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体种类丰富繁多

敦煌文学作品内容广博，不少学者习惯用官、私文书的概念来命名一些敦煌文学作品。这确实体现了敦煌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鲜明特色。有政治场合使用的诰命、诏敕、表、状、疏等官方文书，有亲友僧侣之间的私函、书启，有民间社团、僧尼团体的组织活动文书社司转帖、斋琬文、释门文范，有民间应用文书契约、放妻书、遗令，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婚丧、游历、礼佛的障车文、祭文、游记、愿文，有各类社会活动、宗教仪式、民间礼仪形成的作品上梁文、邈真赞、书仪等，敦煌遗书以百科全书式的图景展现着敦煌乃至整个河西地区的社会历史生活画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学风貌。

敦煌遗书中敦煌文学作品，完整地展示了五六百年间中国文学所走过的历史路径，这种未经历史尘埃掩埋或淘汰的文学状貌，原生态地体现了敦煌文学曾经的源起、生成、发展、繁荣与凋零。也将那些未经历史洗刷或淘汰的原生态敦煌文学作品，展现于世人面前，丰富而芜杂。

敦煌文学作品文体种类之丰富繁多，令人叹为观止。老一辈敦煌学家周绍良先生曾经依照《文选》的分类方式，对敦煌文学提出了三十种文体类目[22]，分别为：表、疏，书、启，状，帖、牒，书仪，契约，传记，题跋，论说，文、录，颂、箴，碑、铭，祭文，赋，诗，偈、赞，邈真赞，歌谣，曲子词，佛曲，儿郎伟，民间曲词，变文，讲经文，因缘（缘起），押座文、解座文，小说，话本，诗话，词文，共计三十大类，三十八小类，这些划分类别，颇为契合敦煌文学作品文体的真实状貌。如此丰富而繁多的文学作品门类，在此前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有过。因为这其中有不少的作品文体，是在敦煌文学中所独有的。这些丰富作品文体的出现，奠定了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独特地位，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如此丰富而芜杂的作品文体，给敦煌文学研究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譬如，敦煌文学由于受到佛教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多僧徒之作，多宗教色彩浓厚之作，如何判定一篇作品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例如以敦煌曲辞为例，饶宗颐、戴密微的《敦煌曲》将具有宗教色彩的《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三调，“通通撵出敦煌歌辞的范围”，而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主张只要是“一切有音乐性的歌辞写本”都予以收录。

又比如，许多敦煌文学作品在当时一般都具有比较强的应用价值，如何区分它的应用性与文学性。以写经题记为例，它本是用于一定宗教目的的文书，应用性很强，但这些题记，在今天看来，却颇富历史价值。荣新江先生曾指出：“敦煌佛典和道经写本后的题记，往往富有研究旨趣，向来为学者所注意。许国霖曾辑北平图书馆所藏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一书，陈寅恪先生为该书所撰序言中，曾据以论证南朝佛经之北传问题。周先生同样留意于此，除了在《跋隋开皇写本〈禅数杂事〉 残卷》中，考释弢翁所藏卷子题记中的人物与制度外，又在《跋 〈敦煌秘籍留真〉》一文中，以其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籍的广博知识，来阐释田氏所刊敦煌写本题记的内涵，同样以题记来补充史籍所不具备的史事。……周先生在文中说：‘敦煌写本题记单独或无意义，汇而读之，乃可以考史实，窥世变。苟取所有敦煌写本之题记汇集之，当大有助于南北朝隋唐史之考订也。’”[23] 同时，其文学价值也颇值得予以关注。如《〈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 题记》（P.3918）作为敦煌题记中最长的一篇题记，又可谓是一篇《佛说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灵验记”，提供了关于这部经书在传播过程中的种种灵验故事，叙事性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又如《〈妙法莲华经序品第一〉 题记》（P.3788）与敦煌写本中的《邈真赞》等文体，颇为相似。骈俪精工，文藻华美，文学价值较高。而《〈老子道德经〉 题记》（P.2255+P.2417）、《〈十戒经〉 题记》（P.2350）等，则再现了当时敦煌道教的繁盛景象。

因此，由于这些复杂性的存在，如何给敦煌文学一个适当的定义，如何划定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仍然是一个颇富争议的话题。如柴剑虹先生曾经提出敦煌文学是“模糊概念”的看法，他认为敦煌文学的时代、作者、地域等均还种种模糊，“还远未达到真正清晰的了解，对不少写卷性质的判断，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疑问”[24]。这些“模糊性”及一些富有争议的话题，必将影响与促进敦煌文学更为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