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企业福利资本主义

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商人们对那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加速发展的事件和新兴力量也采取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当时的社会变化主要包括：劳动力的更替和动荡；新兴的消费社会带来了激烈的竞争，人们开始关注效率和更低的价格；公众对商人产生了 “强盗大亨”和“战争暴发户”的负面印象。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商界人士就已经开始思考并付诸行动了，他们认为一些行为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劳资冲突、平息竞争压力、树立企业家更为正面的形象。企业史上关于劳资关系的改善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亨利·福特和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20世纪第2个十年）都曾实施过企业福利计划，旨在缓解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减少劳动力流动。普尔曼的尝试在19世纪90年代失败了；福特的计划加上其他错误，导致他的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无法跟上通用汽车公司的步伐；而洛克菲勒的努力只是暂时阻碍了工会活动而已。

20世纪20年代，商业“新时代”的思想体系（有人将其称为 “美国计划”，以示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包括四个组成部分。

（1）提高工资和降低物价。这两个手段都旨在鼓励人们增加消费，人们决定买什么就意味着企业需要生产什么。通过这种方式，企业的决策重点将回归到消费者身上。

（2）产业关系的新时代。管理者使用人事管理的新社会科学化手段来打造高效的员工队伍，并在公司设立保险、养老金、利润分红等福利计划，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以提高工人的忠诚度并减少人员流动。

（3）鼓励高效竞争。许多企业领袖都承认激烈的竞争会带来浪费，因此他们希望通过与贸易协会的合作来消除竞争。

（4）改善企业在美国社会中的形象。许多企业高管都支持扩大商学院的教育规模，鼓励经理人参与公民事务，如捐助艺术事业、参与当地诸如基瓦尼斯（kiwanis）[1]和商会之类的商业俱乐部等。商业文化也渗入了本科院校，如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的许多联谊会，其出现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与学生群体建立感情纽带，使他们能够把在大学阶段就建立起来的交际圈带到未来的商界去。

遗憾的是，“新时代”并未实现。工人们经常拒绝这些福利计划，因为他们本身没有参与制订这些计划。工人们认为这些计划原本就是管理部门试图控制他们生活的一种手段。只有少数经理人接受了这一理念，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接受了其中的一两个部分。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DuPont）的案例仍然是例外，它们的做法在20世纪后期成为商界典范。

20世纪20年代末，企业利润的减少逐渐削弱了已经实施且耗资巨大的福利计划的实施力度。美国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20年代的整个十年间所倡导的尽量减少竞争性浪费的尝试，导致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反垄断行动。当大萧条来临时，正是公民的参与使企业很容易成为公众和政治家的批判目标。最后，联邦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颁布了法律，强制企业保护工人的权利。

得不到商界大多数人的支持是“新时代”一系列计划失败的部分原因，而金融系统出现问题和脆弱的经济模式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