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可汗号之性质

——兼论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

据杜佑《通典》，北亚草原游牧部族中，首先以可汗作为政体最高首领称号的，是柔然的社崘，所谓“社崘始号可汗，犹言皇帝”，[1]又称“可汗之号始于此”。[2]胡三省也说：“可汗，北方之尊称，犹汉时之单于也。”[3]但是胡三省注意到“拓跋氏之先，《通鉴》皆书可汗，又在社崘之前”。[4]《资治通鉴》叙拓跋鲜卑先世，从可汗毛到可汗力微之间，还提到可汗推寅、可汗邻，[5]显然以可汗为拓跋鲜卑酋首之称号，即胡三省所谓“此时鲜卑君长已有可汗之称”。[6]然而魏收《魏书》中，全然没有这方面的痕迹。这可能是因为孝文帝改革以后，北魏前期的历史资料被大幅度地修订过，故有关史实不得见于《魏书》。著名的嘎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即不见于《魏书》。[7]北魏奚智墓志称“始与大魏同先，仆脍可汗之后裔”，罗振玉认为“仆脍可汗”即《魏书》卷一《序纪》所记献帝邻之父威皇帝侩。[8]可见《资治通鉴》记拓跋先世君长为可汗，必有所本。《旧唐书》记“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皆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9]《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记北魏乐府的“北歌”曲目有《慕容可汗》等，此外还有许多北歌，“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10]田余庆先生说这些北歌“可以确认为魏世之作”。[11]《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记慕容鲜卑乙那楼对吐谷浑言“处可寒”，并解释云“宋言尔官家也”。[12]可寒即可汗。[13]《晋书》记载魏晋之际陇西鲜卑的纥干被部众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14]可见可汗一词，虽然从语源（Etymology）上看可能并非阿尔泰语系原生词，[15]但至少在鲜卑语中早已存在，[16]可汗并非始见于柔然。[17]

然而，吐谷浑时期的慕容鲜卑和力微以前的拓跋鲜卑，政治体都处于较低级别的发展阶段，尚未进入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s），甚至还只是处于酋邦（chiefdoms）的早期或初始阶段。而柔然社崘称可汗，是与北魏天子相对抗的一种政治形态，其政治体已经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依据现存史料，认为可汗作为原始国家或酋邦这一级政体（supratribal polities）首脑（supreme ruler）的称谓，最早见于柔然，也是可以成立的。朱熹断言“《木兰诗》只似唐人作，其间‘可汗’‘可汗’，前此未有”。[18]即使《木兰诗》作于唐代的可能性较大，[19]但以可汗称谓作为证据，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北朝代人社会音乐及故事中与可汗相关者甚多，已如前述。无论可汗一词最早出现于哪一部族、哪一语言，[20]在柔然之后，经嚈哒、吐谷浑，特别是突厥等民族的传布，作为高级政治体首脑、取代匈奴单于的可汗称谓，已广泛流行于内亚各语言、各族群的政治体中。[21]

文献上最早以可汗为高级政治体元首称谓的柔然君主社崘，据《北史》卷九八《蠕蠕传》，“自号豆代可汗。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22]今本《魏书》卷一○三《蠕蠕传》补自《北史》，豆代作丘豆伐，[23]与《通典》同。[24]很可能《北史》传写中出现了讹夺。《资治通鉴》系其事于晋安帝元兴元年，即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既然可汗称谓意犹华夏的皇帝，社崘自称可汗已成至尊，为什么还要在可汗前面加上“丘豆伐”的修饰词呢？《北史》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解释：“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25]这段话的意思是，柔然“君及大臣”在职务称号之前另有修饰性称号，以表其行能，性质类似于华夏帝王贵族死后立谥，不同的是华夏立谥在死后，而柔然加号在生前，死后则没有类似活动，所谓“既死之后，不复追称”。这是对柔然乃至其他内亚民族（Inner Asian Peoples）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和理解。如果我们把可汗作为游牧政治体元首职务的称号（title for the official position），即一种“官称”，那么每一个可汗都有的这种修饰性称号，即本章所谓的“可汗号”（appellation for the title of Qaghan），便是官号（appellation for the official title）之一种。丘豆伐即社崘的可汗号。

本章通过考察古代北方各部族的可汗号传统，论证作为官号的可汗号与作为官称的可汗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尝试分析可汗号的起源、结构及功能，由此探索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使北方部族可汗号的性质、功能及历史特性得以昭显，并联系华夏社会早期的所谓“生称谥”纷争，发挥可汗号及官号研究的民族志和人类学思想素材的作用，反观华夏历史早期的制度分化问题。在可汗之前作为北方草原最高政治体首领重要官称的“单于”称号，当然同样存在“单于号”。单于号与可汗号一样，都是内亚政治传统中的官号。由于两汉史料较少，认识单于号需要借重对可汗号的研究。单于号问题只有在可汗号被清楚认识之后，才能被纳入同一个思路中予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讨论时间上较晚的可汗号而不是单于号。

一 北亚草原部族政治文化中的可汗号传统

考察古代北方部族的可汗制度，可以发现所有的可汗都有可汗号，可汗与可汗号不可分离。从柔然到高车到突厥，从吐谷浑到铁勒诸部到契丹，都没有例外。试分述如下。

从社崘到阿那瓌，柔然共有十三位可汗，其中只有第三任可汗步鹿真即位不久为大檀所杀，其可汗号未曾传写下来，其他十二个可汗都有可汗号。兹据《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分别列此十二可汗之名及其可汗号如下：（1）社崘，号豆代（丘豆伐）可汗；（2）斛律，号蔼苦盖可汗；（3）大檀，号牟汗纥升盖可汗；[26]（4）吴提，号敕连可汗；（5）吐贺真，号处可汗；（6）予成，号受罗部真可汗；（7）豆崘，号伏古敦可汗；（8）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9）伏图，号他汗可汗；（10）丑奴，号豆罗伏拔豆伐可汗；（11）婆罗门，号弥偶可社句可汗；（12）阿那瓌，号敕连头兵伐可汗。阿那瓌之后，柔然可汗还有铁伐、登住、库提等人，但国势衰残，典章涣散，早已不为北朝君臣看重，其可汗号亦无由载录。[27]《北史》在记录可汗号的时候，还解释了这些美称的意义，比如丘豆伐意为“驾驭开张”，蔼苦盖意为“资质美好”，牟汗纥升盖意为“制胜”，等等。[28]

政治文化深受柔然影响的突厥，也保持着在可汗称谓前附加可汗号的传统。综合《周书》卷五○《异域下·突厥传》、《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北史》卷九九《突厥传》、《通典》卷一九七至一九九“突厥条”和《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可以知道在突厥历任可汗中，除了个别因资料残缺没有记载，绝大多数在即可汗位后得到一个可汗号。突厥第一个称可汗的是土门，他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这是在政治上不复臣服柔然的明确表示，采用的手段则是在政治体制上学习柔然，以可汗为突厥政体的最高首脑。土门死，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又译作阿逸可汗；[29]科罗死，弟俟斤立，号木杆可汗；俟斤死，弟某为他钵可汗；他钵可汗死，科罗子摄图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简作始波罗可汗（İşbara Qakhan），隋译为沙钵略可汗，可视为一种异译；[30]沙钵略死，弟处罗侯立，号叶护可汗；处罗侯死，沙钵略子雍虞闾立，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等等，此不赘述。东突厥（北突厥）如此，西突厥亦如此。岑仲勉先生考证室点密即四（肆）叶护可汗，室点密是名，肆叶护是可汗号。[31]室点密之子玷厥号达头可汗，泥利可汗子达漫号泥撅处罗可汗，其他不赘。[32]

与柔然不同的是，突厥政体中往往多个可汗并立，其中只有一个可汗是最高首脑，是为大可汗，其他可汗分据方面，是为小可汗。突厥的多汗制，有学者认为源自高车的大、小可汗并立制。[33]比如他钵可汗时期，他钵自然是大可汗，他立摄图为尔伏可汗，又以褥但可汗为步离可汗，都是小可汗。在多汗并立的情况下，可汗号本身未必具有标识作用。有的学者推测大小可汗的区别在于“可汗”与“汗”（Khan）的不同。[34]其实，可汗与汗源于同一个词，[35]至少在突厥史料中看不到以二者区分多汗制下不同可汗等级的用例。比如他钵死后，摄图（尔伏可汗）立为大可汗，改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这一新的可汗号或许足以表明其地位的变更。“莫何始波罗可汗”又可作“始波罗莫何可汗”，“莫何”（bagha）是北方诸族都接受的重要美称，广泛使用在可汗号及其他官号之中。前引《晋书》记陇西乞伏鲜卑的纥干被推为“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莫何是纥干的可汗号。《晋书》解释了“托铎”的意思，“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36]却没有解释“莫何”。加拿大学者陈三平认为莫何来自古伊朗语的bagapuhr，原意为神之子，与华夏之天子相对应，甚至与天子一词有着共同的远源，这个名号后来经历了贬值（devaluation）过程（陈三平认为历史上这种名号贬值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被北方诸族用于指称部落酋长。[37]即使“莫何”很多时候仅仅是酋长一级的官称，但这个词无疑保留了尊贵美称的意义，因而经常作为可汗号的一个重要部分，有时甚至取代可汗号的其他部分，可以简称“莫何可汗”，故后来的叶护可汗又被称为莫何可汗。小可汗升为大可汗后，往往要改变自己的可汗号，除了前面提到的摄图，西突厥的玷厥为小可汗时号曰达头可汗，后改为步迦可汗（Bilgä Qakhan），等等。而且，小可汗也无一例外地拥有可汗号，如大逻便为阿波可汗（Apa Qakhan），染干为突利可汗，等等。

出自东部鲜卑的吐谷浑，自有以可汗为部族酋首的传统，前引《宋书》记乙那楼对吐谷浑言“处可寒”，即其显例。据《晋书》，在西秦乞伏乾归时期，吐谷浑主树洛干“号为戊寅可汗”。[38]这里的可汗已经是较高级政体的首脑，戊寅是可汗号。树洛干称戊寅可汗的时间，与柔然社崘称丘豆伐可汗的时间，相去不过数年，看不到两者间相互影响的可能，反映了可汗与可汗号相结合的传统，在内亚草原民族（Inner Asian Steppe Peoples）政治文化中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史料中偏重吐谷浑与中原王朝发生种种关系的线索，强调吐谷浑接受中原政治文化影响的一面，所以很难见到吐谷浑君主延续了在部族政体内自称可汗的情况。直到六镇乱起，北魏秦陇地区原有秩序崩溃，吐谷浑主“伏连筹死，子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39]此前吐谷浑长期接受南朝诸政权和北魏的封授，到伏连筹时期，“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40]虽然政治文化受到中原王朝的强烈影响，[41]但吐谷浑已经不满足于作为中原王朝的藩附。所以，夸吕趁着北魏对秦陇控制力大大衰弱，以可汗代替受自北魏的“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标志着吐谷浑政权已经摆脱藩附地位。虽然夸吕以可汗官称超越“吐谷浑王”，对应中原的“皇帝”，但可能主要是效法柔然。[42]而从树洛干的例子看，吐谷浑政权内部长期延续可汗称谓的传统，应当是存在的。无论是效法柔然还是秉承自身传统，夸吕既已称可汗，理应有可汗号，可惜史料付之阙如。从夸吕“始自号为可汗”的句式看，此后吐谷浑君主皆称可汗。据《旧唐书》，唐太宗授夸吕孙慕容顺为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后来授慕容顺子诺曷钵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而“乌地也拔勒豆可汗”为诺曷钵的子、孙所袭，直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十二月，吐谷浑后裔慕容复还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43]从唐代授予吐谷浑可汗号的情况看，慕容顺之前的吐谷浑可汗原本必有可汗号。

长期被突厥统治并深受突厥影响的铁勒诸部（九姓乌古斯），在反抗突厥处罗可汗的时候，也建立了自己的可汗号。《隋书》：“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为小可汗。”[44]“字也咥”《北史》作“子也咥”。[45]照这个说法，铁勒诸部立契弊部的酋长歌楞为大可汗，号易勿真莫何，又立薛延陀部的酋长（或酋长之子）也咥为小可汗，可汗号漏记。可是《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铁勒相率而叛，共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46]这样，也咥是可汗号，乙失钵才是名字。学者称这个政权为“契苾—薛延陀汗国”，[47]其大小可汗都有可汗号。出自铁勒并且各自建立政权的回纥、薛延陀，都保持了可汗与可汗号的传统。如唐太宗主动册拜薛延陀乙失钵的孙子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死，夷男之子嗣位，号突利失可汗，被夷男少子肆叶护拔灼所杀，拔灼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后来西逃的薛延陀部众，推举夷男兄子咄摩支为可汗，号伊特勿失可汗；等等。[48]而回纥自吐迷度称可汗后，“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49]政治制度照搬突厥，可汗带有可汗号自是理所当然。据《旧唐书》，唐玄宗时回纥酋长叶护颉利吐发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玄宗册封其为怀仁可汗。[50]“颉利吐发”，《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作“骨力裴罗”。[51]此后，回纥汗国以至甘州回鹘时期，回纥（回鹘）的可汗都与唐、五代、宋、辽政权保持了亲密联系，先为兄弟之国，后成父子之国，终为甥舅关系，回纥（回鹘）除自定可汗号外，都由中原政权册封一个可汗号。[52]1890年发现于蒙古鄂尔浑河（Orkhon Gol）西岸九姓回鹘牙帐城（Kharabalgasun，意即黑虎城）南的三体文（粟特文、汉文、突厥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53]，其汉文题作“九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汉文部分就记录了回鹘可汗名若干，都有详细的可汗号。[54]

契丹很早即称可汗，武则天时期的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55]无上是可汗号（不知是借用汉文原文语音还是汉文翻译）。据《辽史》卷六三《世表》，在耶律阿保机之前，迪辇俎里（李怀秀）为阻午可汗，屈戍为耶澜可汗，习尔为巴剌可汗，钦德为痕德堇可汗。[56]阻午、耶澜、巴剌、痕德堇都是可汗号。契丹族传说中的先世可汗有奇首可汗、胡剌可汗、苏可汗、昭古可汗等，[57]都只有可汗号而不存姓名。今本元修《辽史》记耶律阿保机于唐天祐四年（907）继痕德堇可汗，“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58]据此，阿保机即位之始即称皇帝，而没有继承痕德堇可汗的可汗职位。可事实上，九年以后，阿保机再次举行了“即尊号”的盛大仪典。神册元年（916），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59]然而，据叶隆礼《契丹国志》，只是到了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60]可见天祐四年那一次，阿保机并没有称帝，而只是继承痕德堇称可汗。《辽史》所谓“天皇帝”，《契丹国志》记作天皇王，应当就是“天可汗”，“天”乃可汗号，[61]当然“天皇王”三字都是汉文的意译。辽太宗以下诸帝，不再见可汗称号，而只有类似唐宋诸帝的皇帝尊号。可是辽天祚帝被金人俘虏后，耶律大石建立西辽时，“号葛儿罕，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62]《辽史》所附《国语解》，解释葛儿罕为“漠北君王称”。[63]葛儿罕，《元史》或作阔儿罕，[64]或作鞠儿可汗，[65]皆同音异译。在波斯史学家志费尼（Ata-Malik Juvaini）的《世界征服者史》中，葛儿罕记作菊儿汗（gür-khan），并解释曰“即众汗之汗”（the khan of khans）。[66]罕即可汗，葛儿或菊儿是可汗号。学者一般认为这是“采用突厥称号”，[67]“因为他的臣民绝大多数是突厥语部民，……处于突厥语部落聚居的地方，称‘汗’是随乡入俗”。[68]这是忘记了可汗一词早就进入契丹语社会、契丹先世皆称可汗的事实。

契丹之后的内亚民族，也多以可汗为政体元首称号。对于契丹以后内亚部族可汗号的种种事实，本章不复赘述，只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蒙古人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Činggis Khan），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1616）满族人努尔哈赤被尊奉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成吉思”和“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都是可汗号。又如西夏诸帝在庙号、谥号、皇帝尊号之外，还有所谓“城号”。[69]其庙号、谥号与尊号自然是学习唐宋，[70]而城号也许就本于党项的部族传统，也就是源于可汗号与官号的古老传统。

二 可汗号的起源、功能、形式与性质

内亚民族可汗号的传统，绵历久远，我们有理由认为，可汗与可汗号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内亚草原游牧族群政治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这种传统有时是通过学习与继承的形式在不同部族集团间传播，有时则是从各部族自身古老的制度中自然演化而来。当某些部族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渐渐放弃或部分地放弃原有传统时，内亚新起的部族，在社会进化的基础上迅速完成政治发育，建立起较高级别的政治体，从而继承这种传统。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有些部族在发育过程中，比较独立地演化出先行部族的某些政治文化传统，类似于某种“历史重演”（historical re-enactment）。重演得以发生，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包括可汗号在内的那些政治文化传统，都深深植根于内亚族群的社会制度之中。

可汗号应当是在可汗正式即位的典礼上获得的。[71]《周书》记录了突厥可汗登位的仪式：“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抚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乱，不能详定多少。臣下等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72]虽然后一半关于预测在位年数的仪式尚无其他可靠史料予以支撑，但“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的记录，应当是可汗即位仪典的重要部分。《北史》记录高欢立魏孝武帝，“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73]拓跋旧制立君主之仪，与突厥立汗之仪，都有拥立者负毡、被立者在毡上的形式。由此推测，柔然立可汗的仪式应当类似于此。契丹立汗有所谓“柴册仪”，“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覆之”，云云。[74]柴册仪也来源于内亚民族古老的政治文化传统。[75]

在这样的仪式之后，可汗始得称可汗，同时也就要有可汗号。可汗号的拟定和宣布应该是这一仪式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前引《北史》所谓“因其行能，即为称号”，恐怕也是柔然以外的突厥等其他草原民族择定可汗号的原则。拥有可汗职务与可汗号之后，可汗本人原有的名字就被可汗号取代了。就现有史料看，古代北族可汗与中原政权文书往来之中，绝不提及可汗原有名字，而一律称呼可汗号。这种可汗号与可汗密不可分的制度，决定了对可汗合乎礼仪的称呼中，要把可汗号与可汗连称，而绝不能把可汗的名字与可汗连称。1897年发现于蒙古土拉河（Tuul Gol）上游巴颜楚克图地区的突厥文暾欲谷碑，其第二碑东面第1行（总第51行）提到一个可汗，据Talât Tekin的释读，作“k（a）pg（a）n k（a）g（a）n”，[76]转写作Qapγan Kagan；[77]而Rybatzki释作qpγnqγn，转写作Qapγan Qaγan。[78]这个可汗按理是指东突厥第二汗国的默啜。耿世民的中译本径作“默啜（qapaghan）可汗”。[79]然而，即使这个可汗的确是指默啜，碑文中也不可能称“默啜可汗”，因为默啜是他任可汗之前的官号加官称，[80]不是可汗号，qapγan必定是可汗号。默啜的可汗号，唯见于《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外臣部·和亲第二》：“开元二年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遣使上表求婚，自称曰‘乾和永清大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录可汗’。”[81]“圣天骨咄录”应当是可汗号，也许圣天是意译，骨咄录（Qutluk）是音译。岑仲勉译qapγan为“乾和”，[82]芮传明译为“夹毕汗”，[83]苏联学者直接音译为阿波干，[84]虽难有定论，但都理解为可汗号，大方向是对的，qapγan应当与“圣天骨咄录”有关。耿世民的译本以默啜与可汗连称，当然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是对突厥可汗号制度缺乏了解。从功能上说，可汗号的出现，就是要使担任可汗的人具备全新的身份，这个可汗号就是他今后的身份，在正式场合其他的名号都将被新的可汗号代替。

这一特性不仅仅反映在可汗号上。据《北史》所记，“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85]据此，柔然的政治制度中，基于“行能”而给定的装饰称号（decorative appellation），不只有可汗号，还有大臣的官号。周伟洲指出：“柔然大臣或别部帅名前，往往冠以莫弗或莫弗去汾之称号，可能此号既为官职名，也有名号勇健者之意在内。”[86]从早期社会政治组织生长发育的角度来看，名号先于官职，官职是一部分名号凝固的结果。这类名号，产生于对“行能”的概括和总结，其基本功能则是使名号获得者具有新的身份，从而可以行使新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柔然的莫何、莫何去汾、俟利发（俟匿伐、俟利弗）[87]、吐豆发、吐豆登、俟利、俟斤等，首先是官号，其次才是官职（Title）。其中有些官职为突厥所继承，如吐豆登（吐屯）、俟斤等。[88]莫何更是经常使用在突厥可汗号中。莫何去汾作为官职也为高车所继承，弥俄突时期有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89]

高车部落酋长一级的首领称为莫弗，这很可能来自其役属柔然时期所得到的官号和官职。《北史》记载在柔然社崘为可汗时，高车有两个莫弗，一个是“姪利曷莫弗敕力犍”，一个是“解批莫弗幡豆建”。[90]这两个莫弗都分别具有官号、官职和名字——莫弗是官职，姪利曷与解批是官号，敕力犍和幡豆建是名字。莫弗有号，不见于现存的柔然史料，但是相信高车这一制度得自柔然，柔然本有这一制度。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91]高车副伏罗部脱离柔然控制，首领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自立为王”，“国人号之曰候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92]高车建立与柔然对等的政治体，其最高首领理应如柔然称可汗。如果是这样，“候娄匐勒”与“候倍”就都是可汗号。如果高车不称可汗，则“候娄匐勒”与“候倍”就是新生的官号加官职，也可以反映可汗号和官号的出现过程及其意义。

突厥政治制度中的官号与官职的区别已经比较成熟。在突厥先世的种种传说中，突厥祖先有纳都六设、阿贤设和大叶护。[93]纳都六设、阿贤设和大叶护都不是人名，设（šad）和叶护（yabgu）是官职（官称），纳都六、阿贤和大是设与叶护的号，即官号。突厥先世的传说反映了突厥政治体的成长过程，符合突厥各部役属柔然时期，突厥政治体以部落或小规模部落集团为最高政治单位的历史实情。突厥的官号传统既可能得自柔然或高车，也可能源于自身的部族政治体发育。在突厥政治制度中，官职都有官号，官号亦因人而异。比如始毕可汗死后，其子什钵苾立为泥步设，始毕可汗的弟弟俟利弗设（名字已不可考）立为可汗，号处罗可汗；处罗可汗死后，启民可汗的第三子咄苾立为可汗，咄苾先为设，号莫贺咄设，立为可汗后，号颉利可汗。[94]林幹指出突厥东西二部的官职，“东部官号常用‘突利’，西部官号常用‘叶护’，这也许是一种习惯（不是制度）”。[95]林幹这里所说的官号，包括了官称与官号，当然也包括可汗号。应当注意到，叶护、设、俟斤（irkin）、俟利发（eltäbär）等，[96]虽然早已凝固成突厥的官职（官称），但也经常作为可汗号和官号而出现。究其原因，这些官职名称本来就与官号有着共同的起源，官号与官称都是从名号（titulary）中发展出来的，一部分名号凝固成官称，一部分名号成为官号，某些名号在凝固为官称的同时，其“美名”“美称”的属性并未消失，仍然可以被当作修饰词使用，也就是说，某些官称同时保留了官号的属性与形式。

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第二编《政治观念的发展》（Growth of the Idea of Government）中，探讨易洛魁印第安人部落联盟的形成，注意到“在联盟开始创立之时，即设立了五十名常任首领，并授以名号，规定永久分属于各指定的氏族。……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首领就职需要经过一个仪式，“由一次联盟会议正式授职”，“经上述仪式就职以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97]这些名号包括“中立君”“梳发君”“不疲君”“言简君”等，[98]比较这些具有政治地位和权力的名号，我们看到它们正符合柔然制度中的“因其行能，即为称号”。摩尔根所说的这些与“行能”相关的名号，最终凝固下来成为制度性职务，恐怕也正是大多数早期社会政治组织生长发育的共同特征。

在探讨早期社会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时，各有职掌的名号无疑是焦点所在。对于这些名号的产生及其功能，除了政治学的解释以外，人类学关于原始民族讳名习俗的研究，也是可以参考的。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里专章探讨了词语的禁忌，其核心便是人名禁忌。他指出，由于人名禁忌扩展到亲戚、死者和社会上层成员，故“欧洲人听到的达荷美历代国王的名字都非他们的真名，不过是他们的称号，或者为本国人所谓的‘坚强的名字’”；暹罗人从不称呼国王的名字，“说到国王，只能用一些响亮的头衔、称号”；在缅甸，“国王即位以后只能以王号称呼”；在古希腊，“对那些贵人只能以他们的神圣尊号相称，而不能再用原名称呼”。[99]弗雷泽把贵人称尊号的古老习俗，与人名禁忌联系起来，是不是适用于本章讨论的政治名号的起源与分化，当然还有待深入研究，但他指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这类现象，则很有参考价值。屈万里先生研究甲骨文，也得出了殷人讳名的结论，“就卜辞验之，尔时已知直斥尊长之名为不敬”，卜辞中“无一语直斥王名者”，商代诸王以十干为庙号，即与讳名有关。[100]

首先见于鲜卑、柔然政体里的莫何（或莫贺，即bagha）、莫贺弗（简化作“莫弗”[101]，即bagha bäg），在高车、室韦、乌洛侯、勿吉等北亚部族中成为重要酋帅的官职，这如果反映了内亚民族政治文化继承性和连续性的一面，那么，也就反映了早期内亚部族社会政治发育中由名号凝固而为官职的一面。同时，莫何、莫弗作为修饰性的可汗号和官号大量出现，又反映了在名号分化为官职和官号的过程中，两者发生了重叠和分裂。名号作为官号与官称一元性的起源，导向官称与官号二元分化的发展。这就是说，早期政治组织的重要职位，由某些装饰性很强的词来标示，这些词就是某种名号。慢慢地，某些名号词会被这些职位所专有，即名号凝固而成为官称。但是，在凝固过程中，有些名号保留了装饰功能，并被分配用以装饰早已凝固下来的那些职位，以确保任何单一官称承担者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与早期政治组织常见的卡里斯马（charisma）型领袖是恰相吻合的。这些保留了装饰性功能的名号就是官号。这就是形式上的官号与官称的结合。官称是明确的、有限的，而官号是模糊的、无限的。无限的官号与有限的官称相结合，使任何个别的官称承担者都可能具有独特的身份。可汗处于官称系列的顶端，可汗号的性质与功能，也应当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以求得深入的理解。

在内亚民族特别是草原民族的政治传统中，有些官称历经不同时期，在不同部族中长期存在，但形式与职能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官号与官称相结合这一传统的破坏。比如突厥的达干，即柔然的塔寒，是专统兵马的重要职官，很可能并不是突厥语原生词。[102]东突厥第二汗国骨咄禄时阿史德元珍任阿波大达干，[103]默啜时有莫贺达干，[104]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时有设卑达干，[105]等等。突骑施乌质勒曾在斛瑟罗部下为莫贺达干，[106]唐初回纥有俱罗勃为俱陆莫贺达干，[107]等等。据沙畹（Chavannes）《西突厥史料》引东罗马史学家弥南（Menander）《希腊史残卷》，东罗马使臣Zémarque谒见西突厥Dizaboul可汗返回时，“有一突厥使臣名Tagma者偕行，其人为一Tarakan，此种官号在毗伽可汗突厥文碑中见之，即中国载籍中之达干或达官是已”。[108]韩儒林考证，蒙古时期非常重要的答剌罕（或作达拉寒），就是柔然的塔寒、突厥的达干，只是其职掌不再专统兵马，而且答剌罕的授受中也不再见附有官号。[109]古老的达干官职继续存在，却不再需要附加官号了。事实上，从突厥后期和回纥时期达干官号多为莫贺，已经看得出官号的变化空间越来越小，官号的实际功能渐渐萎缩。然而，事实上，古代内亚草原民族历史上，可汗号与官号的传统悠久而长远，这又如何理解呢？

我认为，这是由北亚草原部族政治体发育的历史复杂性所决定的。北亚草原的历史，就是各种规模和形态的部族政治体因应时代和社会条件生成发育的历史，是这些政治体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是某些时刻在这些政治体之上生成超大政治体的历史。从历史叙述即史料形成过程的角度来看，容易被今人误读为民族形成过程的历史过程，其实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即政治体发育、组合、解体与重组的过程。这种连绵长久的历史运动，使草原政治传统的相沿不绝成为可能，也使原始政治体组织形式的反复重演成为可能。政治体之间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当然存在着继承和扬弃的多种关系。在某一政治体里本已徒具形式的某些制度，被另一政治体继承吸收之后就具有了新的生命。这些继承和吸收过来的制度，在帮助和保证社会进步和政治提升方面，作用巨大，无可取代。这就是可汗号和官号制度长久存在的原因。比如，在柔然之后，有高车和突厥；在突厥之后，有回纥和薛延陀；等等。一直到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后，还“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110]阿鲁敦（可能就是altun），即于越的官号。甚至当1607年努尔哈赤最早被喀尔喀蒙古的代表尊奉为汗时，号称“昆都仑汗”，与他此前担任的淑勒贝勒合称，就是“淑勒昆都仑汗”。到1616年，随着雄心的提振与成就的扩大，为了“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以称汗的方式，获得了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111]于是努尔哈赤采用了新的可汗号“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努尔哈赤称汗并采用新的可汗号，是否受到蒙古历史传统的影响，尚有待讨论，但这种做法可以满足他及其势力集团的政治需要，则毋庸置疑。在这里，我们看到可汗号传统长盛不衰的历史动力，就来自内亚部族苏醒与崛兴的生生不息的政治过程。

三 从所谓“生称谥”看古代中国的名号分化问题

前引《北史》云：“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若中国立谥。既死之后，不复追称。”这是把北族可汗号和官号的制度形式，与华夏传统的立谥制度联系起来做了对比。这种对比是很有启发的，民族史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民族志和人类学思想素材的价值，成为我们反观中国古史某些文化现象的参照物。上节我们探讨了北族政治组织的早期制度形式，可以发现，早期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都是从名号开始的，由名号分化而为官号与官称。可汗号与可汗官称的紧密关系，即属于这一分化的高级形态。而作为先进民族的华夏[112]也理应经历过同样的制度分化过程，并且由于社会分层的复杂和政治规模的宏大，这种分化要更加繁复和精致。然而，经过战国至汉代礼家的整理和系统化，本来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制度形式，便呈现出一幅被绝对化和神秘化后的文明面貌。[113]本章研究的古代名号分化而为官号和官称的历史过程，也存在于中国古史的某些阶段。对于学者聚讼已久的立谥制度的起源等问题，我们下面试从早期政治组织名号分化的角度，提供一个新的理解。

《逸周书》解释“谥者，行之迹也”，[114]与北族之“因其行能，即为称号”，的确颇为相近。谥是什么？谥的本字是益，益就是增加。唐兰先生说：“人已有名，而另外再加美称，叫做益。”[115]《礼记·郊特牲》：“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116]“生无爵，死无谥”的情况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呢？《史记》记录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统一之后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117]秦始皇知道谥是“中古”以后才有的，此前只有“号”。这个号，当然是生前行用的，与本章所讨论的北亚部族的名号性质相同。秦始皇废除谥号，自称始皇帝，就建立皇帝制度而言当然是创新，就恢复官号传统而言则是复古。

谥法起源是古史学界至今聚讼的难题之一。谥法起源与“生称谥”联系在一起，更加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典籍中颇有当时言语指称在世人物使用谥号或类似谥号的某种名号的，与谥行于死后的常识不符。顾炎武《日知录》有“生称谥”一条，列举典籍中生称谥若干例，认为“生时不合称谥”，“皆后人追为之辞”，把典籍中这类现象都归于“后人追为”。[118]可是出土青铜器铭文中，也颇有生时指称王号者。王国维作《遹敦跋》，据西周金文中周穆王生前即称穆王，联系相关事例，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这些号都是“美名”，可见“周初天子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诸帝之有尊号矣。然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119]王国维此文最直接的后果是引发谥法起源时间先后的争论。后来郭沫若著《谥法之起源》，引据更丰富的金文与典籍例证，指出生称谥的现象在春秋战国也大量存在，因此“疑谥法之兴当在战国时代”。[120]谥法与生称谥不能共存，有生称谥则意味着谥法尚未产生，这是讨论生称谥问题时多数学者的基本逻辑。可是典籍中谥法起源于周初甚至更早的记载也必非全出伪造，这与生称谥的现象构成了明显的冲突。直到最近，还有学者努力证明金文中所谓“生称谥”，并非生前制作，而是死后追为，即制作于“下一王世”。[121]也有学者试图淡化生称谥与谥法起源之间的冲突，使二者可以并存。师宁《论生称谥及谥法起源问题》一文认为，生称谥与死后加谥是谥法起源与发展史上的不同阶段，“谥之兴起在周初，谥号是由生称之发展到死亦称之，由美称发展到可恶可美，最后发展到只能死称谥”。[122]这样表面上调和了谥法与生称谥的矛盾，但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生前死后的美称都属于谥法范畴，那么从生前美名向死后定谥的转变，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人都是希望生前专有美名的，有权势的人更是如此。他们是怎样自动放弃了生前的美称，而甘心接受死后由别人给定的一个“可美可恶”的谥号呢？

考察内亚民族可汗号、官号的起源及其功能，观察古代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可以得出一个对于生称谥问题的新理解。王国维并没有提到“生称谥”的问题，他提到的是“美名”与“号”，与本章所讨论的可汗号和官号是一样的。华夏政治组织的制度形式，也应当是从“名号”开始演化的。前文已经论证，北族的名号分化而为官号与官称，华夏早期也应当有这一过程。西周的制度形式中，已经有官、爵、号、谥的分别，这是官号与官称进一步分化的结果，反映了华夏文明圈社会分层程度的日渐提高和政治组织的高度复杂。爵很可能是从官称中分化出来的，谥则是从官号中分化出来的；爵用于生前，谥用于死后。典籍与金文中的生称谥，应当是尚未演化为谥的官号，或者是官号与谥并存混用时期的产物，反映的恰恰是名号分化的历史过程。

从爵制的起源与发展，可以了解官号分化出谥号的历史依据。班固《白虎通义》说“爵者，尊号也”。[123]爵是从尚未系统化的官称中分化出来的。晁福林认为，爵制的起源与西周册命制度关系甚大，“赐命与爵位制度所表示的正是周代上下级贵族间的主从关系的确立”，“接受君主的爵位赐命，就意味着臣下对于君主必须忠诚尽力”。[124]因此，爵制能够从官称中分化出来，反映了政治体成长过程中，权力越来越集中，政治体之内所有人的地位与权利，越来越与权力中心相联系。从形式上看，整个政治体各组成部分权利及地位的合法性，来自权力中心的辐射。政治体成长的过程，也就是权力集中的过程。被集中的权力以自上而下、自中心而边缘的方式，再分配到政治体的各个部分，遂呈现为早期制度形式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整合首先表现为政治体的整合，而政治体的整合，就是权力关系的重组，制度形式当然要服从于这种权力关系重组的需要。爵制的起源与发展，正是集权体制成长过程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谥法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政治体成长、权力集中和集权体制演化历史中的一个侧面。

从一个方面说，在政治组织进入较高阶段后，随着制度的稳定、完备和行政机关权力的扩大，政治体中个人权位及可获取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官称本身，与个人性格或背景（所谓“行能”）之间的相关性，已经不那么明显。高度发展的政治体制，并不依赖卡里斯马型领导人大量及不间断的涌现。因此，官称承担者的个人独特性，与成熟的政治体制之间，出现了不协调，或者说，体制并不需要强调，甚至倾向于忽略具体官员的独特性。换句话说，随着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广泛深入的渗透，政治体制日益成为社会构造与运作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可汗号和官号的初始功能与意义处于淡化和衰减之中。如果说随着集权的加强，政治体制中的君臣距离将会扩大，而可汗号尚有助于在形式上强调君臣关系的这一变化（表现为皇帝尊号的出现），那么一般官称的装饰性官号，继续留存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

另一方面，官号是经过任职仪式而获得的，从起源上说，是在各级别政治体中的人们同意让渡部分权力的仪式上，由同意让渡权力的人们共同授予的。政治首领的权力来自政治体成员，因此官号也来自政治体成员的讨论和批准。然而，随着政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基于暴力和征服而形成的整合，使政治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政治组织越来越复杂和庞大，权力关系也有了重大变化，集权意味着权力获得和分配的方向发生了颠倒。因此，形成于自下而上权力关系时代的官号，最终被自上而下权力关系产物的谥号所代替。也就是说，谥法的产生，就是要体现权力关系的这一重大变化，或者也可以说，是为了配合乃至强化这一变化。这当然是一个缓慢的、复杂的过程，谥法完全取代官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周代以字为谥、以号为谥的众多事例，[125]反映了这一历程的复杂和曲折。字也是从官号中分化出来的，以字为谥、以号为谥，反映了谥法产生之后官号与谥号并存的情况，是谥号取代官号历程中的一个阶段。

因此，“生称谥”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能够生称的不是谥号，而是官号，生前的官号（包括字）死后用作谥号，只不过是官号与谥号并存混用的结果。谥号取代官号，反映了新型权力关系中权力中心要求掌握对权力结构中所有成员的评价和判断。随着谥法的成熟，这种评价和判断会应用于权力结构内的全体成员身上，周天子亦不能例外。秦始皇注意到谥法应用到天子身上，会造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126]威胁皇帝权威，因而废除谥法，但他不知道，谥法正是作为集权的伴生物才在集权政体的历史中得以发生和发展。

搞清楚了谥号与官号的这种关系，就对所谓“生称谥”问题有了合乎历史逻辑的理解。事实上，不仅爵制与谥法，而且后世官制的日渐繁复的演化，也都可以纳入制度形式的名号分化背景下进行观察，从而获得更具历史纵深感的新认识。以上考察可汗号的形式与性质，进而探讨早期政治组织制度形式的演化，不仅仅是要对内亚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有所触及，而且还是为了从这种探讨中获得某些一般性的历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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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佑：《通典》卷一九四《北狄一·序略》，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第5301页。

[2] 杜佑：《通典》卷一九六《北狄三·蠕蠕》，第5378页。

[3] 《资治通鉴》卷七七胡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第2459页。

[4] 《资治通鉴》卷一一二胡注，第3534页。

[5] 分别见《资治通鉴》第2459、2548页。

[6] 《资治通鉴》卷八○胡注，第2548页。

[7] 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第55页。

[8] 罗振玉：《丙寅稿》，《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一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第185—186页。

[9] 《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1071—1072页。

[10]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二五，中华书局，1979，第363页。

[11] 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第219页。

[12] 《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2369页。

[13]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载此事与《宋书》略同，可寒即作可汗。见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3178页。

[14]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3113页。

[15] Peter B.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Verlag，1992，p.71.

[16] 町田隆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石刻祝文をめぐって——“可寒”·“可敦”称号を中心として》，载《アジア诸民族におけゐ社会と文化——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记念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第88—114页。

[17] 陈发源：《柔然君名“可汗”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1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中华书局，1986，第3328页。

[19] 唐长孺：《〈木兰诗〉补证》，《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

[20] 李志敏：《可汗名号语源问题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21]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编，收入白鸟库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册，东京：岩波书店，1986；兹据中译本，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第64—72页。

[22]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

[23] 《魏书》卷一○三《蠕蠕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2291页。

[24] 杜佑：《通典》卷一九六《北狄三·蠕蠕》，第5378页。

[25]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

[26] 大檀的可汗号，在隋代《郁久闾伏仁墓志》中作莫洛纥盖。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图版第五九九号。

[27] 关于柔然可汗家族世系传承，可参看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一书卷末所附《柔然世系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8]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下编，第71—82页；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54—157页。

[29] 《北史》卷九九《突厥传》对突厥先世有几种不同的记载，一种记伊利可汗死后，“弟阿逸可汗立”；另一种又说：“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见第3286—3287页）无论与土门是兄弟关系还是父子关系，阿逸即乙息记，同音异译，是没有问题的。这种一号两译的情况，反映了《北史》在叙述突厥先世历史时使用了来源不同的材料，所以对突厥起源竟有不同的说法。

[30] 《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记录了沙钵略与隋文帝的往来书信，沙钵略信中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隋文帝复信中称对方为“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可见始波罗即沙钵略之异写，区别在于前者用嘉字，后者则含贬义。见《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第1868页。《通典》卷一九七《北狄四·突厥上》：“其勇健者谓之始波罗。”沙钵略即始波罗同音异译，又译作沙钵罗，车鼻可汗时期有沙钵罗特勤，西突厥有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皆以勇健称。

[31]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第116—119页。

[32]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4，第1—4页；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20—129页。

[33]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88—89页。

[34]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312—313页。

[35]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00—204页。

[36] 《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第3113页。

[37] Sanping Chen，“Son of Heaven and Son of God：Interactions among Ancient Asiatic Cultures Regarding Sacral Kingship and Theophoric Nam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eries 3，Vol.12，No.3（2002），pp.289-325.

[38] 《晋书》卷九七《四夷·吐谷浑传》，第2541页。

[39]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第3185页。

[40] 《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第3185页。

[41]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第118—119页。

[42] 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20页。

[43]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吐谷浑传》，第5300—5301页。《资治通鉴》分别作“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和“乌地也拔勤忠可汗”，分见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十年三月丁酉条、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三月条，第6119、6546页。

[44] 《隋书》卷八四《北狄·铁勒传》，第1880页。

[45] 《北史》卷九九《铁勒传》，第3303页。

[46]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第5343—5344页。

[47]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353—356页。

[48]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第5344—5348页。

[49]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6页。

[50]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8页。

[51]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第6114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玄宗天宝三载八月条，第6860页。

[52] 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第82—101页。

[53] 关于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的位置，有学者介绍说在“柴达木河畔”。其实回鹘牙帐城周围并没有一条柴达木河，该城的东面是自南向北流的鄂尔浑河。我于2004年和2006年两次到此地及附近地区考察，疑所谓“柴达木河”是指突厥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碑东北的柴达木湖。

[54] 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载《观堂集林》卷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59，第989—998页。又可参看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第102—116页。

[55]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传》，第5350页。

[56] 《辽史》卷六三《世表》，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第955—956页。

[57] 《辽史》卷六三《世表》，第950页。

[58]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3页。

[59]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10页。

[60]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页。

[61] 关于“天可汗”，请参看本书“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一章。

[62] 《辽史》卷三○《天祚皇帝纪四》，第356—357页。

[63]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第1541页。

[64] 《元史》卷一二○《曷思麦里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第2969页。

[65] 《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第3046页。

[66] 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translated from the text of Mirza Muhammad Qazvin by John Andrew Boyle，Vol.I，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p.354.亦请参看中译本：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第417页。

[67]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第140页。

[68]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第41页。

[69] 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第76—99页。

[70] 关于皇帝尊号之制度文化渊源，请参看本书“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一章。

[71] 傅礼初说草原部族的可汗，并不像伊朗、罗马和中国中原的皇帝们那样被包围在繁文缛节的神秘礼仪之中。如果从绝对的装饰意义上看，当然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认为草原政治中缺乏形式或形式主义，或低估形式主义的价值与意义，那就是不对的。见Joseph Fletcher，“The Mongols：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6，No.1，1986，pp.11-50。

[72] 《周书》卷五○《异域下·突厥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第909页。

[73] 《北史》卷五《魏本纪·孝武帝纪》，第170页。

[74] 《辽史》卷四九《礼志一》，第836页。

[75] 著名的突厥史学家Zeki Vilidi Togan（1890—1970）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乌拉尔巴什基尔突厥语族群的旧式经学堂（medrese）里，学生团伙在选举自己的头目（kadi）时还举行一种仪式，被选中者要坐在由四个男孩托起来的白毡上，其他学生则对他施以捶掐打击，甚至还用尖钻捅他全身各处，把他折腾至疼痛哭叫。Togan认为这反映了突厥民族古老的选汗制度。他也指出，经学堂里这种选举kadi的习俗是来自花剌子模（Khorazm）地区的。见Togan的回忆录Memoires：Struggle for National and Cultural Independence of the Turkistan and other Moslem Eastern Turks，translated by H.B.Paksoy，http：//www.spongobongo.com/zy9857.htm。

[76] Talât Tekin，Tunyukuk Yazıtı，Ankara：Türk Dil Kurumu，1994，p.21.

[77] Talâ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Bloominton：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1968，pp.252，289.

[78] Volker Rybatzki，Die Toñuquq-Inschrift，Szeged：Department of Altaic Studies，University of Szeged，1997，pp.39，71.

[79] 林幹：《突厥史》附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第251页。

[80] 有学者认为即bögü，不过我认为更可能是Bäg Čor。在Bäg Čor这一名号组合中，Bäg 是官号，Čor是官称。

[81] 《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七九，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第3906页。

[82]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第877页。

[83] 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84页。

[84] C.Г.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李佩娟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第30、44页。

[85] 《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3251页。

[86] 周伟洲：《敕勒与柔然》，第166页。

[87] 隋代《郁久闾伏仁墓志》中，提到伏仁的曾祖“俟利弗”，俟利弗即俟利发的异译。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第五九九号。

[88] 请参看本书研究柔然官制诸章。

[89]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第3275页。

[90]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第3272页。

[91]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第36—47页；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219—223页。

[92] 《北史》卷九八《高车传》，第3274页。

[93] 《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第3285—3286页。

[94]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54—5155页。

[95] 林幹：《突厥史》，第49页。

[96] 有关俟利发与eltäbär对应关系的讨论及我自己的意见，请参看本书“柔然官制续考”一章。

[97]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第126—127页。

[98]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45—146页。

[99]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第381—385页。

[100] 屈万里：《谥法滥觞于殷代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1948年。

[101] 拓跋鲜卑有莫弗官职，见于北魏奚智墓志，奚智曾祖为“大莫弗乌洛头”，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第二○七号。

[102] Gerard Clauson，“The Foreign Elements in Early Turkish，”此文在1971年8月举行于匈牙利塞格德市（Szeged）的第14届国际阿尔泰学会议上宣读，收入Louis Ligeti主编的Researches in Altaic Languages（Budapest，1975，pp.43-49）。克劳森认为很多突厥语汇特别是官名来自古伊朗语，比如达干、特勤和设，因而强调伊朗语及伊朗文化对突厥社会的深刻影响。持同样意见的还有很多学者，可参看 Louis Bazin（路易·巴赞），“Pre-Islamic Turkic Borrowings in Upper Asia：Some Crucial Semantic Fields，” Diogenes，XLIII，1995，pp.35-44。这种影响当然是可能的，但并不是直接的。事实上，可汗、达干和特勤，都更早地见于鲜卑和柔然社会。特勤，即拓跋鲜卑的直勤，请参看本书“北魏直勤考”一章。

[103] 杜佑：《通典》卷一九八《北狄五·突厥中》，第5434页。《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作“阿波达干”，见第5167页。

[104]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第5170页。

[105]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83页。

[106]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第5190页。

[107]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197页。

[108]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13页。

[109] 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穹庐集》，第18—46页。

[110] 《辽史》卷七三《耶律曷鲁传》，第1221页。

[111]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3页。

[112] 就本书的着眼点而言，所谓先进民族，是指在政治发育与政治体建设方面先行一步，从而确立了对周边其他部族、其他政治体的人力、军事和文化优势的民族。在本书中，民族主要不是指社会单元，而是指政治单元。

[113] “古史辨”派史学家在清理古史中被神秘化和绝对化的文化现象与历史问题方面，功勋卓越，人所共知。当代学者中亦有人从人类学和民族志的资料出发，致力于此，启发多多，请参看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古俗新研》，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

[114]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668页。

[115]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第354页。

[116] 朱彬：《礼记训纂》，饶钦农点校，中华书局，1996，第404页。

[11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第236页。

[118]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第833—835页。

[119] 王国维：《遹敦跋》，《观堂集林》卷一八，第895—896页。

[120] 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金文丛考》，日本文求堂书店，1932，第89—101页；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五卷，科学出版社，2002，第201—226页。

[121] 彭裕商：《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杜勇：《金文“生称谥”新解》，《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22] 师宁：《论生称谥及谥法起源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第45页。

[123]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七，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第313页。

[124] 晁福林：《先秦时期爵制的起源与发展》，《河北学刊》1997年第3期，第75—76页。

[125] 杨希枚：《论周初诸王之生称谥》，《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74—281页。

[12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