一中国的物质、人力和政治资本。正如马克·埃利奥特指出的，17世纪的满族人也是同样行事的。[41]从本质上来说，这套组织结构是一种混杂型的，同时利用了边境部族的经验和中央王朝的组织结构。同时，世界性的文化姿态，使得他们的领导者能与来自中国核心地带以及周边地区的精英阶层形成各种纽带。

在中日战争中，边境具有重要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意义。日本的泛亚洲主义叫嚣建立新的边境线，例如将“满洲国”、台湾、蒙古德王的联盟以及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包括在内。同时，他们呼唤建立新的认同感，从而建成一个新的统一的亚洲，这个新亚洲具有与白人帝国不同的定义以及特定的亚洲价值观。[42]1938年，日本政治战略是，不承认国民党代表中国，而将其视为位于不重要的边境地带的另一个军阀政权。

至于国民党，他们像那些赞成共和的前辈一样，声称对清王朝在18世纪占领的领土都享有主权。如果说孙中山曾谈到五族，那么蒋介石则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中国是由不同的部族构成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43]他认为，中国包括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并声称，所有这些地方对于中国的国防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偏远的边境地带，居住在这里的民众有着强烈文化认同感。那里的政治势力试图谋求独立。离中国心脏地带较近的地区，例如中国北部（河北和山东）、西北部（陕西和山西）以及西南部（广西和云南），属于内陆地区，文化差异较小。这里驻扎的军事力量可能是逃难的“客军”，或者是被一个有能力有个性的领导者联合起来的地方部队。与外围边境地区的领导者相比，这些领导者往往试图夺得中国的政权。

从地理、社会、文化、地缘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来说，中国的边境地区是极不相同的。彼得·珀杜认为，中国有六大不同的边境地区：从上海到辽宁的北部沿海边境地带，满洲，由蒙古和新疆组成的西北边境地带，喜马拉雅沿线的西藏边境地带，由与缅甸、中国台湾、老挝、越南接壤的云南广西所组成的西南边境地带，最后是南部沿海边境地带。[44]正如珀杜所指出的，这些划分可以更加精确，可以再做细分，而且各地方的历史状况不是恒久不变的。在所有的战争中，各地所起的作用也不是相等或者相似的。但是，脑袋里面装着边境地区，这在研究中日战争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蒋介石在制定总体战争策略的时候，对于边境地带的情况总是非常清楚的。

边境具有各种各样的军事功能。其一是拖住敌人并寻找强大的盟友。正如上面提到过的，日本占领满洲，意味着它与苏联之间存在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边境线。从1934年开始，蒋介石致力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便将其拖入对日作战中。在上海战役打响不久，他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得到大量的物资援助。北平、天津、张家口、南口以及后来的台儿庄、徐州战役，蒋介石都试图将战斗推向北方的苏联，或者至少将部分战斗安排在边境线上。[45]

直到1939年9月的诺门坎战役之前，蒋介石的苏联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直到那个时候，日本在与国民党进行战斗的同时，还被迫保存相当多的兵力以防备苏联。日本在短期内采取猛烈的进攻战，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认识到自己装备的先进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很快就要面对与苏联的战争了。苏联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统一战线，这也使国民党政权受益了。[46]如果没有苏联的压力，统一战线很可能不会出现，国民党政权很可能会避免与日本的长期作战。

毫无疑问，苏联在诺门坎对关东军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使蒋介石感到大大失望。当欧洲的战斗使得苏联决定避免与日本交战的时候，日本决定南进而不是西进。他们不想在相隔几千里的前线与两个最强大的敌人同时作战。[47]国民党所需要的是日本和苏联继续进行战争。相反的情况出现了，日本能够集中他们的兵力来摧毁国民党政权。他们将战争向南方推进，深入中国内部，强化封锁海岸线，展开大规模的空袭，并支持包括南京的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内的政治实体，以代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

日本的南进政策，以12月7日的偷袭珍珠港为开端，这赋予中国西南边境以新的重要性，并为国民党政权提供了新的机会，将强大的盟友拖入其与日本的战争之中。国民党政权与美国以及英国的结盟是没有问题的。[48]1942年，英国带头拒绝将中国两支军队中的一支派往缅甸，这对于中国的尊严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蒋介石支持印度独立，并且在1942年访问印度的时候坚持与甘地和尼赫鲁见面，这些同样损害了中英关系。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为在缅甸和英美的联合作战付出了巨大代价。英美不太重视缅甸战役，而且美国多次拒绝提供任何战略物资。1942年，国民党政权在缅甸失去了它最好的军队。1944年，当一号作战攻破中国国内防线的时候，国民党政权不得不同意美国指挥其最好的师团。但是，缅甸是国民党能与英美并肩作战抵抗日本的唯一地点。尽管最终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战略影响，但是，在缅甸使得日本遭遇了在亚洲大陆上遇到的最重要的战术失败。这种联盟，从政治以及象征意义上来说，对于国民党政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边境地区还有其他的军事功能。作为缓冲地带，它们的作用很重要。在1937年以前，华北就起着这样的作用。阎锡山、冯玉祥、宋哲元、傅作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等军事力量介于日本和国民党政权之间。1937年，虽然国民党让这些力量起来战斗是困难的，但是日本绝不可能完全平定华北。在战争的不同阶段，新疆、西藏以及西南也起过缓冲区的作用。

边境地区也可以用来遣散国民党无力维持的无用部队。当黄仁宇被派到云南在十四师服役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曾经装备十分精良的部队只具有相当于以前的一半力量了。国民政府物资局局长何浩若指出，云南的部队自己开垦土地，甚至自己开挖煤矿。1942年以后，在西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催促他的指挥官说，当中央无力供养他们的时候，指挥官要指挥士兵种植作物，以养活自己和马匹，并经营商业，因为他相信近期战争不会转移到这些地区。尽管蒋介石害怕失去对于印度蓝姆迦（Ramgarh）中国军队或者在缅甸战斗的军队的控制权，但是，将部队派往这些地区，盟国就会负担起维持这些军队并给予其装备的责任。

当战争的全局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国民党的战略中，边境会获得新的意义。1938年国民党政权移往四川，这对于其边境政策有着深远影响。首先，国民党政权必须自己掌控四川。为此，他们将刘湘（一个四川军阀，此时已经被提拔为四川的国民党负责人）的部队派到华北和上海。刘湘怀有疑虑，并与韩复榘联合。韩是山东军阀，他曾经允许日本军队通过其地盘，这种做法扰乱了国民党保卫华北的战略。他们共谋将韩的部队开到四川，堵住国民党政权进入四川的通路。国民党当局将韩处决。[49]为了对付四川省的另外一个大军阀刘文辉，国民党当局于1934年创立一个新省——西康。这个措施有许多优点：使刘文辉成为国民党序列中的一个重要砝码，同时，使他远离四川核心地带，而且缩小了四川的范围。国民党将班禅活佛及其随员留在西康，以给刘制造麻烦，同时在西藏的政治中获得一个砝码。[50]边境政策是极度复杂的，包含创造和培育复杂的权力平衡。

即使是同盟国，也会在边境地区为影响力而互相竞争。国民党政权希望在缅甸、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就与英美发生了冲突。在讨论国民党追求在东南亚的影响一事的时候，一份英国情报采用了“黄祸”的说法。[51]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盟国方面的战区以及司令部有了明确划分，北缅甸、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被划入中国战区。1943年秋天，随着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东南亚联合军总司令部的设立，当将上述地区的一部分从中国战区划出的时候，骚乱发生了。以泰国的例子来说，其原因可能是泰国害怕中国影响的增强。[52]

在边境地区，战争要求与当地实力派进行协调。在位于中缅边境的孟连州，有一个叫卢正明（音译，Lo Zhengming）的人，依靠一支没有纪律和秩序的军队进行恐怖统治。当地的国民党将卢吸收入自己的组织，卢为了稳定其财政收入，向家庭征收鸦片税。也许国民党政权从卢的鸦片垄断中分得了一些权益，另外，因为卢声称缅甸政府已经将孟连州让给中国，而且国民党当局任命他为军政和民政长官，这对于国民党来说也是有利的。随着卢稳定了自己的地位，并确保了其财政来源，他的军队也相应地减少了掠夺性，并忙于训练和行军。[53]

如果说边境充满机会，可以结成新的联盟，可以拖住敌人，可以遣散军队，可以获取新的收入来源，可以建立难以逾越的缓冲地带，那么我们同时可以说，边境也充满着危险。最初，日本在台湾、满洲以及朝鲜建立自己的边境。边境可以孕育巨大的挑战。张作霖及其儿子张学良的东北系、桂系（广西）、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很多其他的军阀在边境都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战争中，共产党在华北也有自己的势力。

用分散的军事力量与如此强大的敌人战斗，这也使得国民党军队付出了巨大代价。难于处理的是，如何使得边境军队起来抗战，而不是避战以保持他们的军力，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联合起来与中央对抗。尽管1937年，国民党的战略是希望将日军限制在华北，但是他们没有成功，部分原因就是韩复榘、宋哲元以及阎锡山决定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正如上面提到的，韩复榘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是阎锡山从来没有被彻底打败过，并且一直控制着山西。

上海战役开始之后，共产党以及桂系加入战斗。二者都在华北进行作战，并帮助稳定那里的战局。作为回报，他们获得大量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被分配了新的兵源区，并蓄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尽管他们对于战争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所需要做出的努力，他们自己设定了上限。1938年4月台儿庄战术性的胜利之后，蒋介石要求在华北进行反击战，桂系司令官李宗仁提醒蒋介石说，这违反了他们早先一致同意的合作原则。[54]在上海会战期间，驻守杭州湾的军队对于日军的登陆没有做出任何抵抗，这使得守卫上海成为泡影。1938年夏天，为了阻止日军对于武汉水陆两面的攻击，国民党政权花了很大力气加固位于长江边九江附近的马当防卫线。德国军事顾问认为这个防线可以抵挡日军至少6个月的时间。然而，日军一到，对于驻守防卫线至关重要的中方的一个师立刻放弃了阵地，司令官被枪毙了。[55]

1912年以后的中国政府声称对于所有清朝所征服的地区拥有主权，对此，有些人认为是不明智的。毫无疑问，民国时代的弱小政府无法实现这种主张，另外，其领土过度扩张的危险性一直存在着。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边境对于保卫中国同样十分重要。尽管边境地带有很多麻烦存在，但是他们为政府提供了许多战略和战术性的选择，而这是那些有着明确国境线的国家所不具有的。另外，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对他们安全的威胁往往来自于边境地区。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效的边境政策，国内安全是很难获得的。也许这一点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1945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以及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政权在确立和维持对于边疆的控制方面投入了那么多。

四 结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首先做了一个假定：西方对于中日战争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于现代战争和历史变化的理解之上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理性认识和信念。然后，我开始研究国民党政权对于其社会的动员，以及边境的作用，从而为理解东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式。我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建议：我们应该从中日战争自身特定的地区背景来理解它，而不应该只是从总体上认为它是反法西斯战争，或者具体地认为它是美英对日战争。

从以上分析得到的启示是，认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和日本作战是不当的。这种说法在翻译成英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不再这样说了，他们也不再坚持认为共产党迫使国民党政府拿起武器抗日。从地方视角来说，人们同样可以对此提出疑问：将中日战争的时间设定为开始于1937年结束于1945年是否正确？我已经提到这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抗日战争在1931年日本攻占满洲的时候就开始了。[56]尽管全面抗战开始于1937年，但是事实是，1931年以后，国民党政权不停地要面对日本的侵略，包括在战场上。而1945年这个时间的适当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它适合英美，以便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或者说在这一年日本真的被打败了，但是在东南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国家，和平并没有到来。大规模的战乱仍在继续。这些战乱往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加强或者产生的各种力量之间。在东亚，如果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方面，很显然，其他的运动，例如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加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意义的探索。与那些没有被占领的地区，或者那些建立傀儡政权的地区相比，中日战争对于1895年就被日本占领的台湾，以及战争初期就被占领的满洲来说，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正如已经提到的，对于那些存在于中国边境地区的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民族团体来说，战争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将阶级以及占领等要素考虑进去，这样的视角也会带来对于战争的不同理解。

当代的专家和观察者认为，现代战争是特定时代和地点的产物。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本文中做了上述尝试，来研究中日战争。国民党政权（或者说中国人）的抵抗反映了这种看法的局限性，这是军事问题观察家慢慢才了解到的一个现实。中日战争进一步表明，一个社会抵抗的潜在能力，不仅仅取决于有良好训练的军队以及先进的武器。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不应该是中国式战争概念的具体化，或者认为中国人狡猾或忍耐力强等非启蒙主义式的解释。国民党的后勤系统一片混乱，而不同的军事势力之间不能合作也导致了更大的灾难。然而，在研究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仍然建议采用地方式的视角，将战争放在中国军事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这对于研究复杂的战争并产生新的见解，是十分有用的。

（陈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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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单位：英国剑桥大学。

[2] Hans van de Ven，“Introduction”，in van de Ven，ed.，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03），pp.2-8.

[3] Jeremy Blace，“Introduction，” in Black，ed.，War in the Modern World Since 1815（London，Routledge，2003），p.1.

[4] Barbara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New York：Bantam Books，1972）.

[5] Tucham，Stilwell，678.

[6] Theodore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e，1946）.

[7] Department of State，The China White Paper，introduction by Lyman Vanslyk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8] C.F.Romanus and R.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and Time Runs out in CBI（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1953，1956，1958）.

[9] “Draft of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Generalissimo，”（16 October 1944）in Larry Bland，ed.，The Papers of George Gatlett Marshall（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vol.IV，p.627.

[10]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London，Routledge，2003），pp.19-63.

[11] Theodore White，ed.，The Stiwell Papers，p.77.

[12]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1.

[13] Frank Dorn，The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New York：Macmillan，1974），pp.65，120，128.

[14] White，Stilwell Papers，pp.61，77，115-116，128，202-203，220-221，231，332-334.

[15] White，Stilwell Papers，pp.115-116.

[16] Idem.

[17] Thomas Wade，“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 Chinese Repository，vol.20（1851），pp.417-420.Wade读过魏源的《圣武记》。

[18] H.B.Morse，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3 vols（London：Longman，Green，and Co，1910-1918）.

[19]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p.13.

[20] Leila Fawaz and Christopher Bayly，“Introduction，” in idem，eds.，Modernity and Culture：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ian Oce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p.3-4.

[21] Lloyd Eastman，“The Nanking Decade，” in Dennis Twitchett and John 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vol.14，p.119，123.

[22] Eastman，“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in Dennis Twitchett and John 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vol.14，p.603.

[23] 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56.

[24] Ch’i Hsi-sheng，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236.

[25] “Report by Major G.T.Wards on a visit to Shanghai，” 15 December 1937，National Archives，London，WO 106/5576.

[26] Edward Drea，“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1868-1945）：Origins，Evolution，Legacy，” in Jeremy Black，ed.，War in the Modern World Since 1815，pp.79，84.

[27] 日本轰炸对情感方面影响的例子，参见Hallett Abend，My Years in China（London：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1944），pp.257-267；Anonymous，Four Months of War（Shanghai：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1938）；Joly，“Confidential report on Occurrences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the Fall of Kiukiang，” in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rchives，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file 679（1）/31526；W.J.Gorman ［Fire Brigade Chief］ to the Harbour Master Shanghai（23 August 1937），in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rchives，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679（1）/32230；Letters from H.D.Hilliard ［Commissioners of Chinese Customs，Nanjing ］ to Frederick Maze ［Inspector General］，3 and 9 December，in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rchives，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679/32187.

[28] Henry de Fremery，“Report No 11，”（undated）in Ger Teitler and Kurt Radtke，A Dutch Spy in China：Reports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Sina-Japanese War（1937-1939）（Leide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9），pp.193，200.

[29] 关于满洲的占领，参见Prasenjit 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 Modern（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3），以及Rana Mitter，The Manchurian 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关于上海，参见Jordan，China’s Trial by Fire：The Shanghai War of 1932（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30] 此段以及下一段都根据Hans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pp.140-151.

[31] Robin Yates，“Law and the Military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hristchurch，January 2003.

[32] 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的演讲，可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第57～100、126～179、189～196、205～251、351～397、403～419、419～477、478～469、469～527页。

[33] Douglas Peers，“South Asia，” in Black，ed.，War in the Modern World，pp.50-51.

[34] Hans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p.256.

[35] Hans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pp.253-258.

[36] Huang K’uan-chung，“Mountain Fortress Defence：The Experience of the Southern Song and Korea in Resisting the Mongol Invasions，” in van de Ven，ed.，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pp.222-251.

[37] 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38] 此段以及下一段都根据Hans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pp.140-151.

[39] Edward Drea，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Essays o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Lincoln，Nebraska：University of Nebrasak Press，1998），p.188.

[40]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94-312.

[41] Mark Ellio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39-132.

[42] Prasenjit Duara，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pp.89-130.

[43] Lin Hsiao-ting，A Re-examination of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Agenda：A Case Study of Tibet，Oxford Ph.D.2003，pp.176-177.在此，对林博士同意我引用他的著作表示感谢。

[44] Peter Perdue，“Coercion and Commerce on Two Chinese Frontiers，” 是在题为“Military Culture and Imperial China”的会议上提交的论文，New Zealand，10-12 January 2003.

[45]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pp.234-239.

[46]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4～59页。

[47] Ray Huang，“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29，no.1（1996），pp.118-119.

[48] 何浩若：《日用必需品供应计划与物物交易》（1942年6月），“国史馆”藏档案：055/1267。

[49] 马振犊：《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第163～169页。

[50] Lin Hsiao-ting，“A Re-examination of National China’s Frontier Agenda，” pp.64-68.

[51] ISS Report “Hong Kong”（no date），in London，National Archives（PRO）HS 1/57.

[52] E.Bruce Reynoulds，“Failed Endeavours：Chinese Efforts to Gain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ailand during World War Ⅱ，”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16，no.4（winter 2001），pp.175-204.

[53] “Report on Chinese Guerrilla Activities in Relation to the Kengtung and Manglun States，1942-1945，” in “China General；Chungking General；Guerrillas”，London，National Archives（PRO），HS 1/180.

[54]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p.224.

[55] C.H.B Joly，“Confidential report on Occurences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the fall of Kiukiang，”（1938）in “Confidential and IGS［Inspectorate General Series］ Correspondence with Kiukiang，Nanjing，Chinkiang，Soochow，and Wuhu”，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海关档案：679（1）/31526。

[56]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1995；张宪文等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