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从国际上看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就是使中国改变了过去半封闭的局面，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享受到走向世界的好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外部的资源、市场、技术和人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越来越面临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

1.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涌入我国。这些思潮和文化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参考。但一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思潮，在我国思想理论领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我国青年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较大冲击。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开始从意识形态上对我国发起攻击。最近一些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一些国家在经济上遏制、军事上围堵中国的同时，还竭力通过种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文化和宗教渗透，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西化”、分化的颠覆战略。

2.世界科技革命的冲击

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科技革命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使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加速了人类之间信息的传播。互联网被普遍认为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不仅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一般功能，还具有数字化、实时性和交互式传递的独特优势。网络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扩大了地区间、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条件。但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途径，具有“双刃剑”特征，在有利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同时，也对维护和巩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美国著名数字预言家埃瑟·森曾指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网络发展不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大大增加了在网络时代条件下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难度，而且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御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构成巨大冲击。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便捷性和多元化，使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思想相互激荡，造成人们信息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互联网世界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把互联网作为输出西方价值观和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工具，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极大冲击。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的条件下，“意识形态现在是国家实力最重要的，然而又是最不确定和变化最快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新媒体大发展的环境下，“意识形态的变化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进入的门槛更低。建立一支海军需要昂贵的代价，而散播一套有关世界秩序的新思想却几乎不需要花多大力气”，“新思想观念的交流现在要靠技术来推动”。美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在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将日趋激烈和复杂化。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影响

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社会主义曾经有过凯歌行进的历史。以苏联为代表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其原有社会主义体制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时，一些政党却故步自封，体制机制僵化，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国家不能做到使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又不能克服自身的弊端，尤其是防止党内的变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吸收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部分调整，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在生产力水平方面居于优势。在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陷入低潮。这就为一些人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党“不行论”提供了某种借口，使得一些人因为社会主义实践遇到暂时困难而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对欧美资本主义充满向往。这种资本主义暂时强、社会主义暂时弱的局面，为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提供了所谓证据，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有些人产生了一定吸引力，成为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借口。

4.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

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就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痴心梦想。当武力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后，他们就改变策略，在不放弃武力颠覆手段同时，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势力的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文化的渗透。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说过，应该制定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机会，极力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说：“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美国新闻出版署的高官也曾经露骨地表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赫尔姆斯就在美国国会会议上赤裸裸地说：“现在是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时候了：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资助中国留学生）。慈善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是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目的的。我们的目标是让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利用一切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美国一些政治家认为，“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最重要的是搞攻心战”，“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他们屡屡运用“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化、宗教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宗教化”等方式，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攻击和渗透。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利用在国际交往中的强势话语权，不断拓宽意识形态渗透的辐射面，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力度。它们利用一切机会，传播资本主义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在政治上极力推销西方民主价值观，贬低马克思主义，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宣扬私有化；在文化上，建立“文化武器库”，设立“基金会”、“研究会”、“培训中心”等机构，邀请中国境内所谓“异见人士”访问西方，培植“亲西代理人”，散播“自由种子”。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本国民众通过商业合作、文化活动、教育交流等接触方式宣传美国的价值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接触方式在海外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影响，也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地投射美国领导地位的积极办法。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代表美国价值和利益的最佳大使是美国人民——我们的商业、非政府组织、科学家、运动员、艺术家、军事服务人员和学生等。”近些年，随着中国国内信教的人越来越多，西方国家注重以新式的宗教渗透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有效手段。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所以西方某些国家一直利用宗教反华，支持达赖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出巨资160亿美元企图把“中国基督教化”。

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西方一些基督教学会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旗号，进行比较隐蔽的宗教渗透。2001年以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期培训中国宗教学方面10名左右的学者，还组织到美国进行宗教考察、体验活动。主办者公开声称，办研讨班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机会”，这“对于他们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而参加研讨班的中国学者感到“受益匪浅”，一方面表示“现在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了更具体、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美国体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甚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会、个人的文化精髓发扬光大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价值的”，“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坐标不无启示意义”。

西方还运用各种传播工具，从舆论上攻击中国。具体表现为：

第一，运用新闻传媒，指责中国政府，贬损中国形象，尤其是一些美国媒体表现尤为明显。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曼与乔姆斯基说过：“美国新闻或多或少地带有‘反共’的味道，‘唯意识形态论’不仅始终主导着美国媒体对发生在社会主义‘敌国’的所有新闻的诠释，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威胁与恫吓‘敌国’的途径。”

第二，积极利用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发送垃圾政治邮件、“翻墙”软件，利用BBS散布虚假信息惑乱人心。互联网已经成为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重要渠道，成为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一个传播途径。近年来，美国政府特别重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外意识形态渗透。《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支持这些技术的扩散和使用，以促进表达自由、扩大信息的获得、增进政府的透明度，反对对这些技术使用的限制。我们也将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以有效地将我们的信息传递到世界。”

第三，建立立体宣传包围网。据国家有关部门监测结果显示，境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周边已设立了30多个转播台，每天使用多种语言、170多个频率对华播出6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利用空间技术，在我国上空构建了密集的卫星电视网，频道达400多个，尤其是加了对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区域的宣传覆盖。课题组成员在新疆、云南、广东调研时，充分感受到了境外媒体对我国边疆的很大影响。甚至在一个湖北农村，也可以通过简单的“卫星锅”接收到多个国家电视节目。

第四，有意识策动各种反面宣传和虚假宣传，弱化我国政府的正面宣传教育效果。西方一些媒体专门针对我国的正面宣传，制造失实性乃至歪曲性报道，攻击我国的正面宣传是“假新闻”、“不真实”。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冷战思维惯性、遏制中国等原因，加紧针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不断推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

西方反华势力除了直接攻讦中国、挑战中国的意识形态外，还支持中国境外的各种反华反共势力，让他们散布各种反动言论、如“疆独”言论、“藏独”言论、“台独”言论、“法轮功”邪教组织言论和“民运”言论，支持宗教分裂组织、“法轮功”邪教组织和“民运”群体结成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大联盟”。

（二）国内挑战

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受到国际挑战，也受到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

1.改革开放的影响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也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巨大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许多未曾遇到的新情况。就业方式多样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多样化，促进了人们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导致人们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增强。与社会结构演变相适应，涌现多种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强大的冲击。

当前，在我国出现一股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思潮。一些人宣称，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了，就应该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还有人称，现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了，就应该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还有人鼓吹思想民主，要求各种思想平等竞争，各种观点“自由发表”、“自由争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斥为“思想垄断”，把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意见、观点的多样性混淆并对立起来，借口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批评和争论来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不同学派中的一派，要求“百家争鸣”，允许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在党内合法存在，并同马克思主义“自由竞争”。他们还称，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改革开放进入深化阶段后，人们的思想开始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全部的信仰，对其他思潮的认同也增加了。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面临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强大挑战。近年来，社会上甚至党内出现了迷信西方洋教条的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曾一度盛行，对我国思想领域以及改革实践产生较大的影响。还有一些人借中国国力的上升，以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鼓吹“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的思潮。这些思潮漠视甚或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需要十分重视的倾向性问题，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2.市场经济的冲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设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创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方向确定以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使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大大加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使社会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上，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消极影响。

第一，只要钱，不要社会主义。不少人忘记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错误地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捞钱，“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信服“不管什么主义，能赚钱就是好主义”，“只要钱到手，哪管美与丑”。

第二，只要实惠，不讲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员和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但是在一些人看来，共产主义理想是“渺茫而又渺茫”。他们的信条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

第三，只讲经济效益，不讲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讲经济效益，而且要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但不能唯经济效益，也要讲社会效益，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要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但是一些人把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只要能抓到钱，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也无所谓。

第四，只要个人利益，不要整体利益。新中国的一个鲜明优点就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求人们把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和提高离不开整体利益。少数人却宣扬和奉行资产阶级的利益观和价值观，在理论上鼓吹个人主义，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诋毁集体主义；在实践上唯利是图，争名夺利，损公肥私，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破坏党、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第五，只讲索取，不讲奉献。新中国提倡的人生观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少讲索取、多讲奉献；甚至不讲索取、只讲奉献。不少人却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那一套已经过时，如今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吃白不吃，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趁着手中有职有权，抓紧解决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孩子问题。

第六，只要个人自由，不要纪律和法律。在一些人那里，自由被理解为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什么党纪国法，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七，只要人情关系，不讲原则。现在不少党员、干部党性观念淡薄，原则性差，办事情做工作讲情面不讲真理，要“关系”不要原则，政治上稀里糊涂，对错误思想和言行不批评不斗争，保持一团和气，只重人情，有“关系”不该办的事也办，没有关系该办的事不给办，相互间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护短说情、徇私枉法；生活上不清不白，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是家常便饭，正如群众中流传的：“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礼物一送，事情办成。”

以上列举的消极现象严重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影响我们党的整体形象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3.执政党面临的考验

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考验及危险影响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当前中国共产党存在“四大危险”。

第一，精神懈怠的危险。

理想信仰的缺失。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从当前党内的实际状况看，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信仰缺失、意志衰退、精神不振，但求眼前实惠、缺乏远大理想的现象，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比较严重。因为缺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一些人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格，成为金钱的奴隶、权力的俘虏，或者倒在美女的石榴裙下。

革命精神的衰退。革命意志永不衰退，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重要特征。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考验，就是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革命者的高尚品格，革命意志衰退，骄傲、官僚化，以致动摇、腐化和堕落。现在一些党员认为，革命精神适合于革命战争时期，在和平发展时期已经不合时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过时了。近些年来，一些人把革命精神说成是假话、大话和空话，说成是一种过激的思想和行为，少数人甚至把一切革命都说成是坏事，声称要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这样一种消极、颓废、没落的思想，对不少党员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腐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破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艰苦奋斗精神的丢弃。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法宝，也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这样的国家、民族和政党，是毫无希望的，是注定要走向衰落的。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丢弃了。

停步不前情绪、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少数中国人已经率先富起来，可以过与西方发达国家富人一样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喝彩。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人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出现了停步不前的情绪，丧失了进取精神。这种情绪虽然只存在于少数人中，却对党内、对社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能力不足的危险。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内存在种种能力不足：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软弱涣散，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部分党员党的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影响意识形态安全。

第三，脱离群众的危险。

作为一个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和光荣传统。毋庸讳言，我们党现在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一些地方党群之间出现了疏离甚至冲突。

一些党员不代表群众利益，甚至与群众争利。一些党员违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宗旨，寻求自己的私利，引起了群众的恶感。不争人民的利益，而争自己的私利，这是少数党员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一些党组织和党员作用退化，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和能力下降，党员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个别群众甚至认为：“今天的党员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小焉者只要有一个位置，便坐以待‘币’；大焉者无非争权夺利，很少为民族国家想的。”

以上原因，造成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下降，党群出现心理鸿沟和利益冲突，群众对党的感情疏远，呈现政治冷淡倾向，对党的认同度下降。

第四，消极腐败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反腐败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反腐败的完整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反腐败经验，取得了反腐败的重大成效。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党内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消极腐败的危险，已经成为影响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执政党面临这“四大危险”的考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价值。2011年9月，课题组成员在与某部委有关干部了解为什么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认同度不高时，他们一致回答是因为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影响了民众的认同。如何应对这“四大危险”的考验，关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更关系党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