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多元文化主义内涵的广泛性决定了仅仅从理论诉求上理解它是不够的，要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多元文化主义，还应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是德裔犹太人、美国哲学家霍勒斯·卡伦（Horace M.Kallen）1924年首创的“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它由拉丁文“多元”（pluribus）演化而来，其矛头直指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熔炉论”（Melting Pot Theory）。“熔炉论”得名于英籍犹太作家、以色列人赞格威尔（Zangwill）1 9 0 8 年创作于纽约的剧本《熔炉》（Melting Pot），其观点是美国是一个伟大的熔炉，它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移民熔铸成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征的美利坚人。在这种民族同化理论的影响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出现了一场“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运动，它要求新移民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为衣钵的美国传统。这一运动招致了以卡伦为代表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反对，认为它有违美国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真正的美国精神应该是“所有民族间的民主”，而不是某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统治。[1]1924年，卡伦在其论文集《美国的文化和民主》（Cultureand Democracy intheUnited States）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多元论”一词。[2]到了60年代，在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的推动下，文化多元主义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并直接导致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有着以上的历史渊源，且在一些观点上有共同之处，但两者在内涵上仍有重要区别，不能简单等同。对此，王希所作的区分可谓全面：
文化多元主义是对“美国化”运动的一种抵制，要求的是白人社会（或欧洲文明）内部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并没有包括对有色人种的平等；多元文化主义争取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不同种族和族裔的文化和传统的尊重，而是要对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它要求的不止是在文化和民族传统上对有色种族的尊重，而是改变美国政治的基础，要求将种族平等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多元文化主义所包含的“文化”的内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明显而直接的政治诉求。同时，多元文化主义也不再是一种局限在美国国内的运动，它的形成也受到世界形势发展的影响，它本身也是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一种探索。比起文化多元主义来，多元文化主义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刻和广泛的诉求，对美国社会的震撼更为剧烈，所引起的反弹必然更为强烈。[3]
除了文化多元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也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民权运动激发的强烈的种族意识影响下，对文化身份的探讨成为热点，美国社会出现了由多种族（multiracial）演变成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倾向，其目的是从文化的视野来审视各种族的归属性以及种族归属性与美国归属性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随之兴起。民权运动的胜利还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扫清了体制上的障碍。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在1964—1968年间通过了一系列联邦法律，赋予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其中，1965年的移民法改正了针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移民政策，使大量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得以进入美国，美国人口结构的多元化特征更为显著。民权运动的另一成果——“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又译为“平权行动”）也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肯定性行动计划”得名于1965年约翰逊政府为实施1964年的《民权法》而颁布的行政命令。作为一种政府利用经济武器抑制种族歧视的民权政策，它通过在就业、入学、贷款等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和妇女优先权，帮助那些长期遭受歧视的社会群体尽快改变在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劣势地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促成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世界格局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它使西方的霸权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芝加哥文化研究小组（Chicago Cultural Studies Group）在其论述多元文化主义的报告中提出，冷战的结束、欧洲的统一、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使各个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更为频繁和密切。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现实的，建立在相互认可和尊重基础上的文化和政治关系。因此，除了向主流文化挑战以外，多元文化主义还力图寻求一种更适合于后冷战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模式。[4]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有效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妥当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等积极作用，它逐渐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和国际交往原则而被广泛采用。
作为一种早已萌芽却兴起于当代的文化思想，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还离不开其发展成熟的土壤，这就是后现代社会思潮。伴随信息时代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汇聚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多种文化、哲学及艺术思潮，以反中心、反元话语、反体系化为突出特征，它否定逻辑、理性、秩序，并力求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话语神话。尤其是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以及对整体化模式的冲击，带来了传统的中心意识的幻灭，表现在文学观和历史观上就是对“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质疑。正因如此，利奥塔将“对元叙事的怀疑”[5]作为后现代的典型特征。与这种对中心性的质疑相呼应的是对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群体的关注和推崇，长期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由此被推向“中心”，并开始通过强调自己与主流话语的差异而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这一背景下，以追求文化差异的平等为目标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后现代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众多的少数民族批评家、后殖民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激进的白人学者在颠覆“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目标下结成联盟，以尼采、福柯和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思想武器，从种族、民族、性别等领域向西方文化霸权发起了猛烈攻击。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有共谋之嫌的文化经典、历史叙事、社会体制、民族认同等均遭到质疑和抨击，差异性、多样性取代了同一性、普遍性而成为流行的时代话语。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所说，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是与后现代主义紧密相关的，“多元性暗含了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的赞赏”[6]。用美国哲学家施雷格（C. Schrag）的话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赞歌”[7]。
查尔斯·泰勒曾指出：“只有稳定的社会等级崩溃，对政治认同的要求才会伴随每个个体的尊严意识的增长而成为普遍的呼声。”[8]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历史过程正印证了这一观点。
[1] Horace M.Kallen,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in N ation, February 18,1915, pp.190-94; February 25,1915, pp.217-20．转引自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 《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54页。
[2] Horace M.Kallen.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Arno Press,1924, p.11.
[3]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 《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62页。
[4] Chicago Cultural Studies Group ,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in Critical Inquiry,18（Spring 1993）, pp.531-32.
[5] 〔法〕让-弗郎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引言第2页。
[6] 〔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7] W.Nicgorski, “American Pluralism:a condition or a goal? ”in F.C.Power.The Challenge of Pluralism.New York:Peter Lang,1992, p.15．转引自陈华、王庆奖《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评析》, 《学海》2003年1月，第162页。
[8]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Amy Gutmann, ed.M 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bid., 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