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性地开放获取目的性资源

国家经济的开放，是一种产业资源的互相置换，不想“饮鸩止渴”，想要“双赢合作”或者是“布局长远”，都需要政府的参与主导。

《商君书·徕民》曰：“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谓也，不然，夫实圹什虚，出天宝，而百万事本，其所益多也，岂徒不失其所以攻乎？”

我国一直坚持有方向性的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才使得我国迅速接轨国际，才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腾飞。

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的成功，也是中国经济自我完善成为一个整体的成功。这个整体性，涉及各个行业各个产业的分工与配套。这个分工与配套，哪怕是企业自己主动进行调节的市场行为，也是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体系内进行的，不能否认其中政府调控的作用。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第16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尤其令中国官员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产省的一项重要职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产业的日本企业获取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然后让企业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来开发创新新产品，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

法家经济思想中政府有意识主导的“国强”的理念，现在也被世界经济大国采用。中国有中国制造2025，美国有工业互联网，日本有社会5.0，德国有德国工业4.0。

中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最近很多企业家和学者都在写文章，推崇晚清民国时期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如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张謇、以一己之力搬运国家资源到重庆的卢作孚、倾家办学毁家救国的陈嘉庚等，并呼吁企业家阶层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倡导企业家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发挥话语权力。对此，我是且喜且忧，喜的是企业家对于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的要求，忧的是企业老板们的“重利轻义”。

那个时期的企业家和现在的企业家，就家教出身而言，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个时期的企业家基本都是儒家门徒，有的还是进士甚至状元，他们大部分人的启蒙阶段读的书都是四书五经，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是儒生兼济天下的世界观；而现在的部分企业家，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多少关于社会责任的部分呢？国家需要这些企业家发挥作用，但是会放心地把国家经济的主导权交给他们吗？你如果觉得我这么说，是瞧不起现在企业家群体的素质，我就借用咱们企业家群体都很尊重的联想集团柳传志先生的话来进行佐证，他曾经说：“我可以谈谈我特别尊敬的人，比如民国时期的卢作孚，但我绝不敢跟他比。抗日时期，他让员工为国家运送物资，损失很大。之后他又一心做建设，后来蒙受不白之冤。我做事情之前会盘算半天，看对企业有利没利，之后我会尽力为社会做最大的贡献。而卢作孚完全是无私的。如果我处在战争年代会不会那样做，我不知道，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

商人的本能一直是逐利而不是道德，以道德来要求企业家，其实也是扼杀了企业家的商业精神的。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以儒家的道德仁义标准来要求企业家，他们身上本身就有着太多属于法家的道义利益标签。

各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各不相同。简单地分类起来（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褒贬之意，只是特征表象而已，这几家企业都是以西方现代管理制度为基础的），华为、万达算是法家的管理模式，阿里巴巴则算是儒家的文化模式，联想算是兵家的竞争模式。那么，谁算是道家呢，腾讯算是一家吧，守正居奇总是能出新招数的。

现在的中国是法治社会。但中国的这个法治社会，与西方的法治社会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里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在起作用，作用于我们走中国特色的国情道路，而其中就包括法家思想。

中国经济是个复杂的混合体，不能以单一经济模式来看待。如《老子》里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样，地域由东而西地发达、发展与落后，从产业的高端、中端与低端等的混合体，造就了三生万物的中国经济混合体。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单一形式的国家经济体所无法比拟的。当然，这个混合体生命力强盛的前提是不封闭、不自禁，继续取长补短地汲取外界的知识、技术和理念。哪怕是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看来，也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更好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