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横亘南北的文化边界

因为与古埃及王国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也因为非洲黑人文明、北方埃及文明、古代基督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程度不等的影响，苏丹的种族与文化形态多元并生，历史演进错综复杂。其一是人种差异，苏丹全国共有19个种族，597个部落，根据人种不同而大致分为黑人部落（52%）和阿拉伯人部落（39%），各个部落彼此独立，整体的语言、体系和文明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构成南方社会主体的黑人约占苏丹总人口的20%（截至2010年）。其二是语言差异，苏丹全国约有115种主要的部族语言，其中近30种部族语言使用的人数在10万人以上。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使用者占总人口的60%（主要在北方），南方地区民众操各种土语，自近代以来通用英语。其三是宗教信仰差异。伊斯兰教是苏丹国教，全国超过70%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多属逊尼派，主要居住在北方。南方居民多信奉原始部落宗教及拜物教，约占全国人口的25%。另有大约5%的人信奉基督教，多居住在南方和首都喀土穆。也正是因为在社会形态、语言和宗教三方面的巨大差异，苏丹的南北方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条明显的文化边界，讲阿拉伯语且信奉伊斯兰教的北方人（包括阿拉伯人与黑人），与讲英语或土著语且信奉原始宗教或基督教的南方人（主要是黑人）的矛盾，是苏丹国家独立数十年间的基本矛盾。

在法老时代的苏丹和埃及交往中，双方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较小，文明交往的主导方向是发达的埃及文明对努比亚地区的影响和渗透。当时的埃及和努比亚边界被看作秩序与混乱之间的过渡带，任何人离开埃及就意味着抛弃了原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38]进入苏丹的埃及人主要是负责管理征服地区事务的官员和寻找财富的商人，他们死后一定要归葬埃及的习俗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人为了找回其在努比亚死亡的父亲的尸体而不惜发动战争。努比亚人整体上处于被动地接受影响和依附式学习状态，很多努比亚人被作为奴隶掳往埃及，充当士兵和家奴。库施人曾一度改变了努比亚与埃及的文明交往格局，在第25王朝，由“被统治者”变成了“统治者”，缔造了南起喀土穆、北达地中海的大帝国。黑法老们自诩是埃及历史上伟大法老们的后继者，也确实让埃及恢复了古典传统的模样和气度，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埃及法老。[39]

从3世纪初期开始，基督教经北方的埃及、南方的阿克苏姆（今埃塞俄比亚）及红海沿岸传入了努比亚地区，大致有民间和官方两个渠道。截至6世纪下半叶，苏丹北方的3个主要王国——诺巴德、马库里亚和阿勒瓦先后改宗基督教。由于这一过程中并未有太多的基督教徒迁入，所谓的“基督教化”很多时候只是王国统治阶层的改宗，中下层民众大多仍然信奉原始的部落宗教（拜物教/泛神论），基督教在当地根基不深。641年后，阿拉伯人控制了埃及，努比亚地区基督教会与地中海文化的联系被隔断，孤悬边陲，保留了基督教的原初或古典形态。[40]12世纪后，在汹涌而来的阿拉伯—伊斯兰化浪潮冲击下，苏丹的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黯然失色，越来越多的教堂或修道院被改造成了清真寺。在最后一个基督教王国阿勒瓦消亡的1504年前后，苏丹北方的教堂数量已经从13世纪初的400多座减少至150座。[41]在随后的丰吉素丹国时期，基督教在苏丹北方的影响被完全清除和覆盖。

自651年《巴克特条约》（Baqt Treaty）签订以来，大批阿拉伯商人移居苏丹，与当地的母系氏族部落杂居通婚，迅速融入了当地社会。这是一个不同文明融合的双向进程，既有苏丹当地基督教徒和原始部落民众的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也有阿拉伯移民迁入苏丹后的地方化内容。伊斯兰教两世兼重，有着强烈的世俗参与性，苏丹的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不仅内容相当宽泛，其影响也远比曾经的基督教化深刻、持久。到14世纪早期，无论是信众人数、活跃程度还是影响范围，伊斯兰教都已经远超苏丹的其他宗教。只是由于天堑阻隔，也由于南方尼罗特人的抵抗和向北扩张，苏丹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的向南扩张被迫止步，长期停滞在北纬10°附近的苏德沼泽、加扎勒河及阿拉伯河一带，形成了一条横亘苏丹东西的文化边界。

1800年前后，苏丹的人口格局演变基本定型。在此后二百年间，除了来自西比拉德—苏丹的塔克鲁尔人和富尔贝人，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拉萨伊达人外，以文明走廊著称的苏丹再没有出现其他新的种族/部族。北方是阿拉伯人聚居区，讲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在当地是一个更具文化内涵而非种族意义的人类学名词。南方主要是尼罗特人的丁卡、努维尔、希卢克、巴里等分支，他们在10世纪左右进入南苏丹，属尼罗—撒哈拉语系的沙里—尼罗语族，信奉原始部落文化和泛神论拜物教。基于人种和宗教方面的差异，南北方始终存在着一条大致的文化边界。[42]

首先，南北间的文化边界是一条长期处于变动状态的宽阔地带。这种变动虽然整体上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向南和向西移动，但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单向移动，尤其是上尼罗河流域和边界西段地区。在1800年之前，在富尔素丹国的劫掠者和阿拉伯巴卡拉牧民眼中，苏丹南北的文化边界地域就是一片待占领、待掠夺和待开发的广阔领土。南方的希卢克人曾将控制区域从诺湖向北拓展到阿莱斯（Alays，现在称“卡瓦”），在1636—1861年的二百多年间一直统治着长达500公里的白尼罗河流域，并以阿莱斯为基地袭击丰吉素丹国和努巴山区。当时的穆斯林民族将希卢克人统治的这一段白尼罗河称为“塞卢克河”，大致东西平行走向的南北方文化边界因之在上尼罗州向北凸出成三角形。努巴山区曾是历史上南北方变幻不定的边疆地区，当地的很多民间传说就是明证。

其次，南北间的文化边界是一条模糊的种族和宗教分界线。界线以北的“北方人”肤黑鼻阔，有着明显的黑人生理特征，但认同阿拉伯祖先，接受阿拉伯文化，信奉伊斯兰教，自视高贵，到20世纪中叶已经被稳定地看作阿拉伯穆斯林。界线以南的“南方人”被认定是落后的非洲人，是信奉泛神论的“异教徒”，与北方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交往。这是一条被人为扩大的种族分界线，根深蒂固却脱离现实。悠久的奴隶贸易很早就将苏丹南北地区连接起来，将整个苏丹与世界连接起来，那些最终被同化了的黑人奴隶丰富了苏丹北方的社会和人种结构。而在宽阔的文化边界地带内部，由于战争、灾害和饥荒等原因，阿拉伯人、富尔人、丰吉人、希卢克人、努维尔人和丁卡人都在这一区域内生活过。主体居民的频繁迁徙导致了文化边界内部高度复杂的社会变革及种族融合。

最后，南北间的文化边界是一条割裂整个社会的思想界限。在20世纪，有意制造的种族对立关系以及因之发展起来的种种偏见，往往把苏丹南北地区描绘成截然对立的种族和宗教实体。南方人眼中的南北关系就是北方人对南方的军事侵略和经济剥削，主要施暴者是上尼罗河的丰吉人和加扎勒河地区的富尔人。而在北方人看来，苏丹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都是信仰真主的、聪明的阿拉伯移民带来的，与以黑人为主的当地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结构关系不大，苏丹的落后就是因为伊斯兰社会的衰落。在19世纪，苏丹北方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从南方劫掠了大约200万黑奴，其贪婪和暴戾程度远超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和之前的阿拉伯人，给南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仇恨记忆和情感隔阂。苏丹独立后，北南双方民众都以饱含贬义和敌意的“奴隶”和“掠奴者”称呼对方，集中折射了双方之间由来已久的悬殊地位和深刻敌意。[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