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665

1 伦敦在燃烧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英格兰大多数家庭中，如果有哪一个子女胜过其他兄弟姊妹，无论是美貌或智慧，还是勇气或勤奋，或是具有其他任何罕见的品质，那么伦敦就是他们的北极星，不朝向那里决不罢休。

——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ayne）

《英格兰现状》[1]

1665年3月7日，星期二

和往常一样，一天开始了。苍白的冬阳伴随着黎明到来，灰蒙蒙的阳光映照着玻璃窗和结了冰的水坑，光影斑驳，带来些许光亮，却并不温暖。伦敦进入霜冻已有一个月。整个首都，人们在教堂的钟声和街道的喧闹声中醒来：街上有狗吠声、马车行驶的咔嗒声、鸽子的叫声和早起的人叽叽喳喳的闲聊声。蜡烛已点燃，夜壶倒空了，食物和饮料也都取走，大都市的人们为即将开始的一天做着准备，像卖肉的、烤面包的、卖牛油蜡烛的；还有书商、杂货商和咖啡馆老板；那些药剂师、金匠和城里的布料商从楼上的住处来到楼下的店铺里。城市的其他居民也步入了伦敦这广阔的世界，他们呼出的白气在中世纪街道的上空盘桓着、缭绕着。

在这样的一天，如果有人能从上空俯瞰首都，他们会发现，这座城市早已不受控制，不断地向外扩张。层层瓦片覆盖的屋顶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幕帐，罩着下面纵横交错的通道和街衢。有的路是铺设过的，但坑洼不平，其他路上则是坚硬的泥块和石头，映衬着上方哥特式的教堂尖顶，以及石头砌成的烟囱，冒着黑黑的浓烟。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写道，这些市中心的街道“如此狭窄、令人不适”，纵横交错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木架构建筑中，许多厚重的木头柱子悬吊在头顶上方。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曾居住在城市东北部的火炮路上。那里“房屋拥挤，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下水道气味”。[2]——确实，这里的空气常常让来访者感到恶心。三年前，托马斯·埃尔伍德（Thomas Ellwood）就因“那座城市恶臭的空气”而被迫离开。[3]几十年后，诗人约翰·盖伊（John Gay）断言，早晨是出行的最佳时间，因为“在街上还不会受到潮涌般行人的骚扰”。[4]许多徒步探索这座迷宫的人，他们紧贴着墙壁，躲避从上方“恶意倾倒的讨厌的秽物或排污口流出的粪便”，也要避开前方和后面驶来的出租马车和轿子。[5]在繁忙的时间段，抢“墙”事件时有发生。1664年，据塞缪尔·佩皮斯记载，“两个人……为了争抢新交易所旁边靠墙的位置，互相推挤，竟致相互残杀，捅死对方”。[6]正如法国哲学家塞缪尔·德索尔比埃（Samuel de Sorbière）所说，由于街道曲折，需要“住上一年才能对这座城市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虽然在富裕街区也可以看到砖结构建筑，但城市里主要还是以中世纪木制房屋为主。

伦敦古老的城墙内曾是古罗马时期一个普通的居住地，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日益繁荣，这座都城早已从旧的边界向外扩张，形成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大都市。历史上的伦敦市作为商业中心，位于城墙内，有六个城门，由市长大人、市议员和实力雄厚的同业公会共同掌控。在这里，许多曾经属于贵族的“豪宅”变成了出租房屋。最富裕的居民住在市中心。[7]斯特兰德大街如一条脐带连接着威斯敏斯特城区与城市的西南部。城区包括白厅和威斯敏斯特宫殿，是国家政治和王权的官方所在地。到最后，城郊地带在城墙外不断扩张，用作城市的缓冲，并蔓延至周边的田野和农田：向北、向东、向南，特别是向西。不断拓展的郊区，以及泰晤士河和威斯敏斯特边上的雄伟大厦，让人们得以一瞥伦敦建筑的未来。在布卢姆斯伯里区，南安普敦伯爵（the Earl of Southampton）正在建造伊夫林所说的“宏伟广场”——事实上，这是伦敦第一座风格独特的花园广场；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殖民地商人兼丹吉尔委员会的司库托马斯·波维先生（Thomas Povey）有一所“雅致的房子”。屋里陈列着仿斑岩花纹的花瓶，马厩里铺着德尔夫特瓷片，房子有喷泉，还有“漂亮的酒窖和一排排的葡萄酒”；[8]在皮卡迪利大街，为克拉伦登伯爵（the Earl of Clarendon）、约翰·伯克利爵士（Sir John Berkeley）和约翰·德纳姆爵士（Sir John Denham）建造豪华新居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9]房子都朝南，面对开阔的银色的泰晤士河。

今天，各色人等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河上，有像德尔克斯先生这样的水手，“嘴里总是叼着别针”。[10]停靠在码头的船上下晃动着，他在船上等着接送渡河的伦敦人，偶尔还替漂亮的女儿拉皮条。还有那些商船水手，为横渡大西洋预备了大批船只，将贵格会[14]的囚犯送到英国在牙买加、巴巴多斯或弗吉尼亚的殖民地（更多的是去牙买加），这些囚犯会到“种植园”去当契约仆人。[11]也有许多捕鱼人出船捕捞鲟鱼和鳟鱼，然后卖掉，河里这两种鱼很多。在伦敦金融城，马修·奥尔德雷德（Mathew）和托马斯·奥尔德雷德（Thomas Al-dred）最近在主教门一带的天使巷附近开了一家诊所，治疗“抑郁及心绪烦乱的人”。[12]靠近舰队街的彩虹咖啡屋里，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在“两座圣殿之门”之间出售止咳、治感冒和消食的含片。[13]舰队街上，艺术家玛丽·比尔（Mary Beale）已在首都住了几年，也许有人看到她已经收拾好日常的家什，准备退隐到汉普郡。在这样寒冷的日子，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绅士，七十六岁，名叫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穿着一件黑天鹅绒的外套和一条“西班牙皮质马裤”，两边系着黑色带子。他每天早晨从德文郡公爵的房子里出来散步。[17]那些需要离开城市的人可能已经去了兰贝斯的红狮酒馆。托马斯·费希尔（Thomas Fisher）和托马斯·赖德（Thomas Ryder）在那里经营着去埃普索姆的马车服务，每天早晨八点准时出发。圣保罗大教堂的西面，正在展出一批“精选的稀有珍宝”（有埃及的木乃伊、“巨人的股骨”和“美人鱼的皮”），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看到。[15]如果手头有点紧，伦敦人可能会考虑去“一个叫乔治·格雷的人开的店，他既是理发师又是假发制作工匠”。在那里，“亚麻色长发每盎司十或十二先令，其他金色长发每盎司六或三先令”。[16]男女假发生意非常兴旺。

大约有四十六万人在伦敦生活和工作。[18]这座城市由一个庞大的农业和工业网络维持，不仅覆盖全国各地，也超越国界。煤从泰恩河运来，铅来自德比郡，锡（制造白蜡的重要材料）来自康沃尔郡，水果和蔬菜来自邻近的赫特福德郡和肯特郡，布匹从威尔特郡和苏塞克斯郡运来，抽烟草用的陶制烟斗产自怀特岛，屠宰用牲畜运自爱尔兰。还有物品来自更远的地方：荷兰代尔夫特的玻璃器皿，东印度地区时髦的异国香料和丝绸，以及美洲的烟草和糖。艾尔啤酒、苹果酒和葡萄酒是最安全的饮料，也有不同品质的水。伦敦到处都有水井，也可以通过伦敦桥上的一个大水车来取用泰晤士河不太清洁的水。最洁净的饮用水由城外的新河公司提供。公司于本世纪初成立，建造了一条40英里长的人工水道，始于哈福德郡的查德韦尔和阿姆韦尔的淡水泉，止于伦敦的克勒肯维尔。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居民就可以安装一根铅管，将常规淡水输送到家中。

和每一座城市一样，伦敦既是一个真实有形的世界，有食物、饮品、金钱、街道、房屋和商品，又是一个想象的、受意识形态主导的虚幻世界。历经十多年的共和统治之后，1660年的君主复辟仿佛扭转了一下万花筒，给17世纪的惯常带来转变，创造了新的日常生活模式。星期天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每隔一天，商店都营业到晚上十点。咖啡馆和皇家学会的聚会为少数有话语权的人提供了讨论自然哲学和进行实验的空间，而一些小酒馆以及像圣保罗教堂庭院、皇家交易所这样的商业文化中心则喧嚣吵闹、充满活力与浮躁。皇家交易所尤其是新闻和八卦的发源地，人们常称之为“交易所”，它位于针线街和康希尔之间，近一百年来一直是贸易活动的中心。它来自托马斯·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的构想（爵士的另一个项目是以皇家学会为基础建立一所学院），包括一个广场，广场周围建筑的好几层都是商家、店铺和聚会场所。

除了传统的节日和集市，伦敦人还享受着不断发展、充满活力的公共娱乐——从戏剧、斗熊活动和赌博到新形式的音乐、舞蹈，以及对欧洲大陆时尚孜孜不倦的兴趣（如带搭扣的鞋子、三件套套装流行之前的服装，最重要的是假发）；还可以探索新的城市空间，比如皇家公园和有拱廊的商业街。而对于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来说，网球和赛马等观赏性体育运动逐渐流行起来——查理二世本人就以每天早晨打网球而闻名。宫廷成员间越来越流行旅行到纽马克特观看赛马，每年两次。简而言之，除了工作和礼拜，伦敦人有许多理由外出转悠。

伦敦近五十万居民中有一大批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他们一心想着改善生活状况。塔斯韦尔一家就是这样的家庭。他们是来自怀特岛的商人，1660年搬到了贝尔巷一处颇大的房产，毗邻伦敦东部的海关大楼。[22]统计学家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的父亲就是一个移民。格朗特估计，每个伦敦家庭大约有八个成员：“男人、妻子、三个孩子、三个仆人或房客。”[19]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人家庭，塔斯韦尔一家可能符合这一模式。詹姆斯和伊丽莎白为一家之主，他们至少有两个儿子。次子威廉在城市另一边的威斯敏斯特学校上学。在威斯敏斯特，威廉·塔斯威尔（William Taswell）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另一个伦敦家庭——米切尔一家。他们住在伍德街，房子里有五个壁炉和“一个寒酸的小花园”。[20]迈尔斯·米切尔（Miles Mitchell）和安妮·米切尔（Anne Mitchell）为家长，这一家至少还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可能还有一个女儿，是安妮三十年前非婚生的。[21]作为一个书商家庭，信息是他们的交易商品。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在城市西边的威斯敏斯特大厅里经营得很好。

和许多半公共空间一样，威斯敏斯特古老的大厅——近二十年前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的地方——已经成为商业活动中心，挤满了商家和购物者，他们以物易物，讨价还价，争抢空间。1665年3月7日，人们走近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口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长长的尖刺上戳着三个人头，它们分别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和一起参与弑君的亨利·艾雷顿（Henry Ireton）和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五年前，查理二世下令将他们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坟墓中挖出，并在泰伯恩刑场作为叛国者“处决”。走进主厅，顾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在售商品，从服装、书籍到假发和纽扣，应有尽有。米切尔的商店在一本出版手册中被称为“威斯敏斯特大厅的第一家商店”。[23]与他们为伴的是这一家的朋友约翰·豪利（John Howlett）和伊丽莎白·豪利（Elizabeth Howlett）。他们是男装经销商，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做生意至少已有二十年。事实上，两家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米切尔的大儿子已经和豪利家漂亮的女儿伊丽莎白订了婚——人们都叫她“贝蒂”。这对夫妇计划，一旦结婚，就搬到泰晤士街的一处房子里。米切尔的儿子会接管岳父的生意，而不是像他父母那样做个书商。

当然，伦敦各地都有书商出售大量的印刷作品。约翰·普莱福德（John Playford）在圣殿区卖音乐和舞蹈书籍，亨利·赫林顿（Henry Herrington）在新交易所一带卖戏剧和歌剧书籍；彼得·德灵（Peter Dring）在玫瑰酒馆隔壁销售美食作家汉娜·伍利（Hannah Wolley）的作品。詹姆斯·阿莱斯特（James Allestry）在圣保罗教堂庭院出售皇家学会的科学著作，包括其新的科学杂志《自然科学会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在前一天出版的首刊。米切尔家的书店与其他书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位于威斯敏斯特大厅，靠近政治权力中心：关于这座城市的推动者和撼动者的谣言和八卦，这里是最佳收集地点。

除了书和小册子，米切尔夫妇可能还出售伦敦主流的周报《情报者》（Intelligencer）。这份报纸比现代报纸薄，大概四五页，综合报道来自全国和欧洲大陆的事件。自君主制复辟以来，在罗杰·勒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的管理下，报界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报纸仍为普通读者提供信息。在最新一期中，读者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在海峡对岸，一个英国绅士被人谋杀；在朴次茅斯，一名老牌保皇党人劫持了外国商船；一场大风暴席卷法国，“当地还没有什么消息，但灾难……”[24]，也有报道说，荷兰舰队在迅速扩张，到月底就将“准备就绪”。

伦敦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准备就绪”是什么意思，那些有疑问的人可以看看一些钉在城市地标上的三天前的告示。上个星期六，首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些告示都是当时留下来的。游行队伍上午十点从白厅大门出发，国王的传令官们在警卫官和八名号手的陪同下，沿齐普赛德街行进，最后到达皇家交易所。如他们留下的告示中所说，传令官向伦敦市民宣布，仅在最近的十多年里，英国人已第二次向荷兰人宣战。[25]

没有多少人对这场战争感到惊讶。在以天主教为主的欧洲大陆上，英荷关系因共同的新教信仰紧密相连，又错综复杂。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英国人支持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最终，荷兰的七个省组成了一个自由独立的新教国家——荷兰共和国。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的衰弱，荷兰商业船队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船队，控制着伊比利亚海岸的贸易，并同英国人竞争，抢夺以前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的贸易据点。荷兰共和国的繁荣，加上海峡两岸相互竞争的新教派别的分裂，助长了英荷之间的对抗，两国的角力影响了整个17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的关系。克伦威尔建立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里，国家许可的商船私掠行为使得这一对抗演变为全面海战。第一次英荷战争发生在1652年到1654年之间。在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乔治·蒙克（George Monck）和约翰·劳森（John Lawson）等好斗的国会议员兼海军将领的指挥下，英国军舰取得了胜利，但还不足以决定性地击败荷兰，以根除紧张局势的起因：争夺对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贸易霸权的拉锯战。

激烈竞争催生了恶意攻击民族形象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利用上帝和宗教来谴责对方国家的失败：1664年，一本题为《英国和荷兰人事务的真实呈现》（The English and Dutch affairs Displayed to the Life）的英文小册子论述，阿姆斯特丹最近有数千人死于瘟疫，这是上帝降下的旨意，是对他们的惩罚。[29]另一本小册子认为，荷兰的繁荣来自“他们对我们犯下的残忍的血腥屠杀”；[26]还有一本也是如此，书名为《荷兰公猪剖析，或猪的国度之详述》（The Dutch Boare Dissected,or a Description of Hogg-land），书中把荷兰人描述为“长着两条腿、贪婪而肥胖的奶酪蛆虫：一种吃黄油上瘾的生物，嗜好喝猪油，还不停蠕动，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个狡猾的家伙”。[27]对荷兰人来说，反英文学的中心思想是，在杀死查理一世的弑君行为之后，英国人便与魔鬼结盟。图像中描绘的英国人要么长着狐狸尾巴，要么拖着龙的尾巴，甚至魔鬼的尾巴。[28]在荷兰诗歌《尼德兰钳子》（Nederlandtshe nyp-tang，1652）中，作者声称，对于英国：

我必须揭露他们虚伪的谎言。

他们一定是从地狱降世。[30]

荷兰各派权贵对奥兰治王室也颇为忌惮。奥兰治王室是荷兰执政官的家族，势力庞大。执政官由选举产生，实质上是荷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1641年，查理二世九岁的妹妹嫁给了奥兰治的威廉二世，战略性地播下英国的种子。1665年，他们的后代威廉只有十五岁，由于父母过早去世而成为孤儿。他的舅舅查理二世便成了这个少年与他敬爱的母亲之间最紧密的联系。

尽管英荷之间存有敌意，但也在相当大程度上相互影响。查理二世复辟后，许多英国议会派成员逃亡到荷兰共和国，而荷兰商人和众多外国人一起生活在伦敦大都市中。一个主要从事金饰品制作和玻璃生意的荷兰家族人丁兴旺，族长是约翰·范德马什（Johan Vandermarsh），他们在城墙内的莱姆街一带生活。查理在流亡期间曾在荷兰待过一段时间，他的弟弟詹姆斯也是如此。国王雄心勃勃的内阁大臣阿灵顿勋爵（Lord Arlington）最近娶了一个荷兰女人。荷兰艺术家在英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佛兰芒画家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去世后，在荷兰学习过的彼得·莱利（Peter Lely）正式成为皇家画师；专业排干沼泽地的荷兰工程师被专门请来，以改变诺福克湖区的面貌。甚至连皇家铸币厂的首席铸币师约翰·罗蒂埃（John Roettiers），其祖上也是荷兰人。

通往当前战争的道路始于1664年4月。当时有一个下议院组织的委员会，由托马斯·克利福德爵士（Sir Thomas Clif-ford）担任主席。此前，他们专注于调查国家布料产业的衰退，此时转向了考察英国贸易的整体下滑。委员会会议期间，商人们受邀表达他们对荷兰人的不满。随着一些公司进一步在海外涉猎黄金、白银、糖、烟草、丝绸和香料的贸易，以黎凡特公司、东印度公司以及皇家冒险家非洲贸易公司为主要的投诉方抱怨荷兰人占领了之前葡萄牙沿非洲西海岸的所有领地，极大限制了英国的贸易能力。[31]

事实上，就在同一年，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姆斯（Rob-ert Holmes）的船长受到指控，他现年四十三岁，生于爱尔兰，罪名是协助新成立的皇家冒险家非洲贸易公司进行扩张。这家政府支持的公司坚信在冈比亚河沿岸有富饶的金矿，他们经常与荷兰在西非海岸的贸易基地发生冲突。公司的首要目标是获得黄金，但也有明确的指令要求开展奴隶贸易，目标是每年获得三千名黑奴，将他们卖到西印度群岛。在拥有40门大炮的旗舰“泽西号”上，霍姆斯率领一支由英国舰只组成的特遣舰队，去攻占荷兰人位于几内亚湾北部的卡罗鲁斯伯格城堡。他带了一款全新的弹簧式摆钟，由杰出的荷兰科学家和发明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设计，经英国皇家学会改装，适用于海上航行，希望能提高导航的准确度。霍姆斯承认自己非常狡猾，他可以“像看着朋友一样满怀爱意地直面自己的敌人”。[32]他也是一名坚定的军事领袖。在船员的忠心支持下，再加上最先进的海军武器和导航设备的辅助，霍姆斯用十一天时间占领了卡罗鲁斯伯格城堡，并将其重新命名为海岸角城堡，由英国人统辖。荷兰人后来又夺回了霍姆斯占领的许多基地，但他们再也没有获得海岸角城堡的控制权。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座堡垒演变为英国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溃烂心脏。

英荷之间的对抗也在大西洋彼岸展开。1664年，英国人（再次）将新阿姆斯特丹收归囊中，并重新命名为纽约（以约克公爵的名字命名）。同年，荷兰人从英国人手中夺走了南美的苏里南。这两个敌对的国家在野心、海军力量和执拗的信念方面势均力敌。威尼斯驻巴黎大使警告说：

由于双方都拥有数量众多的舰只，配有精良部队，舰上还有官员，可以在激烈的军事行动中鉴定舰长的表现，给予奖励和惩罚，并激发其他人员空前的决心，勇往直前，因此对决的一幕对双方来说都非常不幸，这将留给命运来裁决。[33]

战争可能使许多人致残，但也能使一些人受益。在英国海军委员会位于塞辛巷的办公室里，一名三十二岁的职员雄心勃勃，他发现冲突能给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带来奇迹。他是裁缝的儿子，因为这即将到来的战争，他比平时更忙了。他工作勤奋，拥有会计技能，很可能会升职成为丹吉尔委员会的秘书长——一个有权有势、薪水丰厚的职位。1665年3月7日，他坐在那儿，背对着火炉。他应该工作，但左侧睾丸的疼痛困扰着他：前一天晚上，腹股沟的疼痛让他痛苦难挨，到天亮时只是稍稍缓解了些。他在办公室一直坐到中午，显然疲惫不堪，但疼痛又开始发作了。他责怪火烧得太热了，“大发雷霆”，接着离开了办公室，回家见妻子伊丽莎白。17世纪50年代后期，塞缪尔·佩皮斯曾接受一次高风险手术，取出了他尿道中的膀胱结石，他的腹股沟部位一直有问题。那一天，他身体严重不适，无法集中精力，剩下的时间一直躺在床上。

他睡觉的时候，离他东南方向30英里左右的地方，战争的车轮在转动。一小队舰只正在查塔姆的重要补给船坞待命，准备沿麦德威河绕道与舰队的余部会合，这些舰只停泊在一个名叫“希望”的锚地，靠近泰晤士河上的提尔伯里码头。其中一艘二级护卫舰“伦敦号”是王政复辟后皇家海军的珍宝，上面装有64门大炮。它不是舰队中最大的战舰，却肯定是最声名显赫的，舰上的一间特等舱房比一级旗舰“皇家查理号”上的舱房“要大得多”，尽管“不那么奢华”。“伦敦号”建于1656年，1660年护送查理二世从荷兰到英国的护卫舰队中就有这艘舰——舰上载有国王的亲兄弟和继承人约克公爵詹姆斯。一年后，国王心爱的妹妹亨丽埃塔也乘坐“伦敦号”抵达法国，嫁给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爵。

像同时代的大多数舰只一样，“伦敦号”有三根高桅杆和一张巨大的方形帆，其防水舰体很可能涂有一种由“松木、毛发和石灰”制成的树脂混合物，以防止藤壶和损害木材的“船蛆”作祟。[34]这艘木制战舰长三十七米，宽十二米，呈流线型，具有典型的英国17世纪风格。长舷侧有三层甲板，其中两层有一整排炮口，第三层甲板的一半布满了炮口。舰的后部有一个圆形舱室，装饰有镀金的斯图亚特雄狮和独角兽。玻璃窗户面向大海，通向顶层甲板。

“伦敦号”将成为旗舰，由经验丰富的海军舰长约翰·劳森爵士指挥，此时他在25英里之外的舰队中，等待“伦敦号”安全抵达。劳森是个矛盾的人，有一些财务上的麻烦，家族的社会地位在节节攀升，女儿们野心勃勃。他几次想从海军退役，但都没能如愿。他出身于约1615年一个位于斯卡伯勒（或赫尔）的航运家庭。他迅速由寒微发迹：开始是一名商船水手；后来，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他成为舰队中的一名舰长；战争结束时，他已晋升为海军中将。以他的出身背景来说，这样的升迁非同一般，而且也只可能发生在共和国时期采取类似唯贤选拔的海军中。不过他的能力也只能让他升到这个位置了。17世纪50年代末，尽管他更加经验丰富，决定海军司令职位的还是没有考虑劳森，而是给了桑威奇伯爵（the Earl of Sandwich）。劳森信仰的宗教派别让人不太放心，还有他和第五王国派的关联都让人觉得选他的风险太高，不值得一试（第五王国派是一个坚定支持共和的千禧年主义团体，成立于王权空位期，预言世界末日）。劳森曾指挥过“伦敦号”参加1660年著名的护卫航行，与国王一起从荷兰出发。他和“伦敦号”有着某种情感联系，他知道它将再次成为他的战舰，他招募了许多忠于他的拥趸、家人和朋友作为舰上的舰员。

根据设计，他的战舰大约可乘三百名男性舰员，但让人奇怪的是，这一天的记录显示，舰上也有女性。严格来说，海军战舰禁止妇女登舰。但这段时期的档案中，不时有零星的记录提到她们，一直到战争爆发，有时是在战时。考虑到旅程的时长，有可能这艘舰是在查塔姆和泰晤士河沿岸的会合点之间进行一种非正式的海军阅兵游行。舰员的妻子、女儿和姐妹们在与亲人分别前，可能会登舰体验一下大海。旅程并不长，航行过程中，舰也不会驶到公海上。十天后，一个叫约翰·艾林（John Allin）的人寄出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证明这一说法。他从萨瑟克写给在瑞伊的朋友，信中透露，舰上不仅有男人和女人，还有“一起的孩子”。少年水手在舰队中很常见（桑威奇伯爵就曾带着他十五岁的儿子参加战役），“孩子”这个词可能指年纪很小的小孩，几乎能肯定不满十三岁。非常年幼的孩子没理由会待在军舰上，除非是和家人在一起。

查塔姆的准备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几个星期前，已有订单预订一些平底船（小型运输船）将压舱物运到“伦敦号”上。途中，其中一艘船在德普特福德被拦截，船上的人都被强征（1664年起，海军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强行征用”的强制征兵制度，商船上的海员经常成为征用对象）。[35]五千个吊床运抵船坞，为各艘舰上的舰员提供睡觉的地方，经发现，其中许多质量“低劣”。除此之外，修舰和建造新舰所需的木材也迟迟不能从舍伍德森林运来。因为负责运送木材到各个造船厂的水手们害怕出海，怕他们也被“征用了”。尽管如此，1665年3月7日，“伦敦号”经认定可以加入舰队。离开船坞时，舰上装满了补给：下层甲板的储藏室里塞满了皮靴、衣服、蜡烛、食物、床上用品、医疗设备、啤酒桶和水桶。舰上还装备了铜炮和大量火药。

上舰后，乘客们被安置在位于三层甲板中间部分的舰舱，靠近舰长室。舰长室在航行中作为公共空间，用来听音乐、喝酒和社交。正上方是会议室，军官们在那里进餐并举行军事会议。后甲板在会议室上面，末端是“尾楼甲板”。资深舰员的舰舱设在此处，窗户朝向大海。这一天天气寒冷，“伦敦号”在麦德威河上航行。向外望去，他们会看到田地平旷，农舍星罗棋布。当舰绕过圣玛丽亚岛时，水面开阔浩渺，小岛密布。麦德威河迂回曲折，航行穿过河口困难重重，这条通往英格兰东南部的航道几乎无法通航。仅在一年前，查理二世通过了一项法案，治理麦德威河和其他重要水道，使其更加“适于航行”。[36]然而，“伦敦号”在此航行畅通无阻。

舰驶近诺尔（泰晤士河口的沙洲，舰可在此抛锚）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其原因至今仍有争议，但新的考古证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情况。“伦敦号”继续驶向泰晤士河时，在弹药库（舰上大炮存放的地方）的深处，炮手们开始准备战斗中使用的弹药筒和大炮。和同时期的许多战舰一样，弹药库里有可重复使用的弹药筒。这些二手弹药筒通常含有旧火药和棉花的残留，如果与新火药混合，就会变得非常易燃，只需最小的摩擦就能爆炸起火。有证据表明，当时舰上的炮手正在把弹药筒装进大炮，其中装填了一半的炮管里的弹药筒擦出火星，点燃了舰上的弹药库。火焰飞速穿过甲板下的货舱，里面存放的火药突然爆炸了。[37]

大约1英里开外的一艘小船上，乘客目睹了灾难的整个过程，大火在巨大的战舰上肆虐，几乎将其完全摧毁。一声爆炸过后，舰的前半部向西侧断开，舰的中央部分被炸毁，舰体上原本堆满废弃的大炮作为压舱物，在爆炸的推力作用下，舰体沉入水中。除了舰身的一部分和舰尾，什么也没留下。[39]舰上的最后时刻没有被记录下来，佩皮斯后来写道，舰上的三百五十人中，“只有后甲板舱室和客舱里的二十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救起，其余的三百多人都淹死了”。[38]

有关爆炸的消息传得很快，尽管开始还不知道详细情况。威廉·考文垂（William Coventry，海军专员）当天写信给阿灵顿勋爵（内阁大臣），告诉他，“一艘船在希望锚地下面爆炸了，我说不出是哪种船，但应该是开往巴巴多斯的”。[41]第二天，平底货船上的目击者向多佛的一名官员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官员立即写信给阿灵顿勋爵的秘书约瑟夫·威廉姆森（Joseph Williamson）：“英勇的战舰‘伦敦号’已经被炸毁，怎么炸的，唯有上帝知道……什么也没留下，除了一部分舰身，还有舰尾。”[40]佩皮斯在办公室也得知了这场灾难的消息，他在前一天排出“两粒石子”后，身体有所恢复。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伦敦号”不幸的消息把我带到办公室。劳森爵士的手下之前带领“伦敦号”从查塔姆驶向希望锚地，劳森爵士将从那里乘舰出海；但是在靠诺尔的浮标这边，战舰突然爆炸，炸成了碎片，舰上的80门铜炮也一同被炸毁。战舰沉没了，只有后甲板舱室露在水面上。劳森爵士损失了许多精心挑选的下属，以及他们的许多亲属。[42]

据佩皮斯的记录，我们还发现，报道很快就传开了。当天晚些时候，佩皮斯去了趟伦敦证交所，他发现这个消息“让人们悲痛不已”。不久，伦敦市就计划给国王一艘新舰来代替“伦敦号”。[43]

更紧迫的问题是幸存者。约翰·伊夫林作为四名特派员中的一员，负责照料受伤海员和处理战俘事宜。伊夫林和妻子玛丽住在塞伊斯庄园的一所大房子里，毗邻德普特福德造船厂，他们有个十岁的儿子，也叫约翰。他们其实还有其他孩子——实际上是四个——但是三个在他们各自一岁生日之前就死了，另一个只活到了第五个生日。3月9日，伊夫林带着两百多人“去迎接从意外炸毁的‘伦敦号’护卫舰上救下来的可怜人”。[44]

到3月10日，伦敦的咖啡馆里谣言四起，说这艘舰爆炸是因为海军使用了首都之外的卖家提供的廉价火药，“比伦敦卖的火药便宜二十先令”。[46]同一天，灾难的消息开始由外国大使传播，荷兰驻伦敦大使米希尔·凡·高（Michiel van Gogh）写道：“为海军中将劳森准备的‘伦敦号’在沿河航行时被炸毁了。三百五十一名舰员中只有十九人获救。”除了这显而易见的悲剧，财政损失也很大：铜炮非常昂贵，而且船上已备足了物资。3月11日，威廉·巴顿爵士（Sir William Batten）和明斯爵士（Sir J.Minnes）勘察完沉船后回到伦敦，声称“枪炮可能会被捞上来，但船身已被完全损毁”。[45]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约翰·伊夫林负责组织照顾由这个血腥开端所产生的“可怜的孤儿和寡妇”。他写道：“她们的丈夫和亲属死在‘伦敦号’护卫舰上，有五十名寡妇，其中四十五人带着孩子。”[47]约翰·劳森爵士也失去了一些亲人，他给最需要帮助的人提出了不少建议。第二次英荷战争还没开始，这座城市已接受了火与死亡的洗礼。

对小册子的写作者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e）来说，“伦敦号”的毁灭标志着一系列可怕事件的开始，表明上帝对伦敦人民的不满：

自从主向你显示不悦，甚至自从“伦敦号”这艘舰被炸毁，舰上两百多人被炸成碎片，葬身海底，我的心就为你哀愁、为你忧虑，如重担般压迫着我。这是我的心在呼喊：你以为他们是比众人更大的罪人吗？[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