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广州黄埔，东西文明交融激荡之地

广州自汉、唐、明、清至今上下2000年，一直是中国的贸易港口，历久不衰，而长期持续的外贸地位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思想开放、包容，对西方器物和西方文明采取了更易接纳的态度。特别是从黄埔港一口通商到鸦片战争的80余年间，广州几乎总揽全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西洋文明也伴随着西方器物进入中国大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黄埔登陆，并向内地扩散。黄埔由于地利之便，得风气之先，成了东西方文明交融激荡的最前沿之地。

曾于道光六年（1826）来到广州的旗昌洋行美国商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写道，当时黄埔已是一个拥有数千居民的大镇，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同外国船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尽管政府“禁止濒海居民私自出海”和“禁止私通海外诸国”，但作为清朝一口通商政策的受益者，黄埔村村民中做买办、通事，与外商接触频繁，出洋经商者层出不穷，成就辉煌者也大有人在，这使得黄埔村成为政治名人、侨领及名商的摇篮，如：外交家胡璇泽、梁诚、梁洵，商业巨子梁韬、梁经国、梁纶枢，专家学者胡栋朝、冯锐、梁方仲，军事界的冯肇宪、梁广谦等，他们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

由于黄埔在清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催生了一批精通此道的黄埔商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东南亚、欧美，至今仍然在海外享有盛誉。十三行之一的“天宝行”创始人梁经国在广州商界盛极一时，今黄埔村南约荣西里7号的“左垣家塾”即是其房份祠堂。

“黄埔先生”胡璇泽(1816—1880)是19世纪中后期名噪一时的新加坡侨领，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领事，同时也被俄国、日本委任为驻新加坡领事。现在新加坡的实龙岗二条半石一带，有黄埔北路、黄埔南路、黄埔东路、黄埔西路、黄埔涌和黄埔学校等，都是为了纪念胡璇泽。

被誉为“清华之父”的外交家梁诚(1864—1917)也是黄埔村人，他12岁赴美留学，先后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古巴等国外交官，梁诚在出使美国期间，成功赎回粤汉铁路，并争取美国退回庚子赔款2700多万美元，被用来建造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

黄埔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明末清初，通过入华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天文历法、测量以及“西洋奇器”等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这些西方文化引起了清廷与社会上层的注意。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颁发了一道著名的敕令，允许天主教在尊重中国礼俗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在华进行传教活动。于是，汤若望、南怀仁、张诚、戴进贤、郎世宁等一批深谙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先后登陆广州，部分赴京供职，对西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了中国的天文、医学、绘画、音律、科技等方面。

康熙五十九年（1720），面对势力日渐壮大的天主教，清廷采取了禁教政策，全国各地的传教士陆续被驱逐到澳门，集中在广州的传教士则不许传教诵经，但西方文化的传入并没有因为禁教而被切断，反而随着商贸的发展而壮大。如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英国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嘉庆十二年（1807）抵达广州后便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汉文翻译，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圣经》中文版，编纂了中国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收入汉字4万多个，是中国第一部汉英对照字典，1828年又编撰了《广东省土话字汇》等。

嘉庆二十年（1815），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海峡刊印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成为反映西方情况的第一份中文杂志。道光十二年（1832），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主编《中国丛报》。道光十三年（1833），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编辑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些刊物主要登载西方宗教、政治、商业、科学等方面的文章，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来华的洋人也将西医带到了黄埔口岸，嘉庆十年（1805），英国商人将介绍防治天花的书籍带入广州，十三行行商郑崇谦将它翻译成中文，译为《种痘奇书》，于是，安全易行的牛痘术逐渐传遍大江南北，牛痘所到之处天花销声匿迹。道光十五年（1835），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十三行总商伍敦元的赞助下，在广州创办了一所眼科医局。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西医的诊所和医院也推广到香港、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