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地区的防御战

——消耗战的开始

麦金农（Stephen R.Mackinuon）[1]

1938年1月26日清晨，天气阴冷潮湿。武昌大东门外，在靠近铁路的双峰山南坡上，有一个安静而又隐蔽的道教场所——将军庙（又名长春观）。7时许，将军庙的三楼传出一声枪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胡宗南将军刚刚开了一枪，跪在地上的中年男子头部中弹，倒在血泊中。被毙男子是韩复榘将军，他率大军消极抗日，不战而逃，致使华北地区人口最为稠密的山东省门户大开，陷于敌手。从这天开始，韩复榘成为中日开战以来第一个因为胆小懦弱、违反军纪而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因失败被处决的最高官员。[2]

大概从1930年开始，韩复榘将军就处于半独立状态，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割据山东，称雄一方。1937年夏天中日战争爆发，韩将军在名义上服从蒋介石，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简称军事委员会）的最高统帅，但在实际中，他仍在山东继续自己的统治和组织。山东地区，特别是省会城市济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在防守布置上，韩将军并没有过多地与蒋介石等人会谈商讨，而是自以为是。起先，日本人尝试与韩单独进行谈判，但谈判失败。于是日军发起进攻，从北平、保定、天津等地调遣大量地面部队，快速南下，进攻济南。蒋介石命令韩复榘及其第三集团军严防死守，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得撤退。对于蒋的命令，韩复榘向来只捡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去执行。最终，为了保存他那近8万人的军力，韩复榘决定不战而退。济南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整个12月，济南及周边地区的民众都处在极度恐慌中。[3]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也被日军包围。12月27～28日，日军不费吹灰之力相继占领山东省会济南、港口城市青岛。在蒋介石及其幕僚看来，两座城市的沦陷使得津浦线正面空虚，日本在华北的驻军能够沿线长驱直入，全力进军。到1月底，华北日军将与刚刚占领南京的畑俊六部会师，南北战场将连成一片，对中国形成很大的威胁。济南、南京相继失守，社会上一片混乱：大批民众四散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逃向了南面（或西面）的武汉。[4]

以下将对韩复榘之死做详细介绍。1938年1月5日，韩复榘从鲁南战场逃离，带着从济南掠夺来的财宝，扛着一副银制棺材飞往开封。1月6日，韩复榘被逮捕，随即押往武昌。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一场特殊的高等军事法庭会审。与会的将领通过会商，决议对韩复榘执行死刑。这是近10年来各地军阀之间第一次联合行动，像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人，此时都愿意与蒋，与那些黄埔毕业、对蒋死心塌地的军官们，如陈诚、胡宗南保持一致。这次大家都愤怒异常，韩将军的胆小懦弱，拒绝与日军对抗，扰乱了国民政府的布局，直接导致首都南京未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卫。最终南京沦陷，成为国家耻辱；无辜民众死伤不计其数，可谓代价惨重。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韩将军始终保持沉默，不相信蒋介石会枪毙他。最后，会议宣判韩复榘死刑。当韩被带离时，他毫不客气地喊出：“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5]诚然，韩将军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形势的变化。作为一名战地司令官，蒋介石最近的表现反复无常，但各地军阀还是乐意集合在蒋介石的旗帜下，共同抗击日军。这些军阀们承认，日本军队是死敌，他们残忍而又强大，几乎难以战胜，因此，联合才是唯一的生存之路。各行其是，只能意味着失败。

以上史实反映出，及时捉拿处决韩复榘的行动，重振了中国守军低迷的军心与士气。这一行动可以看作时局的转折点，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战时中华民国名副其实的临时首都。武汉地处长江中部，是组织中国军民西撤之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可能，西撤的军民最终将到达四川省的山城重庆。中国军队的众多领导人20年来第一次愿意接受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副主席、战地总指挥陈诚的领导，愿意与国民党高层步调保持一致，执行统一的战略计划。

政治影响方面，最明显的是新闻界的反应，武汉的新闻界对韩复榘的审判处置表示欢迎，极力拥戴蒋介石为军事最高领导者。这其中也包括《新华日报》的支持。《新华日报》是一个新发行的日报，由共产党领导，周恩来和王明负责，他们当时已离开延安到达武汉。军事方面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超过50万的军队集结到华中，这些军队来自蒋介石原先的对手——强大的地方军阀。像李宗仁、白崇禧，他们的广西军一路北上，士气高涨，精神饱满。北方地区军队的表现可能更能说明这种政治影响。这些北方军队曾经效忠于势力强大的冯玉祥，但现在则接受了蒋介石的领导，投身于中国抗战——尽管韩复榘死后，他的山东军被遗弃，有的投降日军做了伪军，有的则成为盗贼，或者是参加了游击战。

目前有种说法，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领导者没有形成统一的作战策略和方法。中国沿海地区防御力量的崩溃，济南、青岛、南京相继失陷，似乎都支持了这种观点。但事实上，通过事后判断，翻阅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就能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国，制定严密的作战计划，特别是长江中部地区的防卫计划，最晚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1938年1月底，军官们聚集武汉，参加国防军事会议，他们达成共识，那就是采用持续战、消耗战，拖延战争数年。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日本军队深陷中国广袤的领土，不能脱身。[6]

日本方面，表面看去，从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到相应的工业基础设施（包括东北地区的物资运输线），似乎早已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制空权几乎都掌握在日军手里。这就意味着在战争前或战争进行之时，日本的海军飞机既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地轰炸，也可以飞抵中国军队后方实施战略轰炸。[7]但若仔细回想这段历史，可以明显看出，日军的领导者几乎没有做过持久战的战斗计划（也就是说没有想过战争会持续一年以上）。他们希望，通过投入大量移动快速、火力强大、装备精良的机械化地面部队，用闪电战术和恐怖扫荡策略，迫使蒋介石投降，放弃抵抗，征服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地区的战争是短期战争，每一次胜利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日本从没有想过也没有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消耗战”。

到1937～1938年的冬天，国际新闻舆论、驻华外国军事观察家、各驻华使节都认为，日本方面是按预定计划行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日本给中国安排的“现代化进程”表示满意。[8]这时期的材料记录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外国专家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预言南京陷落后一两个月内，日本就会瓦解中国军队的抵抗，夺取武汉。蒋介石将通过第三人——包括德国驻华大使在内，继续与日本谈判。日军的火力强大，具有压倒性优势，日军的军官也比中国军官训练有素，治军能力突出。在考虑了中国复杂的地域政治历史后，外国观察家悲观地认为，中国军队的军事指挥层里不可能有一致的战略眼光，更别提战略方面的军事协调。最后，他们指出，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中国守军，装备既差，又缺乏作战经验，作战能力比不上日本。[9]

更有甚者，在战场上的各个军官之间，在他们与蒋介石的关系之间，彼此毫无感情，更别说是忠诚了。甚至在1936年12月，蒋介石手下的军官还发生政变，绑架了蒋。正是由于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迫使他们到西北地区“剿共”，力量受到削弱。蒋介石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是心腹之患，而日本是疥癣之疾”。到最后，美国《纽约时报》的办公室主任阿本德（Hallett Abend）甚至认为，日本人掌控管理中国将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他们能引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为外国的投资创建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正是以上所说的背景——无论从国际上考量，还是从战略上打算，关于1938～1939年的长江保卫战的情况，有必要告之天下。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华中保卫战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结果使日军以及外国观察家出乎意料，大吃一惊，更重要的是，这场战斗是整场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从武汉会战开始，到其后1939年的南昌会战、长沙会战，战斗始终在胶着状态下进行，持久而漫长。简而言之，中国方面付出惨重代价后，伟大的持久战略终于在1940年得以实现。[10]

会战前夕中国军队的方位、条件和备战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方面投入战争的正规军人数有170万～220万人。根据对蒋总司令的亲疏程度，他们被分为六类。第一类是那些由蒋介石直接指挥领导的嫡系军队；第二类则是那些一直以来效忠于蒋，但不接受蒋直接领导的军队；第三类则是地方军，蒋在平时也可以对其发布号令；第四类军队也是地方军，但与第三类地方军不同，蒋介石几乎无法对其施加直接影响；第五类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西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者曾在武汉和南京长江中部的山区地带活动，1938～1939年整编形成；最后一类则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队，他们在1931年时就被日军击败，被赶出了东北。前两类军队大概有90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那些占据一方的地方军队总计有100万人，装备较差，不过战斗经验丰富，对战场指挥官颇为忠诚。共产党和东北军合计大概有30万人。

而在北方，那些相对独立的地方军，在与日军进行大规模冲撞后，就像山东韩复榘的部队，很多都投降日本成为伪军，有的成为山氓草寇，还有的则成为组织松散的游击部队。这说明，在战争的最初6个月，中国军队里面，那些地处西南、西北地区，接受地方军阀领导下的地方军（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部，云南的龙云部，四川的杨森部，广东的张发奎、薛岳部，山西——晋绥地区的阎锡山部），在行动上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大约有10万人，主要分布在西安以北、以南的地区，远离战场，几乎未有消耗，但却受到阎锡山地方军的阻拦；胡宗南也配备了超过12个师的兵力对其进行封锁，行动受阻。因此，尽管学者对共产党八路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实际上，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几乎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参与1938年长江中游地区的战斗。中国守军大约有70万人，大部分来自广西、四川、广东，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的人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些军队逐渐整合汇编，接受李宗仁、白崇禧或张发奎、薛岳等人的指挥领导。

在1938年初，撤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北上的广西军队、东进的四川军队相继集结在武汉周边地区，国民政府对其重新整编部署，划分战区，调整了指挥层次。第五战区设立在长江以北地区，主要防守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由李宗仁担任战区司令长官，率部驻守。李宗仁控制的军队大约有50个师（每师9000人）、28万人投入战斗。这些军队成分庞杂，除了自己的嫡系广西部队外，还有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的那支嫡系部队由汤恩伯率领。汤恩伯是一个年轻军官，并不善战，跟张自忠一样，在当时声名狼藉（张自忠曾是冯玉祥部下，1937年，北平沦陷，国人对其非议颇多，但最终李宗仁还是给了他挽回声誉的机会）。最初战区司令部设在徐州。徐州地处江苏北部，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就此经过，战略地位非常重要。[11]

在长江南岸负责驻守的是陈诚领导的第九战区，主要防守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约有78个师、38万人，总部设在武汉三镇。尽管陈诚率领着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在军队构成上掺杂了许多地方实力派的嫡系部队，像广东的张发奎部就是典型。这些地方军队被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与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合作紧密。嫡系部队由蒋介石亲自组建，军官大多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蒋介石从1920年代开始成为该校校长）。这些地方军之前曾经效力于冯玉祥和张学良，此时加入第九战区，他们的忠诚自然受到怀疑，因此受到排挤。此外，这片地区还有1938年新编制的新四军，其前身是叶挺将军领导的游击队。

第五战区与第九战区的军队在1月进行了重组，代表了中国军事领导人整编部署军队的方法。中国主要采用德国模式组织战场上的军队，即在战区集结大批军队作为野战军（第五战区、第九战区）。与此同时，在中国军队的战略部署方面，苏俄的影响在交通沿线方面的作用逐渐显现。这种影响在队列编排上最为突出，无论是前线部队，或是后勤部队，都采用了这样的编排。整体来看，这样的编排部署在与日军作战时，在调配军力方面缺少一种连贯性。当一些合理而又富于进攻意味的作战计划制定出时，中国军队却很少能在实际中真正实行。另外，在搜集日本军事情报方面，中国表现得也很糟糕。抓获的俘虏很少进行审问，基本上都是当场处决。对敌人的侦查几乎没有，更多时候，则是谣言取代了情报。这样的情况有时就会带来很可怕的、灾难性的后果，就像1938年，由于判断失误，中国方面下令火烧长沙，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先发制人的举动。

简单而言，中国方面在部署上过于强调阵地战，始终坚持阵地死守——撤军除外。中国分批部署了大规模的军队，但讨论考虑的问题的却是如何控制交通线（如北京—汉口线或陇海线），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便利物资运输和后勤补给。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的效果就是钳制或束缚了主力部队，使日军能够很方便地调遣部队，从侧翼进攻。各地区缺乏灵活而广泛的游击战，中国军队的机动性发挥也进一步受到限制。结果，中国军队的领导人常常以“拖延战”的名义，避免与日军的正面交锋，即便是在战略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的领导人也多选择避战，减少与日军冲突的机会——如果交战，十有八九都会失败。这也是能理解的，大部分地方实力派都想保存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而淞沪之战以及南京保卫战的巨大伤亡似乎也验证了这样的观点。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在战斗的关键时候，军队指挥官胆小懦弱、不战而逃，而这种行为终于激怒了陈诚、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等多人。

长江中游地区的保卫战初期，即1938年3月，中国军队投入110万士兵（约120个师）抗击约20万人（20个师团）的日军，人数比是6：1，中国方面占有数量优势。但在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日军面前，这种数量优势很快就消失了。根据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计算，中国军队一个师的战斗力（以每次火力击中的人数来定义）只相当于日本一个师团战斗力的1/3或1/4。[12]

在战斗中，中国军队使用的武器大部分是轻型武器。炮火的威力也很有限。虽然拥有空军，但装备简单，力量薄弱，只能用来简单防守，对战术的考虑并无多大影响。唯有夜间时候，中国军队才能发挥强有力的战斗力，与日军进行激烈的肉搏战。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趁夜色来临之际，充分发挥人数上的优势，组织较大规模的反攻。[13]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蒋介石在1930年代建立起的指挥层次极为复杂，政治色彩非常浓厚。蒋介石的命令下达后，需要经过六层指挥官的传达，才能到达战场得以施行。再者，蒋介石喜欢避开常规的指挥渠道，直接发送命令给战场的指挥官，特别是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军队大规模溃败之时，蒋更倾向于亲自掌控战场，事无巨细，样样都管——直接传达的命令有时会与几天前刚刚传达的指令相抵触。[14]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指令相互抵触，军火极度缺乏，战术上过于强调阵地战，上海、南京之战后士气已跌至低谷。中国军队存在一系列问题，但这如何解释中国军队在1938年取得的成功？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场振奋人心的防卫战，这场战斗时间跨度长，日本帝国的军队被牵制在长江中部地区。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在1938年春天的战役中，中国军队在徐州周边地区是如何让日军深陷困境的（包括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徐州之战后，中国军队又是如何坚持到10月底、打了一场漂亮的武汉保卫战？

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军队领导者的领导才能与个人魅力。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战斗中，尽管蒋介石进行了多次干涉，但战地总指挥陈诚还是坚持自己的方法，用一种不太正式但有效果的方式，延长了战争时间。陈和他的手下军官在1938年形成了强大的集体凝聚力，而地方各军阀之间昔日的明争暗斗则被摒弃。我认为，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代军人有着共同的经历。他们都接受过教育，并在风雨变幻莫测的1920年代积累了军事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包括高级将领陈诚在内，他们大部分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保定军校建于1912年，在1920年代以前，保定军校被看作中国的西点或桑切斯特，被称为中国军事家的摇篮。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前，保定培养出大批的军事精英。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保定军校参照德国与日本的军事教育，强调纪律，重视学员之间的团体精神，在保定军校，职业教育要重于政治教导。[15]长期以来，“保定系”学生都很推举蒋百里，他们以是蒋百里的学生为荣，忠贞不渝。蒋百里是保定军校的第一任校长，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武汉保卫战时期，他重新复出，被任命为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武汉保卫战中，最有才能的守军指挥官就是这些保定系的军官，如陈诚、白崇禧、罗卓英、唐生智、薛岳等。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但背景经历与保定系学生相似（毕业于武昌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的张发奎也与其情况相似）。海外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后期毕业的军官，如汤恩伯、孙立人等，海外学者的关注、研究更是不多）。保定系的大部分人员长期以来在与蒋介石抗争，因为蒋介石在想方设法排斥、孤立他们。不过，经过1938年对韩复榘的审判，他们明白了日本威胁的严重性，终于联合起来。

换句话说，参加武汉保卫战的是保定系出身的将领，他们多是地方上的军事长官，经历了1920～1930年代初期的军阀混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他们来讲，处决韩复榘的决定是个契机，自此他们开始以新的方式联合在了一起。自那时起，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团体精神，彼此相互尊敬，战场上并肩作战，甚至在必要时允许忽略蒋介石的指令，灵活却又不失礼节。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毫无疑问是那些保定将领所领导的军队的特性。这些军队是由义务兵和雇佣兵组成的，其中一部分已经在这些保定将领的军队中工作了十多年。无论是雇佣兵还是义务兵，他们都是在异乡作战（对来自广西、广东、四川、山东的士兵而言，长江中游地区确实是异乡），因此他们对自己的上司格外忠诚；而那些抄近路到达的军队更是对日军的入侵表示愤怒。这意味着，开小差的士兵在相对减少，军事纪律被高度强调，这些可以通过对比前后变化体现出来。在此之前，士兵都是被强征入伍的，开小差的人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在蒋介石及其黄埔军校学生领导的中央嫡系部队中，士兵开小差的情况更为常见。上述变化在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广西军队中，体现得最为明显。1938年外国军事观察家在考察中国军队时，认为广西军是最好的军队，战斗力强。

接下来我的看法是，正是由于上下级沟通方式的改变和某些将领的杰出才能，产生了上述的良性变化。而这种良性变化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军队有能力坚守战斗长达10个月，让日军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正是抗日的愿望（并不是效忠于蒋介石）使得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军队能够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对敌。尽管装备不足，训练欠缺，但大部分人员还是严守阵地、服从指令。

人员伤亡惨重，但开小差的比率却不高，这就是长江中部战斗中中国军队的特点。随着战争的发展，精锐部队逐渐消耗殆尽，总指挥蒋介石的干涉，甚至是亲自过问军事的机会也在减少，将领们得以处于相对自主的状态，这些将领对自己的军事行动能力进行了约束，当战斗形势向另一面发展时，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帮助。最终，敌人无情的狂轰滥炸、优良的火力装备占据了优势，日军夺取了徐州，之后又在1938年底占领武汉。不过与战争初期（主要是1937年战争爆发的6个月内）攻城略地的速度相比，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会战，日军在战斗中的损失重大，前进的脚步也因此放缓。从整个中日战争看，长江中游地区的战斗是一场关键的战斗，作用重大，影响深远。

徐州会战

从1938年1月到10月，争夺长江中部地区的战斗持续了10个月。从地理情况及战斗排序来看，日军握有主动权，上有出色的空军火力，下有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那时的外国观察家以及研究这段历史的研究者，总是指责中国军队的领导者过于依赖防守，不愿意主动出击；有些时候，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受到牵制，不得不撤军时，中国的军官们也不愿积极采取攻势，追击敌人。[16]我认为，在接受这样的观点之前，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军队当时的困境。在实际作战中，中国军队无论是进行强行军，还是使用铁路线，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过中国军队还是采取了一定的进攻措施，同样的，由于火力有限，中国军队在日军袭击前就击退敌人也是不太可能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军队几乎没有或仅有少量的大炮能够使用，更别说有能力从空中实行袭击轰炸了。

1938年1月，日本方面制定计划，决定让华北日军（由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矶谷廉介率领）与华中派遣军会合，连贯华北、华中两个战场。前者从济南出发，沿津浦路南下。后者在畑俊六的率领下，从南京出发，顺津浦路北上。一旦双方在徐州成功会师，两股军事力量就能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形成钳形攻势，从北面、东面两个方向向长江中部地区的要塞进军，先取九江，再夺武汉，在3月底结束战役。这一计划犹如一针强心剂，使日军深信自己能够击溃蒋介石领导的前线抵抗部队。

就在1月底，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防会议。会议上蒋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命令军队全力以赴保卫徐州。徐州为津浦、陇海铁路之枢纽，战略意义明显。对中日双方来说，徐州是一座重要的战略城市。[17]防卫徐州的决定可能是在此次战斗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敌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日军恼羞成怒，不得不从东北（由土肥原贤二率领）、南京两地相继增派兵力。日军先前计划两路大军一支从太原出发向西、向北进军，另一支由南京溯江而上，但此时由于中国守军的抵抗，这个计划严重受阻。东京方面不得不重新考虑军力的配置、人事的调动，以及处理中国战区的问题。[18]这是一场拖延时间的血战，中国守军的抵抗暂时转移了日军的进攻方向，日军的主力被吸引至华中地区。

中国军队的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坚守徐州的战略意义，从1月起就着手备战。李宗仁坐镇徐州，指挥兵力部署：除了自己握有的8万人部队外，李宗仁又增派军队30万多人，安置在津浦、陇海沿线。这种安排部署的意图是，当日军乘火车或坦克从北、南、东三面一起进军时，中国军队可以截获小部分日军。当日军接近，战事就会扩大，战线延长，日军就会行进受阻，甚至在徐州以北、以东的地方停滞不前。徐州会战进行了5个月——双方付出惨重代价，但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

最终在5月中旬，日本占领了徐州。但徐州已是一座空城，仅有数千名士兵防守。在此之前，日军遭受层层阻击，经历了严重的挫折。3月底，日军被吸引至台儿庄进行了一场大战役。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13公里处。日本3个师团的兵力在此战败，被迫撤退，人员伤亡惨重，大约有1.5万～2万兵力被歼（与中国军队方面的死伤情况相近）。尽管日军最终还是夺取了台儿庄，但经过这场战斗，包括紧接其后的徐州争夺战，日军丧失了大量宝贵时间，全军士气严重动摇。在中国方面，尽管中国军队在徐州会战中战败，失败无法避免，但此次战斗却使中国士兵的士气大振。李宗仁、白崇禧、张自忠、孙连仲、汤恩伯，他们成了民族英雄。中国军队重拾自信，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从战场撤出的中国军队开始着手准备防守武汉。[19]

不用多说，长达5个月的徐州争夺战，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来看，都是复杂艰难的。特别是对中国军队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中国军队的人员组成多种多样，作战指挥员也在不停地变动，战斗时断时续。当日军从北、东、南三面靠近徐州时，双方展开激烈冲突，出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拉锯式战斗，两方反复冲杀，相持不下，以至于像我这样一个业余的军事历史学研究者都感到了迷惑。以下是我按时间顺序，对主要战斗进行的简短叙述。

在2月初，日军机械化装甲部队在强大的空军支援下，向守卫津浦线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日军展开钳形攻势，在徐州以北、以南约100英里处与中国军队交战。日军的计划是沿铁路线南北双向推进，在徐州胜利会合，经过短暂歇息，重新编排部署，派大部队沿着陇海线西进，逼近郑州。如果成功占领郑州，日军就能向南进军，沿平汉线南下包围武汉。但在2月底，庞大的中国军队（约30万人）成功地阻挠了日军的前进。战斗范围限制在淮河沿线城市蚌埠的南部，以及滕县北部的铁路线一带。

距离滕县不远处有一个火车站。火车站位于徐州以北75公里处，对中日双方来说都很重要，自然争夺也异常激烈。负责此处防御的部队是几乎不为人知、装备甚差的四川军队（而且肯定被忽视了），指挥官是王铭章。王铭章是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老战友，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四川军抵抗英勇顽强，直到3月，日军增加了兵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才最终打败四川军的抵抗。王将军在滕县保卫战中牺牲。[20]在滕县保卫战进行的同时，即2月中旬，日本开始从青岛向内陆地区调遣大量军队，穿越鲁西南农村地区，向徐州进军。在距离徐州东北约30公里处的临沂，日军再次与中国军队相遇，中国军队已经在此挖好战壕，严阵以待。负责此处作战指挥的是庞炳勋将军和张自忠将军。后者是北方人，曾经是冯玉祥的手下，而冯一向不为蒋介石所重视。在7月平津之战中张自忠不战而逃，放弃北平，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受到舆论的谴责。李宗仁却不计前嫌，坚持任用张自忠。1月，李宗仁给张自忠下令，给他一次重新挽回名誉的机会。张自忠不负众望，果真在临沂之战中挽回了声誉。

从3月起直到4月初，中国军队强行阻击来自徐州北面、南面、东面的三路日军，抵抗的效果极为明显，日军行军迟缓，外国的观察家也因此大吃一惊，甚至认为日军会就此停止前进的脚步。在庞将军和张将军的领导下，中国军队给日军以沉重的一击，板垣征四郎率领的日军被困在临沂，双方进行了长达3个星期的鏖战。张自忠一夜之间成为民族英雄，名扬海外。[21]3周后，双方停止战斗，重新整装，为台儿庄地区新的战斗做准备——此次战场在大运河旁的一条铁路支线周边，距徐州东北约13公里处。在那里，北方人孙连仲（冯玉祥旧部）与年轻的军官汤恩伯布下重兵，张自忠也率兵加入。汤恩伯的军队里有部分炮兵，但是，汤缺乏战斗经验，不愿意将自己的军队送往前线。汤恩伯毕业于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介石的至交何应钦关系密切，为他效力，而跟李宗仁将军的关系可能并不密切，李宗仁不断以军事法庭和军事处分威胁他，迫使汤恩伯率军奔赴台儿庄，发挥他的炮兵作用。

台儿庄是个小城镇，在炮火中几乎被摧毁殆尽。激战从3月22日打响，一直持续到4月7日结束，日军弹尽粮绝，矶谷廉介将军被迫撤军。战斗几乎是在晚上进行的，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在日军撤退之前，双方都有约2万人伤亡。[22]到了4月中旬，战斗停顿，双方陷于僵局。孙和张率领的中国军队遭受了日军猛烈的轰击，筋疲力尽。但当日军开始撤军退向山东时，中国军队又尝试着进行追击。

不过，日军的增援部队、供给物资的到来，使战争形势向有利于日军方面发展。到了4月底，徐州附近的日军已达40万人。新的战斗部队和物资从天津、南京源源不断运送而来。新上任的日军将领（包括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随即下达反攻命令。日军从西、东、北三面出军，直扑徐州。日方企图包围徐州，彻底消灭中国守军。中国也迅速增兵。双方在此地集结了大批部队，人数超过了60万，一场大战就此打响。战斗持续到4月底，三条线路上的战斗都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血流成河。随着战势发展，日军凭借地面部队的火力和和空军的轰炸逐渐占了上风。5月9日，日军占领了淮河旁的蒙城。在蒙城，在南线作战的日军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向西进军，然后北上，切断陇海线（陇海线是从徐州逃离的主要线路）；另一支直接沿着铁路线北上直抵徐州外围的宿县。与此同时，在北面的济宁，日军也集结大量的军队，穿过滕县，向南进发。在沿海地区，日军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在连云港登陆，向内陆进军，加强东线进攻的火力。日军的下一步就是在5月完成占领台儿庄的任务——这对日军特别是东京大本营来说甚为重要，意义重大。

5月17日，日军加紧徐州攻势，逐渐缩小包围圈，并且不断炮轰城内目标。对中方而言，接下来的行动在整个作战部署中极为关键，也最具战略性：撤离徐州，穿越津浦线，向西南方突围撤离。5月15日，李宗仁与蒋介石商量，决定放弃徐州（考虑到徐州的抵抗能力），全力撤退。从那天开始，城内的平民、军队开始相继撤离。李宗仁命令撤退部队白天隐藏在农村地区，只有趁夜间时机抓紧向西南方行进，直到穿过津浦线，中国军队将分成4支部队，一齐向西撤去。他们打算在崇山峻岭、崎岖不平的大别山区重整兵力，为武汉保卫战做准备。中国军队在徐州坚守了很长时间，听闻撤退命令，将官们都不愿意离开。据说，汤恩伯还为此落了泪。

撤退的中国军队大约有40个师，约20万人。他们白天藏于农村的麦地，夜间继续行军，就这样，日军到达徐州不足一周时，中国军队已全部悄悄地撤离，成功转移。5月18日，在中国军队穿过津浦线的紧急关头，突起的大雾、沙尘风暴又为撤退的中国军队做了掩护。5月21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报告撤军已经完成。就在两天之前的5月19日，在畑俊六将军的率领下，日军进入已被放弃的徐州城，只抓获了3万名俘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值得关注，甚至到现在，人们还在激烈的争议这件事情。日军沿着陇海线快速西进，6月6日占领开封。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渡过黄河，攻占郑州。郑州地处南北走向的平汉线上，战略地位甚为重要。蒋介石已在5月底飞抵郑州，亲临前线指挥。6月5日和7日两天，蒋介石给魏汝霖下令，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坝，黄河改道南流，奔腾直泄，经安徽夺淮入海。蒋介石希望泛滥的河水能够阻挡日军前进的铁蹄，淹没敌人南进的线路。但此举也给黄河下游的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罹难民众不计其数，损失甚重。[23]

炸毁花园口大坝意味着长达5个月的徐州战役就此结束。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结果可谓苦乐参半。起先，大家都在庆祝临沂、台儿庄之战的胜利，特别是那些逃亡武汉的难民，更是欢欣鼓舞。但徐州的陷落又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然而，李宗仁的大军队能够成功撤离似乎证明，日军已经陷入华中地区的战争中。中国人相信在武汉，局势能够向好的一面发展，因为武汉三镇是有能力坚持抵抗的。而在日本，日军指挥官们却恼羞成怒。6月，日军增加支援，重新组军整装。他们决心一定要在武汉结束“中国事变”。

在中国方面是谁做出了关键性的决定？是谁在徐州之战前后一直坚持抵抗？是谁应当给予高度赞扬？从那时开始，历史学家和观察家就有着不同的看法。19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史学家推崇的是蒋介石，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一些史学家也有这个倾向，他们认为是蒋介石在武汉会战前后制定了细致周全、实施具体的防御策略。[24]（当然，蒋介石是通过秘密专线，以电话、电报的方式联系战地指挥官，指挥战斗）戴安娜（Diana Lary）则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功不可没，特别是前者的功劳更大。[25]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这些外国驻华武官和新闻记者则赞扬汤恩伯、张自忠、孙连仲这样的中级军官为战斗中真正的英雄，尽管这些军官不断受到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过多却无用的干涉，但他们仍然坚守阵地，奋勇抵抗。[26]

当然这里也有对中国军队的指责，批评中国军官在战斗中普遍进取心不足。很多建议者，如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俄国的卡尔雅金（Kalyagin）、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Carlson）以及史迪威（Stilwell）、多恩（Dorn）都指出，日军在临沂、台儿庄遭受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最终战败撤退，然而中国军队却未能乘胜追击，致使日军有了喘息之机，得以重新整军进行反攻。其实，如果仔细考虑中国军队当时情况——军械装备的不足、空军力量的缺乏，一系列接连作战导致的人员伤亡及军事创伤，我们就会明白，对中国军队的这种指责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日军的确是受阻停止，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打倒打垮，中国军队士气高涨，却不能将日军马上赶出中国领土。

历史学家和外国观察家还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成功地撤离了20万～30万人的军队，这非常重要。1938年5月底，日军将领认为他们已经将庞大的中国军队包围在了徐州，但中国军队还是巧妙地逃脱，成功转移。尽管遭受了日军的猛烈攻击，但李宗仁灵活运用战术，只用约半数的军队，就保证了他本人以及第五战区的军事主力从徐州会战中保存下来，并最终在大别山地区进行了军事重组。实施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军攻击武汉的计划因此被推迟，迫使畑俊六走上一条更为困难、损失更为惨重的行军路线：长江中部地区已经加强巩固，日军必须攻克沿途每个城镇，才能突袭过江，到达并包围武汉。

不过中国军队在徐州之战中的损失也很惨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指挥者李宗仁的信心。6月，李宗仁到达武汉，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也许是受到徐州战场上阵亡英雄灵魂的困扰，李宗仁秘密地住进了医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疾病（官方解释是身上的旧弹伤复发），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心情的低落。白崇禧接管了第五战区的事务，指挥着约40万人的军队。这些军队驻扎在大别山区，等待着日军的东来。[27]

保卫武汉

1938年6月，日军集结40万人突袭武汉。日军最初的计划是，在畑俊六的全权率领下，形成钳形攻势，水陆并进，从长江南北两处同时进军。一支从位于津浦线旁的合肥出发，横穿西南方的农村地区；另外一支将在海军的配合下从南京出发，沿长江南岸逆流而上，向西进军。

为了防卫武汉以及长江中部地区，中国方面在此配置了不少于80万人的军队。陈诚是整个战区的司令官，将领们为他做事就是在为蒋介石做事。在陈诚的指挥下，庞大的战略计划和武器装备在实际中基本上都得到实践与运用。基本来看，他们的方法就是在日军前进的道路上，将武器装备分配在能够防守的地方，或安置在最为重要的地段。第五战区的军队由白崇禧将军领导，主要防卫长江以北的地区；第九战区的军队被安排部署在长江南岸。在北岸，中国军方的计划是将日军紧紧拴在大别山以北或以南地区，那里是山地，地面崎岖，高低不平，能够有效阻挡日军，防止日军切断从华北至武汉的平汉线。

南岸的（第九战区）中国军队也加紧建造江边的防御工事，争取在九江一带阻击日军的进攻，如果可能则将日军赶至南部的鄱阳湖一带。

中国军队占有地形优势（虽然大量的士兵和军官来自其他地方），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同时还有足够的时间挖掘战壕，建立地面防御工事。1938年的夏天，炎热而潮湿，疾病蔓延。由于痢疾和疟疾的肆虐，两岸步兵的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对日本军队来说，上有空军，下有陆军，无论是在火力还是部队的机动性上，都占据明显优势。另外，日军还有一个自然的优势，这就是长江的水位。1938年夏天，长江水位高涨，几乎接近最高水位线，这极大的便利了日本的海军。日军巡洋舰得以进入长江参与战斗，攻打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而小型的供应舰队也能到战场支持日军的行进。

战斗一开始，日本就取得了一场大胜利。6月15日，经过一天的战斗，安庆陷落。安庆是长江上第一道防守要塞，距离东面的南京100公里。在此部署的是川军两个师的兵力，由杨森将军率领指挥（杨森是1920年代控制成都的军阀）。日军以智取胜——水陆两栖作战部队从杨森部队的防御工事背后成功登陆，快速打败了杨森的部队。杨将军仓皇逃脱，从此未闻他的消息。[28]安庆有一个机场，日军用来协调作战。日军夺取安庆后，海陆空三军齐出，直奔九江。九江是长江上重要的河港，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九江铁路从此出发，通向四面八方，包括杭州、南昌、广东等地。为了防止九江落入敌手，从5月开始，中国的工程师和1000多名民工就一直在马当加紧修建防御工事，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他们始终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最终他们筑起炮台，修建起令人叹为观止的防御工事。马当要塞地处九江、安庆之间，横据江滨，长江岸好似一条天然横江锁链，使马当的地形极为险要。[29]

然而失败还是没能避免。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军队在马当之战中，与其说进行防御战，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军队的大溃逃。6月24日，当地的指挥官在训练间隙离开时，日军从马当顺江而上登陆，切断彭泽县政府所在地的防卫部队，马当当即处于被包围之中。日军施放毒气，中国防军顿时陷入慌乱。精心修建的地面防御工事此前没有用于战斗，日军的巡洋舰在29日时撞上河道阻碍物不得前进，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当沦陷了，实在是令人吃惊。马当的失守让中国军队很是难堪，日军由此可以长驱直入进军九江。蒋介石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了几个负责马当的军官，处决了驻防彭泽的师长薛蔚英（黄埔毕业生）。当马当之战开始时，薛蔚英曾接到白崇禧等人的电话命令，要求他加强防守，但薛未将此放在心上，最终酿成严重后果。

广东将军张发奎、薛岳，带着约20万人的军队，奉命负责九江、瑞昌地区防务。他们的任务是拦截并击退日军，逼使其南退至鄱阳湖地区。两位司令官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在1920年代的军阀时期，他们就在蒋介石手下做事，参与过北伐。薛岳毕业于保定军校，与陈诚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超过了与蒋介石的关系；张发奎（武汉军事学校学习）曾经主掌广州。为了防卫九江，薛岳投入了8万人的军队。首先，中国军队在鄱阳湖以北的湖口坚守阵地，经过5天的激战，湖口陷落。7月23日，争夺江西重要港口城市九江的战斗打响。7月28日，九江战斗结束。

虽然证据不够充分，但能估计出日军在战斗中可能再一次使用了毒气。总之，薛岳领导下的防守乱了阵脚，变得杂乱无章。更糟糕的是，撤军的命令下得过早且突然，致使大批平民百姓来不及撤退而落入敌手。日本军队残忍至极，对城内大批军民举起了屠杀大刀，南京大屠杀的惨状在九江重演，只是规模上没有南京大屠杀那么大。日军希望通过屠杀、制造恐怖气氛动摇中国的军心，成功顺江西进，逼向武汉，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但他们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在瑞昌再一次进行了顽强抵抗。瑞昌在九江以西10公里处，武汉—广东铁路线的西面，交通便利。战斗持续了一个月，大量日军投放于此，双方展开你争我夺的血战。张发奎的大部队使日军付出惨重的代价，日军每前进1000米都要有大量人员伤亡。

在江北的第五战区，中国军队进行详细部署，抗敌力量充分发挥，迫使日军在战斗中迟缓了前进的脚步。在此处指挥的中国军官，大都已在徐州之战中扬名天下——孙连仲、张自忠、汤恩伯等。在大别山山区南部，中国军队紧紧将日军牵制在太湖县，时间长达3周（几乎与马当之战同时进行），直到7月25日，日军才占领此地。其后，日军向广济推进，一路上，日军遭到中国军队强有力的阻击，交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直到9月9日才结束。

广济（位于长江北岸）之战揭开了另一场重要战争的序幕——江边码头镇之战，薛岳和广东军队在此战中挽回了他们的声誉。当时，中日双方在沙河激战，战斗呈胶着状态。战斗中，薛岳将军以军法相逼，迫使年轻将领俞济时（黄埔毕业生）停止撤退，率领剩余军队重返前线与日军交战周旋。

9月，日军发现，他们在长江前进10公里竟然花费了3周时间。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军队在黄梅（位于长江以北10公里处）组织的有效反击。日军不得不从其他地方紧急调来援军，进行补充。

长江上最后一场大的战斗发生在田家镇要塞。中国工程师与俄国顾问，率数千名民工一起在此设计修建了巨大的军事防卫线。这是一场血战，直到9月29日，日军（在施放毒气后）最终占领田家镇。此时田家镇已成无人居住的废墟。日军占领田家镇，为最终水陆进军武汉扫清了道路。

与此同时（8～9月），在大别山以北地区，日军从合肥出发向西进军，目标是占领信阳，控制平汉线。李宗仁重任第五战区司令官，负责军队调遣，抵抗北进日军的进攻。日军准备渡过滦河支流淠河时，遭遇中国守军，双方激战数周。但日军最终还是成功渡河，打退中国军队的防守，快速穿越商城，向西挺进。在潢川一带，台儿庄战役中的名将张自忠率部组织抗击，严防死守，双方鏖战了一个星期之多。

9月30日，日军终于到达平汉线上的信阳城。在此负责防卫的是中国高级将领胡宗南，上级希望胡宗南能在此组织有效防卫，节节抵抗，阻挡日军，掩护李宗仁大军向西部山区撤退。李宗仁的广西军在战斗中已经是尸横遍野，支离破碎，几近消耗殆尽。但是，胡宗南部却弃守信阳，向北撤退，致使日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信阳。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大发雷霆。但由于胡宗南是黄埔系的人，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而且资格甚老，李宗仁终究奈何不了他。对胡的处分也就不了了之。

信阳失守，平汉线被切断，武汉大门敞开。这意味着日军可以很快沿平汉线南下，从北面进攻武汉三镇，同时，日军水陆两栖作战部队在畑俊六的率领下由南面向武昌推进。武汉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且包围圈越来越小。

从9月下旬开始，中国方面实施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大转移——包括蒋介石的司令部也搬到了汉口（蒋介石在武昌的军营已经被日军的炮火摧毁）。蒋介石和陈诚决定，不再重复上海、南京之战的错误，也不再冒李宗仁从徐州撤军时的风险。早在8月，武汉就开始发起工业内迁运动，组织大批工业沿江而上，大举西迁。众所周知，这场大规模的搬迁庞大复杂，悲壮而艰辛，不过那些有生产能力的工业企业，特别是那些军工企业，得以安全转移。到了10月底，成百上千的物资堆积在宜昌的江边码头，等待船只运送。满载物资的船只穿过长江峡谷到达山城重庆，为日后的长期抗战打下基础。

10月25日，日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进攻武汉，武汉最终沦陷。四天之前广东军队就已经战败，在张发奎、薛岳的指挥下撤退，武汉守备更加薄弱。

战斗前后进行了10个月。从军事角度来说，这10个月非常特别。10个月前，由于南京、济南相继丢失，中国军队在作战伊始就处于慌乱状态。但10个月以后，中国军队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是的，中国军队接连遭受日军重创，死伤惨重，但武汉撤退却井然有序。战斗中，日军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也达到空前程度，以致无力追击西撤的中国军队。这就是中国在1938年形成的新的战争策略：持久消耗战。这个战略在组织有序的撤退中得到充分体现，被证明是可行的。

11月，蒋介石亲自在衡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对战斗中的各自表现关注较少，主要集中到游击战的开展上。会议最后，蒋介石对南岳地区进行了战略防御布置，包括详细的征兵、部署和训练计划。这份蓝图详细清晰，令人印象深刻。[30]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蒋介石发言的内容。蒋介石、陈诚以及白崇禧已经认识到，要抵抗日军攻击，就得更加富有进攻性、战斗性。他们还进一步考虑了哪些人才是最能依赖的将领。整体来看，黄埔系的学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对蒋介石忠诚的汤恩伯例外，他是在日本接受军事教育）。南岳地区的保卫战将在即将到来的1939年打响，对于这场重要的战事，大家同意启用保定系军官，如陈诚、薛岳、罗卓英等，由他们负责指挥。

南昌会战、长沙会战

从1939年的春天到秋天，经过4个月的间歇整修，中日军队再次相遇交战，争夺重要的长江南部地区以及铁路终点城市南昌和长沙。[31]中国军队不再单纯地进行防御。双方都有积极的进取意识，致使这两次战斗与徐州之战、武汉之战截然不同。

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人员伤亡惨重。南昌会战的司令官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广东将军薛岳，与陈诚有密切关系的罗卓英将军任前敌总指挥，他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中国军队大概有23万人（包括游击队的人数），他们由南向北，沿着修河南岸一带安置部署。战争在1939年3月20日打响，在冈村宁次将军带领下，日本突击队沿河前进，4支空军部队跟随其后，并且开始使用重型大炮、毒气，以及其他大量军火武器。

但是，即使战争中兵败如山倒，中国军官也不轻言放弃。4月初，中国军队开始了精心策划的反击战，目标是从西南方进军收复南昌，主要由罗卓英负责。到了4月26日，中国军队占领了机场（南昌地区的机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震惊的日本军队紧急添加了增援部队，特别是空袭部队和毒气部队。由于中国军队的反攻采用的是人海战术，因此伤亡重大，但中国军队还是蹒跚向前。5月1日蒋介石下令攻占南昌：占领南昌，如果任务失败，所有拥有准将军衔及以上的人员，都将受到惩罚。反击之战重新开始，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就在中国军队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悲剧降临。5月8日，有两名军官被打败——他们都是师级军官——一个战死（陈安宝），另外一个（刘雨卿）伤势严重。这一突发情况似乎突然打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他们完全停止了进攻，并开始撤退。到了第二天，即5月9日，懊恼的蒋介石同意撤军。[32]

5月8～9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军队为何在即将取得胜利时撤军？这些事情至今仍是迷雾重重。在其后的战争里，南昌一直在日本人的掌握中。中国军队的反击虽然代价甚大，但却令人诧异。日本军队不敢再贸然南进。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开始才有所改变。

1939年8月初，日本军队对长沙发起进攻。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人口超过50万，铁路由此经过，直通南岳以西地区，地位十分重要。冈村宁次率领日军12万人，与整个第五战区的军事力量较量。第五战区的兵力大概在36.5万人，领导者是陈诚将军。这次战事的范围要比南昌会战大，时间跨度长，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延至10月中旬。最终日本军队向北、向东撤离，回到他们最初的位置。运用适当的人海战术、实行陈诚将军的严密策略，这是中国军队击退日本军队的关键。战争同时在三条线路发生：一是长沙以东100公里处至江苏北部修河上游；二是湖南东北部地形崎岖的无人地带；三是在长沙—武汉铁路线的部分地段长沙—宜州段的反复争夺。最后这条线上，中国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赢得非常漂亮。在陈诚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引诱日军进入长沙郊区，在其四周发动突然袭击。日军措手不及，被打得仓皇逃离，丢盔弃甲，留下大批物资。[33]

长沙获救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沙城受到了破坏。在1938年11月12日武汉陷落不久，蒋介石就下令，采取焦土政策，先发制人，阻挡日军的袭击。长沙这座城市被全部毁焚。事后证明，这是判断失误引起的。慌乱中的蒋介石不顾陈诚的全力反对，下令火烧长沙市。命令下达后，城内民众的生命财产付之一炬。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蒋介石下令军事法庭处理执行放火命令的三名警察官员。不过负责此事的张治中将军逃脱了责难，[34]他是湖南地区的管理者，也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深受蒋介石的信任。至此，尽管中国军队在1939年的秋天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的过失，这座城市仍然被烧毁。

结论

在1938～1939年的一系列战争中，中国军队的表现使日本军人以及外国观察家大吃一惊，即使不情愿，他们也不能不对中国军队有所敬重。虽然中国领导者在是否要坚持抗战的想法上不能保持一致，甚至有些杂乱无章，但中国军队所作所为也足够拖延日军的前进了——特别是在4月徐州会战及紧随其后的8、9月的武汉会战后，日军猛烈的进攻明显因中国军队的抵抗而逐渐放缓——这种情形若是在一年前战争刚刚爆发时，则几乎是不可能。外国的军事顾问和观察家总是不断指出，中国军队缺少纪律严明、行事有效的指挥系统——这个正是指挥一场现代战争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以及中国军队一系列的作战经历来看，尽管指挥系统不够牢固，但还是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妥协、接受国家的军事部署。蒋介石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考虑每天对将领们发出的指令，但他对战场上的控制却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当蒋介石强行干涉，战场将领又不得不接受蒋的指令时，战斗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8年11月蒋介石的忠诚追随者（黄埔系）、湖南地区的行政长官张治中火烧长沙，那样的行为既不必要也不成熟，而1938年6月，炸毁黄河花园口地区的大坝则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

武汉陷落后，双方休战了4个月。之后，在1939年的春秋两季，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相继打响。再之后，双方之间的战斗在长江中、西部地区展开，但规模已经明显减小（直到豫湘桂之战打响）。从整个中国抗日战争来看，武汉会战后，战争进入了新的消耗战阶段。

我们回到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武汉能够抵抗如此之久？一个被忽略的因素就是那些战场上的将领。他们不断鼓舞自己的士兵，即使在战斗中彼此之间也都维持着一定的合作。这说明各战区军官之间的联系是成功的。他们曾经是陌生人，有些还在1920年代军阀时期相互为敌。这些军官中存在着不同的派系：黄埔系、粤系、川系、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强烈的个人恩怨存在其间，例如陈诚与何应钦的关系、李宗仁与胡宗南的关系。但是，对韩复榘的审判处理似乎肃清了这种氛围，他们联合在一起，消减以往的猜疑，捐弃过去的恩怨，面对共同的威胁，他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军官们的爱国之情被激发，愿意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再次联合。

早在1925～1927年北伐时期他们就曾联合、集结在蒋介石的旗帜下。这次联合明显与上次不同，蒋介石的角色与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名义上的战地指挥者，他是整个抗战战场的总司令。实际上，忠于蒋介石的做法并不能让军官们联合起来。对许多高级将领来说，保定系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训练经历相似，同志情谊深厚。这也是叶挺被共产党允许率领、指导新四军的原因之一（新四军创建于1938年的夏天，以开展游击战为主）。在这些抗日将领中，保定系与黄埔系的对峙最为明显。黄埔不仅在训练上与保定不同，在人员的构成上也与保定不同——他们不是一代人。按照列宁主义的方法，黄埔非常重视政治教育、党纪训练，相反在保定，更多看重的则是职业化的军事训练（以德国和日本的模式为样板），强调军人的非政治性。某种程度上，保定更加强调中国儒家那种个人忠贞的思想。这两代军官之间的冲突在战争白热化的时候浮出水面：保定系的军官威胁到黄埔系军官的生命，如李宗仁、薛岳就以军法处置为要挟，逼迫黄埔系军官汤恩伯、俞济时去前线打仗，并且不下撤军命令。同时，普通士兵对战地指挥官保持着高度忠诚，特别是台儿庄和临沂战役后，尽管战斗中的伤亡惨重，但普通士兵中开小差的比率1938～1939年却出人意料的低。

最终，在武汉发生政治破裂。我想提一下1938年底发生的政治叛逃过程：包括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以及其他高层显赫人物。在敌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武汉、广东的相继丢失，大规模的屠杀、城市破坏相继而来，一部分国内政治人物产生与日和解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那些职业将领坚信中国军队能够抵抗日军的进攻，自信中国在持久抗战下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很显然，集中到汪精卫政权的都是那些非军事人物，虽然日本人也尝试着接触那些有着日本留学教育背景的人，但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如汤恩伯、蒋百里、商震、何应钦等）。

从政治划分上看，指挥1938～1939年长江中游地区保卫战的人员，属于蒋介石控制下的两大军事寡头派系：一支是由一批有才能的保定系军官构成的，如张发奎、薛岳、白崇禧、李宗仁、陈诚等，无论是在武汉的大街小巷还是其后的陪都重庆，他们受到英雄般的待遇；另一支则是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军官，他们为黄埔系，如胡宗南、何应钦、俞济时、张治中等，作为战地指挥官，他们的能力、表现令人失望。两股势力汇集在蒋介石这个狡猾的军事独裁者之下，这种联合至少持续到1940年。

现在说说蒋介石本人。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他对形势的判断是有问题的，但他能够亲赴战场，历经徐州、武汉、南昌、长沙等一系列战役，他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在徐州、郑州、马当、信阳、长沙，在每一次战争发生的前夕，他都亲临战场进行指挥，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气与胆量。10月24日，日军突击队到达武汉前夕，他是最后一个飞离武汉的。蒋明白，他的身体力行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这也是被他的同僚所赏识的。在战术安排上，他发布了一些相互矛盾的指令，因此战场指挥者不得不选择性地接受。但是，在战略方面，他能与这些地方军阀协商，仔细为军官、部队安排任务，这些措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长江中游地区的保卫战使蒋介石的领导者地位更加稳固，更加明显。而1938年底汪精卫等人的叛逃，则使蒋介石的领导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也许是他1940年底开始反对共产党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关键就在于蒋介石成功而又灵活地运用了他的角色——他是众多地方军阀名义上的领导者，这个角色让这些军阀集结在他的身边重整旗鼓。

（金绮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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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2] 据中国史书的记载：韩复榘被枪毙于汉口，但不是被胡宗南枪杀。——译者

[3] 见魏宏运《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第76～163页；另外见老舍对山东民众惊恐万分、四散逃逸情况的报道，见1937年10～11月的《大公报》。

[4] 我还未见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济南、青岛沦陷的具体细节。权威性解释以及相关材料可以见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抗日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62，第75～84页；张宪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86～96页。

[5] 《大公报》1938年1月20、24、25、26日；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59～67页；孙桐萱：《韩复榘被害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99～109页；陈清华：《蒋介石处决韩复榘真相》，《共鸣》第52期；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1979，第338～340、138～145页。这些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6] 关于中国对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的防御计划，以及日军方面的进攻策略，参见中国军事史专家徐勇《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47～156、179～228页。论文见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128～156页。作为一个战略思想，持久战在1920年代蒋百里等人的著作中就有提及，但若追本溯源，则出现得更早。有的人追溯到了商代，这类文章可见吴相湘Total strategy Used by China and Some Major Engagement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45；薛光前《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1937～1945）》，Poul K.T.Sih，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Hicksville，N.Y.：Exposition Pr.，1977），第37～80页，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收录在《传记文学》第302期，1987年6月，第61～70页。

[7] Mark Peattie，Sunburst：Rise of Japanese Naval Air Power，1909-1941（Annapolis，2002），chapter 5，“Attacking a continent：The Navy’s Air War in China，1937-41.”

[8] 见《纽约时报》中国记者Hallett Abend的My Life in China，1926-1943（New York，1943）和Chaos in Asia（New York，1939）.

[9] Sun Youli，“Chinese Military Resis tan ce and Changing Amerian Perceptions，1937-38，” Robert David Johnson，On Cultural Ground（Chicago，1944），pp.81-96.

[10] 实际上武汉会战引申出进一步思考：长江中部的防卫战难道不能看成是持久消耗战的雏形吗？那些开展反殖民斗争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越南、阿富汗等在斗争中使用的不正是消耗战么，殖民者虽然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却深陷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沼泽。

[11] 徐州的战略地位还体现在它是通往长江中游地区的门户。见Diana Lary，“Defending China：the Battles of the Xuzhou Campaign，” in Hans van de Ven ed.，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Boston，2000），pp.398-427.

[12] Frank Dorn，The Sino-Janpanese War，1937-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New York：Macmillan，1974），pp.6-10.

[13] 在1950～1952年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在不同的指挥官领导下采取了一条相似的策略。

[14] Chang Jui-te，“Ruling from Afar：A New Look at the Wartime Diectives of Chiang Kaishek，” paper for Harvard Wartime China conference，June，2002 and forthcoming volume.

[15]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林德政：《保定军官学校之研究》，硕士论文，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

[16] Dorn and reports by Carlson and Stilwell cited in detail in note 22，General Falkenhausen as quoted in Liu below，pp.162-66；Aleksandr YaKalyagin，Along Alien Roads，trans.Steven I.Levine（New York，1983），as well as book by Mowrer，Mowrer in China（New York，1938）；中国史学家徐勇的《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也有此观点，另外还有F.F.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Princeton，1956），especially chapter 17.

[17] 相关材料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册，第558～569页；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128～156页。

[18] 4月初，日军投入战斗，但进军不利，接连失败，损失惨重，日将杉山元被撤除陆相一职，由板垣征四郎接任。板垣参与过上海淞沪战役，是徐州东部战场的指挥官之一。

[19] 中文专著中，较为详细介绍徐州、武汉会战的有欧阳植梁、陈芳国：《武汉抗战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详细介绍每次战争的有《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册，第558～778页；回忆类的资料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徐州会战》（1985）和《武汉会战》（1989）。在国民党（退居台湾）方面，较为权威的分析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根据档案文件编辑出版了多卷册的《抗日战史》（1962），其中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两部分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有论述。当前的研究著作里，对武汉会战进行较为详细描述的有刘凤翰的《武汉保卫战研究》，《抗战建国史研究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99～162页。刘在文章里对日军的伤亡、毒气武器的使用做了探讨。

[20] 王铭章的英雄事迹记录在《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里（书中记录了在抗日战争前线英勇捐躯的国民党军官），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99～103页。

[21] 两年以后，张自忠在湖北北部的战斗中牺牲，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阵亡将领。现在有很多描写张自忠事迹的文学作品。见Arthur Waldron，“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World War Ⅱ：The Case of Zhang Zizhong，” Mordern Asian Studies，vol.30，part 4（October，1996），pp.945-978.

[22] Diana Lary，“Defending China：the Battles of Xuzhou Campaign，” in Hans van de Ven，ed.，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Leiden，2000），pp.398-427.中文文献可见《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两书；涉及具体军事细节的可见Evans Carlson and Joseph Stilwell 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1911-41（Frederick，Md.：Univ.pub of American，1983），Reel JHJ10，hereafter USMiR：March 16，April 6，22（Carlson’s 3-10 april visit），May 5，13，21，25 June.France：Rapports des attaches militaries，1938（Chateau Vincinnes，Paris），Files 7N3290，91（Chine）.

[23] Diana Lary，“Drowned Earth：the Strategic Breaching of The Yellow River dyke，1939，” War in History，vol.8，no.2（2001）pp.191-207；毕春富：《抗战时期掘口秘史》，台北，明文书局，1995。

[24] 见吴相湘的文章，in Paul Sih（1957）；Hsu Lung-hsuan and Chang Ming-kai，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45（Taipei，1971）；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25] Lary（2000），“Defending China.”

[26] Militrary attaché Reports of Carlson，Stilwell cited in note 22…Books by Belden，Carlson，Dorn，Epstein，and others.史迪威在5月13～14日的台儿庄报道中，特别表扬了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的勇敢与机智。池师长34岁，北方人，南京中央军校毕业，一直在冯玉祥的地方部队就职，其后不断得到提升。Dorn的文章中也对池进行了赞扬。（第152～158页）

[27] 李将军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至今还是个谜。此后，无论是领导军队，还是参与战斗，他都没有再现此次的辉煌。在武汉陷落前，他就回到他那些驻扎在大别山地区的部队里。在战争后期，他大概保持了3个军。从1939年起，日本不断刺探平汉线以西地段，作为回应，李宗仁在此指挥军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战争。见《李宗仁回忆录》，以及Diana Lary的著作China at War.

[28] 在研究武汉会战的著作中，集中讨论战场指挥官的个性与过失的见方知今的《江汉哀歌：武汉会战》，团结出版社，1995。

[29] 5月，修筑马当工事被报道。国际观察家和新闻记者应邀参观工事，包括沿江电缆和江中沉船，这些沉船作为江中阻碍物阻击日舰顺江而上。中文材料见《武汉会战》。

[30] 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

[31] 这两场战役的主要情况参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册，第781～823、1027～1080页；Leading secondary accounts cited in notes 32&33.

[32] 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册，第781～823页；全国政协闽浙赣抗战编写组：《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Frank Dorn，1974，chapter 10.

[33]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册，第1027～1080页；《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马正建：《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高军：《中日长沙四次会战纪实》，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34] 张治中在长沙大火后继续了他的职业生涯。他仍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1940年代的国内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见余湛邦《张治中——张治中机要秘书的回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