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茶业的现代化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但是，由此而产生两种不同的结论。
在西方侵略者看来，既然如此，那么，“只有在产茶区输入欧洲的资本和经营方法，才能挽救这个国家的茶叶外销免于衰退。如果外国人能够自由进入这一国家，情况就一定会彻底改变”。[130]因此，要实现中国茶业的现代化，唯一的办法，“应当是让外国商人自由地深入内地，并且采用最新的方法，制造供应市场的茶叶”。[131]
诚然，中国茶叶的竞争能力，在19世纪70年代以降，已经开始露出劣势的苗头。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茶叶在伦敦市场上，无论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印度和锡兰的茶叶。80年代后期，中国次等的工夫茶在上海的离岸价格，已经高出印度和锡兰上等茶在加尔各答和锡兰港口的离岸价格。[132]把上海到伦敦和加尔各答以及锡兰港口到伦敦的运费差价考虑在内，人们就可以想象到中国茶叶在伦敦市场上是处在怎样的劣势地位。同样，在工夫茶的另一重要出口口岸的福州，一担工夫茶的包装、运费和税捐支出，几乎相当于它在伦敦售价的全部。[133]这就是说，如果按照伦敦市场上的竞争价格出售，不但没有一文利润，连茶本也捞不回来。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办法降低华茶的生产成本，降低华商的运销费用，只有放弃在英国市场上和印度、锡兰茶叶进行竞争的一切打算。
但是，这种情形绝不是“让外国商人自由地深入内地，并且采用最新的方法制造供应市场的茶叶”就能改变的；恰恰相反，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的低下，中国茶叶生产成本的高昂，中国茶农处境的艰难和身受剥削的严重，正是外国商人“自由地深入内地”的结果。
中国茶农身受严重的剥削，这是中国茶业衰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败退的根本原因。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茶农所受的剥削是双重的。他们直接受剥削于贩运茶叶的中国茶商，又间接地受剥削于出口茶叶的外国洋行。
中国茶商对茶农的剥削，又是多重的。他们既向茶农收购茶叶，又多贷款给茶农周转生产。因此，他们对茶农既有价格上的克扣，又有利息上的盘剥。同时，在小农分散生产的条件下，茶农生产的茶叶最后到达洋行手中之时，往往要经过多次转手。所谓“摘者卖与制者，制者卖与转送者，转送者复卖与洋商”[134]，每多一次转手即多一层剥削。事实上，三次转手还是简化了的层次，因为在洋商与转送者的茶庄之间，还有一道中间商的茶栈[135]，因此转手的层次一般不是三级而是四级。在安徽、湖南茶区，茶农与茶商之间还有“行户”这样一个中间环节。行户的作用，是在背着茶农“夤缘茶商，预订价值，把持行市”。[136]商人给茶农的茶价，行户既明取佣金，又暗扣背手钱[137]，到茶农手里，已经是七折八扣以后的剩余。湖南安化的茶农卖给茶商的茶叶，每百斤只能算作76斤，而所得茶价，每千文只能到手860文。其余都被行户、茶商拶削以去。[138]80年代初期，一个居留中国茶区的海关官员自问自答道：“卖茶的钱究竟落到谁的手里了？”“大部分的利润是被中间商人囊括以去。”“真正交到种植者手里的那一部分，每人所得不多。”[139]单纯从中国茶农这方面讲，突出中间商人是可以的。因为正是由于小茶农的分散和落后，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中间盘剥。
但是，要说大部分利润都被中国的中间商人“囊括以去”，这就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因为在中国茶商的背后，还有一个控制着中国茶商的最大剥削者——掌握茶叶出口的外国洋行。究竟是谁囊括了大部分的利润，这个问题要在中国茶商和外国洋行交往过程完全弄清以后，才能得到正确的回答。
中国茶叶出口市场之受制于洋商，销售价格之决定于洋行，这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受到朝野上下普遍注意的现象。洋商“抑价压秤，多方挑剔”，出自1885年湖南巡抚卞宝第之口[140]；“多方挑剔，故意折磨”，来自同年两江总督曾国荃的笔下。[141]湖广总督张之洞在1892年指责洋商“率多挑剔，故抑其价”[142]；两年后，湖南巡抚吴大澂则诟病洋行“抑勒茶价，借端挑剔”。[143]封疆大吏，几乎众口一词。民间议论，更不必细说。
外国洋行究竟是怎样控制茶叶市场、决定茶叶价格的？这里有一篇80年代初期汉口茶商和外国洋行进行茶叶交易实况的报道。由于这篇报道出自一个“彻底了解这一贸易情况”的外国人的手笔，所以，不妨径直抄录他的原话。他说：“中国货主把茶叶运到汉口，他们委托广州经纪人出售茶叶，经纪人便把样品送到各家洋行，此时茶叶还在船上，外商洋行争购新茶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交易谈妥以后，广州经纪人便告知他的老板们。”“成交以后，茶叶便立即运往购茶人的仓库，进行验收、过秤。大概按市价多给了一二两银子的狡猾的购茶人，这时便乘机为难，说茶叶与样品不符，因此必须扣除一两银子。茶贩虽然反对，但无法可施。因为如果他把茶叶运走，也不会有别人购买。先前急于争购茶叶的外商，现在却像工会会员一样坚定，他们对别人不要的茶叶，绝不过问，这是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帮助的一种制度。这位中国商人不得不依从扣价，然后是过秤。通过巧妙的手法，可以取得5%、8%、10%乃至更高的秤扣。汉口海关承认3%的秤耗，其他扣头还不在其内。因此，一个购茶商可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10%—15%的扣头。汉口没有代表中国茶贩的行会，茶贩急欲售茶回家，他所雇用的广州经纪人则更偏向外国人，而不向着他。由于这个制度（这是近年来实行和完备起来的），一个汉口购茶商在去年可以这样说，他运往英国的茶叶，账面上虽然亏损了6%，但仍留下了12%的利润，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这些欺骗行为以外，在所有包装和装船费用方面，还有很大的回扣。这些回扣，都为汉口购茶外商所攫取。在席包、力资等方面的回扣为20%—40%，但是，这些回扣可以认为是商会规定的收费标准的合法措施。”[144]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中国商人施之于茶农的一套，在某些方面又再现于外国洋行施之于中国商人一套之中。而且由于洋行有更“巧妙的手法”，有“更偏向”他们的中国经纪人，又有“近年来实行和完备起来”的“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帮助的一种制度”，还有他们自己规定的“合法措施”，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决定了“囊括大部分利润”的人，是他们而不是中国的茶商。
外国洋行在茶叶交易上，当然是由于他们拥有优于华商的资本，是由于他们在资本上的优势地位。中国茶商之所以屈从外国洋行的抑价压秤，“急欲售茶回家”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是中国茶商“成本不充，难于周转”[145]，“借本谋利，货难久延”。[146]中国茶商也曾“不愿在外商提供的价格下卖茶。他们宁愿把茶在外国仓库中贮藏起来，而向外国商人借款，以茶叶为担保”。但是，“每月支付二分至三分的利息”，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147]和上面那篇报道相隔不久的另一篇汉口的海关报告，更道出了此中真情。报道说：“向茶农收茶转卖外商的中间商人，经常靠借来的钱经营”，在贷款来源少、利息高、期限短的条件下，往往等不到茶市行情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借款就已经到期。因此，“中国茶商处于易受外商压迫的不利地位，不得不卖茶偿债”。[148]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出口茶叶的洋行，就是中国茶商，有时甚至是中国茶农的贷款者，他们不但让中国茶商将其剥削转嫁于中国茶农，而且直接参与对中国茶农的剥削，用不着茶商转嫁。
所以，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中国分散和经营落后的小农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处于分散、孤立和狭小状态的中国茶农，是洋商剥削和一切中间商人剥削的最后承担者。中间商人之得以剥削茶农，在于茶农之分散、狭小和孤立，洋商之得以剥削中间商人，也在于茶农之分散、狭小和孤立。维持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以便于他们的榨取这一点上，外国洋行和他们的买办以及一切中间商人都是一致的。
试想：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外国商人自由地深入内地，并且采用最新的方法，制造供应市场的茶叶”，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不言而喻，这只能是有利于外国侵略者“采用最新的方法”剥削中国茶农，给中国茶农制造更大的贫困。中国茶业并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
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西方的“最新的方法”并不能造福于中国的人民，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长期的生活和斗争的经历所取得的结论。只有在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中国人民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充分利用现代世界上所有的“最新的方法”，发展包括茶业在内的一切实业。中国的经济，才有可能在充分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得到迅速的腾飞。这才是正确的结论。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历程，已经证实了这个结论，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将继续证实这个结论。
附表1 中国茶叶出口统计*（1699—1833年）
附表2 中国茶叶出口分国家统计（1821—1840年）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 W.H.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1935年版，第24页；New Times，1983年，第38期，第27页。
[2] 例如，M.E.Wilbur，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Far East，1945年版，第303页。
[3] 前说见H.C.Sirr，China and the Chinese，第1卷，1849年版，第365页；后说见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第23页。
[4] Wilbur，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Far East，第304页。
[5] New Time s，1983年第38期，第27页。
[6]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第1卷，1926年版，第31页。
[7] 前说见H.C.Sirr，China and the Chinese，第1卷，1849年版，第305页。
[8]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第1卷，第9页。
[9] 参见本文附表1。
[10] M.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1951年，第2—3页。
[11]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第1卷，第136页。
[12]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第1卷，第158页。
[13] 英国降低进口茶税，一般以1785年通过的减税法为始，实际上在此以前的1767—1773年和1779—1780年，曾两度减低茶税。参见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1936年版，第192—193页。
[14] 参见附表1及拙稿《中国近代生丝的对外贸易和缫丝业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附表1。
[15] H.C.Sirr，China and the Chinese，第1卷，1849年版，China and the Chinese，第4卷，第115页。
[16]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1951年，第98—99页。
[17] 参见本文附表2。
[18] J.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第2卷，1919年版，第118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参见New Times，1983年第38期，第27页。
[19] Ukers，All About Tea，第2卷，第96页。
[20] C.M.Foust，Muscovite and Mandarin，1969年版，第358页。
[21] 参见本文附表2。
[22] 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7、1606页。
[23] 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第134页。
[24]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以下简称Commercial Reports），1875-1876年，上海，第27页。
[25] China Maritime Customs，Tea，1888年，1889年，第116页。
[26] 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第1卷，1910年版，第366页。
[27] S.K.Bose，Capital and Labor in the India Tea Industry，1954年版，第5页。
[28] Tea，1888，p.116.
[29] A.J.Sargent，Anl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1907年版，第217、271页。
[30] 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Herald），1893年5月12日，第673页。
[31] 《访察茶叶情形文件》，1889年版，第92页。
[32] China Maritime Customs，Reports on the Trade of China（以下简称Trade Reports），1889年，福州，第287页；同见Commercial Reports，1889年，福州，第6页。
[33] Trade Reports，1890年，福州，第295页。
[34] Trade Reports，1889年，福州，第287页。
[35] 《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56页。
[36] 以上俱见Trade Reports，1876年，第36—37页。
[37] 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4页。
[38] 当然，也应该看到，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俄国所需要的华茶，有一部分在英国购买。而在此以后，则逐渐转为直接向中国购运。英国作为华茶中转站的地位，由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而削弱，这也是英国购买华茶减少，而俄国购买华茶增加的一个原因。
[39] The Financial News，1887年4月21日。Tea，1888年，第151页转载。
[40] Economist，Herald，1897年5月28日，第948页转载。
[41] Herald，1887年10月27日，第446页。
[42] 据《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56页和第92页的记述计算。
[43] 黄遵宪：《日本国志》第38卷，1890年刊，第9页。
[44] Tea，1888年，第161页。
[45] Commercial Reports，1875—1876年，上海，第27页。
[46] Herald，1887年10月27日，第446页。
[47] 以上参见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第157—159页；Herald，1897年10月8日，第664页。
[48] 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第158页；Herald，1898年4月25日，第692页。
[49] 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第321页。
[50] 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第318页。
[51] Commercial Reports，1890年，汉口，第10页。
[52] Herald，1897年10月8日，第666页。
[53] Commercial Reports，1875—1876年，上海，第27页。
[54] Trade Reports，1880年，第45—46页
[55] Commercial Reports，1890年，汉口，第9页。
[56] Commercial Reports，1890年，汉口，第9页。
[57]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76页；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6页。
[58]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Returns of Trade of Variou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ears 1847 and 1848，pp.61-62.
[59] J.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1860年版，第108页；Robert Fortune：Three Years Wa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China，1935年版，第95—96页。
[60] Commercial Reports，1877年，淡水，第146页；T.W.Davidson，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1903年版，第373页；吴锡璜等：《同安县志》（第36卷），1929年刊，第5页。
[61] Ukers，All About Tea，第2卷，第230页；Commercial Reports，1871年，淡水、基隆，第135页。
[62]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888年，第329页。
[63] 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第23卷），1932年版，第10页。
[64] Commercial Reports，1864年，汉口，第121页。
[65] Commercial Reports，1868年，天津，第165页。
[66] G.C.Allen等：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第58页。
[67] Trade Reports，1865年，汉口，第40页；1877年，汉口，第14—15页。Allen，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第59页。
[68] 但产茶区的手工制茶，一直到90年代末期，仍然存在。参见Herald，1899年7月31日，第235—236页。
[69] Commercial Reports，1875年，汉口，第46页。
[70] Trade Reports，1876年，总论，第64—65页。
[71] Trade Reports，1877年，汉口，第14—15页。
[72] Trade Reports，1878年，汉口，第42—44页。
[73] Ukers，All About Tea，第2卷，第96页；Trade Reports，1878年，第42页。
[74] Trade Reports，1879年，汉口，第269页；1881年，汉口，第6页。
[75] Herald，1888年9月1日，第256页。
[76] 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e（简称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年，汉口，第304页。原单位为筐，由作者换算为担。
[77] Herald，1899年7月31日，第236页。
[78] 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年，汉口，第304页；A.Wright，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1908年版，第694页。
[79] Trade Reports，1870年，九江，第31页。
[80] Commercial Reports，1875年，九江，第61页；Trade Reports，1875年，九江，第112页。
[81] 据Wright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1908年版的记载推算，参见该书第716页。
[82] 藤户计太：《扬子江》，1901年版，第136页。
[83] 以上见Trade Reports，1875年，福州，第189—199页；1876年，福州，第78页。
[84] Trade Reports，1876年，福州，第78页。
[85] Davidson，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1903年版，第372页。
[86] Commercial Reports，1877年，台湾，第136页；淡水、基隆，第146页；1885年，淡水、基隆，第27页；1890年，淡水，第3页；Tea，1888年，第91页。
[87] 肖文昭：《茶丝条陈》，1898年刊，第5页，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农事私议及其他三种》。参见Herald，1897年10月8日，第665页。
[88] Herald，1898年1月14日，第41页。参见《官书局汇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六日，第3页。
[89] 肖文昭，《茶丝条陈》，1898年刊，第5页；参见Herald，1897年11月19日，第915页。
[90] Herald，1897年4月30日，第761页；1897年9月17日，第541页。
[91] 肖文昭，《茶丝条陈》，1898年刊，第5页。福建焙茶公司虽然成立，但不及两年即已停闭，参见Herald，1899年3月27日，第519页。
[92] Trade Reports，1875年，福州，第189、190页。
[93] Trade Reports，1876年，福州，第78页。
[94] 《农商公报》1916年第20期，政事栏，第9页。
[95] Herald，1891年1月9日，第33页。
[96] 《益闻录》，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
[97] Herald，1891年1月9日，第33页。
[98] Herald，1897年6月18日，第1092页。
[99] 肖文昭，《茶丝条陈》，1898年刊，第2页。
[100] Herald，1897年6月18日，第1092页。
[101] Commercial Reports，1894年，温州，第3—5页。
[102] 肖文昭，《茶丝条陈》，1898年刊，第2页。参见Herald，1898年3月7日，第358页。
[103] 《官书局汇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六日，第3页。
[104]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7卷），1920年版，第28页。参见Far Eastern Review，1918年1月，第3页。
[105] Herald，1898年3月7日，第58页；《中外大事汇记》（第7卷），商业汇，1898年版，第25页。
[106] 《中外大事汇记》（第7卷），商业汇，1898年版，第25页；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72年版，第41页。
[107] Herald，1898年3月7日，第358页。
[108] Trade Reports，1875年，福州，第189—199页。
[109] 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1936年版，第82—83页。
[110] 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1936年版，第230—231页。
[111]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1962年版，第488页。
[112] Commercial Reports，1862年，九江，第51页。
[113] Trade Reports，1882年，九江，第106页。
[114] Commercial Reports，1874年，汉口，第2页。
[115] 《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64—65页。
[116] Herald，1887年10月27日，第446页。
[117] 肖文昭，《茶丝条陈》，1898年刊，第2页。
[118] Herald，1896年9月18日，第488页。
[119] Herald，1897年10月8日，第664页。
[120] 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第306页。
[121] Ukers，All About Tea，第1卷，第306页；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01页。
[122] Trade Reports，1876年，福州，第78页。
[123] 《农商公报》1916年第20期，政事栏，第9页。
[124] 《农学报》（第22册）；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09页。
[125] Herald，1898年3月7日，第358页。
[126] 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第58页；参见Far Eastern Review，1918年1月，第3页。
[127] 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第58页。
[128] 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第58页。
[129] 1915年以后，“企业家相继而起，竞集资金，组织茶社，广行种植”的消息，日有所闻（参见《中外经济周刊》1925年11月7日，第137号，第41页）。但多昙花一现，没有结果。例如，1917年广东商人唐吉轩在江西修水发起一种茶公司，资本扩充至50万元，先以7000元购地播种，但是，没有下文（参见《农商公报》1917年2月，第31期，选载栏，第39页）。
[130] Commercial Reports，1875—1876年，上海，第28页。
[131] Herald，1887年10月27日，第446页。
[132] Commercial Reports，1887年，汉口，第8页。
[133] Trade Reports，1889年，福州，第87页。
[134] 《访察茶叶情形文件》，第5页。原文“与”均讹为“于”字。
[135] T.H.Chu，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第234页
[136] 秦达章、何国祐：《霍山县志》（第二卷），1904年版，第17—18页。
[137] 湖南调查局：《湖南商事报告书》附录一，1911年版，第4页。
[138] 湖南调查局：《湖南商事报告书》附录一，1911年版，第4页。
[139] Trade Reports，1883年，淡水，第262页。
[140] 卞宝第：《卞制军奏议》（第五卷），1894年版，第46页。
[141] 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第二十五卷），1903年版，第47页。
[142] 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第二十卷），1920年版，第27页。
[14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6页。
[144] London and China Express，1882年9月1日，第939页。
[145] 卞宝第，《卞制军奏议》，第五卷，第46页。
[146] 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第二十五卷，第47页。
[147] Commercial Reports，1865年，九江，第2页。
[148] Trade Reports，1884年，汉口，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