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不断加强。但是，相比而言，我国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创新不足，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虽然有所改革，但仍然相对滞后，从而导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其引领力、凝聚力和国际竞争力弱化。

（一）基本理论创新不足，竞争力趋向弱化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利益逐渐分化，而国际形势也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必然发出不同的声音，围绕很多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回答，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但是，我国在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方面的创新不够，其引领力、凝聚力、感召力趋于弱化。这里以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和教学为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目的在于对年轻的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也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这个重要环节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体系缺乏理论创新，特别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叙述，与现实脱节，不能有效破除人们在现实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疑惑。

在座谈中有的学者和教师反映，我国高校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来自苏联的教科书体系，基本内容包括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途径。这一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为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供了理论根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但是，这一传统认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定位存在明显矛盾，并且可能进一步衍生出否定性的结论。

在这一认识中，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进行定位的。它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社会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形成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将取而代之，社会发展随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识”。但是，这种认识中存在深刻的理论和现实的矛盾，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释清楚为什么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苏俄、中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必然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一旦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问题和挫折，“跨越论”、“早产论”、“补课论”等错误思想就会随之出现，而社会主义改革往往被理解为“补课”，是向资本主义的“回归”。

还有被访学者讲，在解体之前，苏联社会上曾经弥漫着这种思潮，当时报刊上的一篇文章集中体现了这种倾向：“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孩子们在玩着电脑，汽车在最好的公路上疾驰，人们坐在遮阳伞下喝着橙汁。而在我们这里，一群疲惫不堪的人们排着队，城市被污染的空气窒息，而那些在70年前就引导国家向‘光辉顶点’攀登的人，尽管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却还在一遍一遍地高呼：‘我们不能放弃原则！’”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认同这样思想观念的大有人在。这种思想观念危害极大。第一，它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或者拥护社会主义，或者拥护资本主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导致社会思想极端对立。第二，导致对改革的错误理解。在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中，改革被认为是背离传统社会主义，实现（私有制+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这样，就不可能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历史进行客观评价，前十年和后三十年处于对立之中，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第三，这种思想观念使我国在西方意识形态面前失去话语权。既然社会主义超越历史阶段，就应该走资本主义，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模式，中国就应该按照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来进行改革，要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民主化、市场化。第四，不管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从这里渗透进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有的受访同志指出，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中，也曾提出基本原理创新，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但是，从系统的教学体系来看，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的基本内容并没有根本改变。由于原体系中的问题，它已经不足以应对和引导现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

（二）传统意识形态体制还不能很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需要进一步完善

调研中许多干部和学者认为，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体制，是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的、高度统一的、高度政治化的动员型文化体制。整个文化体制行政化，文化团体、协会等几乎都是行政化的政府机构，党直接从行政上领导整个文化体制，文化工作者则要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服务，主要功能就是宣传鼓动和教育，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各种形式迅速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激发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这是一种从上到下高度统一的动员型文化体制。这一体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有弊端，即在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自由空间受到限制，活力不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传统意识形态体制越来越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机器出现“空转”，国家投入巨大，但效率不足。党的十六大之后，我国开始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行区分，转变政府职能。这是改革意识形态体制的重要举措。但是，意识形态体制与市场机制仍然存在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动力机制的变化。传统意识形态机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它对人的精神力量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通过各种文化形式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达到人民群众中，让人民群众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将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对民族、国家和个人有什么样的益处，每个人应该做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通过这种意识形态动员，每个人都投入社会建设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人生意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动机归根结底是个人的利益，并且是在市场机制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个人的动力来自个人利益和市场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因此，在市场经济领域内，我国意识形态动员机制失去了动员的目标。

第二，社会空间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一体化，每一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国家的体制之中，受到这个体制的制约。而意识形态动员可以通过各种文化宣传形式，通过党、团、协会、居委会等组织直接动员到个人。这种动员能力无疑是巨大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国家体制之外，出现了巨大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由个人的私人空间以及这些人的交往空间组成。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对意识形态动员漠然置之，因为直接决定他的生活的不是国家、国家的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而是他自己所在的公司，自己的人脉。而且，对意识形态的淡漠也不会带来任何形式的损失。同时，市场经济加大了社会人员的流动变化，在私有企业，在新的居民区，原有的党团组织已经很难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在主流意识形态辐射之外，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空间。

第三，个体情趣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对个人的评价标准是政治化的，重视人的理想信念和政治表现，强调超越个体利益，把个人融于集体，把小我融于大我。个人也往往把个人的选择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甚至为了社会需要牺牲个人兴趣爱好。在市场经济中，则是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选择的个人主义，在生活中，人们倾向于世俗化，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人们更关心个人的现实生活和现实利益，更倾向于物质消费和大众娱乐文化。人们对明显的政治化意识形态灌输和动员难以接受，没有兴趣。

必须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动员仍然是必要的。而前面所说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变化，也亟须改进创新。调研中一些同志认为，我国各级党政部门所熟悉的、容易操作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制，新闻媒体、广播电视、文艺团体、社区街道齐上阵，“狂轰滥炸式”的宣传模式，已经很难收到原有的效果，甚至是“空转”，所有的部门都在忙碌运转，但很多普通百姓对所宣传的思想观念毫无兴趣。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意识形态机制脱节，不科学的绩效指标弱化了思想传播功能

我国有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它包括意识形态研究部门、意识形态教育部门和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但是，由于急功近利和市场利益的影响，这些部门中出现了不符合意识形态规律的绩效指标，各个环节有所脱节，削弱了意识形态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研究重数量、轻质量。

有的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反映，意识形态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也要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其成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逐渐引进量化管理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优化管理，加强管理的客观性，改变学术界人浮于事的不良现象。但是，学术研究有其特殊性，学术质量有时很难用数量来衡量。量化指标如果管理不善，就会出现重数量、轻质量的弊病，有可能演变为学者间的文章数量竞赛，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写出最多的文章。这必然会影响成果的学术水平。

有的受访者指出，这样的状况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学术积累不足，又要不断发表文章，怎么办？搬运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再把这些思想观念、理论模型套用在中国现实上，就会迅速出现大量成果。而在一些小的院校，老师为了完成定量指标，就直接把这些“新观点”、“新成果”剪切拼凑成文章，形成新的“成果”。在我国，西方一些新观点、新概念会不断地形成学术热，迅速地在我国学术、教育领域传播，然后又快速冷却。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往往为数不多。有学者指出，这种倾向是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及否定；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主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研究；在西方的理论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视其为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事实做非此即彼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中国学术界只是引进、组装、应用这些知识，这将侵蚀我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导致西方意识形态泛滥。

第二，思想教育领域重研究、轻教学。

受访的许多高校教师反映，近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出现了重研究、轻教学的风气。在职称评定中，被看中的往往是国家、省部委课题，以及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而教学只是作为基本工作量，教学再好，如果没有前者，在职称评定中也会被忽视。在我国的高校中，除综合型大学外，大部分专业院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学部门都属于公共课教学。而公共课教师相对于专业院系的教师而言，很少有申请高级别课题以获得经费资助的机会，而各种期刊对非专业研究人员也不重视。因此，在思想教育体系中，研究与教学两个环节出现了断裂。研究能力强、资源相对多的教师把精力放在如何申请课题和完成课题上，越来越少地参与教学。而主要从事教学的老师，却缺乏科研的资源，待遇也无法与前者相比。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的老师被变相地边缘化了。这样，马克思主义研究、翻译，以及教材编写等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的前期工作，就不能很好地转化为高质量的教学，转化为学生的知识，这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第三，大众传媒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化的引导性力量，不仅仅以理论的形式存在，还必须转化为相应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大众传媒是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传播环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消费文化在我国文化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大众消费文化具有娱乐性和商业性两个基本特征。它往往主动顺应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甚至迎合一些低级趣味。随着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营利为目的的大众消费文化的流行也就成为必然。在大众传媒中，由于市场的影响，商业利益成为决定性因素。例如，在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成为最重要的指标，收视率差的栏目会被取消，收视率低的节目会被腰斩。这样，思想性、教育性的栏目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些专门的教育频道，也不得不用一些明星访谈之类的节目吸引眼球。思想教育类节目往往会被放在收视率低的频道，安排在黄金时间之外。而涉及主流意识形态的节目，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如国庆节，才会播放，在这之后便又迅速回复到以收视率为中心的商业化操作。在大众传媒中，消费文化正在冲淡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的生产、教育和传播等环节，由于管理机制问题，都存在意识形态弱化现象。同时，各个环节之间有明显的脱节，研究成果在学校教育中不能很好地转化为思想教育的内容，而思想教育效果在商业化的社会大众传媒中难以持久。这种状况最终将影响整个意识形态机制的运行。

（四）互联网出现新型“无中心”式传播方式，传统意识形态体制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类社会的文化传播，更多的是像金字塔一样，从一个命令中心向下传播。不管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在文化传播上，如报刊、电台、电视，都是从一个中心单向度地向外传播的模式，普通人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在各种形式的文化传播中，都存在着文化守门人，如期刊的编辑、影视的编导等。任何人的文化产品如果要进入权威文化传播渠道，都要经过这些文化守门人。他们从文化的标准和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审视作品，进行筛选和改造，形成意识形态引导和控制机制，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由于传统文化传播技术复杂，投资巨大，并且需要相应的发行渠道，个人离开传统的权威文化渠道，根本无法传播自己的文化作品。在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机制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各种形式的文化组织，如文学、艺术、影视、新闻和学术教育机构等，都是在国家行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他们中的文化守门人会按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标准来取舍文化作品，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地位，从而确保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但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颠覆了传统文化传播方式。互联网是一种“无中心”的传播方式，它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主动和共享。每一个联入网的计算机终端，都可以作为中心发布信息，同时，它也是其他终端传播信息的通道。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互联网上获得了极大自由，传统传播方式的限制都消失了。不要说文字发布，就是视频制作，也是稍加学习就可以掌握。同时，网络就是一个免费的发行渠道，人们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发布自己的观点、图像、视频。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的论坛、博客、网络文学、网上视频。

但是，所有这些文化作品，都不再经过传统的文化守门人的筛选和改造。比如，互联网中出现了大量的网络文学，网络作者毫无顾忌，这些作品有传统文学的题材，有神奇的盗墓故事，也有纯粹娱乐性的“玄幻”小说，这种小说把武侠、神魔、神话、魔幻和电脑游戏糅杂在一起，创造出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的虚幻的世界。其中有些小说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一些作者也很有影响力。如果说这些是非意识形态性的作品，那么，还有很多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作品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互联网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网络恶搞文化，它无所不用其极，革命领袖人物、英雄人物、烈士、红色经典等，都以无厘头搞笑的方式加以剪贴再现，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直接冲击。

这些作者与我国国家体制中的作家协会、电影家协会、电影制片厂、期刊、出版社没有关系，其作品直接在网上发表，与传统的出版方式也不同。甚至，人们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是干什么的，对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人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去惩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在互联网中失去了作用。

同时，互联网中出现了自己的舆论权威，开始抗衡传统的权威机构。在互联网中，出现了大量的BBS、论坛和博客。由于不受文化守门人的制约，并且可以匿名发表言论，不显示社会身份，人们可以对社会问题、舆论焦点畅所欲言，甚至为了点击率而故作惊人之语。一些人在网络中形成了知名度，拥有大量“粉丝”。一旦社会上有什么突发事件和热点，很多人不是参考传统的政府权威机构，而是进入互联网，找到自己喜欢的网络权威，查看他们对事件的解读和看法。这些网络舆论权威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管理机制，并且反过来冲击着传统机制。

一些受访者指出，近年来，我国开始建立政府网站，加强互联网管理。但是，在巨大的虚拟空间中，政府网站辐射能力有限。对于各种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基本上采取取消网站或屏蔽、删除网页的做法，但这种强硬封堵的办法作用有限。总体来说，我国（也包括世界各国）还没有建立起与互联网传播特征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出现了巨大的意识形态管理真空。

（五）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脱节

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式，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但在调研中许多受访者认为，我国对大众文化还没有建立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引导机制。

现代社会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它通过各种形式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论证。第二种是精英文化，是由专业知识分子所生产的文化，包括学术研究和高雅艺术。第三种是大众文化，它是反映工业技术和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文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大众文化具有大众性、日常性、娱乐性和商业性，它表现大众的日常生活琐事，为大众喜闻乐见。

有的同志反映，在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体制中，一切文化产品都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之下，担负着宣传鼓动与教育的功能。文化产品都是以不同的文化形式，由上到下，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体制与计划经济相适应，高度统一，依靠行政手段管理，文化生产完全依靠上级拨派任务，划拨经费。

随着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大众文化开始兴起。这种文化属于文化产业范畴，以利润为中心，更关注的是大众的消费心理、口味。我国传统意识形态体制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脱节。

2002年后，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区分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政府不再包揽一切。文化产业实行市场机制，以市场利润为中心，通过占领市场来壮大自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我国传统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文化产业实际上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仅从引入市场机制、以利润为中心、迎合大众娱乐口味来说，中国大众文化发展迅速。如某些电影大片和选秀节目，都有惊人的经济效益。但是，在这些中国大众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被严重弱化。

座谈中有许多同志指出，现代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以美国的好莱坞电影为例，它们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结合。好莱坞电影内容五花八门，情节都是精彩刺激，但是，如果观众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不管歌颂美国的电影，还是抨击美国社会黑暗面的电影，或者是充满魔幻色彩的电影，都突出了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如“自由”、“个人主义”、“自我决定”和“个人英雄主义”。而电影中的反派人物，不管是居于什么样的地位，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违背了这些原则并受到谴责。在领略了好莱坞大片精彩刺激的情节和画面的同时，人们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接受这些价值观念。

但是，在我国，新兴大众文化却是在淡化主流意识形态。近年来播放的一些电影“大片”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这些电影的内容却都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专制主义、象征着财富的黄金、腐朽糜烂的宫廷、武侠、毫无意义的搞笑搞怪等。在用光影讲了一个故事之后，人们很难看到在细腻的、美轮美奂的画面之后，作者要表现什么。这些作品实际上都在剥离主流意识形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受访的一些新闻传播专业学者认为，美国大众文化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自发的，而是利用一定的机制引导、控制的产物，或者说，大众文化处于主导文化的“软控制”之下。比如，中央情报局就曾对电影生产进行暗中指导，让它为美国的文化战略服务。在20世纪50年代，中情局特工卡尔顿·艾尔索普（Carleton Alsop）以制片人和经纪人身份为掩护在派拉蒙公司工作，定期为中情局和心理战略委员会撰写“电影报告”，并为一些导演提建议，如何在电影中树立一个充满希望和阳光的美国形象。

我国相关部门对大众文化的管理更多的是对选题和最终产品的审批。这是一种外部性的管理，如果过于宽松，就等于失去控制。如果管理过于严格，就会显得生硬死板，压缩文化创作者的创作空间，影响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而且，文化产品生产者甚至会回避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这反而违背了意识形态管理的初衷。而最重要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则缺乏相应的管理和引导机构，完全依赖文化人的意识形态倾向来创作作品。这不能不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