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茶叶生产中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

（一）茶叶生产中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

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有没有产生过资本主义企业？有。但是，它首先是从外国资本中出现的。

在整个19世纪，茶叶占中国出口的第一位。甚至当出口茶叶开始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威胁，亦即70年代初期，它仍占中国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更加激烈的排挤，出口迅速下降，但是一直到90年代中期，它的出口仍然领先于生丝而占出口总值的1/4左右。[57]

对于这样一项出口的大宗，西方侵略者自然不会放弃利用各种方式对它的生产进行参与和控制。在五口开放不久的40年代中期，经营茶叶出口的洋行，就曾利用买办深入茶区收购茶叶。[58]50年代以后，在某些茶区中进一步实行了垫款预购的办法。[59]这些办法，除便利外商对中国茶农的剥削以外，当然也包括改进茶叶的生产以适合他们需要的目的在内。

从60年代起，西方侵略者开始进一步直接控制茶叶的加工制造。英美侵略者的目光，首先投向毗邻福建产茶区而清政府又比较放任的台湾。1862年，台北淡水开港不久，英国商人就不顾中国主权，企图在那里开辟茶园。[60]其后6年（1868），多德洋行（Dodd & Co.）径自在台北板桥设立一家精制毛茶的焙茶厂。[61]80年代末期，美国旗昌洋行也在距台北不远的大稻埕设立了一家机器焙茶厂。[62]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取得侵略者所预期的效果。

在砖茶的制造方面，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掌握了砖茶出口贸易的俄国商人，同时掌握了砖茶的加工制造。

中国对俄国的茶叶贸易，主要是通过陆路进行的。由中国的产茶区经张家口以至恰克图，是19世纪茶叶贸易的主要路线。一直到50年代终了，这一项贸易还没有完全落入俄国商人手中。1860年以前，专门运销俄国的砖茶，主要是由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产茶区收购并压制包装，经由陆路运往恰克图。据说在50年代末期，张家口、恰克图一路还有中国茶商28家，经营茶叶出口贸易，“利息丰盛”。[63]俄国商人的参与和控制华茶对俄贸易，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1863年，第一批俄国茶商进入当时的茶叶贸易中心汉口。1864年，据说汉口已经有了9家俄国茶商。他们每逢春季就前往茶区，直接收购茶叶。[64]不但很快就控制了茶叶贸易，并且进一步从事制造砖茶。1866年，所有经由天津到西伯利亚的砖茶就全部是由俄国商人自制或在他们监督之下制造的。[65]短短的时间内，“俄国人彻底改变了茶叶贸易的结构”，取得了从生产以至运销的全部控制权。[66]

70年代以前，所有砖茶的制造，都在收购茶叶的所在地，沿用原有的手工生产方式。[67]当砖茶贸易进一步扩大时，他们逐渐把砖茶的生产中心由产区崇阳、羊楼峒一带向茶叶的集散中心汉口集中。[68]与此同时，中国的砖茶生产，第一次出现了使用动力的机器。

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机器砖茶工厂，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早期的记载呈现出许多矛盾。例如，1875年汉口的英国领事报告说：“这里有两家俄国商人经营的砖茶制造工厂，它们用蒸汽机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使用的粗笨的压机。”[69]而在1876年、1877年和1878年的海关报告中，先是说：“最近两年内，有三家使用蒸汽机的茶厂已经迁移到汉口租界或其附近。”[70]继而说：“汉口现在有四家砖茶制造厂，其中只有两家使用蒸汽机。”[71]最后又说：“汉口有六家茶厂，其中有三家仍然使用手工制造。”[72]据说，“此时在汽压机之外，水压力机又开始引用。”[73]可以看出，机器之取代手工，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大抵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交，手压机才完全为汽压机所取代。[74]80年代后期，这些砖茶厂已完全垄断了出口砖茶的制造。它们使用最新式的机器，有自己的发电设备。工厂的高烟囱成为“租界里最引人注目的建筑”。[75]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家新砖茶厂，连同原有的茶厂，共拥有砖茶压机15架，茶饼压机7架。日产茶砖2700担，茶饼160担。[76]在茶叶旺季，每厂雇用的苦力和木工，超过8000人。[77]在整个90年代，共有价值2640多万两的茶砖和茶饼从这些茶厂中生产出来。[78]

站稳脚跟以后的俄商机器砖茶厂，又从汉口向另外两个砖茶贸易中心——九江和福州扩展。

九江是江西茶叶的集散中心。从60年代末期起，俄国商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的砖茶输出潜力。1869年夏天，汉口的一家俄国洋行曾派人进驻产茶中心的宁州，专门进行收购。第二年，经由九江出口的砖茶就陡然比往年增加了2—3倍。[79]1875年，在汉口设厂不久的新泰砖茶厂最先在九江开设了一家分厂。这一年，九江砖茶出口，就由前一年的93479磅增加到1909985磅，而茶叶末儿的出口则大大减少。[80]两年以后（1877），另一家俄商大厂顺丰砖茶厂跟着由汉口入侵九江。[81]进入20世纪，据说九江已有茶厂3家。[82]大约最后进入汉口的一家俄商大茶厂阜昌，这时也进入九江了。

福建是中国另一个产茶中心地区。其砖茶出口大约是从70年代初期开始的。1872年，汉口的俄商茶厂在福州设立的砖茶分厂，是福建出现的第一家外国茶厂。其后4年间，俄商更在产茶区的建宁、延平等地，从事设厂活动。到1875年年底，建宁有茶厂3家，福州、延平两地，各有茶厂两家，3年之中，一共设了7家，一年以后（1876），又增至9家。[83]这些茶厂规模都比较小，平均每厂年产量不过6000担[84]，不但不足以与汉口茶厂相比，就是比起九江的茶厂，也要逊色得多。80年代以后，福建砖茶的地位，日趋下降，这些小规模的砖茶厂也就随之陆续停业了。

从以上情况看，19世纪中国茶叶生产中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主要限于砖茶的生产，且基本上为俄国商人所独占。

（二）茶叶生产中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

在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以外，中国茶业中的本国资本主义企业，在整个19世纪，几乎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但是不成功的试探，至少在80年代中国茶叶面临国际市场压迫的局面下，已经从官、商两个方面，开始有所行动。

和外国入侵者的活动若相合拍，中国官方的倡导，最早出现在建省前后的台湾。

茶、糖、樟脑是台湾传统的三大出口物。台湾建省前后，台茶出口有显著的增加。在1871—1896年的25年中，当中国大陆茶叶的海外贸易下降了将近30%之时，台茶出口却猛增了将近12倍。[85]先后主持台湾政务的丁日昌、刘铭传等人，对台茶的鼓励，也不遗余力。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和台湾巡道夏献纶、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在拓展茶园、推广茶种以及改进茶叶烘焙、包装技术等方面，都做出了一些努力。[86]但是，成效很小。就现有的材料看，直到台湾沦陷于日本之手以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茶叶加工方面出现过一家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败退，更加引起朝野的关注。不少地方督抚大臣，也开始注意到引进外国制茶机器，进行新法生产，以与印度、锡兰茶叶竞争。1898年，有人就说：“近闻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集款八万金，置机制茶已肇端倪。”[87]厂址选择在俄商曾经设厂生产的羊楼峒。[88]又说：“闻两江总督刘坤一曾饬皖南茶局向公信洋行购置四具[碾压机器]，每架九百金。”[89]总督以下的地方官，也不乏对机器制茶颇感兴趣的人士。1897年，福州出现了一家商办的福建焙茶公司，试图用机器生产，本地道台就曾亲临公司，并且示意：“公司有任何需要援助之处，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90]

然而所有这些，“均系一隅试办，无裨全局”。而且大都试而未办，流于纸上谈兵。[91]

来自下面的、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事实上先于来自上面的、以地方督抚为代表的官府倡导。从我们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看，这一活动至少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1872年，当俄国商人刚刚进入福州进行设厂活动时，中国商人也在那里开办了一家砖茶厂。[92]当俄国砖茶厂扩展到建宁以后的第三年（1876），中国商人也在那里设立了自己的茶厂，和俄国人进行竞争。[93]这些工厂，可能都还是手工生产，与此同时，长期在安徽祁门兴植茶树的贵溪人胡元龙，“因绿茶销售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94]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个后期的报道，是否确凿以及是否用机器生产有待进一步查考。80年代以至90年代，中国商人兴办茶厂的消息不绝如缕。福建产茶区的建宁，在90年代初的1891年，又有人计划购买机器，建立一个机器焙茶厂[95]，这是在有文字记载中商办茶厂使用机器的最初报道。报道说，这家茶厂系“租与建宁府种茶之家”[96]，而收费也“远比手工收费为低”，“因为许多茶农都买不起那样贵的机器，而又都渴望把茶焙制得比现在的好”。[97]6年以后，福州又成立了一家茶厂，用机器焙制，“茶叶非常漂亮”[98]，“获利甚厚”。[99]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福州焙茶公司。“虽然它的规模还很有限，但是即使这样，它也足以显示使用机器会得到多么奇妙的结果。”[100]

在浙江产茶区的温州，1893年也首次成立了一家焙茶公司。紧接着在1894年又有一家公司设立，另有三家公司在筹备中。“这样在1895年的茶季中将有五家公司焙制绿茶出口。”[101]这些公司是否都采用机器生产，还很难确定。不过，1898年有人说：“温州茶事甚钝，近用机器焙茶，亦得善价。”[102]还有人说：“温州地方试用机器焙茶，知中国茶叶，若用新法制造，必能起色。”[103]这里所说的“钝”，显然是指手工生产，而所谓“新法”，则明指机器生产。可见，所说的如果都成为事实，这里就有一个由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过程。

在外国商人最先引用机器制造砖茶的武汉，此时也有不少经营茶栈的中国商人，试图插足其中。例如，从60年代就已涉足茶业的广东商人唐翘卿，在开办谦慎安茶栈数十年之后，“亦有用机器仿照印度之法”进行茶叶加工的尝试。[104]据说，1898年年初，汉口出现的资本6万两的两湖茶叶公司，就是唐翘卿尝试的结果。[105]

所有以上的民间茶厂建厂活动，多数没有下文，比较能够确定其存在的，只有福州机器焙茶厂一家。

试图和外国商人“进行竞争”的中国茶厂的创设者，有许多人当初就是替外国洋行收购茶叶的买办，或者是和外国洋行有过密切交往的商人。唐翘卿就当过汇丰银行的买办和上海茶叶公所的董事[106]，和外国商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两湖茶叶公司的参加者，几乎全是买办。[107]最初在福州设立茶厂同俄国商人竞争的中国人，也是一家外国洋行的买办。[108]大抵开办茶厂的中国人，十之八九来自中介茶叶出口的洋行买办或茶栈、茶行的老板。[109]而茶栈、茶行的老板，本身又多兼有洋行买办的身份。[110]他们在设厂之前，原先就已为出口茶叶加工。上海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采买毛茶，在沪改制”的“土庄茶栈”三四十家。[111]九江在60年代初就“已有十六七个商人在那里设立茶行为茶叶的输出加工”。[112]80年代初，增加到二三百家。[113]汉口在70年代初从事茶叶加工的茶行有200多家。[114]80年代后期，台湾淡水茶庄共约100家，“皆采买山内生茶自制装箱”。计“出洋淡茶由华商制造装箱者有五分之四”[115]。虽然他们“墨守成规，只关心尽快地把茶叶送往市场”。[116]但是，他们在外商影响之下，进一步设厂制茶，这是很自然的事。事实上，有些中国商人设立的茶厂，最初仍是依靠外国洋行的力量。福州焙茶公司之引进制茶机器，有人说，是“福州商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制焙”。[117]实际上，最初引进机器的是一家洋行；是这家洋行的老板，到印度锡兰跑了一趟；是“他和他的朋友”组织了这家公司。而“几个有影响的（中国）商人”只是这个企业的参加者。[118]同样，温州茶厂机器的引进者，最初也是一家外国洋行，其所引进的机器，正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印度西洛钩焙茶机。[119]

由此可见，中国通商口岸出现的一些中国茶厂，多数来自和外国洋行打交道的茶栈及茶行。他们有长期手工加工出口茶叶的传统。在机器制茶由外商茶厂引进之后，他们才紧接着插足其中，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过渡。

不言而喻，这种过渡不能理解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的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中国封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农村手工茶叶加工，在鸦片战争以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仍然维持原来的古老传统。湖北地区的砖茶生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里的砖茶制造者，一直采用手工压榨。在俄商进入以前，经营对俄砖茶贸易的山西商人，没有能够改变这种方法。[120]继山西商人之后的俄国商人，也没有能够改变。他们在砖茶收购中心羊楼峒等地设立的砖茶厂，仍然采用手工的生产方法。俄国人离开这里到汉口设立了机器砖茶厂以后，这里仍然长期维持原来的状态。有人说：设立在羊楼峒的砖茶厂，“其经营方式大都为临时性质，不利于购置新式设备”。[121]事实上，不是茶厂的临时性质，限制了新式设备的购置，而是手工茶户的力量，还不足以突破这个限制。

这种情形，在福建的砖茶制造中，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当俄国人试图在福建产茶区建宁设立机器茶厂时，那里原来手工制茶业者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最后他们赶走了外国侵略者，也限制了机器生产方法的使用。[122]

不仅如此，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不但作为茶叶加工的手工业，缺乏一个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而且作为茶叶种植的农业，更是难以找到一块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地。整个19世纪，中国茶叶的种植，基本上保留着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像印度那样占地以千英亩计，雇用大量工人的资本主义茶园，近代中国是不存在的。19世纪不存在，即使在20世纪，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也是不存在的。

当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早就有过大茶园的信息。例如，上面提到的安徽胡元龙，在“建设日顺茶厂”之前的19世纪50年代就“在贵溪开辟荒山5000余亩，兴植茶树”。[123]而80年代台湾林维源的茶园，据说就有茶树89万多丛。[124]但是，胡元龙也好，林维源也好，他们的茶园内部，都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1898年出现的两湖茶叶公司的第一部茶叶压卷机，计划安装在羊楼峒，但是，没有听说他们在那里建立资本主义的茶园。[125]191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江西宁茶振植公司。这是一个资本13万元，占地1500亩的茶园。它“拥有若干茶叶制作工场，其中安装了一些新式的制茶机器”。[126]但是，茶园本身的茶叶，仍不足以供给茶叶加工工场的需要，它还必须向一家一户的小农设点收购茶叶，才能维持加工场的全部运行。[127]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完全实现茶园经营的全部现代化。事实上，茶园的主持人单纯从商人的利益着眼，对茶园的现代化经营“格外忽视”，结果是茶叶的质量，日趋下降，公司的寿命，也不久长。开业以后，不到几年，这个字面上的资本主义农场，便陷入瘫痪状态。1932年终于永久停业。[128]可见，即使这样一些“一隅试办”的东西，也是不能长久维持的。[129]

如果说，中国近代的茶叶生产，曾经有过资本主义的经营，那么它所走的，也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既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园，也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大茶厂。茶叶加工制造的承担者，一头是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小茶户，另一头是以经营商业为主的茶栈、茶行。他们的发展和萎缩，都和茶叶的贸易发生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主宰中国茶叶贸易的外国洋行手中。他们都没有力量突破这个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