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花器中的瓶与盘

插花是由花枝的构图与花器组合而成的一件完美艺术品。古代插花容器种类很多，中国台湾的黄永川先生把它们归为六大类器皿——盘、瓶、碗、篮、缸、筒，我们可从先人留下的古画、诗词、文章中看到这些器皿在插花中的应用。其中，文人对盘和瓶的插花形式情有独钟，留下的文字也最多，尤以瓶花为最。

“瓶花”这个词不晚于北宋时就出现了。文人多有诗句传世，比如俞瑊（宋代）有“阶草侵窗润，瓶花落砚香”，胡寅（宋代）有“红含宿雨两三枝，净插铜瓶浥注之”，万俟绍之（宋代）有“杯酒常妨饭，瓶花亦费钱”，这几句诗中描述了用瓶花装饰书斋、餐桌的情景，可见瓶花已成了宋代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囊中羞涩的文人也不缺乏爱花的情结，自己动手折花数枝，插在瓶里也是一道风景，借以领悟自然与人文之美，这才使得留传下来很多关于插花、赏花的美妙诗词，如宋代杨万里的一首瓶花诗《芍药宅》：“昨日花开开一半，今日花飞飞数片。留花不住春竟归，不如折插瓶中看。”这些诗词的创作经历使得中国古人对植物的认知和插花的经验以及过程的感悟，得以循序渐进地积累，巩固了瓶花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使瓶花成为托物言情、抒发心性的寄主之一。

瓶是高身器皿，插花中用得很多，其中一种称作“胡瓶”的器物，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中西亚地区广泛使用的生活器具，常见于往来东西方的商旅队伍中。从黑石号沉船出水的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胡瓶，外观类似图1-3所示的大肚细颈鸭嘴口的外形，且鸭嘴口上常有盖子，瓶身一侧带有提把，制作材料很多，以金胡瓶、银胡瓶为美。

瓶与胡瓶的漫长共存期，在不晚于三国至唐代的时光里比较常见，宋元明时期也能见到，这是当时东西方贸易交往所带来的产物。胡瓶因为造型优美且质地精良，既是生活用品，也是后世的收藏品。宋代《太平御览》引用的《前凉录》记录了“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拂菻国，是中国中古史籍中对东罗马帝国的称谓。当时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古代亦称大秦或海西国。拂菻是拜占庭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简称）作，奇状，并人高，二枚”。胡瓶进入中原人的视野之后，很快就有了仿制品，并根据实用需求和民族审美习俗进行了改进。图1-3是中国瓷窑的产品，应该是仿制的胡瓶，有关资料介绍，此瓶有一米多高，可见千年之前的中国工艺是何等了得。从出土文物看，专门用于插花的瓶不晚于东汉就已存在，如青海平安区出土的东汉墓室中的画像砖上，雕刻着房间内有瓶花造型的图（图1-4）。到了从“降龙入钵”转变成“降龙归瓶”且认知度日盛的年代，瓶花在中国插花史中的重要地位也就进一步奠定了。

盘是广口阔底浅身的器皿，盘与盆应属同一类型，有的文献列举六大花器时，就以盆代盘，其实盘比盆身更浅。盘用于插花，特别是堆花的形式，很久之前就有。敦煌七十九窟壁画中有一女子双手捧盘花献僧的画面，盘中的花属堆放方式，没有插制的迹象。

南北朝时期（北周）的庾信（513—581），作有一首用花接待宾客的《杏花诗》：“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熳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注]。”其意是从春芳萦绕的野外摘来了杏花，盛在铜盘中，用于接待客人、装饰环境、烘托气氛。从庾信诗作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是堆在盘中的花。插花到了唐代则比较盛行，内容很丰富，形式也多样，有贺春的辛盘，有供奉的盆花（图1-5），也有写景的插花。

唐代李贤墓壁画中有太监宫女手捧盘花供奉的场面（图1-6），盘中花体高低错落，自然生动。盆花应用的物证不晚于汉代，前文提到的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汉代文物花树绿釉陶盆（图1-1），以陶盆为大地，有陶制的花树、鱼鸭、走兽，是一幅生动的写景图。盘，喻示着大地，盘花喻示着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必须根植在大地上的理念。以盘为器皿构思的画像例证不胜枚举，最早可以追溯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其中也可见到写景式插花的身影，这样的艺术形式为广口器皿的写景式插花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