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医学是发源于中国古代的、以其独特理论为指导的、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以中药为主要治病手段的一门医学科学。它是研究人体结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断和防治的一门综合科学。

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经验，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一个整体。是关于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科学知识体系。它是以阴阳、五行和精气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为生理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图绪-1）

中医学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到秦汉时期。

1.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医疗知识的积累和理论总结，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而形成的。

（1）社会文化基础：

医学的起源是人类文化发育的结果。中华民族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的变革，生产水平的提高，哲学、农学、天文、物候、植物、矿物、冶炼等各学科都有了发展，并形成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局面，这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有利的社会文化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医学对人的生命活动，人体的组织结构与功能，疾病的病因与病理，以及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等的认识，都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2）医药知识的积累：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斗争、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中，不断地和疾病作斗争，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药知识，掌握了诊疗疾病方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医学基础。

医学知识的大量积累，客观上需要整理、总结，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加之社会文化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有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与指导，在众多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著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简称《内经》）。

（3）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必须受着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制约。特别是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开之时，二者显得尤为密切。那时的医家，就很自然地以当时盛行的哲学思想，对人类生命的起源和本质，健康和疾病等进行探索。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具有深刻影响的哲学思想，主要有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精气学说。古代医学家，以这些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将丰富的医学知识，结合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加以总结，使之系统化，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形成中医学理论。中医学运用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去观察事物，借以阐明中医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并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被称为中医四大经典）等医药典籍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确立。

《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巨著，是先秦至西汉时期医学经验和理论的总结。该书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内经》注重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又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系统地将古代哲学思想引入医学领域，作为思维方法以解释人体生命的产生及过程，疾病发生的原因、机制及诊断、防治等；较详细地阐述了脏腑组织等的生理功能，经络系统的组成内容、分布及功能，构建了藏象、经络理论。《内经》不但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继续发展的基石。

《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相传系秦越人（扁鹊）所作。该书以论述基础理论为主，采用问答形式，对脏腑、经络、脉学、病理、针法等内容进行阐述。其中对经络、命门、三焦等的论述，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难经》与《内经》同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重要理论性著作。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后被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以六经辨伤寒，后者以脏腑论杂病。全书内容概括了中医学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温、清、和、消、补八法，理、法、方、药齐备，创建了辨证论治体系，使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所著，成书于汉代。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该书共收集药物365种，根据药物功效与毒性的大小而分为上、中、下三品，记载了药物的性能、主治，提出了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甘、酸、苦、咸）、七情（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和合等药物学理论，为临床用药和组方提供了依据，为中药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所载的内容来看，已形成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为一体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发展。其发展，反映了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1.魏晋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的医家，既重视继承整理《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阐发其理论，又重视总结临床经验，揭示疾病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并使之上升为理论。如：

晋•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是我国第一部脉学专著。该书首次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对中医脉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丰富了脉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

晋•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隋•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和证候学专著。

唐•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详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疗等，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医学发展水平，可称为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2.宋金元时期

南宋•陈言（陈无择），在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千般疢难，不越三条”和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三因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著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一书，提出“三因学说”，系统阐述三因理论，对后世病因学的分类及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金元时期，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医家为代表，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表绪-1）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后人尊称刘河间），创河间学派。倡导“火热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百病皆因火热的学术观点，用药多以寒凉清热，后人称其为“寒凉派”（河间学派）。代表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

张从正（字子和），倡导“攻邪论”。认为邪非人身所有，主张“邪去正自安”，治病以汗、吐、下三法攻邪为主，后人称其为“攻邪派”。代表著作为《儒门事亲》。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后人尊称李东垣），创立“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观点，治病重在调补脾胃，后人称其为“补土派”（脾胃学派）。代表著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等。

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翁，后人尊称朱丹溪），创立“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观点，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人称其为“滋阴派”。代表著作为《格致余论》。

3.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发展，既有对中医学理论和经验的综合整理，编撰了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和类书，又有许多重大意义的医学创新与发明。如明代命门学说的产生，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在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明代的吴存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医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存性（字又可）著《温疫论》，创“戾气说”，对温病学的病因提出新的概念。

叶桂（字天士）著《温热论》，阐明温热病发生、发展规律，创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

薛雪（字生白）著《湿热病篇》，指出湿热之病与伤寒、温病不同，对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作了阐述。

吴瑭（字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

王士雄（字孟英）著《温热经纬》，撰写温病学说，使温病学说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此外，清代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并对瘀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近代与现代

近代时期（1840～1949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使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形成了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趋势：一是继续走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之路；二是出现了中西汇通和中医理论科学化的思潮。

现代时期（1949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制定中医政策，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中医学理论经过梳理研究而更加系统、规范。用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学，将中医学理论纳入现代科学研究序列，使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有了较为深入的发展。

二、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在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上，以及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有许多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个基本特点。

（一）整体观念（图绪-2）

整体观念的概念：整体观念，是关于事物和现象的完整性、统一性和联系性的认识。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则是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以及人与外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的认识。

整体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防治等各个方面，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

中医学整体观念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体内部的统一性和人与外环境的统一性两个方面。

1.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上的整体性：

在组织结构上，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或是通过脏腑组织器官之间的相互连接，或是通过经络系统的沟通联络，形成了在组织结构上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的整体。

（2）功能上的整体性：

在生理功能上，构成人体的各个脏腑组织器官，虽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但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为用、相互制约的统一体。

整体观念认为，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既要依靠各个脏腑组织发挥各自的功能，又要依靠脏腑组织之间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其生理功能的协调平衡。而每个脏腑组织各自不同的功能，又必须是在整体活动下的分工合作。这就是人体局部与整体的统一。

（3）病理上的整体性：

中医学以整体观念来分析疾病的病理变化规律，主要体现在病变的相互影响和传变方面。认为内脏有病可以相互影响，内脏有病可以影响到相应的形体官窍，形体官窍局部病变可以影响到内脏，把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应统一起来。

（4）诊断上的整体性：

由于人体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在生理与病理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在诊察疾病时，就可以通过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的病变表现，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四诊合参，审察内外，察外知内，从而做出正确诊断，为治疗提供依据。

（5）治疗上的整体性：

由于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局部病变常是整体病理变化在局部的反映。因此，治疗疾病必须着眼于全局，从整体出发，在探求局部病变与整体病变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如舌赤糜烂患者，可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进行治疗，这是因为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舌赤糜烂是由心与小肠火盛所致的缘故。

总之，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将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表里相连，上下沟通，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人体各个脏腑、形体、官窍，各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为用的。因此，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在生理功能上，是相互协调、彼此为用的；在病理变化上，又是可以相互影响的；在疾病的诊断上，从整体出发，察外知内，知此及彼；在治疗上，考虑相互联系关系，着眼全局，制定治疗方法，从整体上对病变部分进行调节。

【原文解读】

《孟子•告子下》曰：“有诸内，必形诸外。”

《灵枢•本脏》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

以上原文所述，就是在诊断疾病时察外知内的理论根据及例证。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从阴引阳”：病在阳，从阴以诱导之。“以右治左”：取右边（腧穴）以治疗左边的病。

《灵枢•终始》曰：“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

以上原文所述，就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确立的治疗方法。

2.人与外环境的统一性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既强调人体内部的统一性，又注重人与外环境的统一性。所谓外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一般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综合体。

（1）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自然界的变化又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人体也必然相应地发生生理性反应或病理性变化。

自然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季节气候变化，昼夜晨昏变化，地理环境等，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疾病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都有一定的影响。

【原文解读】

《灵枢•邪客》曰：“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灵枢•岁露论》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以上原文，提出“天人相应”观点，就是说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天地”，即自然。

1）季节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生理上，一年四季气候呈现出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变化规律。因而人体在生理活动上，也相应地发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适应性的调节变化，使机体的阴阳消长与季节气候的阴阳消长相和谐。如人体的气血运行、水液代谢、脉象变化等也会随着季节气候变化而有相应的适应性改变。

病理上，若季节气候变化异常，人体不能适应其变化，就会发生季节性多发病或季节性流行病。

因此，在诊察疾病时，要考虑季节气候因素。治疗疾病时，就要遵循“因时制宜”的原则。

【原文解读】

《灵枢•五癃津液别》曰：“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腠理”，即皮肤肌肉的纹理，此指汗孔。“溺（niào尿）”，即小便。是说在天气暑热或衣着过多时，人体的汗孔开张，出汗以散热；在天气寒冷时，人体的汗孔密闭，少汗以保温，必须排泄的水液就下流于膀胱从小便排出。指出气候变化与人体的体温调节、水液代谢（汗、尿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濒湖脉学》曰：“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缓。”指出季节气候变化对脉象的影响。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鼽（q í u求）”，鼻塞流涕。“衄”，鼻出血。举例说明季节气候变化与发病的关系。

2）昼夜晨昏变化对人体的影响：生理上，天人相应观认为，不仅一年四季气候变化对人体有影响，而且一日之中昼夜晨昏变化对人体也有影响。如体温的升与降，精神的兴奋与抑制等方面，都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就人体阳气而言，《内经》提出，早晨人体阳气开始活跃于体表，中午阳气最旺盛，傍晚体表阳气逐渐衰少，夜半阳气入藏于里。因此说，昼夜晨昏之中，自然界阴阳的消长变化，人体亦与之相应。（图绪-3）

病理上，昼夜晨昏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疾病，大多是白天病情较轻，夜晚较重。疾病过程中的邪正盛衰变化，影响着病情变化。一般为：正气胜，邪气衰，则病情好转；邪气胜，正气衰，则病情加重。而人体阳气（正气）的盛衰变化又与昼夜晨昏的阴阳消长变化相应，即为早晨、中午、黄昏、半夜，人体的阳气存在着生、长、收、藏的变化规律，并影响着疾病过程中的邪正盛衰关系，因而疾病亦随之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表绪-2）

【原文解读】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图绪-3）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图绪-3）“平旦”，早晨日出。“日西”，黄昏日落。“气门”此指汗孔。这种人体阳气白天多趋向于表，夜晚多趋向于里的现象，反映了人体随昼夜阴阳的盛衰变化而出现的适应性调节。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时之气使然。……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表绪-2）“慧”，智慧，聪明。此指神志清爽。中午之前，人身阳气随自然之阳气的渐生而渐旺，故病较轻；午后至夜晚，人身阳气又随自然之阳气的渐退而渐衰，故病较重。

3）地域环境对人体的影响：生理上，地域环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要素之一。在不同的地域，由于地势、气候、水土、物产、人文风俗及其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体产生影响，形成体质上、生理功能上的不同特点。如东南之域，地处卑下，气候温暖而湿润，故人体腠理多疏松；西北之域，地处高原，气候寒冷而干燥，故人体腠理多致密。又如长期居处某地的人，一旦迁居异地，身体常感到不适应或生病，称为“水土不服”。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就逐渐适应了。这不仅说明自然环境对人体有影响，也说明人体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病理上，地理环境的不同，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某些地方性疾病的发生，与地域环境的差异密切相关。

所以，中医诊治疾病，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内经》中，较详细地阐述了“异法方宜”的观点。（表绪-3）

【原文解读】

《素问•异法方宜论》曰：“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疏理”，腠理疏松。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灸焫（rùo弱）”，即灸法。王冰：“火艾烧灼，谓之灸焫。”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之处……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胕（fǔ府）”，同“腐”，指经过发酵腐熟的食物。“挛痹”，筋脉拘急，经气痹阻，麻木不仁。（表绪-3）

《医学阶梯》曰：“故善疗疾病者，必先别方土，方土分别，远迩高卑，而疾之盛衰，人之强弱，因之矣。”“方土”，即地域。“迩”，近也。“卑”，低下。

《医学源流论•五方异治论》曰：“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西北之人，气深而厚，凡受风寒，难于透出，宜用疏通重剂；东南之人，气浮而薄，凡遇风寒，易于疏泄，宜用疏通轻剂。”此处“气体”“气”，是指人的气质、体质。是说不同地域之人，由于体质强弱不同，虽同样感受风寒，而在治疗上就有差异。

（2）人与社会环境密切相联：

人既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人的生命活动，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的不同或变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心理活动、疾病的发生与变化以及治疗等，都有着密切关系。

一般说来，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的社会支持，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而有利于身心健康；不利的社会环境，如家庭纠纷，邻里不和，同事或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紧张等，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或恐惧，从而危害身心健康，易引发某些身心疾病，如精神焦虑、头痛、头晕、失眠、消渴、肥胖、胸痹等病变。

【原文解读】

《素问•疏五过论》曰：“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尝贵后贱”，是说以前地位高贵而现在失势低贱。“尝富后贫”，是说以前富有而现在贫穷。“脱营”，古病名，为情志抑郁而致血少脉虚的病证。“失精”，古病名，为情志抑郁而致精气耗损的病证。说明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化，常可导致人的精神情志等病变。

（二）辨证论治

1.病、证、症的概念

中医学的诊疗特点，是强调“辨证论治”，而不是强调一方一药治一病的“辨病治疗”，也不是针对具体症状而治的“对症治疗”。因为病、证、症的概念有区别。

病，即疾病，是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引起的一种复杂而有一定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的病变过程。

证，即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

症，即症状（中医学中的症，包括症状和体征），是疾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某个现象，是患者主观的异常感觉或某些病态表现。

病、证、症三者，在反映病变本质方面是有区别的，疾病反映全过程的病变本质，证候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症状则是疾病或证候的个别表面现象，不能确切反映疾病或证候的本质。

病、证、症三者又有联系，即都统一在人体病理变化的基础之上。疾病是包含证候、症状在内的病变全部过程，证候是反映疾病阶段性本质的症状集合，症状是病和证的基本要素，即疾病和证候都由症状构成。

从病、证、症三者的区别中可以看出，中医学强调辨证论治，是因为证候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关系，以及病变趋势，反映了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本质。从“治病求本”的原则来考虑，证候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病变本质，比疾病又更具体、更准确地反映疾病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治疗时更具有可操作性。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既区别于见痰治痰，见血治血，见热退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只顾现象不求本质地针对具体症状而治的“对症治疗”，又区别于那种不分主次，不分对象，不分阶段地用一方一药治一病的“辨病治疗”。因此，中医学强调辨证论治，而不是强调辨病治疗和对症治疗。

关于“证”与“症”的使用：汉代张仲景在其著作中，首先以“脉证”分篇立目，进行疾病分类，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理论。宋代以前的医籍中鲜见“症”字。明、清时期的医籍中，广泛使用“症”字，有的医籍中“证”“症”并用，看不出含义之差别。《中华大字典》说“症”是由“证”衍化而来的一个俗字，《辞源》说“证”是“症”字的古字。由于证候与症状的含义有区别，现在中医术语中，“证”与“症”的使用不能混淆。

2.辨证论治的概念（图绪-4）

辨证论治，也叫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分为辨证和论治两个阶段。

（1）辨证：

即辨别证候，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有关疾病的所有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病变趋势，以及邪正盛衰关系，然后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候。

辨病因：

根据病因学理论分析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推断出疾病发生的原因，即为“审证求因”。针对原因治疗，即为“随因施治”。

辨病位：

不同的病因侵袭人体不同的部位，会引起不同的病证。辨病位，就是根据病变表现，来确定病证所在的部位。

辨病性：

就是根据病变表现，确定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证候性质。

辨病势：

疾病一般都有一定的发展和传变规律。辨病势，就是辨明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与转归。

辨邪正关系：

在疾病发展变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邪正斗争所表现出来的盛衰变化。邪正盛衰关系，决定着疾病的证候虚实性质与病势转归。其是实施“扶正祛邪”治则的依据。

辨证对疾病证候作出明确诊断，为治疗提供依据。

（2）论治：

即治疗疾病，是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其证候，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选择适当的治疗手段、措施，进行治疗疾病。

辨证与论治，在诊治疾病过程中，是相互联系不同分割的两个阶段。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延续，是辨证的目的，也是对辨证正确与否的检验。因此，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是中医临床诊疗疾病的基本原则。

3.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是运用辨证论治原则在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1）同病异治：

所谓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性质的证候，而采用不同的治法。即“病同证异治亦异”。这是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疾病所处的阶段不同，或患者的体质差异，表现出的证候就会不同，因而治疗也就有差异。如同样患感冒病，若是风寒表证，治疗则应采用辛温解表法；若是风热表证，治疗则应采用辛凉解表法；若是暑湿表证，治疗则应采用祛暑化湿解表法。

（2）异病同治：

所谓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同一性质的证候，而采用相同的治法。即“病异证同治亦同”。如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不同的疾病，通过辨证分析，多属同一性质的中气下陷证，则应采用补中益气升提的方法来治疗。

由此可知，中医治病主要的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证”的区别。相同的证，用基本相同的治法；不同的证，用基本不同的治法。即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如1954年，我国石家庄地区“乙脑”（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称“瘟疫”）流行，以一位老中医率领七人医疗队，用白虎汤等治疗，治愈率达92.7%（当时病死率达50%）。卫生部向全国推广石家庄用中药治疗瘟疫成功的经验。1956年，北京地区又发生“乙脑”流行，用石家庄的白虎汤等治疗，效果却不明显。后来经辨证，用白虎加术汤治疗方见显效。同是一种病，为什么治法有异？因为石家庄的“乙脑”性质是以“热”为主，故白虎汤有效，北京的“乙脑”性质是“热加湿”，故用白虎加术汤有效。（注：白虎汤，《伤寒论》方，由石膏、知母、甘草、粳米组成，有清热生津，除烦止渴功用，治疗阳明热盛证。白虎加术汤，即白虎汤加苍术，治疗热甚湿困证。）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原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原文解读】

《素问•五常政大论》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原文是说，同感外邪，西北方气候寒冷，其病多外寒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冷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生内寒，应收敛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同样发病，因地域不同，证候不同，而治法不同，这就是所谓“同病异治”。《内经》举例说明并提出“同病异治”的治疗原则。

4.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以症状和体征为依据，确立病与证，为治疗提供依据。在发扬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提高中医临床诊疗水平的同时，又要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对疾病诊断的先进性，在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既要辨证，又要辨病，坚持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以辨证论治为主的治疗原则。

三、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法

中医学的思维方法，是在生活实践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思维，在整体上用普遍联系的、动态的观点，对人体健康和疾病进行研究，探索人体内外的本质联系及其规律。归纳起来，常见的有：司外揣内、取象比类、归纳演绎、以常达变、试探反证等方法。

（一）司外揣内

司外揣内，又称“以表知里”。是指通过观察事物的外部表象，以揣测、分析和判断事物内在状况和变化的一种思维方法。《灵枢•外揣》说：“远者司外揣内”。“司”，主其事叫司。“揣”，推测的意思。“远者司外揣内”，就是观察外在形体的变化，可以估量测知内在病变。

《孟子•告子下》曰：“有诸内，必形诸外。”说明事物内在本质和外在的现象是相一致的，本质决定现象，人们通过现象来探求事物本质。古代医家将这一哲学观点应用于医学，认识到人体内部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必然在人体外部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对人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就能测知人体内的生理、病理状况。在临床上，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临床表现（症状和体征），属于“司外”过程，对上述临床表现进行辨证思维，探求病因病机，辨别证候，就是“揣内”过程。司外揣内，是中医学认识藏象和诊断疾病的主要方法。

（二）取象比类

取象比类，《素问•示从容论》称“援物比类”，即引物比类。是运用形象思维，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类同，通过二者的比较和推论，从而认为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据此推导出被研究对象某些性状特点的认知方法。如用五行学说比类人体，说明五脏分别具有木火土金水的特性和功能，五脏之间存在生克乘侮的生理病理联系，形成了具有五行特色的中医五脏生理病理系统（详见五行学说）。

此外，中医学还运用比类思维创造了不少治疗方法。如用“釜底抽薪法”治疗火热上炎，用“增水行舟法”治疗肠燥便秘，用“提壶揭盖法”治疗小便不利等。

（三）归纳演绎

归纳演绎，又称“推演络绎”法，包括“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就是根据已知某事物的属性，而归纳推演其他与之相关事物的属性。在中医学中，推演络绎是构建医学理论体系，阐释生命活动规律，诊断疾病和确定治疗所采用的一种方法。

如阴阳学说，以其阴阳属性和对立统一关系，从自然界昼夜阴阳变化来推断人体脏腑阴阳变化。五行学说，以五行为核心，向人体的外部自然环境延伸，联系五方、五季、五气、五色、五味等，又沿着人体内部环境深入，联系五脏、五腑、五体、五官、五液、五脉、五志等，构成了人体与自然界相统一的五行系统，并推理演绎出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五行属性。若有病变，亦根据阴阳之间、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详见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

中医学在临床实践中，从望、闻、问、切四诊，到辨证论治，就是归纳演绎相统一的辩证思维过程。

（四）以常达变

以常达变，又称“揆度奇恒”，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对事物进行鉴别，从特殊与一般、异常与正常的比较中，找出不同或相同之处，从而发现其规律的一种思维方法。《素问•玉版论要》曰：“揆度者，度病之深浅也；奇恒者，言奇病也……五色脉变，揆度奇恒”。揆（ku í奎）度（du ó夺）奇恒：“揆度”，就是衡量比较。“奇恒”，就是异常与正常之意。

通过比较的方法，发现事物的异同点，进行归纳，其在中医学中用得很多。例如，人体脉象，通过脉率的比较，区别平人脉、病人脉和危重病人脉。通过比较，可以达到鉴别不同的目的。亦可通过比较发现其共同点。如人体内脏中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具有“藏精气”的共同作用，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具有“传化物”的共同作用。

比较这种思维方法，也被各学科广泛应用。

（五）试探反证

试探，是根据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分析，做出初步诊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再根据反馈信息做出适当调整，以建立正确的应对方案的一种逐步深入探求实质的思维方法。反证，是从结果来追溯原因并加以证实的一种逆向的思维方法。

试探与反证，它们的相同点，是从结果来反推其原因；它们的不同点，是试探要求事先采取一定措施，以引起反应，而反证则无此环节。

试探与反证，在中医临床实践中有广泛应用。如《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曾指出：“若疑其为虚，意欲用补而未决，则以轻浅消导之剂，纯用数味，先以探之，消而不投，即知为真虚矣。疑其为实，意欲用攻而未决，则以甘温纯补之剂，轻用数味，先以探之，补而觉滞，即知有实邪也。假寒者略温之，必见烦躁。假热者略寒之，必加呕恶。探得其情，意自定矣。”此是就寒热虚实进行试探而言。可见试探法在中医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

中医学认识病因的“审证求因”，即是典型的反证法，它通过对症状体征的认真分析和辨别，从结果出发来反推其病因。

以上思维方法，在对人体生命活动，疾病变化，诊断治疗等的认识与应用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当今，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基础上，汲取并运用现代科学的技术、手段及思维方法，对中医学进行探索研究，不断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如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就是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