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基层从“知道”到“做到”[1]

◎王少川

个人简介

王少川，浙江义乌人，1994年7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2019届硕士毕业生，在校期间曾任校团委理论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哲学系研究生会主席。作为福建引进生，现在宁德工作，任福鼎市太姥山镇科技副镇长、康湖社区副主任。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超级台风很可怕，不知道大家是否真的见识过台风。作为一名福建引进生，我所在的福鼎市太姥山镇背靠太姥山，面朝东海，每年台风都很多。针对台风预警开展防汛防台工作，是我到镇上后的日常工作。

从一个没见识过台风威力的青年，到如今风里来雨里去的基层干部，我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一年里我从“知道”到“做到”的故事。

到基层去

每每有人问起我，为什么要做一名选调生，我都忍不住分享在四川乐山的故事。

2017年4月，当时是研一下学期，我偶然间看到学校就业中心的一则推送，那是一场以“秉承家国情怀、服务国家战略”为主题的基层生涯发展沙龙。

活动现场，在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的黄丽师姐给大家介绍了四川的情况，并对我们说：“欢迎大家来四川看看！”当时听了师姐的介绍，从未踏足四川的我，真对大西南的“天府之国”充满了好奇。

于是那年暑假，我报名去了四川乐山。在乐山市委组织部，我体验了一把公务员的生活：加班熬夜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基层公务员，“五加二”“白加黑”更是常态。

我着实困惑与好奇，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来自哪里？

直到有一天，跟随部门领导去乡里检查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我实实在在看到了基层百姓的生活。那天，我们开了一天的车才进到山里，去一个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家里回访。老人住在土坯房里，从正门进去，能看到土墙一直裂到屋顶，屋里有一张八仙桌，桌前放着一个装着鸡饲料的脸盆，鸡和主人共同生活在这里。

扶贫干部跟老人讲解政策，并现场打电话确认医疗报销额度——80%还是90%。10%的额度提高，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是好大个数字。

当时大家都用四川话交流，我听不懂多少，但却非常清晰地听到老人家说了一句：“我不想一辈子做贫困户。”

那个瞬间，我似乎明白了：帮助处于困境之中的百姓，切实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让他们生活得更有盼头、更有尊严，这就是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干部们坚守的意义吧。

自那时起，我第一次萌生了去地方选调的想法。

从本科到硕士，我都在哲学系学习，日常是以理论研究为主。说实话，从书本和课堂上获取到的信息，其冲击力远不及在基层亲眼看到的大。也是在那之后，我时常想，做理论研究产生的影响可能在二三十年后才显现，但如果我去了基层，我的工作就能切切实实直接改变他人的生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每每想到北宋张载先生的这“四为”，赴基层为国为民的想法就愈加坚定。

到了毕业季，我没有犹豫，只填报了基层选调的岗位。我心里是很清楚的：扎根基层，从基层干起。

太姥山镇初体验

很不凑巧，我刚入职就赶上了超强台风“利奇马”。

入职报到当天，我到达镇上已经是晚上11点多，超强台风“利奇马”马上就要登陆了，灰色的乌云从远处海面弥漫而来，封锁了最后一片幽蓝的夜空，骤雨忽停忽落，耳边呼啸着类似于“狼叫”的风声。我一路走过街道，发现已经看不到行人的踪迹，各家各户早早锁闭了门窗，门口堆上了沙袋，窗户也贴上了“米”字形的胶带。

等我到了镇政府，这里却灯火通明，镇干部彻夜值守，逐个电话联系村干部，确认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全部进港避风，出海渔民全部撤离上岸；还有很多干部前往危旧房屋、低洼地带、易滑坡地带等危险区域，提前转移安置居民，帮助居民及时撤离至安全地点，逐户排查确认。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镇党委书记到沿海各村检查防汛防台工作的部署情况。每到一个村，就会看到包村领导、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全都严阵以待，有的值守在村民委员会（下文称“村委会”）里，有的到地势低洼区和地质灾害点查看情况，有的正开展危险地带人员安全转移工作，有的到海岸线周边确认渔船回港情况，大家全部下沉到村里，在村委会过夜，24小时待命。

我们顺着沿海可能会出现危险的村居逐个排查，同时，我对基层工作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基层没有休息日，凡是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问题，都是按照“以防万一”的标准进行，只要有出现险情的可能，一线干部就必须时刻待命。

初来乍到的异乡人

不适应，是我初到太姥山镇开展工作的第一感受。

大家可能对农村基层一线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没什么概念，不瞒你们说，在去之前，我也没想到。

入职报到的当晚，我住进了镇里提前准备的房间。其实，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接受艰苦条件磨炼的准备，但推开门我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房间里只有张铺着凉席的床和旁边的一个床头柜，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家具。四周大块大块的墙面已经脱落，只留下斑驳的痕迹。伴随着窗外呼呼啦啦的风声，一时竟有些“家徒四壁”的滋味。

基层工作常常需要入户开展宣传。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跟村民不熟悉，听不懂方言，我操着一口普通话，手里还拿着宣传单，被村民误以为是商家促销，不等我自我介绍就被拒之门外，碰了一鼻子灰。

在农村，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常常会加重农民负担，还容易使农民致贫、返贫，因此需要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与引导，开展移风易俗宣传。

有一次，我带着移风易俗的宣传单和承诺书去一户村民家，在搭设的灵堂里，找到主事的村民，我先是说明了目前村里移风易俗的要求，需要申报路线、不能燃放鞭炮等等，结果家属非常不耐烦，对我的讲解也毫无反应。

我继续耐心劝说着：“您看能不能签一下承诺书，承诺简办丧礼？”

家属冷冰冰地回答：“不签！”

工作推进不下去，当时我心里是有些失落的，但想想如果我现在就不能适应环境，之后又怎么能胜任工作呢？既然已经下了在这里沉下去扎根的决定，就得做好经受长期磨砺的准备。后来，我想了不少办法去适应当地的工作与生活。

以心换心，融入当地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概括我是如何做的话，我想，第一个关键词是“当地人”。

我是浙江义乌人，一开始当老师、同学们得知我的工作去向时，通常会以为我是福建人。发现我来自浙江后，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回家乡。等我到了福建之后，也会有人对我提出疑问：“你会不会过两年就回去啦？”

我接触到的很多福建本地人都觉得浙江是个好地方，特别是义乌，那更是“富得流油”的形象，有实力的家庭甚至还会想着搬到浙江去生活。确实，浙江一直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但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既然来了福建，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就是福建人。于是我第一时间把户口从浙江迁了过来，从此“自立门户”，当上了“户主”。

虽然组织不要求必须迁户口，我家人也有着较重的传统观念，得知我要把户口迁往福建，母亲甚至跟我说：“感觉儿子像女儿一样嫁出去了。”但我想，迁了户口，我就不是“外乡人”了，跟当地群众打交道的时候，这样介绍，大家更能把我当成自家人，更愿意相信我。当然这也是自我强化的过程，时刻提醒我自己不要有干两年就走了的想法，绝对不能放弃。

第二个关键词是“方言”。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所在的太姥山镇的方言有多复杂，这里除了本地土生土长的居民外，还有闽南、福州的移民，甚至还有闽西的移民，因此人们说的有福州话、闽南话还有当地福鼎话。福州话的口音最重，福鼎话属于闽东方言。由于与浙江温州接壤，福鼎话难免受到浙江方言的影响，闽南话介于这两者之间，这三种方言差异很大。

当我第一次听别人用方言交流的时候，仿佛是在听天书。听得多了，我慢慢能连蒙带猜听懂一部分，后来我学会了边说边比手势，跟大家的交流也变得顺畅了许多。后来我再入户宣传时，工作开展起来顺利了许多，每次我穿上蓝马甲亮明身份，拿上传单，配合着手势向群众讲解，大家也能面对面地听我讲。第三个关键词是“以心换心”。

有次我向社区书记讨教工作经验，她在社区里工作了十来年，大多数群众都认识她、相信她、愿意配合她工作，只要她出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工作难题。她告诉我，基层工作好不好做，关键看干部与群众沟通够不够。如果你跟群众不熟，他就会不配合你，如果你跟他熟悉，大家都是乡里乡亲，他就会理解你、配合你。

前辈的话醍醐灌顶：干部与群众打交道时，跟群众培养感情是第一位的。只有拉近关系，才能走近群众；只有跟群众感情好了，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许多棘手的事情就好办了。

疫情期间，我所负责的社区有一位老人家里闹老鼠，她年事已高，自己捉不住，又因为疫情防控要求，不能出入社区采买老鼠药，于是就电话联系上了社区工作人员。听了她的诉求，我们第一时间派人把适量的老鼠药送到了她家，毕竟用不完的话保存还是个问题，家里放太多老鼠药也容易有隐患。

靠着成为“当地人”、学会“方言”、与群众“以心换心”，慢慢地，我跟当地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好，大家从一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群众遇到问题会来找我帮忙。我跟同事也逐渐熟络起来，这个过程中，我慢慢适应了基层的工作节奏。

人在路上，路在脚下

还没来福建的时候，我就在《习近平在宁德》采访实录中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时任宁德地委书记）去屏南县调研时，当地老百姓拿出艾叶冲茶蛋招待他——艾叶是一种中草药，当地人拿它熬出热乎乎的汤汁，冲进打散的生鸡蛋里，再加些白糖搅拌一下，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工作人员担心他喝不惯，连忙阻止。总书记摆摆手说：“要是不喝，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官，你和老百姓就有距离了。”然后二话不说端起碗把艾叶冲蛋喝了下去，老百姓很高兴，一下子就和他熟络了起来。

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和群众拉近关系不能靠嘴上说说，在跟群众打交道时，努力去适应当地的习俗，群众才会愿意主动和你接触，和你讲心里话。

来了宁德之后，我每次想到这里是总书记奋斗过的地方，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激动。工作中，我常用总书记在宁德工作的探索和实践经历激励自己，时刻不忘把自己放在和群众同样的位置上，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在我负责的村子里有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祖籍上海，年轻时嫁到福鼎，在这里成了家，但如今只剩一个刚成年的孙子，本地再也没有其他亲人。

老人的孙子初中毕业后就进入社会，平日里也很少回来看望老人，偶尔通过电话联系。老人独自一人住在一间红砖砌的平房里，早已丧失了劳动力。

“老人在这里无依无靠，每天日子该怎么过？”我时常这样想着，逢年过节就去看望她，为她带去帮扶的资金和物资。

每次我去看她，都要爬一个长长的土坡才能到达她的菜园，尤其是遇到下雨天，田间土路就变得泥泞湿滑，稍不留神就会滑倒。每次到她家，我都注意到，门口少有邻居跟她聊天，想必平时也很少有人跟她说话，这让我不由提醒自己，以后要多来看望老人。

还想和大家分享另一件小事。

太姥山镇夏季经常有台风，所以来了这里之后，我专门下载了发布台风预警信息的软件，养成了不时打开手机查看实时台风路径的习惯，看看最近有没有台风将从周边登陆。这段时间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太姥山镇依山傍海，现在看风平浪静，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防汛防台工作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群众转移问题。每当台风预警发出后，我们需要对辖区内危险房屋、地质灾害点附近进行巡查，确保所有危险地带的群众在台风来临前全部撤离并转移到安全场所。尤其是有的屋里还住着孤寡老人，需要联系亲人进行转移，或是帮助搬到村委会。

在我担任包村干部期间，就遇到过一位住在危房里的80多岁的老爷爷，他在当地几乎没有亲人，一人独居生活，依靠政府低保兜底。在我们入户排查时，多次跟他强调这座房子的危险性，并为他想方设法搬迁，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要么安排他住进养老院，要么为他重建房屋。

老人很不理解我们的行为，在跟他讲清楚了利弊之后，老人说：“没事，反正我都80多岁了，塌下来是我的命。”

对他来说，多活一天可能就是赚了一天，去养老院生活会变得不自由，重建房屋虽然有政府补助，但是他又难以支付余下的缺口。无论我们怎么劝说，老人依然觉得住危房无所谓，甚至对我们抱有疑问：村干部这么积极干什么？

老人虽然不理解，但我们基层干部的任务，就是百分之百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能因为老人放弃就将危房置之不理，也不能采取强制性措施。于是我们只能反复劝说，不断做思想工作动员老人。

有一天下午我又去到老人家里，跟他谈了很久，终于说动了他，答应“第二天就去养老院”，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去接老人时，他却变了卦，于是我们的工作只能推倒重来。

后来我们联系了老人的远房外甥，费了很大力气动员他的亲人出钱填补重建房屋的经济缺口，政府也补助一部分。历时数月的拉锯战后，一间简易的新房在老人家附近落成，老人也终于同意搬家，很满意地住了进去。

在基层，这种亟待解决的疑难杂症很多。作为一线的执行者，基层干部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去直面一些群众不理解、不配合的问题。在规划和决策实施前，挨家挨户当面向村民解释说明，倾听村民心声，了解村民需求，用心用情开展工作，保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始终朝着目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里讲道：“就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她的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

我想，我就是来到闽东的一颗“水滴”，对我这样一个新人来说，赴基层是一项长期工程，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但是，我也有自己的优势、特点，可以在一线冲锋，用总书记的话讲——“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