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书相关说明

第一节 内容框架

政府通过文化政策对文化实行有效的监管和指导，是现代国际社会普遍的文化政治行为。文化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政府为处理公共文化事务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其本质体现了政府对全社会文化资源所进行的权威性分配。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五位一体”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技术的突破带来了文化在人类公共生活中的一次次扩张，文化信息的软性特征，使文化产品和服务附着于各种表达形式渗入社会各方面。文化内容的泛滥同时也带来了审美偏差、道德异化、核心价值受损等问题，因此对文化发展的合理规范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

当以历史回溯和发展的眼光审视我国推进文化发展的真实状况时，不难看出，市场机制的引入逐渐成为决定性因素，并带来中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的根本变革。市场经济对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不仅要配置生产力，而且要配置生产关系。因此，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变革，也带来了社会内部关系的调整并引发了权力资源在不同阶层间的重新分配。文化政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进行制度调整、管理转型、方向控制的缩影和表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其创新已经逐渐成为文化发展的驱动力。

另外，由于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存在，不会也不可能任文化自由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大市场，小政府”主张，促使公共政策放松规制的浪潮席卷西方世界。在有线电视、数字化、互联网等新传媒技术的冲击下，美国和英国引导了文化产业领域的放松控制浪潮，放松控制涉及所有权规制和内容规制诸方面。政策控制的逐渐放松并不代表控制的消失，只是控制方式及控制手段的变化，控制过度或不足都会带来文化生存环境的变化，造成消极后果。

文化分析不可能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中被分离出去，控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权力现象，对其研究离不开对权力、权力关系以及权力行使过程的分析。权力既是控制力的来源，也是控制意图实现的目标，本书以权力论作为理论工具，试图通过对社会背景的考察来分析不同历史阶段权力关系及结构的变化，找到不同时期“社会结果—文化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影响文化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因子，从而构建出合理的文化政策体系。全书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对本书主要内容的相关说明。作为本书的前置性阅读，第一章内容包括全书所涉及的关键词和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及内涵释义，相关文献的概括总结，以及研究过程中的目的、意义等。

第二章：通过对权力论的基本梳理，明确文化政策的权力主体、确定控制的方位、具体可使用的控制手段以及控制的界限和标准如何确定。这四个问题是控制分析的基本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基础原理。

第三章：以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为考察时间维度，分析总体性社会背景下文化政策的控制特点。由于该时期内整个国家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独立发展还没有产生，但对文化的控制具有历史独特性，即呈现刚性垂直控制的特点。这一控制结构中不存在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权力结构低度分化，没有形成不同权力之间的均衡制约，当政治权力非制度化运作时，内部化、人治化使文化政策在实施中常常出现随意性和不可预知性。

第四章：以1978～1992年为考察时间维度，分析分化性社会背景下文化政策的控制特点。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文化产业化的萌发，但由于各种社会权力力量和控制主体处于不稳定状态，对文化发展的控制也不稳定，极易反复。这一时期，文化控制仍大部分来自政府，呈现周期性一张一弛弹性控制的特点。在政治权力之外，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民间权力精英的出现带来了这一时期权力控制主体的三足鼎立。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备，以及经济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对文化经济行为的深入，在分化性社会背景下，市场控制能力稍逊一筹。

第五章：以1992～2003年为发展期限，分析转型期社会背景下文化政策的控制特点。国家（政府）自主性降低，这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深层原因，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开始崛起，不同利益主体开始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决策中发挥作用。政府权力逐渐与其他社会力量如市场、民间精英一起发挥控制主体的作用。

第六章：以2003～2012年为时间阶段，分析文化体制改革从起步到基本完成任务阶段文化政策的作用和特点。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结构逐渐出现了封闭的趋势，代际流动继承性增强，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减少。政府在文化政策制定方面主要表现为在现有权力结构基础上完成基础改革，以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为主要任务，释放既有社会结构中的生产力，同时逐步探索政府控制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分界和协调，加强市场控制能力。

第七章：以2013年至今为时间界限，分析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文化政策功能与方向的转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从根本上要求打破社会阶层的封闭性，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为双轮驱动的全面改革促进社会流动机制的转变。随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的提出，要探索从宏观管理体制、生产经营机制到市场体系建设的多元主体全面调控体系，实现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统一。

第八章：综合五个历史阶段的控制分析论证出合理的政策设计结构。政治权力对于文化发展已不再具有超乎其他调控因素之上的优势地位，法律手段、市场因素、舆论评价、行业自律等因素平行地构成文化发展的调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