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吴思敬先生印象

程光炜

1980年，我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就为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刘登翰等先生青春激越的文字所吸引，那时，他们都是朦胧诗歌的坚决维护者，正在《诗刊》《文艺报》等报刊上与朦胧诗的反对者辩论。1993年，我才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吴老师本人。在下午阳光的照耀下，坐在芳草地家中的他温文尔雅、谈吐平静自然，与我通过报刊文字所想象的那个人似乎南辕北辙。在《孙绍振访谈录》中，孙老师也忆及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在很多诗人和批评家遭到不公正批判并受到惊吓时，吴老师曾勇敢地到《诗刊》编辑部当面抗议的情形，这就更令我这个晚辈对他充满敬意了。

他新时期出版的《心理诗学》，是我看到的国内最早一批从心理学和接受美学角度研究诗歌现象的著作。正像蒋登科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所说，该著作为批评和研究新诗“提供了一种方法”。那时，心理美学正在国内学界兴盛，但极少有人从这个角度解释分析诗歌创作，而我当时正热衷诗歌创作，吴老师的著作显然成为我理解诗歌的引导者。因此，虽然时隔多年，我对此书的印象很深，至今书架上还存放着当年购买的那个版本。在我看来，吴老师是最近三十年来最贴着诗人和作品从事研究的著名批评家。他对诗人，尤其是刚刚出道的年轻诗人充满了爱心和关切，对他们的每一步成长都期待殷殷，犹如一位母亲看着孩子在渐渐长大。平心而论，这种对诗歌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委实不多。我读过吴老师写作的大部分文字，他对诗人创作以至于幼稚阶段作品的宽容，也使我经常惊讶。在诗歌界，只有如此宽厚的批评家，才会发现和推出一批批的年轻诗人，而且吴老师个人的这种风范，在他许多学生的身上也在默默延续。这是我大感钦佩的。

吴老师的诗歌研究和批评，是理性与感性的精妙结合。他是学文艺学出身的学者，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理论的自制，善于从理论原点或框架中找到诗人的位置，同时能轻易在纷纭复杂的创作现象中理出来龙去脉，并加以清晰地评析。但与此同时，吴老师的为人和为文也充溢着诗人气质。我每见他参加作品研讨会，都以激情的姿态和口气在那里发言，有时候可能是犀利的，有时则宽容婉转，但是他的激情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了诗人的创作，介入作品文本之中。他对作品，尤其是细部的感知，往往能给我启发。他对作品旋律和意蕴的敏感，常常令我觉得他根本不是已经七十岁的老者，而像是一个刚刚涉足诗坛的青年。因此在我看来，吴老师的诗歌批评，实在是一种理论兼诗化的那种文学批评，是最容易抓住读者并与之展开心灵交流的那种美文式的文学批评了。

最近二十年，吴老师对诗歌最显赫的贡献，恐怕是主编《诗探索》和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诗歌研究者和青年批评家了。《诗探索》从80年代初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资金困难，环境掣肘，人事复杂，甚至可以写一部关于这个杂志的“小史”。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一些编委会，亲耳聆听过吴老师叙述他们如何到处筹措资金，如何艰难支撑该刊不致倒闭的逸闻趣事。在性格急躁的我这里，这种生活简直无法承受，所以愈加体会到办刊人的不易。《诗探索》伴随着新诗最近三十年的脚步一直走到今天，不仅影响了一大批爱诗者和研究者，也为当代诗歌史留下了一座活生生的诗歌博物馆。近年来，随着谢冕、孙玉石、洪子诚诗界三巨头的退休，培育诗歌研究者的中心开始由北大转向首都师范大学，这是众目共睹的事实。在吴思敬、王光明教授的领衔下，许多充满活力和睿智的青年研究者从这座大学里脱颖而出。最初几年，他们主要做诗歌观念研究，偏于宏观模式。到了晚近，越来越走向了具体和实证研究领域。研究范围不光是当代诗歌，还深入到现代诗歌的许多领域。我每次应吴老师和光明老师之邀参加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预答辩和正式答辩，都受益良多，尤其体会到两位教授学术的严谨、对弟子的爱心。在我看来，这种风气逐渐浸染，已经积淀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团队的治学精神，我相信它深深影响了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年轻的研究者。

当然，我在此文中最想说的是，吴老师为人的厚道、圆融和随和，一直是我心里最为敬仰的学人风范。我认识吴老师二十年，每次见面，每次会议，以致是非常私人化的场面，他对人对事总是彬彬有礼，认真负责，从不怠慢，也从不因对方地位和身份的高低而发生任何变化。一个人几十年天天如此，非一般的毅力和修养所能展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吴老师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这些年来，每逢参加在京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会，总见他与白烨先生一起，操持研究会的工作，布置来年研究会的研究计划和任务。每件事都事必躬亲，尽量做到周到细致，人人没有意见。我心中明白，这些事情虽然平凡，但日积月累，却足见一个学界长者的音容笑貌和为人之道。在吴老师七十大寿、治学生涯四十余年的特殊日子里，我写下这篇小文，谨以表达一位后学对学界前辈的一点敬意。

2012年11月29日于北京

（原载《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