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年

——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陷落

杨天石[1]

1937年7月7日，驻扎在中国北平近郊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托词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桥畔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不久，失踪士兵归队，但日军仍于次日清晨发起攻击，守城部队奋起抵抗。这一事件成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的开端。

最初，中国军队以华北为主战场，蒋介石自任这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同时将他所信任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派到北方前线。[2]但是，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决定首先消灭上海地区的日军。这样，中国军队就同时在华北、华东两个战场上与日军作战，而主战场则逐渐转移到上海地区。中国方面出动兵力约75万人，日方出动兵力约25万人，时间延续3个月，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巨大、作战最烈的一次战役。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当日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应战此其时乎？”[3]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4]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6个月。为此，他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5]18日，徐又托人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6]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7]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8]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9]

在知识阶层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教授胡适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求和，不如在大战发生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8月6日，胡适向蒋介石提出书面建议：（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10]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2日，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州、保定一线作持久战，同时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11]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其16日日记云：“此宣言发表，其影响究为利为害？”[12]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日记云：“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当一意应战，核发战斗序列，不当再作回旋之想矣。”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7月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城镇，蒋介石日记云：“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余一身负之。毋愧领袖。”28日，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防守北平南郊的战斗中阵亡，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次日凌晨，天津守军主动进攻当地日军，日军调兵增援，中国军队因伤亡严重，于30日撤离天津。中国北方两个最大城市的丧失使蒋介石感到，再不抗战，必将招致全国反对。其8月4日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虽多弱点，例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在此情况下抗战，存在很大危险，但日本“外表横暴”，而“内部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也”。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将军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100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6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13]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他决定“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倭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从而争取战争的胜利。[14]

8月13日，淞沪之战爆发。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但缺乏重武器，上海攻坚战未能取胜

上海处于东海之滨，距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不过300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根据法肯豪森等人的建议，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15]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16]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任命张治中上将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将军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17]

日本海军积极主张向华中地区扩张。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局限战将有利于中国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18]8月7日，米内海军大臣建议杉山元陆军大臣向内阁提出，为保护青岛和上海日侨，应迅速准备派遣陆军赴华。[19]次日，长谷川清得到指示，为因应事态扩大，实施新的兵力部署。9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携带士兵斋藤要藏，以汽车冲入虹桥机场，开枪射击中国保安部队，中国保安队当即还击，将大山等二人击毙。[20]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海军中央部通知第三舰队称，除武力外，别无解决办法，将在陆军动员之后20天开始攻击。10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派遣陆军。长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舰队开赴上海。12日，陆军省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

保安队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蒋介石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决定拒绝日方要求，同时下令准备作战。8月11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同日，命张治中将所属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所部、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所部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拔除其据点。[21]当时，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总兵力不超过5000人。[22]12日，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23]何应钦将军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24]

张治中原定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国驻华使节等方面正在调停，要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同日上午9时15分，日本陆战队水兵冲出租界，射击中国保安队，中国军队还击。10点半，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小冲突。同日黄昏，日军炮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迫击炮还击。[25]日军并以坦克掩护步兵攻击八十七师阵地，日舰连续炮击上海市中心。[26]14日拂晓，张治中奉蒋介石令，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日第三舰队旗舰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淞沪之战爆发，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全面抗战”。

战争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20日夜，将日军压迫至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据点。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8月17日，张治中将军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张治中报告说：“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27]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

中国军队当时是否完全缺乏攻坚武器呢？并非。关键在于何应钦将军没有想到，蒋介石也没有想到。11月20日，蒋介石检讨说：“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部长未将所有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余想到，催发战车与平射炮，已过其时，敌之正式敌军，已在虬江码头与吴淞登陆矣。敬之（指何应钦——引者注）误事误国，亦余想到太迟之过也。”[28]

蒋介石对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不满意。8月20日，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陈诚将军向蒋介石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29]同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日本海陆军根据地，阻止或乘机消灭后续日军。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将江苏南部及浙江划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为副司令长官，陈诚将军为前敌总司令。张治中将军被任命为淞沪围攻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将军被任命为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守卫上海左翼浦东。这些举措，说明蒋介石开始重视上海战场，但是，蒋当时还没有在上海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对这次战争的艰难与严酷也还缺乏认识。当日日记云：“沪战颇有进展，倭军恐慌万分，其国内陆海军意见分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英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次日，日本拒绝英国调停，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忧心倍增”。[30]22日，蒋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团军，以陈诚将军为总司令，守卫上海右翼长江江岸。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

日军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续进攻，必须通过海上的远距离运输，将军队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战场。中国海军的军力本极有限，舰艇在战争开始时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长江，封锁航道，已经没有和日舰进行海上作战的能力；空军能作战的飞机不过180余架，不足以从空中遏制日本运兵舰艇的航行。[31]中国军队所能进行的只有反登陆，在海岸及相关纵深据点布置军队，阻遏日军，但是，中国方面又未予以足够重视，守卫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月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讨伐中国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地步。”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协助海军，扫荡、歼灭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占领上海。17日，日本阁议决定：“放弃以往所采取之不扩大方针，采取战时态势上所需要之各种准备对策。”[32]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师团到达上海东南的马鞍群岛。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在30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川沙口强行登陆，占领川沙镇，第三师团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进攻上海北部的吴淞、宝山等地。据中国方面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回忆：“在23日拂晓以后，日空军开始猛烈轰炸，使我援军不能接近，日海军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军登陆。我沿长江岸守备的第五十六师和沿黄埔江口守备的上海市保安总团，兵力薄弱，日陆军登陆成功。”[33]

日军登陆后，中国方面力图阻止敌人向纵深发展。张治中将军在敌机猛炸下骑自行车赶赴前线，一面任命王敬久师长为淞沪前敌指挥官，指挥部队固守原阵地；一面抽调第十一师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师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陆之敌。双方在罗店等地激战。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数次猛攻，虽有进展，但均未奏效。28日，守卫罗店的中国军队伤亡过半，日军第十一师团占领罗店。31日，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吴淞镇。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久留米第十二师团等3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9月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及战车、炮舰、飞机联合进攻，中国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姚子青营奋力抗战，激战至第二日，全营官兵壮烈牺牲。[34]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35]据陈诚报告，该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师即伤亡官兵9039名，第六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36]

由于江岸地形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又源源增援，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只能主动退守。参谋史说后来回忆说：“日军在长江沿岸及黄浦江沿岸继续登陆，与我军一个点一个点地争夺，往往日军白昼占去，夜间我又夺回。”“在日军舰炮火下，伤亡惨重，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付伙食担子”。[37]9月10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11日，第九集团军奉命向北站、江湾等地转移。

反登陆战争失利，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增加。9月11日，自青岛调来的日军天谷支队进入月浦镇。12日，由华北方面军转调的后备步兵10个大队陆续抵达上海战场。14日，自台湾调来的重藤支队登陆。中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为配合外交斗争，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

9月11日以后，中国军队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作为淞沪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国军队的不利态势。8月28日，罗店失陷，蒋介石日记云：“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乃动摇矣。”31日，吴淞失守，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表示：“我军转入被动地位矣。”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将如何打下去。其9月2日日记云：“敌之战略，其弱点乃以支战场为主战场，其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之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彼愈进愈穷，进退维谷，不难旷日持久，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这则日记说明，尽管上海战场形势不利，但蒋介石决定“全力贯注一点”，在上海长期拖住日军。其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一度接受这一意见，下令执行，但第二天又决定收回命令。[38]同月14日蒋介石日记云：“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抗战乎？”两种方案，前者意味着在上海和日军决出胜负，后者意味着向吴福线转移。这则日记，说明蒋对自己的战略决定有过犹疑。但是，这一时期，蒋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因此，蒋仍然决定长期坚守上海。其日记云：“各部虽死伤大半，然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39]16、17日，日军发动总攻击，中方阵地动摇，前线指挥官向蒋要求撤退，蒋严令死守，并亲往昆山督师。[40]21日，蒋介石调整部署，将中国军队分为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右翼军以张发奎将军为总司令，下辖第八、第十两个集团军；中央军以朱绍良将军代替张治中为总司令，下辖第九集团军；左翼军总司令为陈诚将军，下辖第十五、第十九两个集团军。

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在日记中激烈地批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责他未能守住大同等地，“使苏俄运械交通更为困难，其罪甚于宋哲元之失平津，可痛之至！”26日，蒋介石得悉平汉线中国军队溃退，河北沧州不守，估计日军将进攻河南郑州，中俄之间的第二条联络线有可能截断，决定加强上海战场，吸引日军主力。27日，蒋介石决定四项抗敌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二、击其一点；三、持久；四、（沿太行山脉侧面阵地）由晋出击。”[41]10月8日，蒋介石决定调骁勇善战的桂军加入上海战场。其10月15日日记云：“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17日，蒋介石到苏州督师。次日，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发动总反攻。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一是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争取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较好的影响。《九国公约》签署于1922年2月，其签字国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国。该条约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强调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与中国的门户开放。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国联申诉，要求“谴责日本是侵略者”。国联没有采纳中国的要求，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10月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同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美、英允俄参战”。[42]因此，蒋希望在该会召开之前，上海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至少，要能坚守上海。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43]同月22日，蒋介石通电全军将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44]为此，蒋介石向全国各地普遍调兵。24日，蒋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滇军出发各部到达何处，要龙命令该军“兼程急进，望能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急图在会前有所表现的企图跃然欲出。[45]

日本政府采取对应措施，不断从华北、东北及国内向上海战场增兵。10月1日，日首相近卫、陆相杉山、海相米内、外相广田会议，通过《中日战争处理纲要》，决定发动十月攻势，扩大华北和华中战局，将中国军队分别驱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区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议和，结束战争。此后，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9个师团，20万人以上。17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46]

双方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量，战场上的拼杀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广西增援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军长廖磊率部到沪，向蕴藻浜沿河之敌发起全线反攻。桂军作战勇敢，但武器落后，缺乏与现代化武装的日军作战经验，未能挽救危局。22日蒋介石日记云：“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反因桂军挫败，而退至走马塘之线，战局顿形动摇，殊所失望。”[47]次日，桂军因伤亡过大，撤至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整理。其他部队也伤亡惨重，第三十三师打到官兵仅剩1/10，师长负伤，旅长失踪。[48]25日，中央军第七十八军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部防地为日军突破，朱部放弃位于上海西北的战略要地大场。至此，蒋介石才觉得“不能不变换阵地”，决定命中国军队做有限度的撤退，转移至苏州河南岸。但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他决定在闸北“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49]27日夜，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部留守闸北四行仓库，演出了八百壮士（实只四百人）孤军抗敌的悲壮一幕。31日，该团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坚持至1941年12月18日。

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但是，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战。8月18日，他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主张“敌攻我守，待其气衰力竭，我即乘胜出击”。“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9月13日，蒋介石手拟《告各战区全军将士文》，再次强调固守，“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在阵中抗战到底”。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开军事会议，仍然表示：“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50]

要杀敌卫国，自然需要强调牺牲精神，但敌人拥有海空优势，配备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战必然带来巨大的伤亡，最终也难以守住阵地。当时，日方有各种飞机1500架，而中国仅有战斗机、轰炸机300架。[51]8月24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云：“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全日在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威胁甚大。”[52]白崇禧也表示：“无制空权，仗无法打。我官兵日间因飞机不能动，夜间因探照灯亦不能动。长期抵抗，须另有打算。”[53]淞沪之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英勇抗敌，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内，层层设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是很愚蠢的作战方法。第二年，蒋介石回顾淞沪战役，就曾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没有在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退兵于吴福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坚强之过也”。

“坚强”是好事，但不顾条件，“坚强”太过，没有任何灵活性，就是执拗了。

中国军方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

日军最初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湾登陆，占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为此，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侦察，收集地志资料。[54]金山卫水深，可停舰艇，又有利于登陆的沙滩，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8月20日，蒋介石得报，金山卫有日本水兵登陆侦察，指令“严防”。[55]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情报指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56]倒是张发奎将军有警觉，亲到当地巡察，并配置了兵力：以第六十三师担任乍浦、澉浦防务，以第六十二师担任全公亭、金山嘴防务。10月26日，中央军撤到苏州河南岸后，浦东防务紧张，张发奎遂将第六十二师主力调防浦东，当地仅余该师少数兵员，实力空虚。[57]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因兵力悬殊，无法阻挡。中国统帅部急令已调浦东第六十二师的主力回兵，会同新到枫泾的第七十九师合力反击，并令从河南调来、新到青浦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推进。蒋介石希望借此稳住阵地。6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58]但是，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中国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六十七军从河南调来，尚未集中，即遭敌各个击破。8日，松江失陷，这样，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危险。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有可能陷入包围，使退却无路，全军覆没。有鉴于此，白崇禧将军再次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后撤。11月7日，朱绍良将军、何应钦将军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会”。[59]蒋介石权衡利害，这才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日记云：“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60]但是，他仍然担心此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痛苦地写道：“借此战略关系而撤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则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61]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重大的战略错误。后来蒋介石总结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62]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必须既善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撤退。蒋介石下令在苏州河南岸撤退后，中国军队争相夺路，秩序混乱，作战能力丧失殆尽。郭汝瑰将军后来说：“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63]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淞沪之战双方都付出了很大代价。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止，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亡人数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64]但是，中国方面损失更大。据何应钦将军11月5日报告，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死伤187200人，约为日军的4倍半。[65]

南京：守乎？弃乎？

日军攻占上海后，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意见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规定以苏州、嘉兴连接线为“统制线”，在此以东作战。但是，第二天，日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沿沪宁铁路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13日，日军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声势更盛。15日，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如果把握战机，断然实施追击，20天即可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赞同占领南京的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66]

日军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其日记云：“抗倭之最后地区与基本线乃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难，乃在最后五分钟，此时应决心迁都于重庆，以实施长期抗战之计，且可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迫订城下之盟之妄念。”[67]但是，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做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禧将军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将军主张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只做象征性防守。[68]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蒋日记云：“南京应固守乎？放弃乎？殊令人踌躇难决。”[69]不过，蒋介石和唐生智上将都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做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认为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将军遂自动请缨。[70]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中将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71]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72]这声叹惜，正是蒋内心矛盾的表现。

淞沪之战打响后，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主和派应竭力制止之。”其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尤者，试思此时尚能议和乎！”[73]及至淞沪战败，主和之议再盛。司法院院长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74]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75]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杭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76]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77]19日，日军进占苏州。俗话云“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宁国（安徽）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刘湘部五个师、两个独立旅，由四川赶到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川军作战能力很低，纪律很坏，“闻敌即走”，并未发挥多大作用。[78]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蒋介石得悉撤退秩序不良，日记云：“竟不分步骤，全线尽撤，绝无规律，痛心盍极！”[79]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日，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

蒋介石反对与日本议和，但不反对国际调停。早在日军金山卫登陆之际，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Trautmann）即受日方委托，向蒋转达日方媾和条件，蒋介石认为，这些条件“仍以防共协定为主”，“乃严词拒绝之”。24日，蒋介石曾经寄以希望的九国公约会议闭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性成果。12月2日，蒋介石为行“缓兵计”，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方所提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要求先停战后谈判。6日，蒋介石得悉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日记云：“敌以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不能迫我屈服，乃已决绝乎！”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80]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定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81]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之战中，中国军队消耗过大；战后，武器、弹药、粮食都严重缺乏，士气极端低落。蒋介石百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82]10月22日，蒋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询问如《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日期。11月10日，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83]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84]此电与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85]但他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86]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以之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87]12月6日，蒋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88]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89]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将军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90]不难看出，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91]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在远东轻易有所动作。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92]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旋即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淞沪战败之后，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国家沦亡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一时间，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以为掩护”。[93]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94]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95]当时，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及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次日，蒋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96]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97]他最终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华北战场失利与平型关之捷

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决定进行华北会战，扩大战果，占领华北要地。其主决战方向为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线南下，打击在河北省境内的中国军队主力，同时沿平绥路西进，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及绥远。8月31日，日本编成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上将为司令官，兵力约37万人。

中国方面为保卫华北，将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线的北段划为第一战区，以之作为与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同时将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划为第二战区，作为“侧背”。两个战区共辖6个集团军，约60万人。为了就近指导河北方面的作战，军事委员会在保定设立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

自8月11日至10月16日，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后占领南口、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地，控制北平西北的广大地区，解除其南下威胁。自9月中旬至12月下旬，沿平汉、津浦线进攻的日军先后占领石家庄及河南北部的安阳等地。中国军队虽然作战顽强，但未能遏阻敌人的进攻。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八路军的参战，中国方面才在山西平型关取得了一次规模不大的胜利。

9月中旬，日军进攻山西北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以内长城线为依托，把守平型关、雁门关一线，阻止日军对山西中部的进攻。9月24日，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决定利用平型关附近的山地，集中兵力设伏。25日，日军板垣征四郎所属第五师第二十一旅的后续部队行经该地，中国军队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双方短兵相接，日本空军无法发挥作用。此役中国军队歼灭日军数百人，缴获辎重马车二百余辆及大量军用物资。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状况下，第八路军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无疑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此役也昭示，对优势日军作战，必须有特殊的战略、战术。

平型关战后，阎锡山以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集中主力，在山西省会太原以北的忻口抗击日军。10月中旬，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将指挥的中央兵团等部曾重创来犯日军，郝壮烈牺牲。同时，中共所领导的第八路军则进军敌后，展开游击战，切断日军交通线。蒋介石曾致电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赞扬该部“屡建奇功”。[98]但是，小型的局部性的胜利一时还无法影响战争全局。10月26日，日军攻陷山西东部门户娘子关，太原危急。阎锡山为固守山西省会，于是下令中国军队撤离忻口。11月9日，日军攻入太原，守城中国军队突围而出。同月，日军攻陷山东省会济南。

结束语

自7月7日至12月13日五个多月时间内，中国军队同时在华北、华东两个战场英勇作战，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显示出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的精神。日军虽在华北地区先后占领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省的许多城市，在华东则攻占上海、南京，威胁皖浙，但是，这也使它在中国战场上愈陷愈深，难以自拔。

敌强我弱，在两国军事实力相差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失去部分城市和领土乃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领导者的最大问题是：战略、战术呆板，过于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只懂得阵地战、防御战，单纯和敌人硬碰硬，拼力量，拼消耗，而不懂得运用其他作战形式，以求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淞沪、南京之战中，又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和苏联出兵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造成中国军队空前巨大的损失。

从战争学习战争。这一时期的战场失利使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认识到，中国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懂得运用运动战、游击战。11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应令各战区发动游击战，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胜防也。”[99]12月1日日记云：“抗倭制胜之道，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之干涉，又使敌军在广大区域，留驻多数兵力，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此我之基本主张，万不可稍有动摇。”[100]同月16日，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101]这些都说明，通过挫折和失败，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战略思想有了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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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 辛达谟：《法尔肯豪森将军回忆中的蒋委员长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第21卷第6期。

[3] 《困勉记》（稿本），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下略）。该稿本据蒋介石日记摘录，词句与日记原本小有不同。

[4]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台北，1978，总第1120页。

[5]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4、1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6]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8日。

[7]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9日。

[8]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20日。本函所述，徐已在19日的会上做过口头陈说。

[9]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24日。

[10]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第1598～1612页。

[11]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31页。

[12] 《困勉记》（稿本）。

[13]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14] 《困勉记》（稿本），1937年8月13日。

[15] 黄德馨：《京沪国防工事的设想、构筑和作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40～41页；参见Liang His-huey，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1934-1938），Bernd Martin，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Dusseldorf，1981，Droste Verlag），pp.141-142.

[16]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40页。

[17] 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7页；余湛邦：《张治中——张治中机要秘书的回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第27页。

[18] 《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4页。

[1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1，第1页。

[20] 《中央日报》1937年8月10日。

[21] 《上海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263页。

[22] 当时日本在上海的兵力说法不一，此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第4页。

[23]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12日。

[24] 《中常会第50次会议速记录》（1937年8月1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25]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5、335～336页；参见《日军对华作战纪要》。

[2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6页。

[2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42页。

[28] 《省克记》（原稿），该稿摘抄自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下略）。

[29]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30] 《困勉记》（稿本）。

[31] 《王世杰日记》，1937年10月12日。

[32]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林石江译，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第373、374页。

[33]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95页。

[34]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54页。

[35]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6日。

[3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56页。

[37]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96页。

[38]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3～4页。

[39] 《困勉记》（稿本）。

[40]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21日。此际，李宗仁也曾劝蒋：“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见《李宗仁回忆录》（下），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0，第692～693页。

[41] 《困勉记》（稿本）。

[42] 《困勉记》（稿本）。

[4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4页。

[4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1），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第55页。

[45] 《蒋委员长致龙云十月敬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

[4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81页。

[47] 《困勉记》（稿本）。

[48]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顾祝同致何应钦密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72～374页。

[49] 《困勉记》（稿本）。

[50]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48、1167、1179页。

[51] 《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8页。

[52]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294页。

[53] 《困勉记》（稿本），1938年2月2日。

[54]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554～555页。

[55] 《困勉记》（稿本）。

[56]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82页。

[57]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81页。

[58] 《困勉记》（稿本）。

[59]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7日。

[60] 参见《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6日。

[61] 《困勉记》（稿本）。

[62] 《省克记》（原稿）。

[63] 《八一三淞沪抗战》，第252页。

[64]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第555页。

[65]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5日。

[66]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作战》，第601页。

[67] 《困勉记》（稿本）。

[68]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第8～9页。

[69] 《困勉记》（稿本）。

[70]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参见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南京保卫战》，第3～4页。

[71]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6日。

[72] 《困勉记》（稿本）。

[73] 《困勉记》（稿本）。

[74]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21日。

[75] 《困勉记》（稿本）。

[76] 《淞沪作战第三期作战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1页。

[77]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333～334页。

[78] 《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3日。

[79] 《困勉记》（稿本）。

[80] 《困勉记》（稿本）。

[81] 蒋介石1937年12月9日日记云：“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见《困勉记》（稿本）。

[82]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1、28日。

[83] 《蒋委员长致蒋廷黻、杨杰（请伏元帅转斯大林先生）电》，《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

[84] 《斯达林、伏罗希洛夫致蒋委员长十二月电电》，《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原电无日期，此据《徐永昌日记》考订。

[85] 《困勉记》（稿本），1937年12月5日。

[86]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 战时外交》（2），第340页。

[87] 《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6日。

[88] 《蒋委员长致李宗仁、阎锡山等鱼电》，《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

[89]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13页。

[90] 《蒋委员长致唐生智、刘兴、罗卓英电》，《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

[91] 《爱记》（稿本），1937年12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92] 《宪兵司令部战斗详报》《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433、424～425页。

[93] 《困勉记》（稿本），1937年12月15、16日。

[94] 《王世杰日记》，1937年12月2、27日。

[95] 《困勉记》（稿本）。

[96] 《困勉记》（稿本），1937年12月26、27、28、29日。

[97] 《困勉记》（稿本）。

[98] 《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99] 《困勉记》（稿本）。

[100] 《省克记》（原稿）。

[10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