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与时俯仰 彰显特色

从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所折射的发展特征来看，敦煌文学还有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地处僻境，有着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它与中原文学有时遥相呼应，有时又互不影响。总体来说，敦煌文学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地追随中原政治与文学的发展步伐，也不紧随中原政治与文学的繁盛、衰枯而亦步亦趋。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中原板荡，王室南渡，东晋偏安，文士凋零，“少有全者”，中原文学，总体沉寂，难以掩饰渐趋衰落的荣光。而此时的敦煌，却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君臣雅集，热闹非凡。“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资治通鉴》卷 123）前有张轨创立的前凉政权，后有李暠开基的西凉政权，一前一后，济济多士，荟萃敦煌；前有“股肱谋臣”宋配、阴充、氾瑗、阴澹，后有“词学之士”刘昞、宋繇、阚骃、张湛、索敞。当时敦煌人才之盛，史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 （《周书·庾信传论》）。李暠也自称：“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手令诫诸子》）延及后世，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不禁感叹：“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史通》卷 18）中原英才，会聚河西，中原文化在河西僻地薪火相传，绽放出异域中“华风”奇彩与辉煌。

到了初唐、盛唐，中原文学人才鼎盛，繁花似锦，而敦煌本土文学却相对沉寂。偶有从中原腹地奔赴敦煌的墨客骚人，却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酝酿成就了唐代边塞诗派的声威，算不得本土文学的辉煌。安史之乱后，中原文学渐趋萧条，而敦煌文坛渐趋热闹，并且逐步复苏、兴盛。尤其是敦煌落入吐蕃统治以后，从敦煌落蕃到归义军张氏政权、归义军西汉金山国政权，再到归义军曹氏政权，敦煌文学与中原文学并行发展，与中原文学互相补充，各具特色。敦煌文学从此步入了历史上发展的黄金时期，成就了敦煌文学今日的辉煌。不论其作品样式，还是作品内容，都呈现出中原文学所未能有过的文学态势。在这短短的二三百年间，涌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新兴的文学题材、文学文体，在儿郎伟、邈真赞、变文、讲唱文、曲子词、佛曲、上梁文等领域，绽放了异域的奇葩，给中原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地位，它并不因为中原文学的衰落而衰落，也不因为中原文学的繁盛而繁盛。有时中原文学衰落了，它却依然繁盛；有时中原文学繁盛了，它却依然沉寂。它与中原文学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有时共享荣枯，有时却大相径庭，始终保持着异域的本色。

敦煌文学与中原文学的关系，之所以会呈现上述特征，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敦煌地域遥远，作为边陲之地，文学传播及影响，有一定的缓冲、间歇。因此，时代的变局，尤其是当时中原文学的繁盛，并不能立即在敦煌反映出来。盛世的文化渗透力，有如春雨润物，柔韧而久长。这是初唐、盛唐时期，敦煌本土文学并不十分热闹的原因之一。

经历了北魏“士民东迁”的巨大创伤，从北魏迄隋朝，敦煌地区曾经有太长时间的“文学荒漠”。到了唐代初期，即使有大唐中原文学的滋润与给养，敦煌文学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况且当时大唐国势鼎盛，人才多集中于京城地区。敦煌文学的复苏与发展，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一批敦煌本土优秀作家的参与。

二是乱世破坏力强，波及迅速，敦煌作为边陲地区，尤其反应敏锐。所以中原乱世文学，比起中原盛世文学，破坏力强，很快影响和波及敦煌地区。譬如西晋永嘉之乱的初期、唐代安史之乱的初期，对于同时期的敦煌文学的破坏力和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不过，由于敦煌地处河西，所遭遇的中原乱世的破坏力影响，从程度上说相对比较有限，在时间上相对较短。敦煌文化似乎对于中原乱世文化有一种“本能的反弹”和“免疫力”，它会及时调整这种乱世破坏力的影响，使之降至最低程度。这就是西汉末年王莽乱世、西晋永嘉之乱后，敦煌能够成为中原人士避乱的原因之一。

三是敦煌作为乱世地，承继了中原地区的文脉与传统，为它在乱世中的崛起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西汉、西晋末世，大批文士寓居敦煌，带去了许多先进的中原文化、科学技术，同时也带去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敦煌相对稳定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极好的条件，所以一时之间，文学雅集，名作涌现。而相比之下，此时中原“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

安史之乱后，吐蕃蚕食陇右、河西，陇右、河西相继沦陷，而敦煌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抗敌，成为当时河西地区最后被吐蕃攻陷的地方。敦煌民众的顽强抵抗，与吐蕃达成协议，获得了“勿徙他境”的善待。

正是这番用鲜血换来的可怜的善待之举，却成为此后敦煌文学崛起的基点。敦煌文学正是依赖于这一点，敦煌人民“穷且弥坚”，沦陷的生活苦难与民族耻辱，点燃敦煌沦陷区人民的创作热情，他们始终心系中原，抱着对中原文化的极大热情，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到敦煌光复后的归义军时期，逐步成长、繁盛，创造了这段二三百年间的中国文学奇迹。这一段敦煌文学史的黄金时代，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敦煌文学的焦点与重心。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敦煌文学犹如绽放在祖国大园圃中的一朵异域奇葩，它虽无牡丹之高贵，却有兰草之幽香。

无论你是赞赏它，还是批评它，无论你是青睐它，还是遗忘它，它都在那里。作为民族曾经的记忆与辉煌，永远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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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

[2]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

[3]颜廷亮：《敦煌文学千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

[4]柴剑虹：《读敦煌写卷 〈黄仕强传〉 札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编纂：《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

[5]刘复：《敦煌掇琐》，黄永武主编：《敦煌初集丛刊》（第十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6]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75页。

[7]王重民、王菽庆、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272页。1997年出版的张涌泉、黄征两位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沿用旧的分类，而对王先生的《茶酒论》录文作了新校。见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3—433页。

[8]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273页。

[9]张锡厚：《敦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10]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1 期，第103页。

[11]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494页。

[12]赵逵夫：《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 〈茶酒论〉 考述》，《中国文化》第3 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7—163页。

[13]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6页。

[14]谭家健：《中国古代通俗文述略》，《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 2 期，第35页。

[15]颜廷亮主编，李明伟撰稿：《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474页。

[16][日] 藤枝晃：《敦煌千佛洞之中兴·碑记六》，《东方学报》（京都）第三十五册《敦煌研究》专号。

[1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98页。

[18]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19]荣新江：《敦煌写本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校考》，《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16页。

[20]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21]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

[22]见《敦煌文学刍议》，系周先生提交 1987年香港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在《甘肃社会科学》发表时有所删节。而该文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时，所提到的文体总类为“三十二”种，见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及其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63页。

[23]荣新江：《才高四海 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24]柴剑虹：《“模糊”的“敦煌文学”》，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5]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甘肃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26]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4、46页。

[27]P.3720 大中五年黄牒不计入；《赠沙州僧法和悟真辄成韵句》算一首，不算两首。

[28]录文参考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118—129页。

[29]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