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先行研究

一、中国的相关研究

（一）田自秉、吴淑生、田青的《中国纹样史》

这本专著深入探讨了纹样史，共有12章内容，分为总论、原始时代的纹样、夏商的纹样、西周的纹样、春秋战国的纹样、秦汉的纹样、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纹样、隋唐的纹样、宋代的纹样、元代的纹样、明代的纹样、清代的纹样，按照历史的进程，详细叙述了纹样的产生和发展演变、各个时代的代表性纹样及其释义和民俗含义等各方面的内容，旨在帮助读者全面了解纹样的历史发展和艺术特色，从而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纹样史》的内容更多是对既往思想的总结，对约定俗成的纹样发展演变认识的重复。例如，其开篇即谈道：“从其艺术的本质来说，它必须附存于工艺品或工业品的本体上，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不具有独立的价值；纹样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功能的需要，亦即在功能的需求下形成纹样，或转化成纹样。”笔者认为“纹样”一词的使用并不恰当，改为“纹饰”更好，更能突出对本体依附的“饰”，有其独立的审美、象征意义。若纹饰没有价值，那么旧石器时代的陶罐等就没有任何必要添加纹饰，这些纹饰既没有塑形功能，也不具有加固、防滑的作用。早期陶器通过压印、戳点等方法使陶器表面变得粗糙，对搬移装满水或食物的陶器有很大帮助。白狄黑陶纹饰如图1-5、图1-6所示。

（二）巫鸿美术史文集

其研究的时间跨度上至先秦，下至现代，跨度极广。其研究对象涵盖了纹饰、绘画、器物、碑帖、雕塑、建筑等门类。其中既有对具体物件的案例研究，分析其背后的概念意义与文化观念；也有通论性分析，以概念或物件为指引，考察其内涵和语境的历时性变迁；还有对艺术史学科方法论的总结、问题的反思。我们既可以从中观察艺术史研究方法的特色与创新，也可以从中观察其研究旨趣的承袭与变化，还可以通过这些研究拓展纹饰史研究的可能性。

探讨艺术史的关键问题是巫鸿艺术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巫鸿通过对物体的实证分析进行形而上的思考，相比于就艺术品论艺术品的写作，无疑有推陈出新的创造，对中国艺术史中的概念和形象进行深挖与分析，体现出高明的艺术史学者对材料的熟悉程度和分析能力。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山国出土的铜器既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先秦美术史的珍贵资料；还强调，在我国艺术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发挥了巨大作用。

巫鸿在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上有着充分自觉，善于创造与使用概念，提炼和总结中国艺术发展的特点，善于灵活借用或化用西方艺术史中的概念来定义和阐释中国艺术史的意义，更善于对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和反思。

（三）张光直作品系列

此系列收录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美术、神话与祭祀》《考古学专题六讲》《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等。他借助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把中国古代文明的丰富考古材料介绍给世界。他不但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注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还主张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力求通过确立中国文明进程和发展模式，为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丰富社会科学理论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张光直一向主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要突破传统的专业局限，从美术史、文字发展史、古地理学、思想史等多方面进行跨学科的整合，利用艺术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的各种方法，立足于实践调查和中国考古学实际材料，吸收“区域文化多元说”等新理论，在文明的交互作用、古代王权兴起、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的特征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严谨、精当的见解。张光直认为，过去中国古代历史讲文明起源，注意力集中在黄河流域，而且采取一条线的看法；但今天的看法是从龙山时代开始，中国的各个区域都发展成了大大小小的平行的、互相竞争的、彼此交流的王国。

张光直主张把民族聚落作为考古学主要的解析单元，认为考古学的首要目的是用有效的手段通过考古资料来了解人的世界的本质，极大地拓宽了同代和后学的思路。例如，《中国青铜时代》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不仅是技术史角度的研究，还从艺术、纹饰到祭祀、礼仪、巫术、饮食等方面，试图以各个侧面的探究还原一个立体的时代样态。

（四）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此著作通过对古代历史与地理的考察，提出我国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之前，大体有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斗争，因斗争而起混合，因混合而促进文化发展。他出色地厘清了华夏、东夷、南蛮、北狄、西戎诸民族的大体情况。本研究中的白狄族即北狄的一个分支。

（五）冯天瑜、杨华、任放的《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化史》更加注重对中国文化观念层面及其物化形态的叙述，加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归纳，展现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主流；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历程作为一条关键的线索，以突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运用文化生态论、特质论等相关理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节奏与走向做出了精彩的论述。

（六）其他

史石的《中山国青铜艺术的特色》（1982）一文中指出，中山国青铜文化同商文化有关，反映出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的互相融合。其对中山国青铜器造型、纹饰、工艺的研究说明：来自北方草原的中山国经过近两百年的融合发展，其文化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特征。伍立峰的《战国中山国工艺美术的风格》（2005）一文中指出了中山国在装饰艺术方面的综合创新。杨小舟的《城市艺术设计视角下的城市文脉保护与再生策略》（2015）一文中认为，城市文脉是城市演进过程中历史信息积累和更替的结果，也是影响并促进城市特有面貌和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宇海涛的《传统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研究》（2020）一文中认为，传统文化是城市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利用好这些资源不仅可以增加城市的韵味，还可以创建城市品牌、美化城市形象。杨谷旸、王欢欢的《文化产业视域下中山国文化活化利用研究》（2022）一文中提出，激发历史文化资源的文化魅力和经济价值，是包括中山国文化在内的很多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问题。

二、韩国的相关研究

韩国关于传统纹饰的研究资料比较丰富。韩国纹饰艺术典型的研究领域包括城市景观、服装、几何纹饰等。

（一）纹饰与城市景观设计研究

在韩国，随着传统村落景观再生事业的开展，人们对城市更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韩国学界提出了很多可以实践的传统村落景观再生设计战略的研究，也特别进行了传统村落景观再生的纹饰方面的研究。

有些研究认为，文化艺术项目具有整体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振兴农村地区经济的效果，因此通过艺术设计振兴乡村文化，可以防止农村人口逐渐减少。目前韩国已有很多研究人员开展新城镇设计的相关研究。他们主张，农村美学是研究专业美感的学问，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农村美学是艺术美和农村社区文化相协调的产物。他们还主张，为了农村地区的生态湿地、村庄公园和庭院及村庄景观的再生，应该活用传统纹饰。其中，以传统住宅小区的纹饰为基础，可以在石墙、公园入口等处进行景观设计。

与此同时，韩国也有研究人员进行了自然景观和传统纹饰的研究。他们以传统景观为对象，对其中包含的传统色彩和纹饰进行整理，对其现代应用内容进行调查、分析，以韩国传统色彩及纹饰特征为对象，提供了关于韩国传统色彩和纹饰在现代空间设计中应用的可能性的资料。

在景观传统色彩与纹饰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对位于龙仁的美术馆、戏院，首尔的光化门公寓、清溪川五间水桥等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对适用于现代空间设计的纹饰设计提出了建议。作为传统景观要素的传统纹饰和色彩，是形成固有文化景观的重要因素。虽然目前传统纹饰和色彩在传统住宅的围墙和装饰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但在城市设计等大型项目中的运用仍然不足。在当今环境设计中，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景观元素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因此对这些纹饰和色彩的运用也会有所增加。

同时，关于城市景观与传统纹饰的研究认为，21世纪是城市间交流的时代，以凸显城市认同感的城市历史与文化为主线，因为历史与文化创造了独特的城市景观，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起到了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为了顺应这一趋势，世界上许多城市都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保护其历史，挖掘固有的文化资源，塑造新传统主义城市。一个城市可以在传统纹饰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城市景观，让所在地区的传统历史与文化融入城市发展理念，体现其特色。

以传统艺术文化为基础进行城市设计有助于丰富城市居民的生活。近几年韩国城市建筑和造景、公共艺术领域的设计，为了突出艺术性，开始使用多样化和高级化的材料，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未能体现传统艺术的整体性。因此，在历史长河中，根据风土等因素的相互作用，通过反复设计形成的韩国文化固有产物——传统纹饰，可以作为城市景观设计的一个积极活用要素。现在要将传统纹饰作为丰富城市文化的工具，在传统空间中表现纹饰的象征性、装饰性和文化性等多种语义，需要一种现代化的、适用的、新的城市景观传统纹饰设计方案。由此可见，在与景观和城市设计相关的研究中，对传统纹饰的研究也非常重要；研究如何通过传统纹饰提高城市文化的独创性和辨识度是很有必要的。

（二）纹饰与服装设计研究

在对韩国纹饰的相关研究中，研究数量最多的领域是服装纹饰。特别是对韩国朝服、制服的研究较多，其中对朝服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开始。之后作为文献史的研究，对朝服、制服的起源和相关制度都进行了研究。随着1999年韩国18世纪朝服的出土，相关学者研究了朝服制度传入韩国的过程和制度变迁，在研究朝鲜时代制服的同时，还以文献制度为基础介绍了朝服、制服的构成物。

2006年，韩国17世纪的朝服被发掘出来。随着朝服和制服历史遗物的发现，韩国学者以朝服、制服的研究为主，之后针对与服装相关的纹饰和织物，以官衔文化和制度为中心进行了研究。

2022年，保留有颜色的17世纪朝服遗物被发掘出来，研究者们进而掌握了朝鲜王朝前期朝服的颜色和构成等，并据此对韩国传统服装的纹饰和颜色进行了研究。

近年来，也有研究者对韩国传统服装及纹饰进行了研究。他们对朝鲜时代后期的制服进行了文化及纹饰等方面的研究，以古代服装的相关文献为基础，从时代的角度分析了朝服、制服制度的变迁及纹饰的特征和意义，对朝鲜时代的制服进行了不同时代的分析和研究。研究中特别说明了朝鲜时代服装表现出阶级社会特征的情况，并对服装及金冠上的纹饰进行了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指出，现代造型艺术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在许多国家都被用于开发代表本国文化的产品，有助于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服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最能反映该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之一，我们应该了解适用于服装的传统纹饰的意义，提出能够为现代文化内容做出贡献的设计想法。

同时，有些研究者通过研究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中国汉族服装纹饰，让现代人了解传统汉服中的纹饰，还阐述了在现代时装设计中对传统汉服纹饰元素进行继承和应用的价值。

从韩国的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韩国传统纹饰的研究和创新应用正在进行中。随着每年增加的韩国地区活动的举办和国外文化资讯的活跃，韩国电视剧、电影、音乐剧等媒介中开始介绍传统服装，韩国相关研究者以传统纹饰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现代纹饰开发的项目研究。

（三）纹饰几何表现研究

图案和纹饰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而萌生的象征物，起初只是单纯的点或线，但经过长年累月的变化和发展，各民族拥有了固有的、独创的构图和色彩。这些图案和纹饰起到了提高人们对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审美意识、色彩的认识的媒介作用。从文字出现之前形成的纹饰的基本形式来看，它们与周围的民族所拥有的纹饰有着相似的形态，因此可以推测出这些形式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纹饰也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韩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思想、美学观等既符合当地的文化观点和生活风俗，又吸收了多种文化，具备韩国独有的品格和魅力。

韩国有研究者重点论述了崇拜自然、重视礼仪的先祖的纹饰喜好，并解读了纹饰的特殊意义；通过对古代纹饰的分析和考察，了解先祖喜欢使用的纹饰的种类（圆形、方形、三角形纹饰），探讨其意义和起源。同时，研究者还分析和解释了韩国的古代纹饰，为未来韩国纹饰的独创性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并指出圆形的图案象征着太阳，古代朝鲜民族崇拜太阳。

传统纹饰在表现文化根基和历史的同时，更应该得到重视，被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以适用于现代文化产业。传统纹饰研究是能为现代新文化创造做出贡献的基础资料，所以为了新的设计创作，有必要研究传统纹饰。

韩国对这些传统几何纹饰的研究中，有些还考察了在美术领域出现的符号的艺术意义，如史前时期的洞穴壁画和岩画，陶器、青铜器上出现的符号，以当时生活的信仰与美术保持紧密关系的事实为基础，认为原始信仰借助美术的表现而具体化和神圣化。反映人类生活原型的史前时代美术超越了逻辑的界限，具有一定的象征功能。运用这些功能的纹饰在现代设计中也能很好地表现人类的审美观。同时，如果将这种纹饰以符号为单位来理解的话，它既是传达的视觉媒介，又是象征各种形象的沟通方法。在单纯的形态上增加艺术性的符号，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包含其时代烙印的造型艺术。

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纹饰研究中也强调了通过对传统纹饰的考察创造新的现代设计的必要性。因此，以本研究的主题——中国白狄族的传统纹饰为基础，探索适用于中国河北新城市设计的艺术元素很有必要。

三、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中国纹饰的研究较少，有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案例，主要是从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分析传统文化、艺术形成的机制，解析其思想内涵。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中国青铜器中的殷与周》《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中国青铜器新论》等研究成果在青铜器纹饰研究领域有开创之功，他“首先提出‘A（写实）、B（解体）’二分型假设”。在《中国青铜器中的殷与周》一文中，高本汉通过分析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信息，对青铜器及其纹饰进行了断代分析。在《中国青铜器新论》一文中，高本汉重点分析了古典式中的A、B、C三类，认为A、B两类纹饰是完全不同的，C类介于A、B之间，又吸收了新的元素，形成一种新的风格。高本汉结合中国史料文献对青铜器的纹饰、铭文和形制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在《罗越与中国青铜器研究：艺术史中的风格与分类》《长江流域青铜器与商代考古》中探索了青铜器纹饰风格与断代的学术争论，剖析了其背后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他从细读高本汉的文章着手，以生物分类学作对比厘清了方法论的问题。他讨论了罗越与高本汉的研究，分析了“风格”这一概念，认为艺术史学家由于没有认识到风格也是纹饰的固有属性，才制造出了诸多混淆是非的典型理论。他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来探索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其读者群并不限于中国艺术史学者，而是所有关心纹饰分析的研究者。

英国建筑师和设计师、现代设计理论的先驱欧文·琼斯（Owen Jones）在1867年出版的《中国纹样》是与中国纹饰相关的现代设计和色彩理论的较早著作。东方设计与装饰纹样是欧文·琼斯关注的核心。1856年，欧文·琼斯编著的《装饰的法则》出版。作为一个功能主义者，他对纹饰强调了三点。第一，任何适合于目的的形式美都是美的，而勉强的形式既不合适也不美。第二，真正的艺术存在于理念化而非复制自然形式。第三，美的本质是一种平静的感觉，当视觉、理智和情感的各种欲望都得到满足时，心灵就能感受到这种平静。欧文·琼斯是现代色彩理论的先锋，他关于城市装饰的理论至今仍有影响。其提出的“装饰的法则”仍然是全球各地的设计师入门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