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传统社会的缓慢转型

苏丹历史悠久，国土广袤，内陆与海洋二元并存，南北东西间差异很大，无论是语言、建筑还是绘画、雕刻，都有着非洲黑人与北非阿拉伯双重属性，曾出现的古代努比亚文化、黑人各传统部族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复杂的传承关系。从整体上看，长期以来北方地区都是文明走廊，文化形式多样，发展轨迹多变。古代努比亚时期是苏丹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大量的神庙、宫殿等建筑既受古埃及艺术风格的影响，又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在从尼罗河第一瀑布到喀土穆的广袤区域，分布着大量罗马帝国时期留存下来的历史建筑。许多村落中心和市镇的希腊—罗马式长方形建筑，既有着优美的罗马式浮雕和柱廊等建筑，又结合了麦罗埃人的传统艺术特色。在4—14世纪的基督教努比亚时期，苏丹境内出现了大量具有基督教形态的教堂建筑。栋占拉附近的基督教堂和皇宫建筑有哥特式、科林斯式等多种风格。法拉斯（Faras）大教堂遗址残留的壁画作品，色彩呈紫色调，线条流畅清晰，有着浓厚的原始基督教风格。10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努比亚人的传统艺术与阿拉伯伊斯兰艺术逐渐融合，传统的古兰经学校把艺术传授看作一种生活实践，稳定地形成了苏丹现代艺术的基础。

在中世纪逐渐阿拉伯化后，阿拉伯文学成为苏丹文学的主体，阿拉伯新古典主义诗歌长期占统治地位。苏丹的古典诗歌，就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两支：一是反映当时日常生活的民间口头诗歌；二是主要赞颂战功、哀哭和清教徒式忏悔的书面诗歌，专供上流社会欣赏。就形式而言，除了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外，南方黑人部族社会中保存下来的口头民间文学也是苏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在埃及、黎巴嫩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苏丹现代文学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开始复兴，但远落后于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诗歌一直是其最主要的文学表现形式，直接反映英埃殖民统治这一主题，但从内容到形式均无重大变化，许多诗歌充满悲哀失望的情绪，感叹伊斯兰精神的衰退，留恋阿拉伯统治的黄金时代。

苏丹的现代艺术大致可分为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艺术与南方的尼罗特黑人部族艺术两大部分，大城镇的现代艺术有受明显的西方影响的痕迹。北方的阿拉伯—伊斯兰艺术包括建筑、民居、音乐、舞蹈等。清真寺是苏丹建筑艺术的主要体现者，总体上承袭了伊斯兰建筑的特点与风格，又因为当地建筑材料、气候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本土化特点，例如法克鲁清真寺和马赫迪宫等。近现代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西式建筑，也是当代苏丹建筑艺术的重要内容，尼罗河畔的总统府是首都喀土穆最好的旧式建筑。苏丹的音乐舞蹈具有浓郁的东方与非洲风情，其节奏与旋律既有阿拉伯音乐舞蹈的歌唱性与舞蹈性，又混合了非洲黑人音乐舞蹈的强烈节奏与动感。

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北方地区，阿拉伯化的苏丹人很早就将非洲本土因素与外来的阿拉伯因素紧密融合，形成了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区别教派和家族的标志性纹面演变成了对美的象征和追求，阿拉伯式的无领圆筒大长袍配备了小圆布帽和白头巾等非洲服饰特色，安萨尔信徒的马赫迪式袍子更是沿领口叠缝一块尖头朝下的三角形布以作标志。在中部和南方地区，尤其是西部与西南部的内陆地区，剽悍尚勇的尼罗特丁卡部族长期与外界隔绝，其土著文化与宗教更多地保留了非洲黑人传统文化的特点。无论是复杂神圣的祭祀与礼仪活动还是日常的婚丧嫁娶与求雨问卜，往往都伴随着热烈欢快的歌舞，鼓点和节奏多变，配合以组合复杂的击掌声、歌声和呐喊声，气氛或舒缓，或粗犷，或激昂，或悲伤，将音乐、舞蹈、面具和服饰艺术天然混合，全方位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期待及其对祖先神灵的崇拜敬畏，也因之形成了另一种艺术传统与风格。例如南苏丹的丁卡人身材魁梧，性格剽悍，有奇特的人体装饰艺术，因为自由迁移于尼罗河上游的大草原或南方荒漠而被称为“非洲骑士”。丁卡部族的舞蹈形式与风格具有浓厚的南方黑人特点，内容也多与征战掠杀有关，或号召人们准备迎击敌人，或赞美部落首领和公牛的力量，或模仿各种动物的敏捷动作，尤其是模仿非洲鹰高空翱翔的优美身姿，被赞誉为“最具尼罗特游牧民族精神”[31]。

因为始终处于周边强大文明传播和影响的边缘地带，无论是埃及化时期、基督教化时期还是阿拉伯—伊斯兰化时期，苏丹的文明发展都始终保持或者具有比来源地更鲜明的特征。纳帕塔王国的佩耶国王就认定自己是埃及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建立了同时统辖埃及和努比亚的黑人王朝（埃及第25王朝）。苏丹的基督教努比亚文明，不仅保存了更多具有早期基督教色彩的遗迹，而且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崛起后仍然顽强地存续了八个多世纪。进入阿拉伯—伊斯兰化时期后，尤其是在现代阿拉伯国家民族体系逐渐形成后，苏丹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重要性都处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边缘位置，因而总是更多地突出自身的文化特点来强化归属和认同，典型的就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度全面伊斯兰化。也就是说，因为受宗教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苏丹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更加虔诚，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履行功课要求，而且在饮食上尽可能符合沙里亚法的相关规定，更是长期把向国内的非穆斯林地区推广沙里亚法作为文化国策，即便引发绵延半个多世纪的两次南北内战也在所不惜。

苏丹有着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文明，努比亚是众多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但这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多世纪达成的共识。古希腊和罗马人称赞苏丹是居住着伟大武士和美丽女王的地方，称赞非洲大陆魅力无穷且充满奇迹，然而在“欧洲中心论”主导的近代世界大部分时间里，地理上属于非洲的埃及被看作地中海文明，非洲被定义为“没有历史的大陆”，人类社会的文明足迹止步于阿斯旺（Aswan）时期，数千年来生活在强大邻国埃及阴影里的苏丹基本被忽略。[32]而得益于20世纪前半叶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努比亚文明为代表的苏丹历史碎片逐渐被拼缀起来，成为日益同质的全球化时代的一朵瑰丽浪花。这确实丰富了人类社会的世界谱系，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给现代人展示了不同于自身的自然图景和人文奇观，借助普遍而潜在的“猎奇意识”帮助后者认识和理解异域文化。[33]1821—1956年，埃及和英国殖民者按照自身的理解人为地移植了他们的政治框架和权力架构，太多的西方探险家在发现南苏丹的过程中按照自身的理解重构了当地的尼罗文化，例如对当地的母系氏族文化等更感兴趣，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地的落后现实。这不可避免也无法苛求，但对苏丹而言，它既不能总是以列强的殖民掠夺解释严重迟滞的发展现状，也不能总是以张扬“旧风情”来满足对“落后文化”的猎奇趣味，必须正视自身在教科文卫等领域的发展差距和严峻现实，必须切实解决发展难题以满足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1824年后，随着哈尔瓦（Khalwa）和库塔布（Kuttabs）等教育形式的引入，苏丹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开始缓慢发展。在北方，政府开始扩大宗教学校哈尔瓦的数量，课程包括熟记《古兰经》等，费用由教授世俗课程的公立学校库塔布支付。在苏丹南方，教育由基督教传教士提供，英语被作为通用语言和英—埃共管政府南方政策的组成部分，英语语言能力是在南方政府部门就业及升迁的必要条件，阿拉伯语甚至口语体阿拉伯俚语被禁止使用。1936年，教育开支仅占英—埃共管政府预算的2.1%，南方地区没有一所公办学校。[34]独立后，苏丹长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88年后才取消了中等和高等免费教育。2010年，苏丹全国有中小学校1.3万所，综合大学5所，公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约50所，主要的高等学院均集中在喀土穆。全国在校学生约有500万人，其中大学生约有16万人，教师约有13万人。从整体上看，苏丹的教育发展有两个特点。其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义务教育普及率很低，文盲率高达64%，25%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二，教育发展很不均衡。南方的教育水平本就落后，苏丹政府在内战爆发后驱逐了所有西方传教士，南苏丹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大为减少，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匮乏，2011年的文盲率高达85%。具体而言，即便是在相对较好的尼迈里政府时期，南方的小学、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数量也分别只占了全国总数的10.08%、6%和8%，喀土穆大学每年录取的南方学生从来都没有超过100人，朱巴大学录取的南方学生最多时也只占学生总数的41%（1977年）。[35]

和滞后的教育发展类似，独立后的历届政府甚至一直未曾认真考虑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1970年，苏丹出台了第一部关于科技组织的法律，同时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负责制订科技发展计划并监督执行。1970—1980年代，苏丹相继建立了一些具有现代特征的专业科研协会，如生物学会、传统医学会等。1989年，苏丹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部，国家自然研究中心也重组成功，科技投入随着此后石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有所增加，基础性研究也开始起步，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研究机构，但由于研究经费少，人才流失严重，这些机构的成果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苏丹几乎没有全国性的研究协会和组织，仅部分高校建有一些研究机构，如喀土穆大学的伊斯兰研究所、阿拉伯文化研究所等。

苏丹气候炎热，干旱少雨，热带疾病肆虐，加之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缺乏基本的医疗条件，45%的人口营养不良，45%的儿童患有腹泻，疫苗接种率很低。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是5岁以下婴幼儿的主要死因，生殖健康问题导致育龄妇女死亡，肺结核是成年人的最大杀手。1980—1990年代的饥荒和疾病流行曾导致150万—700万苏丹人丧命，1990年代中期的居民平均寿命仅为50岁左右。[36]1970年代的初级医疗保健和地方病预防项目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持续的内战和经济萧条严重制约了这些项目的实施，苏丹的各项卫生指标远低于中东和北非平均水平，2008年的卫生部门预算仅为政府预算的3.6%。苏丹在1918年就建立了第一所医学院，到2005年已经有25所医学院培养医学人才，每年毕业1400名医生，苏丹籍的医师人数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增长很快，2005年的注册医师达到了2.1万人，但其中的60%在沙特、英国和其他国家工作。正因为如此，苏丹国内的医师人数长期偏少，1982年、1998年和2006年分别是2200人、4500人和8800人，每10万人拥有的医师数量从11.3人增长到28.6人，但也仅仅达到邻国埃及和尼日利亚的水准，而且其中多达1/3的医师没有达到公认的医学实践标准。另外，医疗设施大多集中在北方的城市地区，广袤的农村地区的医疗甚至达不到平均水准的一半，患病民众经常不得不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最近的医疗机构。南方的公共卫生系统因为战乱而基本瘫痪，80%的基本医疗由NGO和宗教组织提供，民众覆盖率不到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