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匈奴单于号研究

作为匈奴国家的最高政治职位，单于是中国史籍所见的内亚草原政治体最高统治者（supreme ruler）最早的、明确的称号，按本书所使用的术语系统，应即一种“官称”（political title）。内亚政治体的演进到了匈奴国家这个历史阶段后，草原上诸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对单于职位的争夺。无论单于一词在语源、语义方面有多少探究的余地，[1]匈奴国家建立之后，单于作为草原政体制度形式中的最高职务，从此凝固下来，成为内亚政治传统重要的一部分，影响深远，直到公元3—4世纪被可汗称号所代替。[2]

本章要讨论的不是单于这一职位名称（即官称）本身的语源、语义、职权及其在北族政治文化中的意义等问题，这些重要问题或者已经被深入研究，或者暂时难有确解。[3]本章要讨论的单于号（appellation for the title of Shan-yu），是指附加在单于称号之前的、带有装饰意义却又具备稳定制度形式的某种衔号，即一种官号。根据我们对可汗号的研究，我们确信在内亚民族中存在着一种古老的政治名号演化现象，即装饰性的美称被用作政治名号以后，会发生向官号和官称二元分化的过程。完整的政治名号是由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构成的，官称指某种制度化的政治职务（institutionized political title with an office），官号则是附加在官称之前的装饰性荣衔。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只要在政治体内控制某种制度性资源，具备制度性身份，就必定同时拥有一个官称及与此官称相搭配的、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官号。我们相信匈奴时代的游牧帝国政治体制内，也存在着官号与官称共同构成政治名号的传统。本章主要讨论匈奴最高政治职务单于及相关名号的问题，而非讨论作为官称的单于本身。

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匈奴的单于号制度，但史料中许多匈奴单于的单于号被保存下来了。比如，《史记》和《汉书》所记的匈奴单于中，有些单于明确具有这种单于号。《汉书》记虚闾权渠单于死，颛渠阏氏与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4]在这里，单于是政治职务，屠耆堂是原有的名字（given name），握衍朐鞮是单于号，即一种官号。后来姑夕王“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狦为呼韩邪单于”，[5]稽侯狦是名字，呼韩邪是单于号。握衍朐鞮和呼韩邪是装饰性词语，是附加在单于称号之前的，这种附加性装饰是制度性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屠耆堂和稽侯狦登上单于位后，就分别获得握衍朐鞮和呼韩邪的单于号，他们此后被人称呼的是单于号而不是原有的名字。在历代单于的系列名单里，正是专属于他们的单于号使他们具有独一的身份。

下面我们就根据对内亚政治文化传统的认识，特别是对“政治名号=官号+官称”这一模式的认识，来界定匈奴单于号的性质、功能和形式，由此尝试恢复西汉匈奴单于号的本来面目。我们认为，西汉匈奴史料中有关单于号的记录虽然是模糊甚至是错误的，但在以上分析模式指导下，仍然有可能探究匈奴政治名号的实质与真相。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还将考察呼韩邪单于之后，特别是东汉南匈奴时期的单于号问题，以探寻匈奴政治传统在汉朝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所发生的深刻变革。

一 西汉匈奴的单于号问题

据《汉书》，从呼韩邪单于以后，西汉匈奴历任单于及所有争位自立的单于都有单于号，比如，呼韩邪时期有所谓五单于，除呼韩邪单于外，还有屠耆单于（本名薄胥堂），西方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鞬王自立为车犂单于，乌藉都尉自立为乌藉单于。后来屠耆单于的从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之兄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6]这些单于都是在立为单于后，立即获得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单于号。西汉后期，呼韩邪诸子依次继为单于，亦循此制，各有单于号。看起来，单于有单于号，源于匈奴的政治文化传统，那么，是不是西汉所有单于都有单于号呢？

《史记》所记最早的匈奴单于是头曼和冒顿，[7]“匈奴单于曰头曼，……单于有太子名冒顿”。[8]从这个叙述看，头曼和冒顿应当是名字。冒顿死后，“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9]显然，稽粥是名字，老上是单于号。可是接下来《史记》又称“老上稽粥单于初立”云云，似乎单于号可以与名字混合使用。[10]据《史记》，“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军臣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伊稚斜死，“子乌维立为单于”。[11]把军臣、伊稚斜和乌维都看作名字而不是单于号。乌维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12]《汉书》乌师庐作詹师庐。[13]如果不是因为幼小，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号为乌（詹）师庐单于呢？在儿单于之后，《史记》又记录了呴犁湖单于和且鞮侯单于，也把呴犁湖和且鞮侯看作名字而不是单于号。[14]

据《史记》，匈奴单于多在单于前加上本名，除了老上单于和儿单于，都没有单于号。为什么老上单于和儿单于会成为例外呢？而且，根据《汉书》，西汉后期的匈奴单于，都明确地具有不同于其本来名字的单于号，带有单于号的单于才是正式称号。这种分别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匈奴单于本来没有单于号，单于号是西汉后期才出现的呢？正如我们在讨论可汗号时所认识到的，作为一种官号的单于号，是匈奴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源于草原政治文化的古老传统，并不是到西汉后期才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匈奴单于历来都是有单于号的，这个单于号绝不是单于本人担任单于之前的名字，而是在登上单于位之后获得的专有名号。

在讨论可汗号问题时我们已经强调过，通过考察北朝至隋唐柔然、突厥等北族的可汗号和官号，进一步论及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可以得出“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都是从名号开始的，由名号分化而为官号与官称”的结论。可汗号是官号的一种，是由更早的名号分化而来的一种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在华夏早期同样有迹可循，而在中国史籍中的北族史料里尤为明显。每一任可汗，在其任职仪式中，都会获得一个专属于他的可汗号，此后只能以可汗号称呼他，他原有的名字不再有人提起。从功能上说，可汗号的出现，就是要使担任可汗的人具备全新的身份。可汗号与其他官号的意义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据《北史》所记，“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15]基于“行能”而给定的装饰称号，不只有可汗号，还有大臣的官号。从早期社会政治组织生长发育的角度来看，名号先于官称，官称是一部分名号凝固的结果。这类名号，产生于对“行能”的概括和总结，其基本功能则是使名号获得者具有新的身份，从而可以行使新的权力。

匈奴单于号问题，也应当放在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因此，每一个单于都有专属于他自己的单于号，他也以这个单于号而为人所知。对于遥远的敌对政权来说，了解单于世系本身，已经是相当复杂的工作，要准确记录单于登位前后名号的变化，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对于汉朝官方来说，当他们开始搜集有关匈奴的情报时，发现匈奴国家与汉朝之间横亘着空间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鸿沟。汉人对于匈奴单于的单于号制度的清楚认识，要等到他们与匈奴政权间建立亲密关系之后，而那已经是汉宣帝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史记》《汉书》中关于虚闾权渠单于之前的历任单于，所记录的都是单于号而不是名字。

也就是说，包括头曼、冒顿、军臣以至虚闾权渠在内的那一长串称呼，都不是名字而是单于号。长期以来把头曼、冒顿等当作名字，实是一种误会，而这一误会的原因，就是汉朝对于单于号制度不甚了解。比如前面引《史记》记冒顿死后，“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把作为单于登位之前的名字稽粥与登位之后的单于号区分得很清楚，可是接下来却说“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又混为一谈了。大概当时汉朝对冒顿单于死亡前后的情报十分重视，所以能够获知老上单于登位之前的名字，也知道他登位之后才“号曰老上单于”，但是并不清楚单于号与他本人名字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史记》记乌维单于死，“子乌（詹）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其实乌（詹）师庐也不是名字而是正式的单于号，只是由于年幼才又被人称为“儿单于”，后者应当不是正式的单于号。一般单于名、号都是匈奴语的音译，而“儿单于”之“儿”，显然是意译。

头曼、冒顿作为单于号而不是人名既已说明如上，对其语义的理解便有了新的视角。夏德（F.Hirth）最早发现头曼即突厥语tumen，意思是“万”。[16]白鸟库吉赞成这种联想，并指出蒙古语及满语中表示“万”的词语均作tumen，可见头曼的意思是表示万人、万户。[17]使用这样一个字眼，如果理解为尚未强大到统一草原诸部族时期的匈奴单于的单于号，似乎更加合理些。夏德又考证冒顿即突厥语和蒙古语bagatur的对音，巴克尔（E.H.Parker）即从此说。[18]白鸟库吉却认为应当是蒙古语的Bogdo，意为神圣，并举清代漠北蒙古人尊清天子为博格多汗（Bogdo Khan）为例。[19]有关研究当然还可以继续，[20]但这种意义的词语，只有理解为弑父篡位之后获得的单于号，而不是幼年获得的名字，才是比较稳妥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撑犁孤涂单于”的问题。据《汉书》：“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21]荀悦《汉纪》卷一一：“自商、周已来，世为中国患。至匈奴，姓挛鞮氏，国人称之曰‘撑黎孤涂若单于’。匈奴谓天为‘撑黎’，谓子为‘孤涂’，‘若’言天子也；‘单于’者，广大之貌，言其单于然也。”[22]显然后者是依据前者而来，还有了些增窜，如“若单于”，可能是指西汉后期及东汉的单于谥号“若鞮”。如果《汉书》这一记录不误，那么历任单于除了各自单于号之外，还有“撑犁孤涂”这个名号。问题是这个材料仅此一例，实际上汉匈使节在出使及书信往来时，没有任何有关这一称号的记录。冒顿单于与汉文帝书，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老上单于与文帝书，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23]老上单于的自称，是汉人中行悦所写，冒顿的信也应当出自汉人之手，虽然“倨傲其词”，但不免夹杂模拟汉制的因素，比如写上了“大单于”，却没有写上单于号。尽管冒顿父子的自称中充满天崇拜的倾向，认定单于的合法性来自天，但并没有承认单于是“天之子”。也就是说，在冒顿父子的自称中，看不到与“撑犁孤涂”相对应的因素。有学者联想到突厥可汗致隋文帝书，自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及元代白话碑有“长生天气力里皇帝”云云，认为这是北族传统。[24]可是隋代突厥可汗自称“天下贤圣天子”，显然只是比附隋制，无论是可汗一词，还是其可汗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都没有“天之子”的意思。

因此，我认为《汉书》有关“撑犁孤涂”的记载，并不反映匈奴单于名号制度的实际，这个词语，是匈奴方面为了向汉朝解释“单于”职位时，比附汉制、出之以匈奴语而出现的，也就是对“天子”一词的匈奴语直译。白鸟库吉考证“撑犁”即蒙古语表天意之tängri、tengeree和tangara，及突厥语表天意之tängri的对音，而“孤涂”即通古斯语族中Apogir语表子意之hútta及Barguzin语表子意之gutó的对音。[25]虽然后来学者对“孤涂”的对音有不同意见，[26]但白鸟氏有关“撑犁”乃tängri对音一说则被广泛接受。[27]这个研究对于了解古匈奴语与今天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亲缘关系，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并不能帮助澄清单于名号制度，因为“撑犁孤涂”在当时只是解释性的词语，并不是正式名号。《艺文类聚》引皇甫谧《玄晏春秋》，称执烛之胡奴解释“棠梨孤涂”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号单于，犹汉人有天子也。”[28]这个胡奴也明确把“棠梨孤涂”看成单于名号对汉天子的比附。陈三平从探讨“天之子”“神之子”这些古代称号，研究古伊朗文化对阿尔泰语系草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涉及“撑犁孤涂”一词时，他比较倾向于截取前引执烛胡奴“棠梨天子也”的话，把撑犁（棠梨）这个词直接看成天子的意思。[29]我认为胡奴的回答是解释“棠梨孤涂”的，只不过简省了“孤涂”而已，不能据以论证“孤涂”一词没有意义。[30]总之，无论还存在多少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撑犁孤涂”不过是匈奴人对汉朝“天子”一词的匈奴语直译，是为了使单于获得对应于汉朝皇帝的礼仪和地位，而向汉人做出的生硬解释，并不是稳定的、正式的、在匈奴政治生活中被实际使用的单于号。[31]

综上所述，《史记》记录的历任单于名单，从头曼到且鞮侯，除了老上单于原名稽粥这一条外，都只有单于号而没有人名，历来视这些单于号为人名，实是司马迁时代汉人对单于号制度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误会。《汉书》接着《史记》记录了且鞮侯单于之后的狐鹿姑单于、壶衍鞮单于和虚闾权渠单于，但是叙述上有了变化。比如，记且鞮侯单于死，“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死，“立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壶衍鞮单于死，“弟左贤王立，为虚闾权渠单于”。[32]这种叙述方式的变化，使单于号不再被误认为名字，而显示出是在即位之后才获得的称号。这表明班固知道狐鹿姑单于在登位以前，是不叫狐鹿姑的，因为身份的变化，才“立为狐鹿姑单于”。根据我们对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理解，狐鹿姑单于在任左贤王的时候，也应当有他专属的左贤王号（一种官号），以代替他原来的名字（当然，在左贤王号之前也许他被人称呼的是另一个官号而已）。到汉宣帝时代，汉匈关系中的强弱态势发生转变，原有的紧张状态已基本消失，汉朝对于匈奴社会与政治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入了。因此，《汉书》在记录西汉后期匈奴单于世次、单于登位前后的名字与单于号时，就比较准确，没有发生《史记》那种含混与误会。

二 南匈奴单于世次与单于号之关系

在讨论南匈奴的单于号之前，我们再看看呼韩邪单于及其诸子时代，当匈奴与西汉的关系进入称藩时代以后，汉朝文化对匈奴单于号制度的影响。据《汉书》：“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33]白鸟库吉推定汉代“若鞮”读音应是zak-tai，在通古斯语中找到säksäti、在蒙古语中找到šuktai这样表示“涂血”并引申指称血统关系的词语，认为与“若鞮”是同一语形，而且“若鞮”即相当于契丹语中的“赤寔得本”或“得失得本”。[34]匈奴语与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关系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若鞮”即汉语“孝”字的匈奴语意译，既有古文献的确认，又得到白鸟氏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佐证，似乎可以将信将疑地、有保留地接受。

呼韩邪单于死后，诸子有六人相继为单于，[35]《汉书》记录了他们的单于号，分别是：

　　　复株累若鞮单于（名雕陶莫皋）

　　　搜谐若鞮单于（名且靡胥）

　　　车牙若鞮单于（名且莫车）

　　　乌珠留若鞮单于（名囊知牙斯）

　　　乌累若鞮单于（名咸）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名舆）

这六位单于的单于号的末尾，都有“若鞮”，如同汉代皇帝谥号中皆有“孝”字。手塚隆义说这是匈奴对汉朝礼制的单纯模仿。[36]问题是，汉代皇帝生前无谥，孝谥是死后获得的。而这六位单于的单于号，应当是在即位时就一次性获得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很难理解当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破坏呼韩邪确立的单于继承次序而激起乌珠留若鞮单于诸子不满，并最终导致南北匈奴分裂以后，[37]因为倚靠汉朝而掌握了匈奴单于正统的南匈奴，还会给他奉上“若鞮”的谥号。《后汉书》甚至直接提到“比季父孝单于舆”，[38]以“孝单于”指代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当然，现在已无从知道是谁决定了学习汉制使用“若鞮”的。呼韩邪之后的单于继承原则是由呼韩邪确立的，那么使用“若鞮”是否同样由他确立？考虑到他的六子单于号中皆有“若鞮”，而此后南匈奴亦遵而不改（南匈奴省若鞮为鞮，可能只是音译简省的问题），这个传统创自呼韩邪的可能性最大。也许，呼韩邪为子孙的单于号预制“若鞮”一词，却又不用在自己的单于号中，不仅是为了学习汉制，还为了要子孙遵守他确立的诸项国策，并确定他在单于世系中的特殊地位。如果这一推测不误，那么呼韩邪在此后匈奴社会中，特别是在南匈奴以下的匈奴历史传统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除了在单于号中增加“若鞮”以外，西汉政府对于匈奴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强制匈奴单于接受汉人的单名制度，不再使用多音节的名字。《汉书》：“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39]所谓“中国讥二名”，一些人“以制作去二名”，[40]是王莽文化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很难相信匈奴会放弃匈奴社会原有的制名传统，而学习汉朝普遍使用单音节的单名，仅仅就语言传统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乌珠留若鞮单于简化囊知牙斯为知，只是对汉朝而言的，只会反映在官文书的字面上和往来使节的对答中。[41]然而这一权宜之计从此至少在汉朝档案记录中形成了新的传统，匈奴单于从囊知牙斯改名为知以后，大多数单于就仅以单名见载于汉文史料。比如后来建立了南匈奴的醯落尸逐鞮单于，在《后汉书》中只见其单名“比”，而《汉书》提到“乌珠留单于子苏屠胡本为左贤王”云云，[42]惠栋《后汉书补注》指出苏屠胡与比理应是指同一个人，《后汉书》作比，“或别有据”。[43]其实所谓“别有据”，就是根据东汉官方文献。在囊知牙斯简化自己的名字之后，出现于官方文书中的匈奴王公的名字，应当都已经简化成单名了。继任的乌累若鞮单于单名咸，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单名舆，就反映了这一变化。而在舆之后的两个继任者，乌达鞮侯与蒲奴，与比争位造成匈奴分裂，而失去了与汉朝官方的正式联系，所以他们的名字保持着多音节的本来形式。咸在为左犁汗王时，曾携二子投靠新莽，其二子分别名登、助，[44]咸又有一子名角，[45]都是单名。而南匈奴在汉顺帝即位之前的十二名单于中，有十人是单名。可见这种仅仅表现在汉文文书、使节往来及朝觐礼仪上的汉化单名，已经成为南匈奴的历史传统之一。

以上所述，是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匈奴国家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而造成单于名号制度发生的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是源于中原王朝强大的政治作用与文化影响。当匈奴分裂，南匈奴入塞接受东汉王朝的军事保护和政治监管之后，东汉对南匈奴社会各个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只会更加强烈、更加持久、更加深刻。对于这些作用和影响，我们仅就单于号问题来做一观察。

南匈奴单于共传二十人，其中第九任单于安国起兵叛汉，被部下所杀，第十七任单于呼徵被汉朝官员擅杀，第十八任单于羌渠被部下叛乱杀害，皆不得善终，也都没有留下单于号。最后一任单于呼厨泉，从建安二十一年（216）入朝被留，再也没有返回南匈奴驻地，也没有留下单于号。其余的十六位单于都有完整的单于号。史料所记他们之间的亲缘及传承关系，大致上是清楚的，只有第十四任单于兜楼储、第十五任单于居车儿及第十八任单于羌渠，与以往单于之间的亲缘世次不明确。但可以做一些推测。比如，第十四任单于兜楼储，是在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及弟左贤王皆被逼自杀之后，从洛阳返回并州继任的。兜楼储“先在京师”，[46]号称“守义王”，[47]那么，他可能是以侍子身份居洛阳。南匈奴率以单于诸子轮流充作侍子，而休利担任单于长达十三年，洛阳侍子应当是他本人的儿子而不是前任单于之子。因此，基本上可以推测，兜楼储很可能是休利之子。如果休利在洛阳时的身份不是侍子，那么他可能是休利的侄子，即檀或拔的儿子。而第十五任单于居车儿，不是兜楼储之子，就是兜楼储之弟。第十八任单于羌渠，从当时南匈奴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其前任单于呼徵的叔父或弟弟。

南匈奴的二十个单于中，最初三个是创建南匈奴的比及其两个弟弟莫和汗，其余的十七个，都是这三兄弟的后代。比从北匈奴中分裂出来投靠汉朝从而建立南匈奴，他的兄弟们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南匈奴的单于传承次序，也在三兄弟及其后嗣之间，以兄终弟及的传统程序进行。我认为，比最初以祖父呼韩邪的单于号当作自己的单于号，对外（汉朝）是表明要坚持呼韩邪开创的亲汉路线，对内（诸弟）则是表明要遵守呼韩邪确立的单于传承原则。当然，完全符合程序的兄终弟及传承，是不可能坚持长久的。历史的实际是，在比、莫、汗三兄弟后代之间的传承，只进行到第二代，以安国被杀告终；从第三代开始到最后一任单于，全都属于比这一支。其中比之子长，长之子檀，分别在位二十三年和二十七年，对比这一支垄断单于传承，可能具有决定意义。

保存下来的十六位南匈奴单于的单于号，都是匈奴语的汉字记音，其本来语义已全不可晓。但这种记音方式，毕竟保留下来了某种信息，哪怕只是微弱模糊、难以识别的信息。我认为，分析现有的单于号，可以发现三位创建南匈奴的第一代单于的单于号，分别与他们后代历任单于的单于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兹先列南匈奴历任单于名字、单于号、世系及在位时间如次，然后略加论述。

1.比，醯落尸逐鞮单于，乌珠留单于之子，48—56年；

2.莫，丘浮尤鞮单于，比之弟，56—57年；

3.汗，伊伐于虑鞮单于，莫之弟，57—59年；

4.适，醯僮尸逐侯鞮单于，比之子，59—63年；

5.苏，丘除车林鞮单于，莫之子，63年；

6.长，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适之弟，63—85年；

7.宣，伊屠于闾鞮单于，汗之子，85—88年；

8.屯屠何，休兰尸逐侯鞮单于，长之弟，88—93年；

9.安国，缺单于号，宣之弟，93—94年；

10.师子，亭独尸逐侯鞮单于，适之子，94—98年；

11.檀，万氏尸逐鞮单于，长之子，98—124年；

12.拔，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檀之弟，124—128年；

13.休利，去特若尸逐就单于，拔之弟，128—140年；

14.兜楼储，呼兰若尸逐就单于，休利之子或侄辈，143—147年；

15.居车儿，伊陵尸逐就单于，兜楼储之弟或子，147—172年；

16.缺名，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居车儿之子，172—178年；

17.呼徵，缺单于号，屠特若尸逐就单于之子，178—179年；

18.羌渠，缺单于号，呼徵之叔父或兄弟，179—188年；

19.於扶罗，持至尸逐侯单于，羌渠之子，188—195年；

20.呼厨泉，缺单于号，於扶罗之弟，195—？。

从上面这个名单，我们可以获得哪些信息呢？

第一任单于比，单于号为醯落尸逐鞮；比之子第四任单于适，单于号为醯僮尸逐侯鞮；适之弟第六任单于长，单于号为胡邪尸逐侯鞮；长之弟第八任单于屯屠何，单于号为休兰尸逐侯鞮。这父子四人的单于号，除了共有表“孝”义的鞮（即前述“若鞮”）外，还共有“尸逐”一词；适、长与屯屠何三兄弟的单于号，都有“尸逐侯”一词。第二任单于莫，单于号为丘浮尤鞮；莫之子第五任单于苏，单于号为丘除车林鞮。这一对父子单于号中的“丘浮”与“丘除”，存在着语音上的某种近似。[48]第三任单于汗，单于号为伊伐于虑鞮；汗之子第七任单于宣，单于号为伊屠于闾鞮。这父子二人的单于号中“于虑”“于闾”同音，应当是同一词语的不同译写。从这两代人的单于号里，我们能够看到第二代单于的单于号，似乎有标明自己父系血统的功能。从第三代开始到最后一任单于，除了不知其单于号的三个单于以外，共有八个单于，其单于号都有“尸逐”一词，仅仅从单于号上，我们也可以推知，他们都是比的后代。

这个信息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从前面对可汗号的研究中已经知道，早期政治组织，特别是内亚草原民族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中，单于号、可汗号和一般官号，都只是为了装饰和强调某种政治职务，并不需要承担标志血统与世系的功能。而在南匈奴的单于号里，我们看到开国三单于都分别与自己的后代在单于号里保有某种联系，这显然不是西汉时代匈奴单于号的历史传统，在后来柔然、突厥等北族的可汗号传统中，也找不到相类的例证。这是南匈奴独有的文化现象。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是，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既与南匈奴立国时匈奴内部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南匈奴背倚东汉王朝，接受汉朝文化与制度有关。

南匈奴立国之初，醯落尸逐鞮单于比，重新确认呼韩邪单于确立的兄弟相续的单于继承原则，这既是比公然制造分裂、另立单于庭的道德依据，又是南匈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49]在这个原则下，未来的单于将轮流由比及其两个弟弟的后代担任。他们虽然共有冒顿或呼韩邪这样的祖先，但他们三兄弟在这个谱系中的特殊地位将会很容易被淹没。从我们前面发现的单于号中包含各自血缘世系的情况来看，比及其两个兄弟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就是利用单于号传统，在单于号中体现三兄弟各自不同的后嗣世系。我认为这个方案很可能是受到了汉朝帝王宗庙与庙号制度的启发。华夏帝王宗庙与庙号制度，本来就具有标识世系血统的功能。如前所述，呼韩邪时代最初与汉朝关系密切时，匈奴人就注意到了汉朝的帝王谥号问题，并立即把谥号制度引入单于号之中。随着汉匈关系的进一步紧密，汉朝的宗庙与庙号制度也终究要被匈奴上层所了解、学习。我认为，单于号中包含血统世系的信息，很可能就是学习庙号制度的结果。

据前列南匈奴历任单于的单于号，从第十三任单于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开始，单于号中不再有表“孝”义的“鞮”字。这是不是意味着此后的匈奴单于号放弃了谥号呢？当然，可能还存在一些汉语译写的问题。比如，“尸逐侯”是不是可以简写为“尸逐”，“尸逐就”是否就等同于“尸逐侯”，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材料，只好俟诸将来。我们在这里只是尽力从有限而难以利用的材料中，寻觅出可供我们联想的历史信息。

三 南匈奴单于号的获得时间及相关问题

汉朝皇帝的庙号与谥号，都是在死后获得的，生前并没有可与单于号或可汗号相比类的所谓“皇帝号”。[50]我们在本书前一章中已经讨论过，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内亚民族的政治组织中的官号、单于号或可汗号，都是在获得相关政治职务的同时获得的，官职与官号不可分离，单于号与单于不可分离，可汗号与可汗不可分离。南匈奴之前的历任匈奴单于的单于号，当然也都是在单于登位的时候获得的。那么，受到汉朝谥号与庙号制度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南匈奴单于号，是在单于生前登位时获得的，还是死后获得的？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对此做出说明，但分析零碎而间接的史料之后，我认为，南匈奴历任单于的单于号，都是死后获得的。试论述如次。

南匈奴的第一任单于醯落尸逐鞮单于比，在决定与北匈奴分裂、自立为单于时，其单于号是呼韩邪。《后汉书》：“（建武）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捍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51]这项春天在南匈奴八部大人会议上形成的决议，要得到汉朝同意之后，才能将比正式立为单于，并以呼韩邪为单于号。据李贤注引《东观记》，匈奴分裂为南北在十二月癸丑（三日），这应当就是呼韩邪单于正式登位的时间。[52]这时的中原王朝，对匈奴单于号制度已经有所了解，甚至也能加以利用。比如王莽曾经立匈奴左犁汗王咸为孝单于，立咸子助为顺单于。[53]孝、顺都是单于号，王莽利用这样的单于号来标榜新型的对匈奴的关系。王莽还计划把匈奴分割成十五部，每部各立一位单于。[54]按照他的计划，他要为十五个单于各自安排一个合于新莽政治利益的单于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比以请求自立为呼韩邪单于的方式，来唤起东汉朝廷对宣、元时期北边稳定图景的甜蜜回忆，从而达到获得汉朝支持以抗御北匈奴的目的。呼韩邪这个单于号对于比来说，无论是加强与汉朝的联系，还是凝聚南匈奴八部，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单于号后面并没有附带“若鞮”或者“鞮”。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比在位的九年间，曾经更改过单于号。可是，《后汉书》在正式标举他的单于号时，却明确地称他为“醯落尸逐鞮单于”。这个正式的单于号（包含谥号鞮）既然不是比生前获得的，那么就只能是他死后获得的。

南匈奴历任单于中有四个人是没有单于号的，这个事实如果放在单于只在死后才获得单于号的背景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这四个人中，第九任单于安国，因为起兵反叛被杀，死后当然不会被给予单于号。第十七任单于呼徵，被专职监管南匈奴的护匈奴中郎将张脩所杀，虽然张脩因“不先请而擅诛杀”而抵罪，但看来汉廷并不认为呼徵无罪。这种情况下，呼徵死后同样不能得到单于号。呼徵之后的继任者羌渠，死于南匈奴内部的大规模叛乱，单于的家庭成员不是被叛乱者所杀，就是逃亡在外，长期不能回到单于庭所在的西河离石，南匈奴的主体部分，在相当长时间内脱离了中原汉、魏王朝的控制。这种情况下，尽管羌渠的儿子於扶罗在逃亡中重建了单于庭，但这只是一个流亡政府，而且与汉朝政府建立稳定联系的时间也很晚，即使这期间於扶罗给自己的父亲奉上了什么单于号，汉朝官方也没有记录。如果单于号不是死后获得，而是登位时获得的，那么羌渠为汉而死，他的单于号理应被记录下来。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他生前没有单于号，死后又赶上汉朝与南匈奴各自大乱，未能举行给羌渠追上单于号的手续和仪式，或者是汉朝官方没有得到有关的报告。这也可以解释於扶罗虽然被排挤出南匈奴的主体和中心，仅仅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但和曹操控制的汉朝政府建立了联系，所以死后竟然有“持至尸逐侯”的单于号。而他的继任者呼厨泉，羁留洛阳超过五十年，虽然总在国家重要典礼仪式上以“匈奴南单于”的身份出席，[55]点缀太平盛世，但史料中却不见他死于何时何地，自然也见不到晋王朝给予他单于号的记录了。如果呼厨泉在世时就有单于号，必能见诸各种他出席的典礼场合。

以上从单于号在死后获得的角度，解释了南匈奴中四位缺载单于号的单于的各自情况。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第十三任单于休利，被护匈奴中郎将陈龟逼迫自杀，造成南匈奴在三四年内没有单于。但陈龟并没有显诛休利，汉朝对陈龟又处以免官，随后马续对南匈奴叛乱者也采取和缓政策，看得出来休利没有被否定，而且继任者很可能还是他在洛阳的侍子，因此，他死后是可以获得单于号的。事实上，休利的单于号是“去特若尸逐就”。

死后才获得单于号，是匈奴单于号传统的重大改变，推动这一变化的力量，一定来自东汉王朝。汉朝庙号与谥号皆于身后获得，这与匈奴单于号在登位时获得的传统有明显的不一致。当文化差异的双方，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时，强势一方施加于弱势一方的多方面影响就是无可避免的。在东汉王朝的官文书格式及单于朝觐汉帝时的各种礼仪中，如何处理单于的单于号，一定存在过困难。消除这种文化形式上的差异，很可能是单于号改为死后获得的重要原因。此外，在决定给予死去的单于何种单于号方面，东汉政府及其在单于庭的派出机构——护匈奴中郎将的军府，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东汉中期以后护匈奴中郎将敢于欺凌甚至杀害南单于的事实看，南单于的自治权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限制，中郎将的权力非常之大。有理由相信，是否给死去的单于以单于号，以及给予什么样的单于号，决定性的权力可能在汉朝官员手里，尽管相关仪式理应由匈奴人自己完成。

把单于号看作死后获得，使得前一节所讨论的南匈奴单于号承担着标明单于世系功能的问题，以及相关变化来自对汉朝帝王庙号制度的学习的猜想，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容易理解了。南匈奴单于号的这种重大变化，是南匈奴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表征。北族政权在与文化更精致、制度更繁复的中原王朝交往时，引入某些制度因素，发生某些文化变异，本是历史的常态。比如，5世纪中叶柔然就建立了年号制度，先后有五个年号，这应当是在与南朝及北魏政权交往时学会的。[56]再比如，西汉匈奴社会中的显贵家族，除了挛鞮氏以外，还有呼延氏、兰氏和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57]可是到了东汉，“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58]这样的记录，也许的确反映了南匈奴社会内部构造的变化，但更可能主要源于南匈奴社会对洛阳社会外戚贵族“四姓”格局的模拟。这是我们在处理南匈奴史料时需要保持警惕的。入塞之后南匈奴上层贵族的基本生活以及南匈奴政治体的日常维持，基本上仰赖东汉政府年复一年的巨额经济援助。[59]在这种情况下，南匈奴的统治阶层发生倾向于东汉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化，仅仅是一个时间长短、速度快慢的问题。

南匈奴单于号改为死后授予这一变化，在魏晋处理边境部族问题上留下了印迹。汉末魏晋大量边境部族款塞、附塞，还有一些深入塞内，中央政权给予一些重要的部族首领以“单于”名号，这当然是匈奴创立的草原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遗产。按照东汉以前匈奴传统的单于制度，没有单于号的单于是没有意义的，凡单于皆有单于号。但是汉末魏晋政府授予边境部族首领的单于职务，都没有单于号。而且，魏晋时期各独立族群的首领自称单于时，也都没有标举单于号。这就是因为在近二百年的南匈奴历史上，在世的单于都没有单于号，无论汉朝政府还是南匈奴部众，都早已习惯这一变化，并且视为常态。因此，在赐予边境其他部族首领以单于名号时，也无须加上单于号。单于称号成为中原政权处理边境问题的一个手段，因而它事实上成为华夏制度传统的一部分，而与北族社会内部政治体的发育与成长无关。这样，华夏文化最终完成了对匈奴古老的单于号（官号）传统的改造和消融。后来北族政体中出现可汗称号，可汗代替单于而象征北族政体的元首，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单于称号早已华夏化，不再具备草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也许是原因之一。而在单于称号华夏化的过程中，单于号由生前授予到死后获得的变化，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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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研究者对单于一词语源、语义的研究，内田吟风有集中的介绍和评议，见所著《“单于”の称号と“匈奴单于庭”の位置に就て》，收入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第83—91页。

[2] 单于被可汗取代，应当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个过渡期大致相当于从北匈奴政权崩溃到鲜卑诸部确立其对蒙古高原（特别是蒙古高原的中部和东部）统治地位这一时期。

[3] Peter B.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pp.57-60.

[4]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第3789页。

[5]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90页。

[6]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795—3796页。

[7] 《史记》卷八一在记战国赵将李牧与匈奴作战时，提到匈奴单于；卷八六《刺客列传》引鞠武谏燕太子丹之语，有“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云云，分见《史记》，第2450、2529页。说明战国时匈奴已有单于。但这些记载没有指明单于姓名与单于号，无从据以研究匈奴单于的世系等问题。有明确世次名氏的单于资料，还是始于头曼与冒顿。

[8] 《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887—2888页。

[9] 《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898页。

[10] 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语：“一云‘稽粥第二单于’，自后皆以弟别之。”见《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898页。照徐广的理解，匈奴单于自冒顿之后，依世次排列，如秦始皇所设计的二世、三世以至万世那样。可是，除了徐广自己这句话，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汉代匈奴单于号有排列世次的功能。

[11] 《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904—2912页。

[12] 《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914页。

[13]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4页。

[14] 呴犁湖，《汉书》作句黎湖，见《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5页。

[15]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

[16] Friedrich Hirth，Sinologi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Türkvölker I：Die Ahnentafel Attil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ocz，St.Petersburg：Wissenschaften，1900，p.230.

[17] 白鸟库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西域史研究》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41，第223—224页。

[18] E.H.Parker，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London & New York & Bahrain：Kegan Paul Limited，2002，p.9.该书第一章“The Empire of the Hiung-Nu”被向达译作《匈奴史》出版（商务印书馆，1934）。

[19] 白鸟库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西域史研究》上册，第224页。

[20] 岑仲勉：《冒顿之语源及其音读》，原载《西北通讯》第3卷第1期，1948年7月，后收入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中华书局，1983，第217—221页。

[21]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51页。

[22] 荀悦：《汉纪》孝武皇帝纪二卷一一，见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中华书局，2002，第177页。

[23]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2896、2899页。

[24] 冯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贡》第7卷第5期，1937年5月，第21—34页。

[25] 白鸟库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西域史研究》上册，第212页。

[26] Edwin G.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Part Ⅱ，” Asia Major，New Series，Vol.IX，1962，pp.206-265.

[27] 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2，pp.523-524.

[28]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火部烛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371页。

[29] Sanping Chen，“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eries 3，Vol.12，No.3（2002），p.308.

[30] 对“撑犁孤涂”做出最新研究的是蔡美彪先生，请参看他的论文《成吉思及撑黎孤涂释义》，《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1] 卜弼德在《胡天汉月方诸》（Hu T’ien Han yueh Fang Chu）系列札记中有一篇“Dayan，Činggis，and Shan-yü”，讨论古代北亚草原帝国君主称号问题，把“撑犁孤涂”的语义直接与“言其象天单于然也”联系起来。这更是被汉代的生硬解释误导的结果。见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g，compiled by Alvin P.Cohe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85-89。

[32] 《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8、3782、3787页。

[33]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8页。

[34] 白鸟库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西域史研究》上册，第219—222页。

[35]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第2942页）。据此，蒲奴是乌达鞮侯的弟弟，故得为左贤王。历来对此的理解都较为明确，如内田吟风为研究匈奴单于继承制度所列单于世系表，即如此，见内田氏《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第212页。有的学者把蒲奴理解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的弟弟，而不是乌达鞮侯的弟弟，因此在计算匈奴世系时，错误地认定呼韩邪有七子为单于，如林幹《匈奴史》书末所附《匈奴单于世系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193—194页）。同样的错误又重复出现在林幹所编《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及《匈奴史论文选集（1919—1979）》两书所附的《匈奴单于世系表》中。

[36] 手塚隆义：《匈奴単于相続考——とくに狐鹿姑単于の登位にっぃて》，《史苑》第20卷第2号，1959年。

[37] 关于南北匈奴分裂，表面上的原因是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破坏传位程序，坚持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兄弟或更年长的前单于诸子，激起了继承次序中排名在先者的反抗。不过我认为，可能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与呼韩邪单于之后匈奴内部亲汉、仇汉两种势力间的斗争紧密相关。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杀死王昭君与呼韩邪之子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排挤乌珠留若鞮单于长子比，反映了亲汉与仇汉两种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被破坏，仇汉势力借助新莽以来匈奴对新、汉关系的逆转，而获得了很大的优势，造成两派力量最终摊牌并分裂。关于匈奴单于继承制度的研究，请参看内田吟风《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第211—217页。

[38]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39页。

[39]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19页。

[40] “中国讥二名”，见《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51页；“以制作去二名”的例子，有王会宗改名宗，见《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53页。

[41] 王莽诏令中“降奴服于知”云云，即以知为乌珠留单于之名，见《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1页。

[42]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7页。

[43]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八九引惠栋《后汉书补注》，中华书局影印1915年虚受堂刊本，1984，第1035页。

[44]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3页。

[45]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6页。

[46]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62页。

[47] 《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第273页。袁宏《后汉纪》孝顺皇帝纪下卷一九作“立义王”，见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373页。

[48] 据Pulleyblank（蒲立本）重建中国中古早期文字读音，“丘浮”作Khuw buw，“丘除”作 Khuw driĕ。见Edwin G.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1，pp.59，96，257。

[49] Rafe de Crespigny，Northern Frontier，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4，pp.227-228.

[50] 这种情况到唐朝发生了变化，唐以后皇帝制度中有所谓皇帝尊号、皇帝徽号。与汉代匈奴单于号制度的变化受到汉朝政治文化影响不同，唐代皇帝制度与可汗号制度之间，有着相反方向的影响与作用，皇帝尊号制度是华夏传统受到北族政治文化影响而发生变异的结果。请参看本书“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一章。

[51]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42页。

[52]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43页。《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却记为“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第76页）。然而，这一年的十月无癸丑日。当以《东观记》为准，《光武帝纪》夺一“二”字。

[53]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3页。

[54] 请参看本书附录“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

[55] 根据魏晋史料，呼厨泉在洛阳一直经历了汉魏禅代和魏晋禅代。《魏公卿上尊号奏》中，列名者有“匈奴南单于臣泉”，见洪适《隶释》卷一九，中华书局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1985，第186页。曹丕称帝后，“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青盖车、乘舆、宝剑，玉玦”。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第76页。到泰始元年（265）冬天晋武帝受禅的时候，似乎呼厨泉还参加了有关仪式，“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见《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50页。如果参加晋武帝即位大典的匈奴南单于就是呼厨泉，那么他这时的年龄应当在七十岁左右了。

[56]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5—3257页。另参看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73—174页。

[57] 《史记》卷一一○《匈奴传》，第2890—2891页。

[58]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2944—2945页。

[59] Ying-shih Yü，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