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伽达默尔诗性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研究概况
一 “诗”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这里提出的“诗性思想”作为伽达默尔毕生学术思想气质与精髓的总体概括，意指一种“以存在为根基的诗化哲学”。伽达默尔思想中的“诗”从根本上来说，是存在的本真状态。纵观伽达默尔一生的哲学思想进路，他谈“理解”、谈“艺术”、谈“历史”、谈“语言”，实际上谈的都是有关“存在”的问题，即真理问题，目的都是揭示存在之真并使人真正进入存在的本真境域。在伽达默尔行进的途中，“诗”的重要性在其思想中不断放大。“诗”在理论上首先成为集哲学诠释学艺术、历史和语言三大理论支柱为一体的观念，同时在现实中又通过诗歌语言建构起与存在本真相通的境域。“诗”对于伽达默尔而言并不仅仅是哲学诠释学理论构架中的艺术之维，也不仅仅是诠释学原则运用的一个领域，诗的境域从精神延展于生活和历史之中，是人类曾经真正生活过的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境域，也是伽达默尔所执着追寻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上的至高生存境界。思只有在存在层面上不断诗化，诗才能把早被思过并遗忘的东西——“存在”带到思者的近处。从后期发展来看，伽达默尔的思想早已不是“诠释学”理论能够概括的，他的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于“理解”的范畴。这一观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被越来越多的伽达默尔研究者所认同。[30]由此可以认为，“诗性”是伽达默尔毕生哲学思想一个较为合理的概括，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思想的诗化特征更能彰显伽达默尔的全貌和总体走向。
接下来需要探讨“诗”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中具体有哪些所指。在西方诗学传统中，“诗”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狭义的“诗歌”，是与戏剧、小说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二是指广义的“文学”，是对于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统称。诗作为广义文学的统称具有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这一传统的开端。提到诗学，如无特别规定也将其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代称。由于浪漫派的影响，近代以来“诗”无论是在文论家那里，还是在美学家或哲学家那里都越来越频繁地被用来意指“最高的艺术”。正如格罗塞在那部著名的人类学著作《艺术的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诗原是我们久已尊为最有效能的一种艺术。凭着伟大天才者的努力，诗在欧洲，几世纪以来，早已站在无与伦比的优越地位了。……无论在什么场合，没有一种艺术可以与诗比拟其社会影响的范围之广深的。”[31]“诗”的这一层泛美学化含义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诗成为最纯粹的艺术、至高的艺术，是“艺术中的艺术”。
以此为背景，在伽达默尔的言说中，对诗人诗作的文学批评、对艺术本质特征的把握以及对哲学真理的探寻常常交织在一起，因此“诗”之于伽达默尔而言有着丰富的含义：首先，它指狭义的“诗歌”，是与戏剧、小说并列的一种文体；进一步来看，由于诗在艺术论域中由来已久的尊贵地位，伽达默尔所言之诗也常常与“艺术”通用，代表最高层次的艺术美。其次，诗作为最纯粹的语言艺术，也被伽达默尔视为语言本真之所在；更重要的是，诗乃人类本真的生存境界，反思诗就是反思存在本真。概言之，伽达默尔诗化思想体系中的“诗”有四层含义：（一）诗歌；（二）艺术；（三）语言本体；（四）本真的生存境域。相应地，伽达默尔的诗性思想就大致包括：诗歌批评、艺术理论、语言本体论以及存在论。这四层含义层层递进，紧密联系，最后被“诗意的生存境域”所囊括。这样一来，用“理解和解释学”来形容伽达默尔的思想就不够全面，因为其中不仅包括了具体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实践，还有站在哲学立场上对诗性的引入和阐发，诗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之中既保留了属于文学范畴内的基本意义，同时也深入到了哲学最核心的本体问题。因而称伽达默尔的思想为诗化哲学更贴近其哲学精神本源。
伽达默尔诗化哲学直接来源于《艺术作品的本源》的启发。海德格尔在他那篇震动东西方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提出了一个既是美学问题，更引发现代哲学大讨论的深刻论题：艺术作品的本源是什么？文章从梵·高的画、迈耶尔的诗，一直谈到世界与大地的斗争。然而在文末的“后记”中海德格尔却自认这个问题乃“艺术之谜”，“这里绝没有想要解开这个谜。我们的任务在于认识这个谜”。[32]而在“附录”中，海德格尔又进一步表示：“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是本文中没有给出答案的诸种问题之一。其中仿佛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而其实乃是对追问的指示。”[33]这一由艺术展开的追问实则指向“存在”。对此，海德格尔的态度很明确：“《艺术作品的本源》全文，有意识地、但未予挑明地活动在对存在之本质的追问的道路上。只有从存在问题出发，对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沉思才得到了完全的和决定性的规定。”[34]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给伽达默尔的诗化哲学定下这样一种基调：对艺术和对存在的思考在根本上是同一个问题。而诗或者艺术之思真正面向的是存在，它不给出答案而是不断提出使我们接近存在本真的问题。这就是诗的基本运思方式。
再来谈谈诗性问题。何谓“诗性”？人们对诗性往往习而不察，有各自的理解，却永远也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定义。从古至今众多文人学者认为用语言对“诗性”作概念式的精确定义本身是就是非诗性的，是对诗性的亵渎和束缚。对于诗性，每个人只能用朦胧的、留白的语言去描绘它，展现它，而不能勾勒它。维柯在《新科学》中对于“诗性智慧”的阐发在西方影响很大，他说：“诗的起源，和人们前此所想象的不仅不同而且相反，要在诗性智慧的萌芽中去寻找。这种诗性智慧……无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35]似乎为诗性赋予了一层理性智慧的色彩，而维科又承认诗性与理性是背道而驰的，“在推理能力最薄弱的人们那里我们才发现到真正的诗性的词句。这种词句必须表达最强烈的热情，所以浑身具有崇高的风格，可引起惊奇感。”[36]同时神性、生命存在以及想象性语言也被维柯与诗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最初的神学诗人们……对进入他们视野的全部宇宙以及其中各个部分，他们都赋予生命，使之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实体存在。”[37]“神学诗人们所说的那种最初的语言并不是一种符合所指事物的自然本性的语言……而是一种幻想的语言，运用具有生命的物体的实体，而且大部分是被想象为神圣的。”[38]虽然维柯表现出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诗在本源上就与富有神秘色彩的原始宇宙观和世界观密不可分。不得不承认，维柯对于诗性智慧的认识即便在现在看来也是很精到的。他将诗性智慧的特点与“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联系在一起，承认并尽量降低理性在其中的作用，把万物有灵观视为创造出诗与神话的古代诗人的普遍宇宙信仰，这些都道出了诗性起源的个中奥秘。
伽达默尔深谙个中道理，不曾给出诗性的明确定义，他对诗性的认识渗透于他的著作与言谈之中，从未以条条框框来约束，这也是对待诗性应有的基本态度。因此，从宏观上把握伽达默尔眼中“诗性”的特征是更贴近伽达默尔本意的一种做法。首先，对伽达默尔而言，诗性固然包括作为文学体裁的诗歌所具有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但它绝不为诗歌和诗人专有，“诗性”是人类艺术、语言、思维、情感、人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至真至美的凝集。其次，诗性不逃避现实、不遁入虚空，它深入人生、直面世界，以一种弥合主客观对立分裂之姿入世，唤醒和温暖失去生命尊严、精神依托与生存归所的人类。再次，诗性是游戏的、节日的、生生而动的，它是生命力和生存原初本真的状态。最后，诗性的上述特点决定了诗性的认知方式只能是“回到事物本身”的感性直观，即对诗意语言的“倾听”。
对诗性思想的内涵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还需对伽达默尔诗化哲学思想的建构有粗略了解。总体上，伽达默尔诗性之思由体用二维构成。一方面，伽达默尔以诗的自我展现特质为切入点，最终进入诗意存在论，这种以诗为核心的哲学理论构成为“体”；“体”又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艺术论、语言论以及存在论。另一方面，诗化哲学理论尤其突出地通过伽达默尔具体的诗歌批评活动得到展现，诗歌批评既是体之印证，又是体之实践，乃“用”之维。如此，伽达默尔的诗化哲学便形成了一种“理论阐发—批评实践”的体用互动结构，其中诗的本体论由艺术、存在和语言三个向度交织建构而成，与伽达默尔的诗歌批评相互辉映、彼此包含，共同生成一个环环相扣、流动又立体的体系。
综上所述，诗性之思并非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一个阶段，也不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是其哲学的主线和灵魂，或者说是伽达默尔学术思想本身。从各时期的发展来看，《真理与方法》成书及之前，诗性之思是一条隐秘的思想线索；而进入晚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诗化思想则逐渐从隐线变成了明线，成为伽达默尔晚年思想的基本走向。至此可以初步明确：伽达默尔毕生哲学思想，是一种以诗性为特征、以语言对话为根基的存在之思。
二 研究概况与存在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哲学诠释学一经推出就在西方思想界产生巨大反响，引发了人文科学众多领域对于伽达默尔思想的研究热潮，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文论也随之在诠释学文论的催化下诞生。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赫施、利科、德里达等名家的数番论战进一步扩大了伽达默尔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伽达默尔的思想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相关的理论研究也随着译介活动而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伽达默尔晚年大量论著的陆续出版，中外学者对于伽达默尔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伽达默尔研究也呈现多元化、纵深化的新局面。虽然由于译介的问题，国内的伽达默尔研究起步较晚，材料也有待扩充和丰富，但是在洪汉鼎、章启群、严平、何卫平、吴建广等一批新老翻译与研究专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国内的伽达默尔研究进步很快，在该领域中外的差距不断缩小。
总体而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伽达默尔的相关研究都大致经历过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伽达默尔以及诠释学这门学科的一般性介绍。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大卫·霍埃（David C.Hoy）的《批评的循环》[39]、温施梅尔（J.C.Weinsheimer）的《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真理与方法〉解读》[40]、国内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41]、殷鼎的《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42]以及章启群的《伽达默尔传》[43]等。这个时期，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理论构成和历史沿革逐步为学界所了解。
第二个阶段是对伽达默尔哲学和美学思想理论的深入探讨期，即从思想介绍进入了理论分析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内外学者纷纷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重要理念如“效果历史”“视域融合”进行具体深刻的阐发，力图抓住其本质，同时注意厘清历史流变、发展脉络，将其置于西方诠释学历史以及现象学历史中进行考察，力争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同时加深对伽达默尔思想的理解。这一阶段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伽达默尔传记作家让·格朗丹（Jean Grondin）的多部专著《哲学诠释学导论》[44]《诠释学之源》[45]《伽达默尔的哲学》[46]等，詹姆斯·瑞瑟（James Risser）的《诠释学与他者的声音：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重读》[47]，国内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48]，何卫平的《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49]，章启群的《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50]等。
第三个阶段是扩展性研究阶段。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研究有两大方向：一是将诠释学原则与方法应用于文学、美学、译介学、法学、历史学等其他领域中去（其中以“文学诠释学”研究的发展较为引人注目[51]）；二是探讨伽达默尔思想的整体发展走向问题（其中以走向“实践哲学”为基本共识[52]）。第二个研究方向的出现表明，随着对伽达默尔晚年论著新材料的掌握，人们从伽达默尔中后期的作品中越发深刻感受到一个问题：伽达默尔整体思想其实并非“理解”或“诠释”理论所能囊括，伽达默尔的思想视野应该比诠释学的范畴更为广阔。在此所做的伽达默尔诗化哲学研究，取的便是这后一种研究方向：伽达默尔思想的整体走向研究，而焦点则置于“思”与“诗”的关系之上。
伽达默尔研究目前已步入一个有条不紊的平稳发展期，既有相当的理论积淀，又有多样的运用实践。然而，从中仍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在理论层面上，研究的注意力仍主要集中在《真理与方法》这一大部头著作上，迄今国内外对于伽达默尔前、中、后期的理论还没有一个全面、系统、贯通的整体性研究问世。在实践层面上，一些研究对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原则采用的是条块分割、个别摭取的应用方法，还有一些则是生搬硬套、直接拿来；另外，对伽达默尔晚年的诗歌评论实践研究也远不及诠释学原则实践研究的规模。这反映出目前的一部分研究仍然停留于表层研究以及局部研究，没有在总体上形成对伽达默尔理论的真正领会与反思。
事实上，伽达默尔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思考着一个主题：诗。在西方经典文本和德国文学的浸染中长大，并作为海德格尔嫡传弟子，伽达默尔一生都在对诗做着反复深入的考量，不断将诗深深融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这一特点在其晚年则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早在1934年，伽达默尔就撰文《柏拉图与诗人》从哲人的角度为诗人一辩，之后陆续写下《荷尔德林与古希腊》《荷尔德林与未来》《歌德与哲学》《论人类的精神历程：歌德未完成诗歌之研究》等充溢着诗思的文章。在《真理与方法》之后，他发表了《诗与标点》《情感最深处的神》《关于伊默曼的追随者小说》《希尔黛·杜敏：“壮气歌之二”》《诗人都沉默了吗？》《荷尔德林和格奥尔格》《希尔黛·杜敏：回归的诗人》《保罗·策兰诗的含义与含义的遮蔽》《神话诗的颠覆——里尔克〈杜伊诺哀歌〉探析》《五十年后的里尔克》《我和你同一个灵魂》《恩斯特·迈斯特，纪念诗之五》《诗文与整体》《歌德〈浮士德〉中的守塔人之歌》《荷尔德林的当下性》《斯特凡·格奥尔格对科学的作用》《我是谁而你又是谁？》《镜中的诗与思——关于荷尔德林“追思”一诗》《论诗歌对探索真理的贡献》《诗与交谈——读恩斯特·迈斯特诗歌的思考》《哲学与诗歌》《诗中的思》《卡夫卡与克拉姆》《歌德与莫扎特——谈歌剧问题》《从现象学和语义学进入策兰诗？》等一系列数量可观的重要诗论文论，表达了对诗性的推崇和向诗语的回归。诗从青年时代一直贯穿至伽达默尔晚年思想，与构成哲学诠释学的艺术观、历史观和语言观紧密缠绕在一起，是解读伽达默尔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但是伽达默尔重要的诗评诗论比《真理与方法》的撰写时间要晚，多集中在70—80年代甚至90年代之后，时间跨度很大；再加上伽达默尔的诗性之思在其前中期的论著中隐藏较深，往往很难捕捉，种种原因造成了伽达默尔诗性思想研究的零散与滞后。可以说伽达默尔诗化思想研究实际上还未真正起步，虽然已有极个别学者开始思考诗之于伽达默尔的学术价值，但大都也是浅尝辄止，相较于伽达默尔思想中的其他理念，诗仍然是一个被冷落的课题。
迄今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论著，尚未有任何一部对伽达默尔诗化哲学思想进行专门探讨，另外与这一论题相关的论文也并不多见。《伽达默尔读歌德》[53]（“Gadamer's Reading of Goethe”）的作者约翰·皮泽认为，伽达默尔对策兰、歌德等诗人的诗歌批评并未脱离诠释学循环的方法论窠臼，且未能彻底区分审美与经验。1994年詹姆斯·瑞瑟在《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诗意栖居》[54]（“Poetic Dwelling in Gadamer's Hermeneutics”）中指出“诗”对伽达默尔而言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概念，伽氏之“诗”与导师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并无二致。而克里斯多夫·劳恩2001年撰文《伽达默尔论诗性语言与日常用语》[55]（“Gadamer on Poetic and Everyday Language”）就伽达默尔对诗语和日常用语之间关系的看法进行了初步探讨。唯有2004年复旦哲学院彭兴伟的硕士学位论文《伽达默尔对诗与哲学关系的阐释》[56]，尝试把伽达默尔眼中的诗思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但论文主要从伽达默尔的诗歌评论谈起，论述的重点是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和哲人对诗与哲学关系的认识，而非针对伽达默尔诗化哲学本身的思考分析，涉及的伽达默尔诗歌评论篇目也比较有限。此外，2002年出版的论文集《伽达默尔剑桥指南》中收录有《作为范式的抒情诗：黑格尔与伽达默尔诠释学中涌现的诗思》[57]（“Lyric as Paradigm：Hegel and the Speculative Instance of Poetry in Gadamer's Hermeneutics”），这篇论文对伽达默尔诗性思想的一些关键问题很有创见，比如作者贝克发现伽达默尔的诗性之思表现出不同于海德格尔诗性思想的思辨性，以及“诗性语言”在伽达默尔那里占据的绝对核心位置。而80年代末曾跟随伽达默尔修习过的郑湧先生，在其撰写并由伽达默尔批注修改过的《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基本思想》一文中，特别突出了“诗”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对于伽达默尔的重要性：“哲学的解释学所需要的‘哲学语言’，不仅仅是‘对话’的，并且是‘诗’的。”伽达默尔本人紧接着做了批注：“（而‘哲学活动’，）也必须用诗来引出某些对话……然后，它就成为事实上的对话，而不仅仅是艺术的样式（文学的种类）。”[58]此外，洪汉鼎先生根据伽达默尔晚期关于“诗或诗文化”的著作与对话，明确提出了“‘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应是伽达默尔思想的晚年定论”的观点。[59]在此基础上，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伽达默尔晚年的诗歌评论，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吴建广、梁黎颖《诗学对神性与自然的倾听——伽达默尔解读歌德和荷尔德林》[60]、陈芸《“神话诗学的回转”？——论伽达默尔对〈杜伊诺哀歌〉的诠释》[61]。这些材料汇集起来进一步证明了诗化问题是伽达默尔研究中一个很有价值、亟待发掘的课题。
回望伽达默尔一生思想发展与诗的关系，其实是颇耐人寻味的。从对艺术和诗歌数十年的热爱和研读，到建立起一个以艺术为起点和基点的哲学体系，进而又将诗歌批评作为理论实践和拓展的重地，伽达默尔始终将“诗”置于一个显著的位置来考虑。很明显，“诗”是贯穿和打通伽达默尔艺术观、历史观和语言观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问题的厘清，牵扯到伽达默尔整个思想的内部结构和风格走向。然而以往涉及伽达默尔诗性思想的研究，往往困于伽达默尔的艺术观阐释这个相对狭小而断裂的局域内，尚未有更为整体性的理论探索。考虑到诗在伽达默尔思想建构中这种牵动全局的重要位置，选择贯穿伽达默尔学术思想的“诗”作为线索，从“诗”这个核心理念辐射至伽达默尔学术思想全局，可以窥见其整个学术思想各层面之间的关系和总体发展走向，在澄清诗性之思的内涵与特征的同时，可以对伽达默尔美学乃至哲学思想一种尽量贴近其本意的整体性观照和反思。
诗不但是重新认识伽达默尔整体思想的一个新的切入点，同样也是西方思想源流走向的一个折射点。西方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哲学与诗的关系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狄尔泰、叔本华、尼采直至海德格尔、阿多诺，西方大哲学家几乎没有不把诗纳入思考的范围之中的。伽达默尔的哲学思想也是深深扎根于这个传统之中才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因此对于伽达默尔诗化哲学不能仅从伽达默尔个人思想内部来分析，还要将其置于西方诗与哲学的关系发展史这一背景之中来考量，在对伽达默尔诗化哲学的追本溯源中，同时展现西方诗思交织的思想史流变，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诗性思维对于整个人类思想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1]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6页。
[2] [德]伽达默尔：《歌德〈浮士德〉中的守塔人之歌》，《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3]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页。
[4] [德]伽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自述》，《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85页。
[5] Gadamer，Hans-Georg，“The Verse and the Whole”，Hans-Georg Gadamer on Education，Poetry，and History，Edited by Dieter Misgeld & Grame Nicholson，Translated by Lawrence Schmidt & Monica Reus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89．
[6] [德]伽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自述》，《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19页。
[7] [德]伽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自述》，《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85页。
[8]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页。
[9]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6页。
[10]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页。
[11] [德]伽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自述》，《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89页。
[12]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3页。
[13] 与勒维特等年轻学生结成的“海德格尔派”在伽达默尔晚年自传《哲学生涯——我的回顾》（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页）以及丸山高司的《伽达默尔——视野融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版，“序章”）中都有提及。
[14]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页。
[15] Gadamer，Hans-Georg，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 Dialogue：Essays in German Literary Theory（Translator's Introduc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H.Paslick，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ix-x.
[16]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0页。
[17] [德]伽达默尔：《论哲学解释学的起源》，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邓安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8] [德]伽达默尔：《论哲学解释学的起源》，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邓安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页。
[19]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页。
[20] [德]乌多·蒂茨：《伽达默尔》，朱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21]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页。
[22] [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39页。
[23] [德]伽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自述》，《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92页。
[24] 郑湧：《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基本思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5] [德]乌多·蒂茨：《伽达默尔》，朱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26] [德]伽达默尔：《文本和解释》，《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2页。
[27]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页。
[28] [德]伽达默尔：《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自述》，《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85页。
[29] [德]伽达默尔：《歌德与哲学》，《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30] 参阅Dostal，Robert J.（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Gadam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Risser，James，Hermeneutics and the Voice of the Other：Re-readin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introduction；王业伟《论伽达默尔美学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 [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5页。
[32]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0页。
[33]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6—307页。
[34]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6页。
[35]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36]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37]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
[38]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39] Hoy，David Couzens，TheCritical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40] Weinsheimer，J.C.，Gadamer's Hermeneutics：AReadingof“TruthandMetho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41]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2] 殷鼎：《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43] 章启群：《伽达默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4] Grondin，Jean，In 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Translated by Joel Weinsheim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45] Grondin，Jean，SourcesofHermeneuti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46] Grondin，Jean，ThePhilosophyofGadamer，Translated by Kathryn Plan，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
[47] Risser，James，Hermeneutics and the Voice of the Other：Re-readin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
[48] 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49] 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50] 章启群：《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51] 温施梅尔（J.C.Weinsheimer）所著《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理论》是文学诠释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此外，国内可见的文学诠释学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张隆溪、金元浦、李建盛、李咏吟等学者从中西文学诠释思想的接洽、文学作品的诠释学结构、作品接受的诠释学视域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索。这表现出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与诗学之间的天然亲近，二者有着相互印证、相互渗透的可观空间。参见Weinsheimer，J.C.，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andLiterary The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冯川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李咏吟《诗学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2] 参见Schuchman，Paul，“Aristotle's Phronesis and Gadamer's Hermeneutics，”Philosophy Today，1979，23（1）：41-50；张能为《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张能为《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与当代新发展——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伽达默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126页。
[53] Pizer，John，“Gadamer's Reading of Goethe，”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1991，15（2）：268-277.
[54] Risser，James，“Poetic Dwelling in Gadamer's Hermeneutics，”Philosophy Today，1994，38（4）：369-379.
[55] Lawn，Christopher，“Gadamer on Poetic and Everyday Language，”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2001，25（1）：113-126.
[56] 彭兴伟：《伽达默尔对诗与哲学关系的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7] J.M.，Baker，“Lyric as Paradigm：Hegel and the Speculative Instance of Poetry in Gadamer's Hermeneutics”，TheCambridgeCompaniontoGadamer，Edited by Robert J.Dost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43-166.
[58] 郑湧：《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基本思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59] 洪汉鼎：《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上）——伽达默尔思想晚年定论》，《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洪汉鼎：《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下）——伽达默尔思想晚年定论》，《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60] 吴建广、梁黎颖：《诗学对神性与自然的倾听——伽达默尔解读歌德和荷尔德林》，《德国研究》2013年第3期。
[61] 陈芸：《“神话诗学的回转”？——论伽达默尔对〈杜伊诺哀歌〉的诠释》，《浙江学刊》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