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出游成渝，初事干谒
开元八年（720）春，李白二十岁，出游成都，并谒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苏颋。
后作《上安州裴长史书》记其事云：“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据两《唐书·苏颋传》及《通鉴·唐纪》，开元八年正月，宰相苏颋罢礼部尚书，“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故知李白游成都谒苏颋事当在该年春。李白谒苏颋时，当曾献有大赋，故颋谓之“下笔不休”。此前所作《明堂》《大猎》二赋，或即是欤？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二引苏颋《荐西蜀人才疏》云：“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可见李白不仅受到苏颋赞扬，而且受到苏颋推荐，但无结果。其原因在以后各章中将会逐渐呈现。
《登锦城散花楼》一诗当作于此时。诗云：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此诗“极目散我忧”一句，使全诗在酣畅游兴中微露失意痕迹，或即因干谒无成之故。
李白游成都后并未返里，而有渝州之行。当时名士李邕适为渝州刺史，此行必是谒邕。《上李邕》《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二诗当作于是时。
《上李邕》诗云：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此诗詹锳系于天宝五载（746），其下注云：“钱谦益《少陵年谱》于天宝四载下注云：‘李邕为北海太守陪宴历下亭，李白高适均有赠邕诗，当是同时。’据钱说当是天宝五载夏间于济南作。萧（士赟）曰：‘此篇似非太白之作。’朱谏曰：‘按李邕于李白为先辈，邕有文名，时流推重，白至京师，必与相见，白必不敢以敌体之礼自居，当从后进之列。今玩诗意，如语平交，且辞意浅薄而夸，又非所以谒大官见长者待师儒之礼也。白虽不羁，其赠崔侍御、韦秘书、张卫尉、孟浩然等，作辞皆谨重而无亵慢之意，次及徐安宜、卢主簿、王瑕丘、韦参军、何判官等，虽有尊卑之殊，俱尽欢洽之情，无有漫辞，矧李邕乎？以此益可疑矣。’按钱氏绛云楼藏有《李翰林草堂集》，当是未经乐史及宋敏求增订之本，李集板刻，此为最善。钱氏所为少陵诗笺及年谱亦最审慎，今钱氏既称白有赠邕诗，则此首或见于古本，不致为伪作也。且朱谏以此诗为白在京师作，按白游长安时，邕方为灵昌太守，必无相见之理，朱氏亦失之不考。”（《李白诗文系年》）詹氏辨别此诗真伪之说，良是。萧、朱二氏以此诗为伪作，大聩。然詹氏系此诗于天宝五载（746），李白四十六岁时，亦未谛。
窃按诗中既有“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之语，自应是早年所作。正缘作时尚是年少后生，初入世途，未谙“谒大官见长者待师儒”之礼，又兼年少气盛，如初生之犊，故于李邕敢以敌体之礼自居，如语平交然。若谓作于天宝五载，时白已年近半百，何能自称“年少”？且已富于阅历，又何至唐突若是？天宝五载夏，白与李邕及杜甫、高适相会于济南时，作有《东海有勇妇》一诗，中有句云：“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于邕之德政颇加揄扬，对邕之态度与此诗迥异，其非同时之作甚明。
又按李邕开元初叶曾为渝州刺史（此事两《唐书》本传皆失载），见《通鉴·唐纪》：开元六年（718）十一月，“宋璟奏：‘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硖二州刺史。’”又见《金石萃编》卷七十二《修孔子庙碑》（今碑石犹存，在曲阜孔庙），碑末文云：“朝散大夫持节渝州诸军事守渝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大唐开元七年十月十五日立”。似此，开元八年李邕当在渝州任上。
再看《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一诗：
桃竹书筒绮绣文，良工巧妙称绝群。灵心圆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中藏宝诀峨眉去，千里提携长忆君。
“桃竹”为巴渝特产。左思《蜀都赋》云：“于东则左绵巴中……其中则有巴菽巴戟，灵寿桃枝。”刘渊林注：“桃枝，竹属也，出垫江县，可以为杖。”汉垫江县，唐为石镜县，属合州，与渝州相邻，县南九里之铜梁山，出桃枝竹（见《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杜甫有《桃竹杖引赠章留后》，苏轼跋云：“桃竹，叶如棕，身如竹，密节而实中，犀理瘦骨，盖天成拄杖也。出巴渝间。”《杜臆》：“桃竹即棕竹，川东至今有之。”桃竹既为巴渝特产，则题中之宇文少府当为巴县县尉，亦唯有如此，方与诗中“千里”二句相符，渝州距西蜀可谓千里。
由此可知，李白在游成都之后，登峨眉山以前，必有渝州之行，其谒李邕及《上李邕》之作即在此时。
《登峨眉山》一诗当作于游渝州之后。诗末有句云：“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骑羊子，谓仙人葛由。王琦注：“《列仙传》：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山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凌白日，凌跨白日，意即飞升成仙。此种出世之情，显然是因为前此在成、渝二地干谒无成所致。每次干谒活动失败以后，皆不免有出世之思，此在李白一生中屡见不鲜。
巴、蜀二地之干谒求荐活动虽告失败，但在十年以后，李白将认为不虚此行，甚至会感到欣慰。今因此而有出世之思，未免可笑。亦青年李白一时之情绪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