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品文体界限模糊

敦煌文学创作没有经过太多外在的干预，不少文学作品仍然保留着原生态状貌，今天我们去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创作时留下的痕迹，仍然可以想象或揣摩它们被创作时的情形。可能也因为缺少了更多的外在的规范与束缚，不少敦煌文学作品信手写来，突破了传统文体的界限与领域。例如《黄仕强传》，已知的有12 件抄本，在敦煌地区甚为流行，其作品以“传”名篇，但与史传作品相去甚远，也不同于一般的唐代传奇，从故事内容看又颇类于感应记，但柴剑虹先生认为应该称之为“黄仕强入冥记”，因为它与《唐太宗入冥记》一样，都不能算作变文。[4]

又如《茶酒论》在敦煌颇为流行，现存 6 件抄本，最早为刘复先生编入《敦煌掇琐》，在目录中，它与《韩朋赋》《燕子赋》等，同被归入小说类。[5] 稍后，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认为它是从战国时期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发展来的“争奇”一类的游戏文章。[6] 由于郑先生是在俗文学史中说这番话，后世又将《茶酒论》归入俗赋一类，虽然郑先生本人并未使用“俗赋”一词。后来，王重民等又将它收录《敦煌变文集》中[7]，将它归类为敦煌变文中的对话体[8]。到了20 世纪80年代初，张锡厚先生率先突破成见，认为《茶酒论》应该受俳谐文影响的论议文体[9]。随后，周绍良先生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并将它归入论说体[10]。受这一影响，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将《茶酒论》归入敦煌文的论说体中[11]。到了 20 世纪 90年代初，赵逵夫先生又从戏剧的角度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茶酒论》是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12]。尽管众说纷纭，新见迭出，但在90年代末，张鸿勋先生编撰《敦煌学大辞典》“茶酒论”词条时，遵从一般性的说法，将《茶酒论》归入俗赋一类[13]。不过针对这一分类，谭家健先生提出了异议。他说：“据我所见，似乎可以算作白话散文。”[14] 纵观《茶酒论》文体研究近百年的历史，总体分歧仍然较大，足见其文体的复杂性。究其根本，《茶酒论》出自敦煌乡贡进士王敷之手，具有鲜明的敦煌地域特色。所以，它既带有中原文化的烙印，又吸取了西域文明的养分，最终成为多元文化的艺术结晶。

由于敦煌文学作品文体的这些特殊性，导致对于一些作品的定名也呈现出较大分歧。最典型的，如S.6973、S.3329、S.6161、S.11564、P.2762 等写卷记载的一份文书，早期学者均视作《张义潮传》或《张义潮别传》，罗振玉先生《补唐书张义潮传》、姜亮夫先生《罗振玉唐书张义潮传订补》、向达先生《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等，均据此补载史传之不足而加以研究。而同时代刘铭恕先生《斯坦因劫经录》则定名为《张义潮勋德记》。到 20 世纪 90年代，李明伟先生在《敦煌文学概论》中仍然沿用《张义潮别传》的定名[15]。而日本学者藤枝晃曾经将 S.6973、S.3329、S.6161、P.2762 缀合整理，题名《张淮深碑》[16]。20 世纪90年代初唐耕耦、陆宏基先生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也定名为《张淮深碑》[17]。而同时期出版的郑炳林先生的《敦煌碑铭赞辑释》定名为《张氏修功德记》[18]，与上述诸家定名皆不相同。也是同一时期，荣新江先生发表《敦煌写本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校考》鸿文，将S.11564 补缀在S.3329的漏洞之中，使上下文义贯通，并且考证出本篇的题名。[19]

但《敦煌学大辞典》收录上述诸贤看法时，仍然是数说并存，即使在《敦煌学大辞典》参编者那里也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如李永宁先生从荣新江先生说法，撰“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条，同时又立有“张淮深碑”条，并在“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条的内容中说：“学界习称‘张淮深碑’。”[20] 李先生将对于此篇的两种定名同时加以阐释。而柴剑虹先生在“张氏修功德记卷背诗”条中，将此篇题名称为“张氏修功德记”[21]。其看法与郑炳林先生相同。

此篇文书定名的不一致，有时甚至会出现同一位学者的前后研究之中。如饶宗颐先生《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即是一例。饶先生对此篇文书的 P.2762 的定名，在该书的“细目”中称为《张淮深修功德记残卷》，而在该书的“解说”部分却依从荣新江先生的说法，定名为《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导致前后出现分歧。

同是一篇作品，在近百年间，十多位颇具专业水准的学者共同研究，却难以达成一种共识，足见其文体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