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黄浦，一个临江小渔村演变为南方国际大港

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交界，塔拉斯河由东南向西北方静静流过，这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全长不过600余千米。河流中游左岸平原地带，有一座以河流名字命名的城市——塔拉斯。

在中亚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塔拉斯的影子，然而就是这座默默无闻、看似不起眼，甚至有些破落的小城，却拥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中转站，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元751年，塔拉斯一度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帝国阵营——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携其联军在塔拉斯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你死我活的国际大会战。

中国历史称之为怛罗斯之战，此役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远的远征，也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爆发的唯一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它改变了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走向。

是役，唐朝纵横西域数十年、所向披靡的重装骑兵首次惨败给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地区。四年后，“安史之乱”爆发，盛唐由此转弱，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开始南移。

唐宋时期，北方连年战乱，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被战火阻断，“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兴盛。伴随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宁波、泉州、广州、澉浦、温州、杭州等一大批港口城市发展兴盛起来。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广州一跃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也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扶胥镇是当时广州最为重要的外港，北宋年间修筑的从东江口到波罗庙前的扶胥古运河，缩短了东江各埠到广州港的航程，使内河船避开风浪较大的狮子洋，也为海船提供了避风之所。

港口的兴起带动了当地村落的发展，那片曾经叫“凤浦”的泥沼地，逐渐发展成一个临江靠海的小渔村。后来外国商船常在此汇集，外国人讹读“凰浦”，久而久之又成了“黄浦”。

明以后，古扶胥港由于泥沙淤积而不适宜海舶停靠，琶洲古黄浦村一带渐成外船停泊之地。这里包括从酱园码头往北至琶洲一带的弧形水域，由于水面开阔，岩岸陡峭，是良好的避风港，适于贸易季节大量木帆船停泊，逐渐成为广州重要的外港，是为黄浦港也。

其后，由于琶洲黄浦村码头淤浅，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1937年，在波罗庙上游6000米处兴建“黄埔新埠”，即今人谓之“黄埔老港”。

据考，黄浦村最迟在宋代已很繁荣：村北帝庙有8块碑刻，明确记载此庙首建于北宋时期；村中曾发现用木桩筑堤的遗迹，筑堤护田出现在宋代；村中居民现有梁、冯、胡、罗四大姓，据其族谱记载，罗姓始祖于北宋迁入，而胡、冯两姓于南宋迁入，梁姓于明代从番禺迁至此，由此可以佐证黄浦村最迟于宋代兴起。

根据唐人贾耽的记载，至迟在5世纪，中国的海舶从广州启航，历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云帆高挂，直驶伊拉克的巴士拉。这条由中国和亚非人民共同开辟的名为“广州通海夷道”，长达14000多千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也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

此时，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已经开通，并通过跨越南岭的各条通道，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得到了非常广阔的内陆腹地，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大批货物从北方源源不绝运往广州，海外运抵广州的货物，亦以同样方式纷纷运往岭北，这是广州成为华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始发港的地理基础。

广州内港主要码头区已从兰湖移到光塔一带，珠江岸线大概在惠福路之南，文明路之北。光塔码头就位于坡山半岛西侧的浮丘湾畔，其西边（即今之西关一带）是属于兰湖流域的河涌纵横的低洼沼泽。

光塔码头区，中外商人云集，唐末时，外国商人曾达12万人之多，他们大多为阿拉伯人、波斯人，运到中国的货物以奢侈品为主，主要有珊瑚、玛瑙、胡椒、麝香、犀角等，从中国运出的货物主要有茶叶、丝绸、瓷器、铜制品、药材、漆器、竹器等。

“蕃商列肆而市”，附近的蕃坊，是外商聚居之地。广州最早的“蕃坊”在今天广州城西南隅以怀圣寺为中心的地带。相传广州怀圣寺始建于唐朝初期(公元7世纪初），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是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内的光塔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珠江河面很宽阔，珠江岸边高高耸立的光塔就是为船舶引航的标志。

唐高宗时期，朝廷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市舶使，派宦官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有关事宜，并委派“岭南帅”加以监督，对多种舶货征税，海外贸易的税收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两宋时国家富庶，商贸发达，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无法通过河西走廊通往西域进行商业贸易。这一时期，随着指南针的改良、造船水平的提高，宋朝便把商业中心从西北转向了东南。宋朝商人从海上绕过南海和印度洋通往阿拉伯，阿拉伯商人则从相反的路线来到中国。

宋代的海船制造业举世无双，有长约40丈、深为9丈、阔7丈5尺，可载五六百人的巍如山岳的大海舰。船的造型为尖底，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可以破浪而行，竖有多种桅杆，并造转轴，能自由起放。隔舱防水，坚固安全。宋朝时，海员已能熟练地掌握海洋季风的规律，利用它来出海或返航，通过观测北极星的高度来判断地理纬度，用航海罗盘导航、指南针引路等。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说：“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指南针的应用对大洋远航的重要性和意义不言而喻。

宋王朝统治者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视，积极鼓励外国海商来中国贸易。北宋初年，广州是宋朝进行海外贸易的唯一门户，无论是从官员挑选还是管理制度上，中央政府对广州都特别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广州黄浦港一跃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国际大港，由于外国商船从海上逐渐看到陆地，于是黄浦逐渐多了泥土的气息，逐渐变为“黄埔”。从凤浦、黄浦到黄埔的曲折演变，见证了这个小渔村的发展与兴盛。

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后，东南沿海各大港口迅速繁荣，与宋朝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60个以上，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繁荣的贸易带来极为可观的市舶收入，成为朝廷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宋朝还派遣使节到海外从事贸易活动，对促进贸易有功的番商还授予官职。

宋代所建市舶司、市舶务比前代大增，达8处之多（广州、泉州、杭州、密州板桥镇、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和青龙镇，后4处为市舶务），由于泉州离杭州较近，南宋朝廷刻意扶持，泉州港迅速崛起。

宋元交替之际，广东是南宋最后一个据点，元军与南宋军于此地多次展开激烈拉锯战，社会经济被严重破坏，很多百姓逃亡海外或被杀，海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反观泉州，因为蒲寿庚的投降，元军在占领南宋都城之后，兵不血刃就平定了泉州。由于元朝政府的支持，泉州的海外贸易不但未因宋元交替而停顿，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泉州一跃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第一大港，广州遂屈居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