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与诗为伴的哲学生涯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年2月11日生于德国马堡，2002年3月13日在德国海德堡逝世，是一位罕见的百岁哲学家。整个20世纪见证了伽达默尔这位德国哲学大家的成长与成功。在胡塞尔、雅斯贝尔斯、阿多诺、海德格尔相继去世后，伽达默尔被视为德国学院派哲学最后的象征。
伽达默尔75岁完成的自传《哲学生涯——我的回顾》被视为研究伽达默尔及其哲学诠释学的入门资料。自传在贴近一位伟大思者的精神气质和内心世界方面，往往胜于访谈录或演讲稿，在卢梭、歌德、尼采、雅斯贝尔斯、萨特的相关研究中，自传也都占据着重要地位。诚如《哲学生涯——我的回顾》的译者陈春文所说：一个哲学家写自己的传记，其可读性与思想价值是毋庸置疑的。[1]文如其题，《哲学生涯——我的回顾》以平易谦和的语言记述了伽达默尔在布莱斯劳、马堡到弗莱堡、莱比锡、法兰克福、海德堡等德国一流学府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其间伽达默尔与20世纪德国哲学界和文化界众多名流保持密切交往，见证并积极参与了20世纪欧洲哲学流派的论争并在60岁之际推出《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的哲学道路的确与那些伟大的哲学精神有着显在的关联：他的哲学起步直接受到海德格尔的重大影响；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德国古典美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也给了哲学诠释学充足的养分。伽达默尔沿着前人铺就的思想阶梯一路攀登，最终达到了一个新的山峰，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哲学天地。
德国现代哲学思潮与伽达默尔哲学思想养成的关系一直是《哲学生涯——我的回顾》引人关注的焦点，然而其中传达的另一重要信息却往往为人所忽略，迄今并未见到深入的剀陈，即伽达默尔对于文学艺术的极度倚重。伽达默尔这部自传中大量有关诗与艺术的回忆与评论远没有引起足够关注。200余页的《哲学生涯——我的回顾》中有两节专门详尽回忆了诗人许雷尔和科莫雷尔的创作，并对二人共十余首诗展开具体分析阐释，这在哲学家自传中是极其罕见的；此外自传还有至少112处谈及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和绘画，涉及荷马、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维吉尔、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果戈理、狄更斯、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康拉德、斯特凡·格奥尔格、纪德、普鲁斯特、瓦莱里、里尔克、托马斯·曼、卡夫卡、乔伊斯、布莱希特、弗里茨·沙尔克、萨特、保罗·策兰、泰戈尔等共61位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以及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米开朗基罗、珀赫、伦勃朗、毕加索等音乐和绘画大师，足见文学与相关艺术深深内化于伽达默尔的个人气质与平日生活之中。
从青年时代到古稀之年，伽达默尔的思想发展始终与文学艺术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使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散发出浓重的诗性色彩，具有了诗化哲学的意味。这种哲学与诗交融的思想倾向在伽达默尔中晚期陆续发表的大量诗论和美学论文中有了更为明显的展现。为什么在哲学道路上对“真理”与“存在”孜孜以求的伽达默尔始终不能抗拒文学的吸引？伽达默尔本人给出过清楚的回答：“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它一方面是真（wahr），它超越所有的异议，另一方面却是无（nichts），谁也不允许拿它来证明自己。”[2]正因为对伽达默尔而言，文学或广义的诗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真理，或者说是此在的澄明显现，具有完全的自足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诗才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体系中占有本体论的高度。伽达默尔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切身经历，成为把握伽达默尔诗化哲学思想风格的重要起点。
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伽达默尔的青少年记忆被电灯、汽车、电话的发明带来的巨大科技冲击所填满。伽达默尔的父亲是一位药物化学教授，为伽达默尔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希望他能同样走上自然科学之路。可是从中学时起，伽达默尔就一心热爱着古希腊和德国的经典作家以及莎士比亚的剧本，特别钟情于抒情诗，也受过托马斯·曼和黑塞小说的影响，那时伽达默尔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1918年初入布莱斯劳大学，伽达默尔仍主要选修日耳曼文学、梵文、艺术史、伊斯兰教义学等与语言文学艺术相关的课程。在文学与哲学之间犹疑了一年，伽达默尔最终决定投身哲学，转入马堡大学，师从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保罗·那托尔普（Paul Natorp）和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并于1922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柏拉图对话中欲望的本质》，获得博士学位。
青年伽达默尔很快加入马堡艺术史家哈曼的圈子，并与表现主义诗人、艺术史家许雷尔结下深厚友谊，许雷尔成为伽达默尔深入现代派诗歌领域的领路人。通过许雷尔，伽达默尔与当时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现代主义诗歌界大名鼎鼎的“格奥尔格圈子”往来甚密，究其原因，伽达默尔发现了诗的整体性意识对形而上学二元分立的扭转与抗衡。关于格奥尔格的深刻影响，伽达默尔晚年特别回忆道：“斯特凡·格奥尔格圈子的价值取向在较高的精神层面上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意识……为此，诗人格奥尔格对我发挥的影响越来越有力。”[3]也正是在诗的整体性上，格奥尔格对于伽达默尔而言那难以抗拒的魅力一直持续至晚年，因为伽达默尔深深认识到诗歌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整体性“对于哲学研究的概念游戏也是一种永远不会被人完全忘却的纠正”[4]。在其后期的格奥尔格诗评《诗文与整体》中伽达默尔再次强调，之所以看重格奥尔格，主要是因为格奥尔格在诗中回忆了艺术不断唤醒的人类存在的整体性。[5]而这里的整体性“并不是对象，而是包围着我们并且使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境域（Welthorizont）”。[6]在像伽达默尔这样的思想家看来，格奥尔格诗文的魔力“对于哲学研究的概念游戏也是一种永远不会被人完全忘却的纠正”。[7]
虽然决定以哲学为终身事业，但伽达默尔晚年回首早期学术活动，诗和艺术却成为其中最浓重的色彩。例如，相较于那托尔普的新康德主义哲学课程，那托尔普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贝多芬的报告给伽达默尔的印象就要深刻得多。特别是泰戈尔对于那托尔普的造访，在伽达默尔的心里留下了极富冲击的记忆：“多么强烈的对比！……然而，那托尔普这个单薄瘦弱的伟大学者、尖锐的神话学家，坐在来自另外一个世界、面庞如石壁般伟岸的泰戈尔面前又怎么显现自己呢？”[8]显而易见在伽达默尔心目中，泰戈尔“深刻的内在性”要比那托尔普的新康德主义闪耀着更令人折服的光芒；更深一步讲，诗远比抽象的形而上学道德律更符合伽达默尔的哲学取向。正是出于对文学的深刻体味与反思，伽达默尔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立场其实并不十分坚定，他初步感觉到诗性与新康德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伽达默尔在遇到海德格尔之后能够迅速改弦易辙的主要原因。
在获得博士学位前后，年轻自信的伽达默尔遭遇了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与海德格尔相遇。无论评论界还是伽达默尔本人，都将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的相遇视为其人生中的“根本性事件”，是论及伽达默尔学术生涯时无法避而不谈的重要际遇。陈春文曾明确指出二人显在的思想关联：没有海德格尔就无从谈起现在的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虽然受到海德格尔极大的思想吸引，但也绝非盲目追随，而是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9]伽达默尔也坦承，“与海德格尔的相遇对我来说意味着完全动摇了我从前所有的自以为是”。[10]虽然海德格尔不过比伽达默尔大11岁，然而自此伽达默尔毕生自称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尤其在进行历史性哲学表述和诠释学深化时，他对于自己曾是新康德主义门徒的认同彻底崩溃。海德格尔的魅力究竟何在？存在主义、反形而上学等范畴往往被直接提及，但在很长时间里伽达默尔对此也难以道明。直至75岁在晚年自述中伽达默尔才肯定地说，众人被吸引到海德格尔身边“今天看来是因为：正是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传统的思想文化才具有了生命力，因为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实问题的回答”。[11]哲学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哲学直指存在的现实性和实践性才是伽达默尔及其导师的终极旨归。
这一时期，伽达默尔从马堡到弗莱堡拜访海德格尔，又从弗莱堡追随海德格尔回到马堡，被海德格尔的强大磁场所深深吸引。当时三十多岁的海德格尔不过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年轻助手，然而海德格尔的名字在包括马堡大学在内的德国各大学间已悄悄传开。1922年，伽达默尔的导师那托尔普向胡塞尔表示，有意将海德格尔从弗莱堡大学聘至马堡大学。伽达默尔在此之际阅读了海德格尔仅用三周完成的论文《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即著名的“那托尔普手稿”，虽然仍有不能参透之处，但是已经被海德格尔的思想魔咒彻底俘获了。1923年夏，伽达默尔大病初愈后迫不及待地前往弗莱堡，与海德格尔相处了一个学期，深感海德格尔授课时“那种一语道破的思想力量，语言表述的朴素力量，发问时极端的简洁性”使自己这样一个“或多或少能玩一点范畴和概念的人无地自容”。[12]1923年秋，海德格尔来到马堡大学，伽达默尔又追随海德格尔回到马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伽达默尔彻底摒弃了新康德主义的抽象思维。最早的“海德格尔派”[13]以伽达默尔及海德格尔的另一学生勒维特（K.Löwith）为核心建立起来。
持续数年的“苦闷的彷徨期”也就这样到来。海德格尔那颠覆形而上学的思想威力完全摧毁了伽达默尔既往的哲学思想架构。全盘自我否定之后重新建构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伽达默尔同时还要竭力避免仅仅沦为海德格尔思想的传声筒，忍受自我探索过程中不断的失望与迷茫。伽达默尔开始对自己的哲学天赋深表怀疑。当时的马堡大学是古典修辞学的重镇，有着一大批治学严谨的修辞学大师。这段时光里，伽达默尔一面从海德格尔那里汲取着思想养分，另一面将主要精力投入于古典修辞学的研修。事实证明，伽达默尔天资过人，他在哲学和修辞学两个领域都取得了收获。1927年，他首先获得了古典修辞学的大学授课资格。此时他仍在哲学和古典修辞学之间徘徊不定。海德格尔回弗莱堡接替胡塞尔教职前劝说举棋不定的伽达默尔，伽达默尔最终以现象学的新角度重新诠释柏拉图的《菲利布篇》，提交了教职资格申请论文《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菲利布篇〉的现象学解释》，于1929年获得哲学教职，留在马堡开始了清贫的私人哲学讲师生活。
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以及早年对古典文学的偏爱，让伽达默尔在近20年的时光里研读了大量的古希腊文本。在马堡研究哲学之余，伽达默尔保持去剧院看戏剧的习惯，并且每周出席布尔特曼举办的著名的高级希腊语经典研读会，饱读古希腊经典著作，“整整15年每周一个晚上……一周又一周。每晚准时8点15分开始，直到11点”。[14]除了该希腊文学研读会，在马堡岁月里伽达默尔同时保持参与“克吕格尔圈子”读欧洲文学名著的习惯，读了“成千上万页”俄、英、法国经典小说，也包括当时走红的康拉德、哈姆逊和纪德的作品。这种水滴石穿的文学功底养成令人赞叹，罗伯特·帕斯里克曾高度评价道：“伽达默尔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德国文学的读者和‘批评家’，我要特别指明，伽达默尔与大多数同行之间的本质区别恰恰就在于作为批评家的高度‘专业性’。”[15]
1933年，希特勒上台。虽然伽达默尔在政治面前保持缄默，但是思想和生活仍受到很大冲击。伽达默尔被视为“政治上信不过的人”，不被授予教职，他以学者身份维持生计的道路被封，陷入困境。其间，恩师海德格尔作为弗莱堡大学校长对于纳粹一时的认同，更是给了伽达默尔以沉重打击。但是战后当海德格尔因此备受抨击之时，伽达默尔仍站出来坚决维护海德格尔的哲学功绩，并努力促使海德格尔重回学术界，表现出一名学者的良知和品质。1937年春，伽达默尔终于获得了正式的教授头衔。
即便在艰难年月，伽达默尔也仍未放弃对文学的研究。他深化自己对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研究，荷尔德林研讨班成为他在马堡开的最后一个研讨班。“二战”期间伽达默尔亲自去魏玛瞻仰了里尔克的陵墓，拜访了里尔克的女儿女婿了解其生活与创作，这次拜访对其后来的里尔克研究起到很大作用。1938年，伽达默尔结束了20年的马堡生活，前往莱比锡大学任职。莱比锡原本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和单纯的学术氛围对伽达默尔是个很大的吸引，然而随着局势的恶化，德国大学没有一所会是真正的避风港。1943年莱比锡被轰炸后，伽达默尔在没有暖气、灯光和玻璃的大楼里专心致志地讲授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三歌，诗歌“儒雅醇厚”，学生厚衣秉烛跟读的这一幕深深烙印于伽达默尔的记忆中，发出“悲乎哉，美乎哉”的感慨，并富有深意地把“二战”时期称为“属于里尔克的伟大时代”。[16]1945年，“二战”结束。秋天，莱比锡由苏军接管，伽达默尔被选为莱比锡大学的新任校长。在1946年至1947年的两年任期中，伽达默尔一直忙于大学的重建事务。1947年春，伽达默尔接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聘书，前去做了两年哲学教授。其间发生了一段插曲，伽达默尔回到莱比锡交接工作却被监禁了4天，在狱中一遍遍诵读所能记起的所有诗句成为伽达默尔聊以自慰的唯一方式。另外，当时的法兰克福大学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氛围，战后的萧条笼罩一切，伽达默尔在那里也没能取得思想上的进展。临近50岁之际，他被确定为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继任人，得到了海德堡大学的终身职位。自此，伽达默尔定居海德堡一心治学，直至2002年百年仙逝。
伽达默尔在海德堡的后半生安稳平静，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终于可以专心于教学和研究。伽达默尔经过早年的厚积，在晚年迎来了思想的喷薄期。他用了近10年时间整理和总结自己先前的思想，在1960年推出了《真理与方法》这部为其赢得巨大声誉的厚重作品。在《真理与方法》之后，伽达默尔始终笔耕不辍，每年都撰写大量论文，同时也活跃在演讲台和访谈节目上。总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以后伽达默尔的私人生活可谓波澜不惊，他的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善与实践上。从1986年到1995年，伽达默尔的10卷本《全集》陆续出版。除了前两卷“哲学诠释学”为《真理与方法》及其补充与索引，其他各卷按“近代哲学”（3、4卷）、“古希腊哲学”（5、6、7卷）、“诗学与美学”（8、9卷）及“增补与附录”（10卷）将各时期的论文散篇结集成册。
经过数十年的沉淀，诗已深深地内化于伽达默尔的个人生活、哲学课堂和专业著述之中。以艺术论、历史论、语言论为三大理论支柱的《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就是以艺术真理的存在方式作为哲学诠释学的全部立论基础展开的，而最后一部分又回归到作为诠释学核心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诗歌语言。这种哲学与诗交融的思想倾向在伽达默尔中晚期陆续发表的大量诗论和美学论文中得到了集中展现，这部分诗学美学论著构成了伽达默尔10卷《全集》的第8、9两卷。可以说，在晚年伽达默尔明显开始有意向诗而行，这使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散发出浓重的诗性色彩，具有了诗化哲学的意味。
纵观伽达默尔漫长的一生，虽不能说伽达默尔的个人经历与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之间有着必然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但仍有一些际遇对伽达默尔思想走向和学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否认的显著影响，否则，伽达默尔的哲学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主要包括：
其一，战争与科技的冲击。
伽达默尔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大战，也经历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与思想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剧变。虽然表面看去，伽达默尔似乎是一生圉于象牙塔中不谙世事的正统学者，但实际上，他的前半生因为战争一直在难以想象的贫困与动荡中度过；而此后面对科学技术的大爆炸，特别是科技在人文领域和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无孔不入，出于思想者的敏感，伽达默尔又倍感忧心。此外，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中科技的作用和威力也是举世公认的。这样的时代背景迫使伽达默尔只能直面活生生的人类生命与生存现状，不可能只沉浸于抽象的思想空间度日。在战争和科技的阴影下，伽达默尔将哲学出发点和归宿都定位于人的现实生活，他要帮助人们摆脱实际的思想和生活困境，积极地为人类找寻未来的出路，而诗则被伽达默尔视为与科学理性相抗衡的最后希望。
其二，与海德格尔的相遇。
与海德格尔的相遇，使伽达默尔从一位一心钻研“抽象思维”的新康德主义者，彻底变成了追问“存在本真”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对伽达默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理解、存在和诗。海德格尔关于“前理解”“诠释学循环”等诠释学理念的提出，首先启发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命名。但论及最根本的影响，当属海德格尔著名的存在论思想。在伽达默尔看来海德格尔的伟大就在于，他是千年来第一个清楚地把西方对形而上学理念说的接受解释为“对存在的遗忘的开端”。[17]海德格尔“甚至理解了最古老的希腊人对存在的思考”，“教会了我们以所有的严肃性追问：何谓存在？从而使我们摆脱几乎是完全的遗忘性”。[18]受海德格尔影响，存在成为伽达默尔毕生追问的基本哲学命题。而存在的本真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怎样才能进入其中？海德格尔晚年在吟咏荷尔德林的诗句之时昭告世人：唯有“诗意地栖居”。伽达默尔对此感叹道：“海德格尔学说中蕴含的诗意和能量使我经历的所有东西包括早期的经历都变得苍白一片。”[19]但也正是在“诗”的问题上，伽达默尔没有完全跟随海德格尔，他反对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语言”和“诗性语言”的区分，在语言反思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关于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学术承继关系，德国学者乌多·蒂茨的评价是较为中肯的，即伽达默尔对自己的导师既非全盘接受更非全面批判，而是以一种自觉而合适的距离来忠实于他，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才“有可能被视做海德格尔真正的哲学继承人”。[20]
其三，古典修辞学修习。
古典修辞学是一门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为基础，关于古希腊罗马辩论演说和修辞等口头言语技巧与方法的学问，是现代语言学的古老发端。伽达默尔在遭遇哲学瓶颈之时，首先成长为一名古典修辞学家。古典修辞学研修对于伽达默尔日后哲学大厦的建造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当时完全不可预见。而起初一直认为伽达默尔“对哲学完全不懂”的海德格尔，后来恰恰是因为伽达默尔在古希腊修辞学研究中对古希腊文本的那种“不得不提及”的熟悉程度，转而大力举荐伽达默尔获得哲学教职。伽达默尔在晚年回顾之时体悟到个中奥妙，回望来路之时，援引尼采的观点来证明这番选择的正确，认为尼采曾把语言学的专业性作为哲学家优劣的衡量标准颇有道理：“人们只要想想尼采的话就够了：‘我早就习惯于判断一个哲学教授的好坏就看他是不是个好的语言学家。’”[21]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将理解和解释的最根本性质归结为语言性，提出了著名的“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22]的说法。可以肯定地说，伽达默尔后来如此重视语言问题并能将其娴熟地融入整个思想体系，这段古典修辞学的钻研经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进而指出古典修辞学不仅对哲学诠释学建构至关重要，甚至自己“之所以能逐渐削弱掉使自己归同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形象”，也“主要应归功于这种修辞学的研究”[23]。晚年，古希腊的诗性语言进一步被伽达默尔确立为通向被遮蔽已久的存在真理的关键所在。这一切都可以上溯到伽达默尔大师级的古典修辞学修养这一根源。对此，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郑湧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伽达默尔）把哲学和语言问题密切地结合起来，首先是与古希腊语言问题的结合。这就形成了一条古典语言专家的哲学之路；对H.-G.伽达默尔来说，这也是一条最便捷、最佳而又最有特色的哲学路径。……是一条具有浓厚解释学意味的哲学之路。”[24]蒂茨在其著作《伽达默尔》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25]
其四，德国哲学的诗化传统。
哲学家有着非凡的艺术感觉和文学艺术造诣，这本是德国哲学的传统。德国哲学具有其他民族无法比肩的浪漫文学气质与禀赋，这在刘小枫的《诗化哲学》中已有深入的追溯和透彻的阐析。早在德国古典美学那里，这一传统就被确立下来并在德国大学代代延续。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狄尔泰、尼采、李凯尔特、海德格尔，不同时代的德国大哲其哲学理念虽各成一家，但却都对古希腊文本以及欧洲经典诗歌、戏剧、小说艺术保持着终身的爱好和精深研究。很难说，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如此长于艺术与诗，仅仅是出于共同的爱好。与其说伽达默尔从少年到老年所秉持的文学旨趣是一种个人兴趣或天分，不如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传统，是德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在后期与德里达的论战中，伽达默尔格外感觉到自己是如何强烈地扎根于德国“精神科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及其人文主义遗产中”[26]。回忆马堡时代，伽达默尔也对这种德国传统学院派文化氛围充满深情，“大家都有所谓共同的教育经历，没有哪个报告，没有哪个读诗会，没有哪个戏剧之夜甚至没有哪个音乐会大家不见面，不交流意见的”。[27]正是因为在思想上保持着与艺术的相通，德国哲学家才能不断迸发出惊人的思想火花。在艺术和哲学的关系上，伽达默尔敏锐地感觉到，“艺术可能是哲学的真正工具，而不是它的骄傲自负的敌手，这是一个真理”，[28]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赞同歌德的观点：“一个被分离出来的哲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其实已经完满地包含在宗教和诗歌中了。”[29]伽达默尔身后，这一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德国学界日渐消解，真正精于文学艺术的德国哲学家已很难见到，这当然跟弥漫整个欧洲的后现代思潮不无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伽达默尔被称为“德国传统的最后传人”。但放弃对诗与哲学古老关系的秉承，德国哲学最富亮彩的特色也随之暗淡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伽达默尔的学术思想在一定层面上已经和正在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对人类理解行为本身的理解，以及对“真理”的重新认知。伽达默尔在老师海德格尔存在思想的启发下，突破了自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以来古典“认识论—方法论”诠释学原则，将理解和解释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首次从本体论的高度上对人类的理解行为进行全面反思；除此之外，伽达默尔从艺术经验入手，经由历史和语言层面的论证，全面批驳了科学真理观念带给人类思想的遮蔽和格式化，力图带领人们回归古希腊原初的真理经验，这种真理经验实际上就是通过诗的语言进入诗意存在的经验。伽达默尔晚年一直致力于理论的实践环节，在教育、艺术、社会等现实生活各领域的应用中检验和完善他的各种理论。其理论基础之深厚、论证之严密、体系之完备在当代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伟大而深邃的思想本身就是说不尽的，极具研究价值。
重艺术，这是伽达默尔的哲学给人的突出印象之一。哲学诠释学的阐释从艺术领域开始，进而扩展至整个精神科学，最终建立于艺术、历史和语言三大支柱之上。在伽达默尔思想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伽达默尔进一步表现出以“诗”来表达哲学诠释学思想精髓的倾向，同时也非常注重在具体的诗歌批评中运用他的诠释学理论。总的说来，伽达默尔的艺术与文学造诣是其学术思想创立的基础之一，他的思想发展不但没有脱离文学与艺术，反而进一步向其靠拢，最终在总体上呈现出诗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