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廷元的“弱德之美”

叶嘉莹的父亲叶廷元（1891—1971，中兴的次子），较之乃父乃兄，思想更为先进，有着学习西方科技的强烈意识。他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后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任职于国民政府航空署（北京），曾担任编译之职，1929年转入中国航空公司（上海）担任秘书之职，后任人事科长，抗战期间曾协助过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作战(18)。了解叶廷元的生平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叶嘉莹的思想、性情。

1.致力于航空编译事业

航空署本为航空事务处，1921年由总统颁令改组为航空署，管理全国航空一切事务及所辖机关。在成立之初，航空署的领导人就认识到航空事业的发达需要举国之力，法、美、日、英等国都有自己的航空出版物，航空署也创办了自己的航空刊物普及航空知识，发展中国航空事业。该刊初名《航空》（1920—1925），据中国民航发展史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航空刊物。叶廷元曾在此机关刊物担任编译，从《航空》等杂志中可以查看到他的多种译作和著述，如《商业飞航之研究》（1920）、《空中运输之将来》（1920）、《空中战纪》（1921）、《航空史》（1921）等，同时他也在《御风》《交通公报》等报刊中发表多篇与航空相关的文章。其中，《航空史》（1921）是一篇连载多期的长文，对世界航空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他在文章的结尾说：“航空学术既经此次战事，发达非常之速，将见此敏妙之飞机，昔仅为军事所利用者，将转而用于和平时种种之事业，商业航空之发展，吾辈将有观成之一日矣。”(19)他还预言：“不久，航空必发达为一种工业，已无疑义。今日航空界诸人，其心中所欲研究者，即商业航空上之诸问题也。”(20)从现实需求出发，此段时间他的研究重点在商业航空事业方面。

1925年，《航空》改名为《航空月刊》（1925—1926），隶属于航空署的编查科，叶廷元担任《航空月刊》英文主任，该刊同时还设有中文主任。此阶段他刊发的文章有《航空界惊奇之新发明》（1926）等，致力于对航空事业发展现状的关注、研究和航空知识的普及。1929年，航空署改组为中国航空公司，刊物也改为《航空杂志》（1929—1944），国家对航空事业的高度重视使该刊地位颇为独特，第一期（创刊号）开端即为孙文的“总理遗嘱”，还有蒋介石、冯玉祥、宋子文等的多幅题词，表现“航空救国”“领空防守，我武维扬”“保障空权”等思想。编辑部在启事中说：“吾国航空向属幼稚，求促事业之进步，必求学术之发扬。”(21)可见在航空事业开创之初对理论研究的重视。

叶廷元先后担任航空公司的秘书和人事科长之职，但也未放弃对航空的理论研究。随着日寇的侵略，他逐渐将研究对象从原来的商业航空转向军事航空方面，翻译之作如《盲目飞行要义》（1934）、《改进空军之意见》（1934）、《今昔战略之研讨》（1934）等，都是针对战略进行的研究；著述之作如《高射炮射击新法》（1934）、《机翼结冰之实验》（1934）、《雾中飞行之法》（1934）、《倒转飞行之说明》（1934）、《美国军用飞机最近采取之趋势并对于战术之影响》（1935）、《新发明之轰炸练习法》（1935）等，战略性与实用性较为明显。

抗日战争爆发后，空军是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1937年，中日军队在南京发生空战，1938年，中日在武汉也发生空战，之后在重庆、成都都有过大规模的空战发生，因日本空军装备先进，我方损伤惨重。这就是叶嘉莹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时她的父亲在南京，武汉陷落时她的父亲在武汉，长沙大火时她的父亲在长沙的真实的历史背景。(22)抗日战争期间，叶廷元事务繁忙，刊发文章较少，大都着眼于具体的空军技术，如《飞机上无线电罗盘航行法》（1938）、《林克教练机之说明》（1940）等，还译有《空军制胜论》（1944）等单行本长篇著述，都是对航空专业技术、科学方法等进行的深入研究和详细介绍，多篇文章附有专业图纸，对航空建设和空军作战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1941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组建了一支飞行队“飞虎队”，该队参战半年，战果辉煌，在当时的中国家喻户晓。“飞虎队”隶属航空委员会，叶廷元时任航空公司的人事科长，又有着长期翻译与研究航空理论的经验与成果，协助“飞虎队”工作很有优势，但他并不喜欢向人讲述自己的独特经历，使我们无法知道其中详情。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笔者在《军政公报》（1929年第20期）与《海军公报》（1931年第19期）中查找到两条关于叶廷元的任免令，其中1931年的一则是将他改补为“少校课员”(23)。作为一名专职的航空科研人员，叶廷元确实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中国早期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他的译著来看，他既有文采，又有思想，兼具感性与理性两种思维，对航空史的梳理、对作战方法的分析等，都表现出科学性、精密性。叶嘉莹曾说过自己兼具感性与理性，或许是承继乃父的基因而来。

2.诚笃专一，深怀爱国之情

叶廷元的性情诚笃、专一，年轻时就具有独立思想与独特见解，这在他的择偶观念中也有所体现。20世纪20年代时，社会风气并未开放，有人向他提亲，他则自作主张到女方所任职的学校去听课，亲自相中女方之后，才答应婚事。(24)而他答应了之后，就终其一生地爱恋她，女方就是叶嘉莹的母亲李玉洁女士（1898—1941）。叶廷元自1929年转到上海工作后，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少。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每陷落一座城市，日本人就逼迫人们到街上去欢庆(25)，这是一种无比残忍的精神折磨与心灵屈辱。叶廷元在外随空军抗战，妻子和孩子在家中承受痛苦。李玉洁在忧伤劳苦中于1941年不幸去世，她是一位聪慧、能干的女性，善于持家理财，曾盖五处小四合院留给子女（此房产是迦陵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廷元归来，才知道妻子已不在，恸哭一场，作八首悼亡诗纪念之。多位亲友曾为他安排续弦，这本符合当时的传统习俗，但都被他一一谢绝，此后他一直过单身生活，可见他对妻子的执着专一。

叶廷元既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又重视西学，对叶嘉莹在学业上有很大影响。他擅长书法，有诗人的气质和才情，在叶嘉莹幼时的记忆中他经常吟唱一首五言绝句：“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26)他曾严格地教幼小的叶嘉莹“认字号”，使叶嘉莹对声律有了认识，能够辨别四声，为她学习古典诗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用互相对比的方法，使叶嘉莹明白中英文表现词性的方法不同，教她学习英文单词和短歌，还买过以字母拼单词的玩具，让她在游戏中学习，为幼时的叶嘉莹打下了英文基础。他还为孩子们订阅介绍西方文化的儿童杂志。通过这些刊物，叶嘉莹看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叶廷元对子女的爱是深沉而细腻的，但他从不用语言表达出来。在生活上他不拘小节，对金钱的得失很不在意，但在工作中他是独当一面的强者，具有办事的能力和得当的方法。1949年到台湾后，听到了上海“两航起义”的消息，他本想返回上海，却被阻拦下来，回台南后，他妥善地安置了撤退人员。

漂泊海外，叶廷元始终怀有深厚的爱国之情，希望祖国能够富强，坚持中西文化交流的初心。晚年在加拿大时他还致力于读书，翻译了史景迁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的第一章《汤若望与南怀仁——由星象引领至上帝之路》(Schall and Verbiest：to God through the Stars)。从此篇翻译中，可以看到他卓越的翻译能力、文字功底和思辨精神：第一，他不是直接照原著去翻译，而是调整了原著中较为混乱的顺序，“按其出身经历顺序移译”，使文章“眉目较为清醒”(27)，读者阅读时可以一目了然；第二，对于原著中的观点，他增加了不少按语，纠正了原著中失之偏颇的地方，指出西方人并未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真谛，从而造成“探沧海而遗珠，入宝山而空返”的遗憾(28)。叶廷元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祖国怀有深切的眷念之心，关注祖国取得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等新成就、新突破，直至1971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去世。叶嘉莹在《父殁》一诗中写道：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

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

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

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29)

祖国是他们精神血脉中的根，在海外漂泊不是他们的归宿，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是父女二人共同的心声，此种深沉的爱国之情是叶嘉莹后来申请自费回国教书的一个根本原因。

3.谦逊质朴，担当自立

叶廷元有中西文化的背景，在工作上有担当、有能力，也有一定成就，却一贯不喜用言辞表达，谦逊低调、朴实无华。他对中国早期航空事业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协助“飞虎队”的经历，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但他很少在子女面前提起昔日的辉煌业绩和艰苦经历，以至于叶嘉莹晚年非常懊悔与遗憾，没有多了解一些父亲的情况。

叶廷元曾写给外孙女（叶嘉莹之次女赵言慧）一首诗：

莺歌燕语报良辰，万物昭苏气象新。

似锦韶光应珍惜，如花岁月逝难寻。

总是更生须自力，几曾事业总因人。

记取春晖寸草句，常思母爱慰亲心。(30)

其中蕴含着他为人处世的道理：一是人生在世要坚强自立，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不能依靠别人；二是珍惜青春时光，积极乐观地生活，有所作为；三是要体察母亲之心，有孝亲爱亲之情。看到叶廷元的人生准则，我们就会联想到叶嘉莹的品格，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叶嘉莹在晚年曾说：“父亲以他整个的为人处世的态度，昭示给了我一种做人之境界”(31)。叶廷元有美好品德和卓越成绩，却始终是内敛与含蓄的，并不发扬显露出来；默默地承受外界强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初心与本志。因此，叶嘉莹认为“弱德之美”的提出，正是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32)。叶廷元的品行是叶嘉莹“弱德之美”思想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