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丝绸之路的萌芽时期：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和交流

从西汉打通西域丝绸之路到东汉班超父子经营西域，丝绸之路走过了辉煌而漫长的历程，其间经历过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又出现过昭君和亲后“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和平兴旺景象，其中，班超父子“三通”西域的故事，一直为世人所颂。丝绸之路正是经过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才保持畅通无阻的。

西汉通西域拓丝绸之路

提到西汉，就离不开匈奴，匈奴是西汉的重大边患，是西汉经营西域的主要障碍。汉武帝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于是有了“张骞凿空”之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的政治目的，但对河西、西域，包括中亚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拓展了汉王朝的视野，激发了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各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愿望，促成了西汉对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经营。

汉武大帝与张骞凿空西域的丰功伟绩

汉武帝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敢于开拓进取，深受青年时代毛泽东的欣赏。“吾人揽史时，恒赞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述了汉代几位皇帝。他认为广为史家赞誉的‘文景二帝’实乃无名之辈，守旧之君，原因是跟在前人后面，‘萧规曹随，偏于保守，没有创新’。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1]自从张骞凿空西域和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胜利以后，丝绸之路便畅通无阻，贸易往来频繁。从当时的交通地理环境、交通运输方式、贸易周期和其他各种条件来看，呈现出这样的繁荣景象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丝绸之路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

事实上，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中原和西域之间就已经有了交流的通道，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发展和畅通。例如，这条通道常常因一些民族或国家的纠纷和战争而中断，即使有时相通，也因道路遥远、山川阻隔，没有一个统一的、强而有力的政权经营和管理，缺乏安全保障，再加上通行特别困难等因素而未能畅通。只是到了张骞出使西域后，由于汉朝在西域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并和帕米尔以西各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才使这条通道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畅通。[2]

西汉经营丝绸之路的阶段划分

张骞凿空西域，使西汉的统治者对西域的概况有了初步了解，他们这才知道在中国的西边还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和许多重要的国家，并逐渐领悟到开通西域不仅仅是为了击败匈奴，更重要的是拓扬国威获取经济利益。因此，张骞的报告对汉武帝下决心开通并经营西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汉武帝经营西域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3]的政治目的，更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4]的军事用意。

另外，从东西方交通史的角度来看，西汉以前的东西方交通始于民间，规模很小，影响也不大。到张骞之时，官方才开始介入东西方交通，从此西汉掀起了通西域的热潮。西汉政权先是向西域诸国派遣使团，每年多者十余次，少者也有五六次，每次或百余人或更多人，于是有了《史记》中所述的，“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后来则派兵征伐，控制和经营西域，从而改变了西域原来的发展轨迹，促进了西域经济、文化和交通的发展。这一切均肇始于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凿空之举不仅为西域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同时还是中西交通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西汉对西域的经营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期，西汉对西域的经营以打通西域为主，中后期则把重心放在经营西域上。

一、打通西域

西汉时期打通西域的核心问题就是将匈奴赶出西域，因此可以说，打通西域的阶段也就是击败匈奴的过程。

西域由于匈奴的控制而使西汉通向西域之外的西方交通阻塞。经西汉初年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再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继位时，西汉经济开始走向繁荣。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同姓诸王的措施，使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汉武帝在北方抗击匈奴，向西打通西域，往南开辟西南，使西汉成为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然而，与此同时，为了反击匈奴，尽雪高祖之耻，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现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5]的局面。此时的西汉，实际上正处于从鼎盛走向衰弱的时期。

我们穿越回到两千多年前，简要回顾一下西域畅通的历史。

秦始皇时，匈奴被大将蒙恬率领的秦军打败以后，退到漠北，在10多年的时间里很少南下。到了秦末汉初，刘邦和项羽激烈争战，匈奴乘机进犯，重新夺取了河南地，即黄河南岸的河套地区。《敕勒歌》中的千古名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描绘的就是河套地区的美景。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该名句也可以修改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硝烟见刀枪”，因为这一地区从春秋时期开始，直到明朝为止，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中原地区和游牧民族之间一直进行着以河套平原为目标的拉锯战，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汉武帝初年时，汉朝的势力西达黄河，北抵六盘山及陕西、晋中。河西及河套、陕北、晋北等地，都是匈奴之地；青海等地在西羌势力范围内。匈奴在冒顿单于带领下，征服了汉朝周边的其他民族，汉朝东北的东胡、西北的西域诸国、西方的羌族全都臣服于匈奴，他们联合起来对汉朝形成了包围之势。匈奴凭借蒙古高原、河西、西域，并与西羌联合，不断侵扰汉边，成为汉朝西北方向的最大威胁。对西汉而言，河南地被匈奴占据，就像一根钢针插在西汉的背上。因为从河南地至汉都长安，不足千里，匈奴骑兵只需两天就能兵临长安。无奈西汉自立国之后，一直埋头抓经济，对匈奴只得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

汉武帝继位之后，积极寻求打破这种包围的方法，以解除匈奴对汉的威胁。开始，汉武帝对匈奴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政策，大力建设骑兵，加强在沙漠、草原作战的准备。同时，汉武帝为了打通西域，还破坏西域与匈奴的联合，使匈奴无法取得西域的支援，这是汉武帝登基后确立的打击匈奴的一个战略性决策。

1.张骞第一次出使

一次偶然的机会，汉武帝听匈奴降人说有个叫大月氏的国家，这个国家居河西一带，与匈奴为敌，后来被匈奴连年攻击，最终月氏王被杀，举族西迁，远走西域。因而月氏人非常怨恨匈奴。于是，汉武帝决定首先联合与匈奴有仇的月氏，说服月氏与汉联合，共同抗击匈奴。

但是，这时的月氏已被乌孙击败，从塞地南迁，他们已经厌倦战争和屠杀，习惯了商品贸易带给他们的便利生活。而汉朝君臣当时并不了解情况，仍以为大月氏还在塞地，即伊犁河流域。出使月氏，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中途必经匈奴所控制的地区，风险非常大。汉武帝决定遣使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将匈奴控制下的西域争取到汉朝手上。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公开招募愿意出使的人。张骞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才华中选，开始了第一次出使西域的艰辛历程。

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耗时13年，当年跟随张骞一起出使的有百余人，最终只剩下张骞和属下甘父两人生还。汉武帝对张骞的壮举深为赞叹。张骞出使西域，虽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但却同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了解到许多有关西域的地理、物产、人口、风俗等的情况，增进了汉朝对西域的了解。

2.河南、漠南之战

公元前127年，在汉匈之战中，汉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去河南地进行远程迂回作战。

公元前133年，汉军30万人在马邑设伏诱击匈奴没有成功。公元前128年，匈奴骑兵先后袭掠辽西、渔阳、雁门。公元前127年，匈奴袭扰上谷、渔阳。汉朝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避实就虚的战略，遣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军出云中北进，然后急转西向，沿外长城直达高阙，切断匈奴右贤王与其所辖河南地的联系，再后折向南，对游牧于河南地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两部实施迂回包围，两王被迫逃走。于是，汉朝占领了河南地，又渡北河，破匈奴蒲泥、符离，占领河北漠南之地。河南之战后，汉朝在河南地设朔方郡。

漠南之战是公元前124—公元前123年的汉匈战争。卫青率军反击漠南右贤王部和单于主力的作战。

河南之战后，匈奴不甘失败，右贤王屡次攻略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于是公元前124年春，汉朝再次派卫青、李息出征，卫青率军出朔方，反击右贤王。李息率军出右北平，以牵制单于及左贤王，策应卫青。卫青出高阙外六七百里，深夜袭击右贤王庭。右贤王率数百骑仓惶北逃。汉军俘获匈奴1.5万人凯旋。

公元前121年，卫青率六将军、十余万骑出定襄攻打匈奴。

河南、漠南之战，给匈奴以沉重打击，匈奴损失惨重，只得撤出河南、漠南地区，退居漠北。

3.河西之战

漠南之战结束两年后，为打通西域道路和包围西北边郡，汉武帝决定进军河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西之战”。

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万人，由陇西出击匈奴，至焉支山西，杀卢侯王、折兰王，俘浑邪王之子及相国等，歼敌近万人。这年夏天，霍去病又率数万骑兵进军河西，同时派李广率万骑出右北平，以牵制左贤王，策应河西作战。在祁连山地区大败匈奴，俘单桓王、酋涂王等。河西匈奴遭受两次沉重的打击，单于十分恼怒。后来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降汉。此后，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完全控制了该地区。从此，从玉门关到西域一路畅通。打通西域的计划再次摆上了汉武帝的议事日程。

河西之战是汉匈战争的转折点。在河西大捷之前，匈奴都是主动发动对汉王朝的进攻，而汉王朝是被迫迎战，河西大捷之后，汉王朝才掌握了主动权。让人遗憾的是，在卫青出现之前，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史书上没有汉王朝取得大胜的记录，却有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卫青虽然改变了汉朝在和匈奴的战争中没有取得大胜的状况，但却改变不了汉朝和匈奴的战略态势。霍去病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战略态势。此后，匈奴失去了西北广大地区，有生力量也遭到严重削弱。从此，汉匈战争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控制在汉王朝手里。

4.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汉武帝打通西域通道的主要目的：一是为解除匈奴的威胁；二是为张骞初次出使西域回朝之后所讲述的西域故事，以及为西域盛产的高头大马所心动。同时，张骞一再强调西域以及通往西域通道的重要性，这点与汉武帝心中威福四海的梦想不谋而合。

汉武帝虽然有心再度派使前往西域，却始终没有什么好办法避开匈奴，于是，这事只好搁置下来。汉武帝认为，张骞出使西域的见闻对汉朝十分有利，公元前123年，他又一次将张骞派往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凭借张骞从前穿行大漠的经验，引导大军在大漠中寻找粮草，使大军供应不乏，因此被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21年，张骞与李广分道出右北平抗击匈奴，却因误期，按律当斩，后贬为庶人。但张骞没有放弃，一再上书，以自己的亲历见闻，建议通商以收服西域各国，张骞的努力没有白费，其建言终被汉武帝采纳。

《汉书》记载：“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

这段记载反映的意思是：汉武帝从张骞那里得知了大宛及大夏、安息等国都是大国，有很多珍奇异宝，又是定土而居，和汉朝的习俗也差不多，而且其兵力弱小，又看重汉朝的财物。北面的大月氏、康居等国，兵力强大，可以用赠送财物、施之以利的办法让他们来朝拜汉朝。

张骞的意思是先礼后兵。如果能够不用武力而施用恩谊使他们归附汉朝，那么就可以很轻松地扩展汉朝领土，一直到达要经过多次辗转翻译才能听懂话的远方，招来不同习俗的人，在四海之内遍布威望和恩德。

汉武帝非常赞同张骞的建议。对于盘踞于黄河以西的河西地区的匈奴，汉朝当然要予以攻击，以保障西域之路的畅通。这里所谓黄河以西的西域通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河西走廊，具体是指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都被称为河西，又因其为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因此也被称为河西走廊，它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

汉武帝认为，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匈奴势力已向西北转移，西域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通使西域是势在必行。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让他第二次出使西域。为了保证出使成功，汉武帝还给他派了助手——持节副使，拨给他300名随从，还携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值数千巨万”[6]，以期借助商贸开展外交。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受命出使乌孙国，他率领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出发。这次出使的形势与第一次大不相同，不用躲避匈奴的巡逻兵和哨卡，也不必担心被俘和粮草的断绝。张骞分遣副使到周边各国，与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等国建立友好通商关系。从此，汉朝引入大批良马和葡萄、苜蓿等特产，并向周边各国输出丝绸、瓷器等产品，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张骞因开通西域商路而官至大行，位列九卿。张骞为人坚忍，宽厚诚信，深得西域各族人民的爱戴。后来出使者为取信各国，皆称博望侯。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汉朝与西域各国商旅往来络绎不绝，逐渐形成享誉千年的丝绸之路。

5.漠北之战

匈奴尽管遭遇了前几次战争的失败，但在河西西部仍以蒲类海一带为基地，控制着天山东部地区。匈奴日逐王还在焉耆、危须、尉犁间置“僮仆都尉”，不同程度地控制天山南麓诸国。

经过河西战役的沉重打击，匈奴失地千里，有生力量也遭到严重削弱。但匈奴的王庭仍在，他们仍然拥有相当数量的精锐骑兵，又有纵深达数千里的大沙漠作为军事上的回旋地。匈奴并不甘心失败，匈奴单于非常宠信曾经投降过汉朝的将领赵信，并命赵信为军师。赵信对汉朝及汉军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深知汉军的战斗力有多强大，不是匈奴可以比的，再加上有霍去病、卫青这样的盖世猛将，匈奴已无法与汉朝争锋。如果匈奴仍像从前一样把王庭放在大漠以南，那是十分危险的，可能直接遭到汉朝军队的攻击。因此，他向匈奴单于建议将王庭迁到大漠以北，实行战略转移和以守为攻的策略。赵信认为，汉军难以深入离长安数千里的漠北，即便能够深入漠北，也早已人困马乏，只能成为匈奴的俘虏。匈奴单于认为赵信的策略很有道理，与他的想法一致。于是，下令将匈奴王庭和主力及辎重车辆等远移漠北。

当时的情况表明，如果汉军不乘胜追击，对匈奴实行最后的致命打击，那就会使匈奴争取到喘息时间，重整军力，卷土重来。等到匈奴重恢复过来，那时即便派大军深入漠北，与匈奴主力决战，也是胜负难料。

汉朝没有给匈奴喘息的机会，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定兴师远征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消除其对边境的威胁。据《汉书》载，当时汉武帝集中了10万骑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由大将军卫青率军5万，从定襄出击；另一路由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5万出代郡。另外还调集了10万步兵和4万马匹，负责前线作战所需物资的转运供应。

卫青出塞后，从抓获的匈奴战俘那里得知匈奴单于的驻军位置，便命令将军李广从东边迂回策应，自己率主力疾驰千里，越过大漠，与匈奴大单于率领的大军交战。卫青先用兵车围成营垒稳住阵脚，再命令骑兵猛冲敌阵。两军激战到天黑，突然刮起了大风，沙石扑面，人们都无法睁开眼，卫青乘势指挥骑兵从两面夹击，匈奴军队难以抵挡，纷纷溃逃。

单于见汉军兵强马壮，根本无法取胜，只得率几百骑兵突围，向西北逃去。匈奴兵失去指挥，争相逃命。卫青追至匈奴营地，焚毁其存粮后回师。此战汉军歼匈奴近2万人。

再说霍去病率军从代郡出发，中途与右北平太守和渔阳太守的部队会合，穿过沙漠，与匈奴左贤王的部队相遇。汉军奋力冲杀，夺取了左贤王的指挥旗、鼓，将敌军击溃。霍去病乘胜挥师追击，经狼居胥山（《辞海》注：在今蒙古国境内肯特山）直至瀚海而还，长途奔袭2000多里，斩杀匈奴7万多人。

漠北之战，是汉军主力与匈奴主力的一次大决战，汉武帝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次决战彻底击垮匈奴主力，经过霍去病、卫青的奋勇作战，这次战役的目的基本达到，匈奴主力部队损失八九万人。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匈奴都无力组织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边境侵扰了。不过，这次战役汉朝自身也消耗极大，战马损失惨重，再加上财政困难，也没有能力重新组织骑兵部队，很难再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因而，此时汉朝的北方边境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时期。

6.西域道路的畅通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后，没有达到与乌孙联姻、共抗匈奴的目的，于公元前115年偕同副使返回长安。此后，西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那时候，西域诸国仍在匈奴的控制中，匈奴以西域为大后方在很长一段时期与西汉进行对抗，并竭尽全力阻止西汉进入西域。西域东端的楼兰和姑师两国，受匈奴控制更加严密。汉使往还时，沿途需索饮水、食物，也使楼兰、姑师等国应接不暇。所以楼兰人、姑师人在匈奴的策动下，常常劫掠汉使，阻断道路。

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削弱匈奴的力量，抵制其与西汉对抗，西汉选择匈奴控制相对薄弱的楼兰为进入西域的突破口。公元前110年西汉派赵破奴击败楼兰，俘虏楼兰王，打通了楼兰这条进入西域的通道。公元前108年，汉将王恢率轻骑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数万击破姑师。

与此同时，张骞出使乌孙后，西汉两次将公主（细君、解忧）嫁给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巩固了两者的结盟关系。细君与解忧两位公主先后在乌孙多地活动，巩固了汉与乌孙的联系，使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大宛位于乌孙旁，在汉与匈奴间，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获得大宛的汗血马，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以求汗血马和大宛杀汉使者为由，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数万攻击大宛，只可惜没有成功。公元前102—公元前101年，李广利第二次西征，攻破了宛都外城，迫使大宛与汉军握手言和，这次西征，汉军战果累累，获得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马、母马共3000多匹。

公元前101年，西汉在西域设使者校尉，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这是西汉王朝第一次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大宛之役使汉名声大震，威望四起，西域诸国纷纷朝贡，遣子入侍，这对汉的统一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击败大宛后，西汉与匈奴又开始争夺处于战略要地的车师（又称姑师）。在车师一带，西汉与匈奴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99—公元前62年，西汉与匈奴大战5次，但都没有获胜。公元前77年汉又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将楼兰国更名为鄯善，派司马率兵在伊循（楼兰国都）屯田，从而彻底控制了“楼兰道”。

其间在乌孙还不断发生战争，匈奴攻乌孙，乌孙求救于汉，公元前72年西汉派常惠率大军分5路向乌孙进发，击败匈奴。公元前68年匈奴单于死，匈奴发生内讧，西汉乘机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护南道，同年又设伊循都尉。

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政变而分裂，控制西边的日逐王降汉，匈奴设在西域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7]。西汉于是在西域设立都护，都护治乌垒城，并护南道和北道各国，“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8]。至此确定了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公元前48年，西汉在车师地区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说明西汉统治了整个西域，西域城郭诸国正式列入西汉版图。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各国兵远征康居，击杀了挟持西域各国并与归汉的呼韩邪单于为敌的郅支单于，至此，称霸一时的匈奴在西域的势力终于消失，西汉和西域的通道终于被打通。

西域打通以后，天山南北第一次与内地联为一体，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日益频繁和密切。

二、苦心经营西域

从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为西汉经营西域阶段。

西域原是匈奴日逐王管辖的范围，日逐王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9]。

公元前111年，西汉经过多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匈奴终于退出了河西地区。西汉王朝为了加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又分武威、酒泉而设置张掖、敦煌二郡，并向该地大量迁徙民众，屯田戍守。河西四郡的设置，使西汉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和西域连在了一起，不仅为西汉王朝提供了后方基地，同时也保证了交通道路的畅通。而日逐王的降汉不仅瓦解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体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匈奴对西域的直接威胁，为西域都护的设置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建立稳定的基地，保证经营西域的后勤供应，西汉采取了屯田这一重要措施，从西汉军政官员常驻西域之日起屯田就随之开始了。重要的屯田区有轮台屯田区、渠犁屯田区、伊循屯田区、车师前后部屯田区、姑墨屯田区、北胥鞬屯田区以及乌孙赤谷城屯田区等。

西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屯田地点集中分布在势力较大的乌孙地区和中原进入西域的要地——鄯善以及地处西域中心的渠犁。

其实，西汉王朝很早就计划在西域中心地区渠犁屯田，但具体实施很晚，不过至宣帝时期最终形成规模，并带动了对整个西域统治体系的构建。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李广利降服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又载：“地节二年，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翌年，郑吉等率军攻破车师，因功迁为卫司马，成为“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另据《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的记载：“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犁，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

就这样，为了保护使者来往，西域都护的前身——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产生，它同时也成为西汉王朝在西域构筑统治体系的基础。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后，日逐王设置的僮仆都尉之职也被罢免，匈奴在西域的势力逐渐消失，西域自然成为西汉王朝的势力范围。西域都护应运而生，成为西汉王朝管理西域的主要机构。西汉政府于同年在乌垒设西域都护府，它是西汉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推行政令主管西域。与此同时，郑吉也由“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升为“并护北道”的西域都护。成为西域首任都护，都护总领西域，是西汉在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史载：“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10]

西汉在西域还有两个重要机构：一是在这之前设置的伊循都尉府（治所在楼兰地区）。伊循都尉府受都护府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将兵屯田，与罗布泊以东的居卢仓互为犄角，确保“楼兰道”的安全，控制鄯善，威慑西域通道。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这不但有利于加强西汉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军事管理，而且还利于西域屯田的顺利进行和过往商旅的正常往来。

二是在车师设屯田校尉府，公元前48年又改设戊己校尉府，屯驻在交河城，屯驻地不固定，根据需要有时也移驻其他地方。戊己校尉府受中央政府和都护双重领导，其军队主要由中央政府在西域的驻军组成。它的任务是统领、镇守、安抚车师前后部，屯田积谷，保护通道，对抗匈奴。戊己校尉府与伊循都尉府分设在西域北道和南道的起点或其附近，向东与敦煌西相通，与都护府所乌垒成鼎足之势，这是西汉经营西域的重要战略部署。

西汉对西域城郭诸国采取保留国号的统治办法，向诸国王和各级官吏颁发印绶，主要依靠他们来具体管理西域地区。同时西汉中央政府对诸国王有立、废、召、囚和诛杀之权，有除授诸国官吏权、征调诸国军队权和平叛权，同时还有保护诸国不受他国侵犯的义务。而西域诸国则必须送其王子做人质入侍，为西汉使者提供给养和导译，战时要派兵马随都护出征，并提供部分军需给养。这些措施保证了西域政局的基本平稳。后来，匈奴郅支单于从康居入侵乌孙和周围诸国，并不断向汉朝挑衅，西汉的局势又变得动荡不安。公元前36年，西汉派陈汤率军在伊塞克湖地区彻底击败郅支单于，局势又开始平稳，并且数十年没有大乱。西汉末年，王莽乱政，西域遂叛。公元16年五威将王骏被焉耆攻杀，西域都护李崇带领余部退到龟兹。王莽死后，李崇杳无音信，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也随之结束。

卫青、霍去病破匈奴拓丝绸之路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抗击匈奴的侵扰中，卫青和霍去病是战功最卓著的统帅。他们多次率军打败匈奴，解除了匈奴对汉朝北方的威胁，巩固了西汉的统治地位，为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兴盛创造了外部环境。可以说，如果没有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丝绸之路也不可能开辟成功。

卫青是西汉王朝第一位打败匈奴的将军，他开启了西汉对匈奴战争反败为胜的先河，卫青七战七捷为历代兵家所敬仰。学者认为，卫青是中国古代大规模骑兵集团作战思想的创始人，也是汉朝对匈战争的奠基人。

卫青一生中与匈奴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战斗，而且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为汉武帝屡立战功，与其外甥霍去病并称为“帝国双璧”。

卫青出身低微，他的父亲在平阳侯家里当差。卫青长大后，在平阳侯家当了一名骑奴。后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立为皇后。从而改变了卫氏家族的地位，卫青的地位自然而然也显贵起来，开启了统帅汉军北击匈奴的新篇章。

公元前129年，匈奴单于出兵侵扰今河北西北地区，烧杀抢掠，汉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公孙敖为骑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分别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出击匈奴。公孙敖、李广两军俱为匈奴所败，唯独卫青所率军队追击匈奴至龙城，“斩首虏数百”。龙城大捷在西汉和匈奴的交战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是因为西汉自高祖刘邦以来，多次受到匈奴的掠夺和羞辱。刘邦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长达7日之久，其妻吕雉更是受冒顿单于书信之侮辱。孝文帝时期，匈奴14万大军竟然侵略至长安附近的甘泉宫，至于汉朝边境的老百姓更是受尽了苦难，匈奴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成了汉朝的心腹大患。卫青的龙城大捷彻底打破了自汉初以来的“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

公元前128年秋天，匈奴2万掳骑兵侵扰今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一带，杀死辽西郡太守，掳掠2000人。卫青奉命率骑兵3万从雁门出击，打败匈奴，“斩首虏数千”。第二年，匈奴再次侵扰上谷、渔阳等地。卫青和将军李息率军从云中出击，沿黄河北岸西进，迂回至陇西，突袭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收复了河南地区。此谓漠南之役。卫青所率骑兵纵横数千里，大败匈奴，“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漠南之役后，卫青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

公元前124年，匈奴右贤王又多次率兵侵扰朔方城，这让兵强马壮的汉武帝忍无可忍，决定大举反击。命卫青率3万余骑从高阙出击，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率领所部等从朔方出击，以上各军皆受卫青指挥，共10余万人。激烈的大战结束后，右贤王仅剩残部数百骑，只得仓皇而逃。卫青这次的战果可谓丰厚，共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卫青凯旋后，汉武帝让使者持大将军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后又为其加大司马之号。

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又一次奉命出击匈奴，“斩首数千级而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遗憾的是，六将军中的苏建、赵信所率3000余骑恰逢匈奴单于大军，终因寡不敌众，死伤殆尽。使得匈奴单于趁机远走漠北。

公元前119年，为了将匈奴全部消灭，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深入漠北，并以步兵10余万随其后，另有专门人负责运输马匹数万，其规模可谓空前盛大。卫青所部出塞后，侦察到匈奴单于的藏身之地，亲率精兵出塞千余里，直捣单于在漠北的屯兵处，两军展开生死决战，卫青命汉军以兵车环结为营，同时以精骑5000袭击单于营。傍晚时分，狂风大起，飞沙走石，卫青趁势从左右两翼将单于营包围。匈奴单于见汉军来势凶猛，遂率数骑向西北方向驰去。卫青得知单于逃走的消息，马上派骑兵追击，自己则率大军紧跟其后，一昼夜行军200余里，最终虽未擒到单于，但“斩首虏万九千级”（《汉书·霍去病传》），霍去病一军则出代郡后，奔驰2000余里，大败匈奴左贤王部，斩获7万余人。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漠北战役，也是西汉王朝抗击匈奴三大战役中（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这次战役之后，匈奴主力基本消耗殆尽，单于远遁，以至于出现了“幕（漠）南无王庭”（《史记·匈奴列传》）的局面。之后的匈奴曾多次派使者至汉，“求请和亲”（《史记·匈奴列传》）。不过，西汉王朝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共计损失士卒数万，战马11万匹。

卫青凭借这一系列的战功，尤其是成功击败匈奴右贤王，被汉武帝封为大将军，统领所有的汉军。漠北战役后，汉武帝刘彻为了再次表彰卫青的大功，又特加封其为大司马。司马作为内朝之领袖，可预先闻知朝内政事，并参议决策。

卫青在讨伐匈奴的战场上屡建奇功的同时，也集中了军权，并提升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于是，汉武帝又起用霍去病统帅军队，其目的也是在制衡卫青。霍去病的军事才能毫不逊于卫青，只可惜英年早逝。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因猜忌也不再重用卫青。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受命第五次出击匈奴，霍去病亦随军出征，汉武帝任命他为骠骑校尉。霍去病首次参战，卫青让他率800骑兵进攻匈奴。霍去病虽初入疆场，但胆识过人，亲率800劲骑，远离主力数百里，长驱直入，深入敌后，正确运用了突破中坚、猛烈冲击的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匈奴纵深数百里，奔袭匈奴后方首脑部分。匈奴没想到汉军突然而至，毫无防守，遂为霍去病所败。霍去病首战告捷，斩首捕虏2000多人，杀匈奴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生俘单于叔父罗姑比及相国、当户，给匈奴贵族一次沉重打击。此次胜利，霍去病善于韬略、用兵神速的军事才干崭露头角。相比之下，其他各路部队成绩平平。

霍去病首次出征就得封侯，这比起老将李广的征战一生，终不得封侯，可以说是荣耀至极！真是少年英雄，生逢其时。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领1万精骑，从陇西出发，为夺取河西的计划迈出第一步。汉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一直向西挺进，经历五个匈奴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1000余里，在皋兰山下，和匈奴军短兵相接，歼灭敌军8900余人，首战告捷。

为彻底歼灭河西匈奴的有生力量，就在当年夏天，汉军分兵两路乘胜发动进攻。一路由霍去病率兵出击，另一路由公孙敖率兵发动进攻。公孙敖由于迷路，没有赶上匈奴的大军，因而未能参加作战。霍去病率领的部队，则以迅速的行动自河西实行大迂回，越过居延海、小月氏，深入2000余里，由西北转向东南，在祁连山麓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展开激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歼灭匈奴军3万余人。霍去病由于战功卓著，声望日益显赫，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可与大将军卫青相比了。

汉军在河西地区的胜利，引起匈奴贵族的内讧。浑邪王和休屠王决定投降汉朝。汉武帝命霍去病第三次出兵河西，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受降。匈奴见到阵营严整的汉军，心里十分畏惧，有些本来不是诚心投降的人，纷纷逃走，浑邪王的阵营立刻骚动起来，大有一哄而散的可能。霍去病见有机可乘，便亲率精骑，飞马驰入浑邪王的营中，亲自和浑邪王谈判，命令他把要逃走的匈奴官兵全部斩首，匈奴军营的秩序这才慢慢恢复。接着，霍去病派人护送浑邪王到长安觐见汉武帝，他自己则亲自带领4万多投降的匈奴兵返回长安。

浑邪王、休屠王两大部降汉后，匈奴右翼力量基本瓦解，但在漠北，匈奴单于仍有一定的势力，而且常常向汉朝发动攻势，给汉朝造成一定的威胁。汉武帝决定以精锐之师深入漠北。经过一年多的兵马休整和财政军资的准备，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击。这次远征，是由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军。霍去病统率的东路是作战的主力军。霍去病在远征中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大军从代郡出塞，北上2000余里。这次作战，汉武帝让霍去病担任与匈奴正面决战的任务，并把最精锐的部队调给霍去病指挥，霍去病发挥了他快速勇猛、机动灵活的作战优点，四处追逐匈奴单于主力。他越过离侯山，渡过了弓卢水，所到之处，锐不可当，被击溃的匈奴兵纷纷逃窜。接着霍去病又向狼山居胥一带的匈奴发起猛攻，士气高涨，各路将领紧密配合，一路上斩将夺旗，匈奴大败，至此，匈奴左部势力基本被消灭。漠北大捷，为了庆祝胜利，霍去病特别在狼居胥主峰之上建立高坛，并在姑衍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旁开辟广场，祭祀天地，追奠烈士，犒劳部卒，以扬军威。

漠北之战以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给予匈奴前所未有的打击。经过这次大战，消除了匈奴对汉朝政权的威胁，巩固了汉朝政权的地位，提高了汉朝在当时的影响力，扩大了汉朝版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漠北之战实际上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最高峰。

这次出击，霍去病大获全胜，损失极少。之后，汉武帝设置大司马，任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武帝还下旨，指定骠骑将军霍去病的秩禄与大将军卫青相同，共掌大司马之职，担负全部军事重任。

霍去病一生短暂，却为汉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一生全部投入了征服匈奴、防守边疆的事业上。他六次出击匈奴，四次作为主将进击匈奴，削弱了匈奴的势力，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河西之战，使“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使汉朝边境局势稳定，贡献非常大。汉朝还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四郡的建立，切断了匈奴同羌族的联系，使汉朝西部边防局势稳定，同时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使汉文化与西方文化得以交流发展。

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打通了到塔里木盆地及中亚的商路，从此，在从中原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上，西汉的外交使节和商人络绎不绝，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与首任西域都护郑吉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这里是匈奴人的天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汉书·匈奴传》）。匈奴单于将西域分给日逐王管辖。为了加强对西域诸地的统治，匈奴统治者在焉耆设置了僮仆都尉，专理该地事务。匈奴对西域的统辖，对于后来汉王朝统一西域起了积极作用。[11]“僮仆”一词意为“奴隶”，匈奴奴隶主把西域当地各族当作奴隶对待，对他们实行残酷统治。这种局面直到汉武帝刘彻统一西域后才有所改善。

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与西域各地的政治、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交通畅通，贸易兴旺；中外使者和客商往来不断。经济联系扩大了西汉王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各地的了解，促进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共同发展。

但是，当时匈奴还控制着楼兰、车师（姑师）等国，经常拦截交通，掠夺财物，影响了汉朝与西域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兵征服了车师和楼兰。公元前104年，又派李广利率兵征服大宛，提升了汉朝在西域的声望，西域诸国纷纷遣使表示臣服于汉朝，汉朝与西域的交往更加频繁。丝绸之路的南道——自鄯善向西沿塔里木河流域向帕米尔的大陆，客商你来我往，热闹非凡。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下令自敦煌以西至盐泽的道路上沿路修设驿站，又在轮台、渠犁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每处有屯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统领，主要职责是接待过往的中外使者，供应粮食。“使者校尉”是西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

使者校尉设置以后，汉朝中央政府就在西域地区直接行使国家权力，诸如任命官吏，征收赋税，派兵屯田戍边，并可调动当地军队，等等。公元前99年，汉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率领楼兰、尉犁、危须等地区各族军队共击车师。公元前77年，汉昭帝任命尉屠耆为鄯善王，同时又应尉屠耆的要求派兵在伊循屯田。这些都证明当时汉朝政府在西域地区行使国家权力，推行汉朝政令。公元前68年改置“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公元前60年又改为“都护”，汉政府又建立西域都护府。这些都充分说明，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是随着统治的加强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

看一个机构是否属于政权机构，主要看其是否体现和代表统治阶级意志推行政令，能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调动军队，等等。从上述内容来看，“使者校尉”显然具备了政权的职能。

汉昭帝刘弗陵在位时，多次战胜匈奴，平定武装叛乱，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但当时，天山南北还在匈奴控制之下。汉宣帝刘询任命郑吉为卫司马，驻鄯善，负责保卫鄯善以西诸国。并且大规模出击匈奴，匈奴大败，势力逐渐衰弱，稽侯珊向汉称臣。

公元前60年，匈奴分裂，驻车师的日逐王先贤脱离单于，归降汉朝。从此车师以西、天山以北一带也摆脱了匈奴的控制。郑吉率领渠犁、龟兹等国5万人马迎接日逐王部落1万余人进入河西走廊安置，西域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汉朝军队占领了车师故地，设高昌壁，置戊己校尉驻守，并且在附近几城置军屯田，天山北路也归于汉朝控制之下。西汉疆域不断扩大，北至西伯利亚，南至日南郡，西至帕米尔高原以西，东至日本海，西汉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

汉宣帝命郑吉兼护天山南北路，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都护是汉朝政府直接派遣到西域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郡太守。史籍记载，“都护之置自吉始焉”。

为了便于管辖，郑吉在西域中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是当时汉朝管理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西域都护府设置初期，郑吉为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管理，调解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西域20余年，以屯田渠犁、击破车师、迎降日逐王、出任西域都护而功绩卓著。正如《汉书》所论：“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西域都护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域地方行政机构，从西汉到东汉，西域地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域都护府的直接统一管辖之下。都护是汉在西域的最高长官，下设副校尉、丞、司马、侯、前任等各级属官，主要负责处理西域都护府内日常军政事务，由都护直接任命或罢免。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已完全确立。它的设立标志着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在行政上的正式统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西汉对西域各国，有权册封国王，颁发官吏印绥，调遣军队，征发粮草。从此，新疆地区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西交通的必经之道。

西域都护府的行政职能不同于内地郡县，它对西域实行“羁縻”统治。西域诸国必须服从都护府管辖，国中发生什么大事要事都要上报，如果爆发内乱，由都护府负责安缉，其安全受到汉朝的保护。如果有谁企图脱离汉朝投靠匈奴，都护府就要发兵讨伐。与内地州郡不同的是，西域各国都有一定的自治权，各种制度均维持原状，他们只负责供应中外使节的费用，不再向汉朝交纳赋税，而且，汉朝还会给予各种赏赐。[12]汉朝这种统治方式与匈奴的残酷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得西域各国人民的欢心。

西域都护府所管辖的范围，西到葱岭，天山以北到乌孙、康居。这标志着今新疆全境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全部在汉朝的掌控之下。

西汉王朝为了行使对西域各地的管理，采取了5项措施。

（1）直接任免、派遣西域都护和专理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高级官员。当时西域都护由皇帝亲自任命，三年一替（也有延长和缩短的）从未间断，据《汉书》记载：西汉历任都护18人，其中立传可考的历史上著名的除第一任都护郑吉外，还有郑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健、李崇、但钦等10人。东汉时的都护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此外，还任命过莎车王贤为西域都护。20世纪30年代，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李崇之印信”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发现，其印呈方形，铜质，桥纽，阴刻篆书。“李崇之印信”的发现证明了西域都护府设置这一史实。

（2）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西汉王朝委封当地首领和酋长管理其地方行政事务。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1953年，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处汉代古城遗址发现了一枚汉王朝授给西域羌人首领的官印——“汉归义羌长”铜印。为进一步加强汉朝对西域诸国的统治，反击匈奴的分裂活动，汉王朝在各地设立了译长和击胡官，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基层组织也采用了和中原地区相同的乡里制度，乡设“三老”。此外，罗布泊附近出土的木简中还可以看出，汉王朝的法制、马令和驿站制度等都在西域地区推行。[13]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

（3）屯田戍边。西域都护建立前，汉王朝已在轮台、伊循、渠犁、交河等地屯田，西汉政权派遣士卒在天山南北实行屯田，以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减轻当地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屯田是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重要经济措施，也是政治和军事措施，它是中央政权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西域都护府设置后，管理屯田就成为重要职责之一。都护府建立后，屯田点也有了增加，除上述地点外，还有高昌、焉耆、赤谷和伊吾、蒲类、金满等地。在郑吉任都护期间，于公元前53年在乌孙赤谷屯田，此后不久又在焉耆屯田。莎车（今新疆莎车）、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市境内）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西汉在西域的屯田中心。随着屯田点的增多，屯田事业的发展，汉王朝又于公元前48年专门设戊己校尉，专理西域地区的屯田事务。

（4）修筑城堡，建立烽燧。主要目的是保证军事行动的进行，维护交通要道的畅通。

（5）维护统一，保证西域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也是西域都护的一项重要职责。郑吉任都护不久，乌孙的乌就屠和元贵靡争昆弥（王）位，各霸一方，互相残杀。郑吉派解忧公主的侍从、乌孙右大将妻冯嫽从中调解。公元前53年，汉王朝封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乌孙社会秩序才相对稳定下来。

西汉政府实施的这五项措施加强了西汉对西域的军政管理，使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西域地区在汉朝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下，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交通都有很大的改善，促进了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拓展了“丝绸之路”，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提升了汉王朝的领导地位。

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所采取的相关政策，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被后来历代中央王朝所效仿。如十六国后凉吕光在统一西域后，就仿效汉代，设置西域大都护，行使主权。唐代将边区各族先后统辖在一个政府下之后，也效仿汉朝分别设置了都护府。唐东北有安东都护府；北边有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等；西北有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西南有保宁都护府、安南都护府。

可见，设置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适应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巩固的需要，对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王莽乱政与西域经营的短暂中断

公元前36年，陈汤斩杀呼屠吾斯，这是汉匈战争结束的标志。汉元帝将一位姓王的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做阏氏，而以“昭君出塞”为标志的赐婚，使汉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继续得到发展。自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西汉末年，丝绸之路的繁荣兴旺维持了140年之久。东西方频繁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大大推动了社会和文明的发展。

但是到了西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经济衰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西域都护在西域地区的权威和作用也日益下降。西域地区各国内部战乱不断，外部相互攻杀，到哀帝、平帝时期，王莽乱政，西域不断分裂。王莽时期，在改匈奴单于玺为章的同时，也赐西域各国王为侯，这引起西域各国的强烈反对。

公元8年，王莽簒汉称帝，建立新朝。王莽没有像西汉那样对西域进行有效管理，而是实行错误的民族歧视政策，这更加剧了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矛盾。公元10年，车师后王庭首先起来反抗王莽，并与匈奴联合攻打车师前王庭。

同年，驻守在高昌壁戊己校尉手下的陈良、终带两名军官，举兵造反，杀害戊己校尉刁护，逃入匈奴，于是山北六国和车师地区完全失陷。公元13年，焉耆国起兵反抗王莽统治，攻杀了驻乌垒的西域都护但钦。

公元16年，王莽又派大将王骏率兵护送新任命的西域都护李崇和戊己校尉郭钦进西域。由于王莽一系列的民族歧视政策，姑墨、尉犁、危须等国内部反叛，不把西域都护放在眼里，西域其他国家虽然没有反抗，但从心里也不欢迎。最终王骏在焉耆国被杀，此后西域都护李崇退守龟兹，与匈奴、焉耆苦战数年。

王莽死后，李崇也被龟兹国人杀害，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到此中断。

这一时期，西域地区虽有50余国，但能控制西域诸国的主要是五国，即莎车、鄯善（前身是楼兰）、龟兹、于阗和车师。其中莎车势力最大，曾一度统一了西域各国；鄯善统治西域东南部的且末、精绝等国；于阗曾统治过西域西南部；龟兹曾控制北道诸国及疏勒等地；车师统一了山北六国等地。但鄯善、于阗、龟兹、车师四国称雄时间都不长，在西域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还是莎车国。

莎车国是西域的一个中等规模国家，在西汉时期就存在，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西部。汉末在位的莎车王叫延，曾于汉元帝时在长安为莎车国质子，他回莎车后，模仿汉朝制度在莎车国建立了一套中原官仪。西汉末年，西域许多地区归附于匈奴，而莎车国却在延的率领下，顽强抵抗，并使莎车国的实力大大增强。延死后，他的儿子康继位。东汉初年，康联合附近各国共同抗击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14]。

东汉通西域拓丝绸之路

在两汉之际和东汉初，由于东汉王朝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各国遂乘机互相兼并，同时，匈奴也乘机在西域扩张势力，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统治地位，西域大部分地区只好屈从于匈奴，成为匈奴榨取人力、物力资源的对象。丝绸之路被迫中断了60多年。这是西域的“一通一绝”。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公元25年—公元57年在位）建立东汉政权，结束了新朝的短暂历史。

东汉经营西域的阶段划分

整个汉代经营西域的落脚点是针对匈奴。经过西汉几代帝王的沉重打击，到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依附于汉朝，北匈奴继续盘踞漠北，觊觎中原和西域地区，寻找时机进行反击。王莽执政后，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民族政策，西域怨叛，一度中断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但总体来说，西域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是难以割舍的。西域各国对匈奴的“敛税重刻”[15]深恶痛绝，希望尽快与中原王朝恢复关系，并凭借中原王朝抗击匈奴。东汉初年，西域各国曾多次“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16]。

光武帝对待西域的消极政策

东汉政权初建之时，主要精力都用在平定中原群雄、巩固初建政权上，始终没有正式解决西域的问题。因而，在东汉初，西域就形成东汉、匈奴和西域诸国三种势力互相斗争、交替占优的政治局面。直到汉安帝（公元107—公元125年在位）时期，东汉才正式恢复对西域的统治。

西汉退出西域后，匈奴又乘机攻击西域诸国，西域地区战乱不断，百姓叫苦连天，于是诸国自发反击。

公元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以汉朝政府名义，封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国皆属焉”[17]。这是自西汉以来，西域地区首次实现了由西域国家统领。

公元33年康死，其弟贤继位。诛杀不服从其统治的拘弥、西夜两王，封其兄康的两子为拘弥、西夜国王，贤的声望大增。公元38年，莎车王贤同鄯善王一起，派使者到洛阳向东汉政权贡献方物，西域复通。

公元41年，莎车王贤派使者前往东汉请求恢复设置都护初，东汉政权封莎车王西域都护，并赐印绶，旋即反悔。但贤仍假称受封，莎车依仗东汉王朝，势力不断强大起来，但它又转而欺压西域其他诸国。西域各国的处境不但没有改善，在匈奴和莎车的双重压迫下，反而更加艰难，公元45年，车师前部、鄯善、焉耆等18国遣侍子到洛阳，请求东汉王朝派遣都护。但当时东汉刚刚建立，没有能力去经营西域。公元60年，于阗国人杀莎车国所派将军，休莫霸自立为于阗王，并屡次战败莎车军。休莫霸死后，其兄之子广德为王。广德施计杀贤，莎车国遂为于阗国所并。匈奴得知于阗王广德吞并了莎车国，乘机胁迫焉耆、龟兹等西域15国发兵围攻于阗，寡不敌众，广德被迫降于匈奴。从此莎车势力衰落，一直受匈奴的控制。

随着莎车势力的衰落，西域又恢复到了诸国纷争的状况，直至汉章帝时，东汉才开始恢复对西域的统治。

东汉经营西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继续西进，打击匈奴时期

东汉西进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匈奴。汉明帝时，南匈奴早已归降于东汉，西域莎车国势力也已衰败，西域各国更加混乱，北匈奴则乘势在西域扩张势力，并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与东汉抗衡和袭扰汉边。但这时中原地区日渐安定，东汉政权已完全巩固，势力有了很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汉明帝改变东汉初期对西域和北匈奴采取的消极政策，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和打击北匈奴的势力。

公元72年，谒者仆射（官名，谒者的长官）耿秉上书建议出兵抗击匈奴，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并提议“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18]。汉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公元73年派大军四路出击北匈奴。一路由骑都尉来苗等统率北部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万余骑出平城塞；一路由度辽将军吴棠等统率河东、河西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余骑出高阙塞；一路由驸马都尉耿秉等统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一路由奉车都尉窦固等统率河西甲率及卢水羌、胡万余骑出酒泉塞。

窦固一路出酒泉至天山东部打败匈奴呼衍王，追击到蒲类海，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戍边屯田（后改置伊吾司马），开启了东汉时期与西域的进一步联系。公元74年，窦固、耿秉又率军出敦煌打到天山，平定车师前后部，至此，车师地区全部归汉。

汉军占领车师以及班超在西域南道诸国的活动大大提升了东汉政权的声望，西域诸国纷纷表示归附，要求尽快派遣都护。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权趁机在西域设都护和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驻于焉耆；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车师后部金满城，以关宠为己校尉，屯车师前部柳中城，各有屯兵数百人。西域与中原政权隔绝60余年后，又一次正式恢复了联系。

第二阶段：班超经营西域时期

东汉在西域东部立足后，西域中部仍被匈奴控制。汉明帝决定夺回西域的控制权，他意识到：若不控制西域地区，匈奴就会不断侵扰河西和东汉的北部边境。公元73年，明帝派军队从河西进入巴里坤、哈密一带进行屯田，同时派班超先后到鄯善、于阗、疏勒等地，帮助西域各地驱逐匈奴的监护者，东汉政权遂又在西域建立起都护府，恢复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公元73年，班超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在军旅之中显示了不凡的才能。窦固很欣赏班超，派其与郭询一起出使西域。此后班超为平定西域，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在东汉重设西域都护后不久，西域的焉耆、龟兹两国在匈奴贵族的支持和教唆下，杀西域都护陈睦，抢夺西域各地，致使丝绸之路再度被阻断。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权担心负担不起庞大的军费开支，准备撤军，封闭中原与西域的交通。

公元76年，朝廷迎还戊己校尉，罢伊吾屯兵，班超也要奉召归国，曾经归属汉朝的西域诸国非常害怕，极力挽留。疏勒国大官黎弇怕班超走后，龟兹前来报复，甚至拔刀自杀。就这样，在西域各地人民的努力下，班超及其随从36人决定留下反击匈奴，东汉政权也同意班超的决定，让班超继续经营西域。

公元80年，汉章帝派徐韩率兵1000人支援班超。公元87年，班超率西域诸国2.5万人大破龟兹等国5万人。公元94年，班超率龟兹等西域诸国7万人，联合汉吏、士、商、贾1400人攻破焉耆国。经过几次战争，葱岭东西两地重新被打通，西域50余国全部归附汉政权。班超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又把匈奴势力赶出西域，还丝绸之路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保证了中西交流的畅通。

公元102年，东汉召回班超，不久班超病逝，享年71岁。

第三阶段：班超之子班勇经营西域

班超病逝几年后，公元107年，东汉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认为，西域路途遥远，管理费用太大，得不偿失。汉安帝听信了这些言论，下令撤销西域都护。匈奴又趁机南下占领西域，并煽动河西等地的羌人反对东汉政权，丝绸之路再次中断。东汉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公元123年，派班超第三子班勇经营西域。

班勇自幼随父班超生长于西域。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率兵驻守伊吾，结果却遭到北匈奴与车师后部的联合攻杀。针对“索班之耻”，朝廷诏班勇议事，班勇认为应重设西域都护。公元123年，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率500人出关经营西域。

公元124年，班勇对龟兹、姑墨等国讲明利害关系，说服他们归附汉政权。随后，班勇发兵攻打车师前部，击走北匈奴，并在柳中实施屯田，以保障军事实力。公元125年，班勇又大破车师后部，斩其王军就，以雪“索班之耻”。公元126年，班勇率领西域兵马，大破北匈奴呼衍王，又击走北单于兵马，北匈奴向西逃遁，葱岭以东诸国再次归附。

就这样，在东汉政权对西域的“三通三绝”之后，西域与中原的联系终于有了保障，一直到东汉末年，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一直畅通无阻。

班超通西域

班超、马援是东汉早期立功边区的名臣。班超的父亲班彪，为兰台令史，掌管皇家的图书，从事校书工作，博学多识，作《史记后传》。公元54年，班彪卒，班超合家还归乡里，兄班固继承父志，潜心研究，继续写作，人告班固“私改作国史”，明帝下诏逮捕班固，班超亲自上书为其兄辩白。明帝诏见班超，了解了具体情况，正巧郡县奉命将查抄班固的书也送到了洛阳，明帝看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能，便封班固为兰台令史，接替其父班彪的官职，班超与母随班固到洛阳。

班超曾为官家抄书，继而辍业，投笔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别人皆笑之，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19]

汉明帝时期，政治已经稳定，经济得到恢复，有实力再去经营西域，反击匈奴的侵扰，以恢复汉朝政权在西域的统治。班超“立功异域”的心愿适应了当时形势的要求。

公元73年，汉明帝遣窦固等四路讨伐北匈奴，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酒泉，扫荡车师一带的匈奴势力，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班超以假司马率偏师击伊吾，与匈奴大战于蒲类海，斩获甚众，班超首战就崭露头角，深受窦固赏识，因此遣他与从事郭询出使西域。

班超率36人一行走南道，先到鄯善国，果断斩杀了匈奴在鄯善的使者，鄯善王害怕被杀而归汉，班超升为军司马。班超第二站到于阗国，智斩于阗王宠信的巫师，于阗王被迫杀匈奴使者归汉。第三站到疏勒国，疏勒王是匈奴立的傀儡龟兹人兜题，疏勒人很不喜欢他。班超计擒兜题，另立原疏勒王侄子忠为王，受到疏勒人民的欢迎。

公元75年，汉明帝卒，匈奴与车师在金满城围攻戊校尉，在柳中城围攻己校尉，并指使焉耆、龟兹两国杀都护陈睦，班超拒守岁余。公元76年，段彭率援军收复车师后，担心班超孤单难支，决定放弃西域，下诏征召班超回朝。然而在疏勒、于阗人民竭力挽留下，班超没有走，毅然决定留下来与西域人民共渡难关。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1万人攻占姑墨国的石城，乘胜平定西域诸国，班超看西域统一已成大局，便上书朝廷统一西域，并提出“以夷狄攻夷狄”的建议。朝廷非常赞同班超的建议，提升他为将兵长史，并派徐干等人支援班超。

公元80年，徐干到西域，和班超一起平定叛乱，他们依靠当地武装的力量先后平定了莎车、疏勒的叛乱，并加强了与乌孙的联系。南道从此畅通，班超名声大震。公元89—公元91年，东汉三次大败北匈奴，命任尚屯伊吾。

公元90年，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曾助汉击车师有功，因而要求娶汉公主，班超“拒还其使”。贵霜于是怨恨。月氏贵霜遣副王谢率7万大军，进攻班超。班超兵马不多，“皆大恐”。班超估计贵霜军队粮饷将尽，必向龟兹国求救，便在东界设伏兵截击。贵霜军队果然遣骑兵资金银珠玉赴赂龟兹国求救，结果被班超伏兵一网打尽。谢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后汉书·班超传》）。贵霜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公元91年，在东汉强大的势力下，龟兹、姑墨、温宿等国自动降汉。汉废龟兹王尤利多，立在洛阳当过侍子的白霸为龟兹王。同时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都护府就设在龟兹。任命徐干为长史驻疏勒，在车师前部高昌壁重置戊己校尉，在车师后部侯城置戊部侯。公元94年，班超率龟兹、鄯善等国军队攻入焉耆，另立在汉朝担任过侍子的元孟为焉耆王，尉犁、危须、山国等国王也被相继撤换，“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20]，北道重新畅通。至此汉朝再次统一西域。

公元95年，汉和帝下诏嘉奖班超经营西域22年，“不动中国，不烦戍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益蜀宿耻，以报将士之仇”[21]，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

班超任都护10余年，直到公元102年才返回洛阳，同年病故。班超一生“专功西遐”，直到“衰老被病”才归故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通过军事和贸易手段，班超和西域诸多小国家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打通了荒废已久的丝绸之路，首次将丝绸之路延伸到了欧洲并直通罗马。而罗马亦派使臣顺着丝绸之路首次来到中国，并在东汉京师洛阳觐见大汉皇帝。洛阳自此成为自西汉都城长安后的又一个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班超以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在西域正确地执行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通过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和驱逐匈奴的策略，因而战必胜，攻必取。不仅维护了东汉王朝的安全，而且加强了与西域各族的联系，为平定西域，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东汉恢复对西域的统治，保卫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班勇通西域

班超因年迈回朝后，任尚继任西域都护。班超以多年的经验告诫任尚：“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22]任尚以为班超“所言平平”，并不放在心上。几年以后，“西域反乱”，果然“如超所戒”。公元106年，西域各地反对都护任尚，朝廷改派段禧为都护、梁慬为西域副校尉，第二年朝廷派王弘率河西羌族骑兵增援西域，引起羌族暴动，“断陇道”。

公元107年，汉朝被迫下令撤回西域都护等机构，公元118年，羌族暴动平息，“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23]。北匈奴又乘机卷土重来，再次统治西域。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北匈奴与车师后部联合攻杀索班，略有北道，曹宗向东汉王朝请发兵5000反击匈奴，复取西域。朝内大臣多主张放弃西域，邓太后召班勇“诣朝堂会议”。

班勇既反对放弃西域，又反对发兵攻北匈奴，他建议恢复敦煌营兵300人，恢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并遣西域长史将500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邓太后听从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24]。

不久，西域长史索班被匈奴挟同车师后部攻杀。曹宗奏请朝廷救援，于是朝廷命班勇重新开通西域。

公元123年，东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屯柳中，次年班勇至楼兰城，不战而楼兰归附。接着，班勇又恩威并施，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先后归附。此后，班勇发动了5次战役。

公元123年，班勇率诸国军队在车师前部击败匈奴，车师前部始复开通。

公元125年，班勇发敦煌等郡兵及鄯善等国兵，击败车师后部王军就，俘其王军就与匈奴持节使者，斩于索班没处，以报其耻。公元126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遣将斩东且弥王，也立其种人（即本部族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25]。

公元126年冬，班勇发诸国兵力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败逃，其部众皆降。

公元127年，匈奴北单于率万余骑入车师后部，到了金且谷。班勇遣假司马曹骏驰救之。单于败退至枯梧河上。使后车师“无复虏迹，城廓皆安”。

公元127年，班勇请击焉耆，发诸国兵4万余人，分两路攻破焉耆。焉耆王元孟遣使乞降。

经过这5次战役，东汉再次控制了西域。但在焉耆之役中，由于敦煌太守张朗邀功先期进攻，班勇后至而获下狱，对东汉经营西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此后，东汉在西域和匈奴的斗争时断时续，公元185年，东汉政府因凉州兵乱而弃凉州，之后又退出了西域。

前述公元38年、公元41年、公元45年西域诸国请复置都护，东汉未准；公元74年东汉复置都护；公元76年东汉弃西域；公元91年以班超为都护；公元107年撤出西域；公元123年班勇屯柳中。历经汉光武帝至汉安帝（公元106—公元125年在位）年间，史称东汉经营西域的“三绝三通”。

在东汉政权统治的将近200年间，丝绸之路就阻断3次，时间长达88年之久。每次丝绸之路被阻断，都使西域与中原隔绝，给东汉对外经济贸易造成重大损失；每次丝绸之路畅通，东汉的对外经济贸易就兴旺发达，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东汉经营西域，使西域各族人民彻底摆脱了匈奴奴隶制政权的统治，进一步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期，古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6]，可见当时丝绸之路之繁盛。

东汉重新确立在西域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重新开通西域的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以下3点。

（1）汉匈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东汉建立后，经济恢复，政权巩固。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比归汉，且助汉击败北匈奴。

（2）汉、匈与西域关系不同。匈奴对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西域诸国迫切要求摆脱匈奴的统治，汉则不掠取西域，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系内属”[27]。

东汉重新开通西域，意义不亚于张骞首通西域。首先，西域与中原隔绝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开通，带有一定程度的开辟性质。其次，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临大海，他所涉足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大大扩展了国际交往的范围。

（3）班勇写的《西域传》，是实地考察的结晶，真实可靠，是今天研究这一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

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丝绸之路的“通”与“绝”对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为了使丝绸之路由“绝”变“通”，进一步加强中原与西域的经济交流，班超父子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

第一位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使者

班超经营西域30年，使东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和发展，捍卫了丝绸之路，巩固了我国西部边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班超在出使西域期间，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

公元97年，班超在中亚一带击败匈奴，重新开通了丝绸之路，为了打开中原王朝与欧洲的直接联系，班超又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

甘英奉命率领使团一行从龟兹向西进发，经条支。甘英深入西方，所经之处，都是前人没有到过的地方。甘英一一考察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取得他们的奇异产品。最后，甘英一行进入安息国，抵达了安息西界的西海沿岸，正准备船只，打算乘船向西进发，经海路前往大秦，水手告诉甘英说：大海广阔，即使遇到顺风，也要走三个月；如果遇到逆风，可能要走上两年。所以，渡海的人都会带上三年的粮食。而且海上寂寞，渡海的人很容易患思乡病，常有人死亡。甘英一行没有再继续西行，最终失望而归。这次出使虽未到达大秦，但增进了汉王朝对中亚各国的了解。

甘英止步波斯湾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说法：安息国一向用汉丝和丝织品同大秦交易，因此不希望汉朝和大秦国开辟直接通商的道路，因此波斯人不想让甘英前去大秦，便极力夸张海上风疾浪大，非常危险，即使顺风而行，也需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甘英轻信了他们的谎言，中止了出使大秦的行动，折而返归，成为一大憾事。

袁宏的《后汉纪》中存有甘英出使大秦的具体路线。袁宏为东晋时人，其著《后汉纪》的成书年代比范晔的《后汉书》还早。据《后汉纪》记载：“大秦国，一名黎轩，在海西，汉使皆自乌弋还，莫能通条支者。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人谓英曰：‘汉（海）广大，水盐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风时，三月而渡；如风迟，则三岁。故入海皆裔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28]

《晋书》言：大秦国“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三岁粮，是以至者稀少。汉时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国，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来慕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29]这一记载显然与《后汉纪》一致。

甘英虽然止步波斯湾，没有成功出使大秦，但他到达了西亚的条支国，成为中国出使波斯湾一带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后汉书·西域传》盛赞了甘英“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甘英这次出使使东汉政府了解了大秦方面的许多情况，如大秦国的国名、地理位置、风俗习惯、政治状况，使中国内地居民了解到大秦是一个出产“金银奇宝”的西方大国，它常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30]。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出使，也使当时的中国人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于汉”的愿望，为东汉使者进一步探索通往大秦之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甘英的出使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范晔在《后汉书》中赞扬甘英“穷临西海而还”之后，接着又说：“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远国蒙奇兜勒也即时属罗马的马其顿。不久，安息国王满屈又遣使献狮子及条支大鸟。

据《后汉书》卷47《班超传》载，永元十二年班超给和帝上书：“谨遣子（班）勇随献物入塞。”这里所说的“献物”者，即《后汉书》卷5《孝和帝纪》所载“永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狮子及条支大爵”一事。李贤注引《东观记》曰：“时安息遣使献大爵、狮子，（班）超遣子勇随入塞。”这些都是甘英出使大秦后带来的直接成果。可见，甘英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

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形成

作为东西方交往的丝绸之路包括了陆海交通两个方面。在承担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比起陆路交通来说，海上丝绸之路不管在避免战争的干扰，或者是增加货物运载量以及减少运输途中对易碎物品（如玻璃、瓷器等）的损失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是和一些岛国（如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间的交往，更需要开辟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东起朝鲜、日本，西至东非和地中海东岸的全部航程。其中又可以濒临印度洋上的印度半岛为中界，将其全程划分为东西两大段落：在半岛以东为东段，中经日本海、黄海、南海和孟加拉湾；在半岛以西为西段，其间经过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和红海。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落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31]

总的说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共经历了4个阶段：

（1）从远古到东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形成时期；

（2）东汉以后直到唐代以前，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早期阶段；

（3）唐宋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

（4）元明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

先秦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

早在商代，中国人已经发明了风帆，制造出帆船，从此也就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养蚕、缫丝、织绸技术最先由海上丝绸之路向东传到朝鲜和日本。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箕子是殷商旧臣，他带领一批人从渤海港湾启航，经过黄海到达朝鲜，其主要目的是传授西周的礼乐文明和田蚕耕织技术。这一事件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有所记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战国末期，临近海岸线的燕、齐、赵三地人民，由于无法忍受战乱和劳役之苦纷纷跑到朝鲜。懂得田蚕耕织技术的人，还带着稻种、蚕种和工具，泛海赴朝。迁徙朝鲜的人群中，有些人又渡海到日本。

公元前219年，琅琊方士徐福愿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丹，提出带领童男、童女、船员、工匠3000人东渡蓬莱求仙：“秦始皇大悦，遣振（童）男女3000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32]然而，徐福率领三千人到日本之后，就没有再回来。根据日本《和歌山县史迹名所志》记载：“相传往昔秦始皇时，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谷种子及耕作农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津登岸，从事耕作，养育男女，子孙遂为熊野之长，安稳度日。”在今纪伊熊野的新宫，墓碑上刻着“秦徐福之墓”。徐福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本，使日本人民由渔猎生活走向了农耕蚕桑生活，深受日本人民的爱戴。据传，徐福还被日本人民尊为“蚕神”。[33]

在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7000年前的6支木制船桨和1只夹碳黑陶舟，在浙江沿海、舟山群岛、台湾岛及其他岛屿也发现了类似的遗物。这说明中国东越民族善于舟楫，他们很早就在大陆与海岛之间从事海洋经济活动。

在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发现了三处距今5000～4000年的帆船和人物岩画，其绘画风格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发现的史前岩画非常相似。这表明公元公元前30世纪，中国岭南先民就已经能使用原始的船只航行了。公元公元前10世纪，在东江北岸的惠阳平原形成了以陶瓷为纽带的商贸交易圈，并扩展延伸到沿海及海外岛屿，为南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时期，岭南[34]商船在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各岛屿穿梭往来。秦汉之际，秦朝将领赵陀趁北方动乱之机，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都城设在番禺。1982年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发现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胡之墓，根据考古发现，南越国拥有相当规模且设计能力很强的造船业。从出土的船只及其楫、桨、橹、舵和锚等构造来看，技术非常先进。根据实物见证与文献研究可以想象得出，南越国能够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贸易交往。南越国的输出商品主要是：丝绸、陶器、漆器和青铜器，这说明南越国的造船业非常发达，而且规模也相当大。

西汉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我国对南海的海外交通航线具体记载始于《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富庶，张骞出使西域，将我国的丝绸带到了西方，远达地中海东部一带，开辟了横跨亚洲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扩大了汉王朝的声望与影响，可是，陆路交通常常受到匈奴等部族的阻碍，于是汉武帝想到了开拓南海对外交通与贸易活动，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由此而生。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扫灭南越国，一统岭南，并将岭南改建为交州府，交州府下设七个郡：即九真、苍梧、桂林、合浦、南海、交趾和日南。为了统一中国海域，发展海上交通与贸易，汉武帝七次巡海航行，建立了强大的水师，加强了船舶科技开发。随着造船业、航海业的迅猛发展，汉代开辟了三条海上航线：

一是从山东出发，通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洋航线；

二是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通向东南亚诸国的南洋航线；

三是通向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西洋航线。

汉代，中国与域外各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几乎与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同时，在南部沿海，联系海外民族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拓展出来，丝绸及其他货品通过航船，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然后再从海外运回珠宝、棉布等。

中国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素来擅长航海，和东南亚各地早有联系。汉以后，番禺成为南方沿海的一个大都会，海内外物品都在这里集散，附近的徐闻、合浦，连同汉代所属日南郡的边塞，更成为远航印度洋的启航港。汉武帝招募大量商人，随同使臣、译长、舟师、船员一起出海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汉武帝统一岭南后，汉代南洋航线的真实写照。海上丝绸之路至此正式形成。

从《汉书·地理志》的以上记载来看，船队从顺化、徐闻、合浦启航，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抵越南迪石；沿中南半岛西岸，环行达泰国佛统；驶入马来半岛东岸，再南行至泰国巴蜀：在巴蜀把货物搬上岸转陆运，穿行克拉地峡到缅甸：在丹那沙林登船，航行于印度洋，向西直抵印度。返回中国时，从康契普腊姆启航，南行至斯里兰卡；向东直航，穿马六甲海峡，在新加坡皮散岛停泊；由皮散岛北行至日南、象林港，再到徐闻、合浦港。西汉时与黄支交往相当频密。王莽摄政后，公元2年春，黄支国曾有3万里外献犀牛的壮举。

汉代海上丝绸贸易仍属官方性质，在使臣和黄门译长的管理下，应募而来的民间商人将杂缯（各种丝绸制品）卖出，将珍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买进。而中国丝绸由印度和斯里兰卡，经陆、海二道转运到中亚、西亚、欧洲和北非。

就在西汉王朝统一中国时，西方罗马人也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东西方两大帝国间，在中亚地区有大月氏、安息两大国阻隔，因此，中国丝绸虽然已经远销到罗马，但两国并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必须由安息商人在中间转销，安息商人从中牟取暴利。

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海上经由印度与罗马进行贸易交往。当时西汉船队受航海条件限制，到了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拉姆及斯里兰卡等地换回所需货物，便折返回航。所以印度和斯里兰卡便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欧亚贸易的中转港。至于印度以西的航路则由西方航海者开拓。

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所著的《博物志》（Nature History，发表于公元77年，因其字面意义经常被误译为《自然史》，正确的译法应当是《博物志》）一书中提到：罗马恺撒时代，锡兰岛国派使臣拉切斯等四人由海路抵罗马。拉切斯对罗马人说，赛里斯和罗马都与锡兰有直接往来。他的父亲曾到过赛里斯经商，将买进的丝绸贩卖到罗马。普林尼写道：罗马人“投江海不测之深，以捞珍珠”，“远赴赛里斯（中国）以换取衣料（丝绸）”。“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以取衣料。”据估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司透司（古罗马货币）”。这恰好与《后汉书·西域传》中的有关记载极为相似：“（大秦）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

由此可见，发生在公元公元前2世纪的我国航海活动，无疑是远洋航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不仅表明了印度半岛以东航线早已开辟，并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已开始发挥作用。

《博物志》还提到，当时罗马人通过印度商人用宝石和红海产的珍珠在斯里兰卡与中国商船交换丝绸；而汉代的中国商人还在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建立了货栈，与来自埃及的西方商船交换货物。

公元公元前1世纪，希腊水手希帕罗斯（一说希帕罗斯不是这位希腊水手的名字，而是他所驾驶小船的绰号）发现了海风的季节性和方向性，并利用“季风”航海。希帕罗斯通过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埃及古运河航道，由地中海驶向红海，横穿阿拉伯海径直抵达印度西海岸。由于人们发现并利用季风的规律，希腊、罗马的航海者从埃及到印度的航行时间大为缩短，且形成了一条定期航线。从而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打破了安息人对丝绸之路的垄断。西方的大海船进而由印度西海岸，驶向印度南端抵达斯里兰卡，甚至将贸易延伸到印度东海岸、孟加拉湾、东南亚和中国。

就在同一世纪，锡兰和印度的航海者也开通了向西横穿阿拉伯海，经红海、埃及古运河至犁轩的航线。应该看到，从罗马到中国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以至于后来的双向直航，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腓尼基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锡兰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但是，对于最初出现的海上丝绸之路，却不可估计过高。东西方历史表明，直到公元l世纪以前，实际往返于印度的东西方船舶并不多，由于受到航海技术的限制，低下的航海水平是难以承担起远洋航行中所遇到的种种风险的。不管在中国或外国史籍中，都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述。例如，反映在西方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35]一书中，就有关于古代帆船航行于茫茫大海中难辨东西、随风漂流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也在我国史籍中有明确反映。如前引《汉书·地理志》一段，其中就有关于“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的记载。不过，这种情况到了公元1世纪开始有所改善。自公元1世纪以后，东西方通向印度的航船往来频繁，从而加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从公元1世纪开始，东西方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中国和罗马的变化。以中国来说，公元1世纪时正是西汉王朝结束，开始进入东汉王朝的时期。其时的罗马，也正由共和制转变为帝国制。由于这两个强大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兴盛，东西方之间加强交往和联系的要求强烈起来。

早在罗马奥古斯都时代时，地中海和印度之间的海上交往已愈来愈频繁。此外，据《后汉书》所载，东汉初期“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这说明当时印度以西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相当繁荣。同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上交往也不断加强。《后汉书》载，印度在汉桓帝以后，已“频从日南徼外来献”。越南日南是汉朝时期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当时经由海路和中国发生关系，必须从日南登岸。因此，所谓“频从日南徼外来献”，说明当时印度已主要是从海路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东汉开始，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往更加密切。如公元120年，掸国雍由调“遣使赴中国献乐及幻人”。公元131年，又有叶调王遣使“贡献”中国，汉武帝“赐以金印紫绶”。

东汉后，由于罗马、印度贸易繁荣，来自地中海和红海的各种珍奇物产和精巧手工艺品都汇聚于南印度东西海岸，刺激中国航海家和商人开辟了从马来半岛西岸塔库巴到黄支以南科佛里河口科佛里帕特那的直达科罗曼德的航线，在东北季风期只需一个月的航期，从此，到斯里兰卡交易的中国人更多。

东汉时，中国航船在塔库巴、克拉和印度科罗曼德的索帕特马与科佛里帕特那之间，开辟了定期航线。在从索帕特马通过马纳尔湾向西直达罗马帝国的印度洋航线上，“航张七帆”的中国帆船已穿梭其中。据文献记载，东汉时，中国的帆船已经印度马拉巴海岸的莫席里港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港口阿杜利，并与阿杜利有使节往来。阿杜利在罗马东方贸易繁盛时期，是中国帆船所到达的唯一被认为是罗马世界一部分的海港城市。

总之，从公元1世纪后，往来于印度半岛东西航线上的中外船只日益增多，东西方之间交往更加频繁。其时安息强大，成为中国和罗马陆路交通中的一大障碍。如《后汉书》所载，罗马“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不管罗马还是中国，都极力想通过海上发生联系。大约从公元2世纪初期起，罗马船只已越过印度洋进入南海。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考证认为：罗马商船从埃及红海出发，越过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海岸，“印度马拉巴海岸及锡兰岛，乃其寻常停泊之处，亚洲远邦商贾多麋集于此，以待罗马商人来与之交易”[36]。

这一记载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南印度东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3公里的阿里卡梅杜发现了公元1、2世纪的古代国际贸易港，在这座商埠里发现有许多可能直接由罗马人及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埃及等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还出土了大量来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腊式水罐和罗马帝国的钱币等。这里具有浓厚的罗马色彩，显然是当年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商人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交往的中转基地。

为了恢复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东汉曾先后三次派遣班超和班勇父子俩出使西域；同时积极探索从南亚和中亚直接通往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的海上航路。在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临波斯湾欲渡，打算入波斯湾后，绕过阿拉伯海，经曼德海峡进入红海，然后由尼罗河去大秦中心地带——今埃及。可是安息西界船人对甘英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甘英闻此言，放弃了西渡计划，但已认识到“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37]。

与此同时，大秦方面的西方航海者也在积极了解东方“丝国”，公元1世纪末，有一位居住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无名氏商人撰写了《红海回航记》，记述了西方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湾、印度次大陆东西两岸，特别记载了中国，称作“秦”国，其北方有一城市叫“秦尼”（可能指长安），这里出产丝、丝线和名为丝绸的布，所以又称为“丝国”。托勒密的《地理学》一书中转引一个叫梅斯的商人所说的话：在远航中曾派人前往“丝国”。

在中国古籍中也不乏有关这条航线的记载，成书比《后汉书》还早一个多世纪的《魏略》中就记载了当时大秦（古罗马）直通中国的两条主海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38]也就是说，一条是直接通往我国古代南方大港，在今越南北部及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一条是以今缅甸南部的海口为海行终点，然后经伊洛瓦底江等河谷北上，进入我国西南部，通过云南的永昌郡与内地沟通。《后汉书》中记载：永元九年，“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到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39]。可见当时缅甸与东汉交往密切，还将罗马的魔术杂技演员引入中国，这也是我国记载中第一批来中国的罗马人。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是中国同罗马帝国直接友好交往的最早记录，这次交往没有通过斯里兰卡的中转，疏通了东西方海上运输大动脉，从这时起，真正打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把中国的丝绸和其他货物从广州、交州，沿着马来半岛和印度次大陆，运送到亚丁湾和红海南端的埃塞俄比亚，并与罗马世界建立贸易往来，使中国人早在公元2世纪就与高棉人、马来人、泰米尔人、卡纳克人、希米雅尔人、埃塞俄比亚人及希腊人有了贸易和文化的交往，这是中国与罗马世界最早的直接交往。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得以传播，黑海和波斯湾的文明也流入中国，世界文化得到交流和融合。

因此，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在中国航海史和中国文明发展史，甚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从东汉以后直到唐代以前，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早期阶段。作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在东西方交往中比起陆上丝绸之路来还只是起着补充的作用，但却不可忽视。

汉代中国的对外贸易

两汉时期，天下统一，国力强盛，物质文明高度发达，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以开放的姿态与东西方各国开展了广泛的贸易往来。这一时期，经由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占据主导地位，《史记·西域传》中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是当时中外贸易发展的真实写照。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也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在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逐渐展开。

中亚商路与贸易关系

中亚商路，是汉武帝时由中国通向罗马横贯西亚大陆的贸易通道，大量的中国丝绸和丝织品由这条路线西运，被誉为丝绸之路。它东起西汉时期的长安，向西通过河西走廊，在敦煌西经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分作南北两路，南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昆仑山北麓西行的通道，西出阳关，从白龙堆沙漠南缘，经楼兰、且末、精绝、于阗、莎车与北路汇合。北路沿塔里木河以北地区西行，经高昌、龟兹，在疏勒以西越过葱岭，再经大月氏继续西行。以上的南北两路最后于木鹿城合为一路，然后向西经和椟城、斯宾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达罗马各地。

汉王朝建国后，60年间的生息劳动，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融合。汉武帝的“勤远略”，使得当时派赴西方的朝廷使臣“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40]，后面追随着前进的中国商人。国际贸易必须有政治力量作先锋，汉代的使者，实际便是商队的领头人，况且使者本人有许多“皆贫人之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汉书·西域传序》），他们使商结合，成群结伙，络绎不绝于道，把大汉帝国的声望远播到中亚及罗马。到达这些地方的中国使者和商人，对外都打着大汉帝国的旗号，自称为大汉帝国的臣民，西方诸国便称他们为“汉人”，其意图只是为了说明这些人的国籍，并不是指其种族，久而久之，中原各族也便以“大汉族”自命，由此可见，“汉族”实际上是中国境内各族的混合，并没有“汉族”这种血缘集体，它是在对外交通大发展时期形成的，在“汉族”形成以前，中原各民族对周围的世界并不是很了解。

汉朝统一中国的同时，罗马人也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汉称大秦），在公元前190年，罗马军队进入亚洲大陆，将塞琉西王国驱赶到小亚细亚及托鲁斯山以外，当汉代文、景之世时，罗马又征服了马其顿、希腊，南征非洲，覆灭迦太基。

到公元前133年，罗马遂占领了小亚细亚，成了地中海周圈地区的最高统治者。随着当时世界形势的激荡，阿拉伯人从麦加出发，越过阿拉伯沙漠，占领了苏格纳底斯河西南一带地方，建立了条支国；另外，在里海东南的伊兰族的阿萨息斯人，由伊兰高原南下，侵入塞琉西王国的腹部，占领了今日伊朗一带，建立了安息国，这便是汉朝建国时的世界形势。

中亚商路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时罗马势力东移，汉朝势力西进，而大月氏和安息两大势力横亘在中亚，使中国与罗马不能发生直接贸易。《后汉书·西域传》上说：“大秦，一名犁鞬，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以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说明中国丝绸虽然远销罗马，但不是由中国人直接运销到罗马的，而是把丝绸卖给大夏和粟特。两国的商人，他们转售给安息商人，最后再由安息商人转销到罗马。安息商人为从中谋取暴利，故意隔阻在中间，不让中国与罗马接触，汉武帝为了让双方直接来往，曾派张骞通西域，并在中亚商路的中国境内沿途驻军设防，做了多方的沟通和保卫措施。由于这条通道路途遥远，沿途经过若干民族聚落或国家，其中有一处发生变化或动乱，都会阻塞商路的通畅，所以这条路有时因“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41]，有时因“西域反畔乃绝”[42]。在中亚商路兴衰多变的形势下，东西双方，都急于开辟海上通道，直接进行交往。

自张骞通西域直到西汉末年，中亚地区小国林立，北有康居、大宛、奄蔡、南有月支、大夏、罽宾等国。这些国家居民多以游牧生活为主。在西汉时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主要有康居、大宛及大月氏等。

1.康居

西汉时，康居是中亚北部大国，地处中亚腹地，以游牧为生，其地盛产皮毛。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曾经大宛至康居，康居王曾派人将张骞送到大月氏。公元前12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抵达乌孙后，曾派其副使到达康居。随后，康居使臣与汉使一同回访汉都长安，由此建立了汉朝与康居国的正式官方往来。康居是中国丝绸西运的重要居间者，经由丝绸之路南道，与中国保持了长期的贸易关系。

2.大宛

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都城在贵山城。其农业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产稻麦及葡萄酒、汗血马。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曾到大宛国，大宛王早就听说汉地富饶，想和汉朝通好。故大宛王主动派人将张骞送到大月氏等地。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汉朝与大宛已建立起了正式的官方关系。一时间两国之间“使者相望于道”[43]，大宛成了中国丝绸西运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大宛还一度试图垄断中国与西方的丝绸贸易。《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国“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才物，故必市，乃得所欲。”汉武帝时，大宛与汉朝的贸易关系时常受到匈奴的影响。据《汉书》记载：汉匈战争，需众多优良战马，武帝从出使西域的使者口中得知，大宛出产一种优良战马——汗血马，于是派人持千金到大宛购马，亲匈奴的大宛王认为奇货可居，拒绝售马与汉，还将汉使残杀，劫夺了汉使所携带的财物，引起汉武帝大怒。公元前104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出征大宛。公元前101年，大宛战败投降。匈奴在大宛的势力被削除，汉与大宛重新结好。此后大批汗血马被运往中原，对于中国内地马种改良起了有益的作用。

3.大夏、大月氏

大夏是大月氏的前身。公元前250年，希腊人狄奥多忒斯据在大月氏之南的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巴克特里亚脱离塞琉古王朝独立，汉文史书中称之为“大夏”，大夏地处印度、中国、安息三大国的中心，在阿富汗北部，为中西交往的重要孔道。

公元前2世纪，大夏各部独立，物产富饶，民风羸弱，大月氏迁入中亚河间地区（阿姆河以北的河外地区，北至锡尔河，这片地区在两河之间，称为河间地区或河中地区），公元前126年，大月氏臣服了大夏，不久又加以吞并，大夏故地也成为大月氏的国土，大月氏都城也随之南迁到阿姆河南的兰氏城。北道出葱岭由大宛到康居，南至大月氏，必须经过粟特。南道出葱岭由休密而西至大月氏，所经都是大夏故地。

大月氏随畜迁徙，与匈奴同俗。公元前174年，被匈奴冒顿单于攻破，月氏的大部分人从敦煌、祁连间西迁至塞种人地区，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这部分人被称为“大月氏”。

公元前161年，大月氏再遭匈奴和乌孙的攻击，其王被杀，老上单于以其头骨为饮器，大月氏被迫又西迁阿姆河上游北岸一带，夺取大夏部分领地，在阿姆河北建立王庭，建立大月氏国，仍然是拥有胜兵10万人的游牧大国，南接罽宾，西通安息，北连康居。大月氏国为贵霜帝国的前身。

此后，大月氏势力不断壮大。张骞通西域后，两国正式贸易关系建立的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贵霜翕侯丘就却统一了月氏各部，驱除了帕提亚人统治的残余，在阿姆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间建立起贵霜帝国，随后不断向外扩张，先后占领了康居、罽宾、濮达、高附、安息东部及印度西北部。

丘就却的儿子阎膏珍继位后，向东拓土到马图拉，塞人向古查拉特迁徙，臣服于贵霜。到迦腻色迦王时，贵霜帝国达到极盛，领土已囊括今阿姆河及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成了地跨中亚及印度西北部的强大帝国。

贵霜帝国也成了中国丝绸西运的第一站，月氏人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东与中国开展频繁的贡使往来及民间通商，再将中国商品转运于西方，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转运商，由此赚取了高额利润。月氏人经营丝绸贸易长达200年之久，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2世纪时，其国金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货币之一[44]。

公元90年，月氏王派副王谢率大军7万进入葱岭以东的地方，攻击班超。班超部众虽少，但采取收谷坚守的策略，使月氏军队疲惫，又设伏兵数百名在疏勒和龟兹间的要道，袭击向龟兹求援的月氏军，以使者的首级送示谢，于是谢惊服，愿意退兵。班超放走月氏军，此后月氏便年年向汉通使献礼了。大月氏贵霜帝国和罗马有频繁的通商关系，所以很多罗马的货物也都由埃及经红海运到大月氏，再转到中国。

据希腊《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记载：中国生产的生丝、丝线和绸缎，经陆路运往巴克特里亚，再南下运抵巴利格柴。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古巴克特里亚的一处遗址中，曾发现大量中国丝织品，为大月氏人经营丝绸贸易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大月氏与中国交换的商品，主要有转口自西方的珍宝及月氏马、毛纺织品等，购买中国的生丝、丝线及绸缎。

汉代与西亚的贸易及其影响

古代西亚是最早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这广大的地区，先后出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古代两河流域南部，是西亚最早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地区。波斯帝国兴起，征服了整个西亚、埃及以及其他地区，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这些国家都在这片土地上兴起、繁盛、交流和灭亡。

至汉代时，安息成为伊朗高原上的西亚大国，西方称之为帕提亚王国。建于公元前248年左右，其第一代国王名阿萨息斯，故称阿萨息斯王朝，汉译为安息。中国史书以王朝名其国，故称其为安息国。公元前2世纪，安息不断发动对外征伐战争，终于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帝国，其版图北达里海，南抵波斯湾，东接大夏、印度，西至两河流域。到张骞出使西域时，已知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是一个大国，其人民善于经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遣其副使出访安息，安息王特派两万骑兵在其东部边境木鹿城迎接，经数千里导引到达其国都。

公元前117年，安息王遣使随汉使到达汉都长安，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汉，自此两国建立起正式的官方关系，双方使臣、商人往来络绎不绝。东汉时双方继续通商往来，《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84年，安息遣使送来狮子和符拔（瑞兽，据载形似麟而无角）。公元101年，安息又送来狮子及条支大鸟。安息因其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中国丝绸西运罗马，无论走东段的哪条道路，最后都要汇集到安息，因此，安息得以居间垄断东西方的贸易。

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安息始终极力阻止罗马与中国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得过”[45]。《后汉书》也称大秦“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46]。公元97年，东汉西域长使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欲渡海至罗马，而安息人骗其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47]甘英听后只好望洋却步，返回汉土。

安息人在阻止中国与罗马直接贸易的同时，积极转运东西方物品。中国丝绸、铁器源源不断流向西亚、罗马等地，西方的珠宝、琉璃、香药、象牙、犀角及狮子、鸵鸟等各种奇禽异兽也经由安息商使传入中国。[48]

汉代与东南亚的贸易及其影响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就与东南亚有着交往。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从体质、文化、考古遗迹等方面论证，马来半岛、南洋群岛上的马来人与中国南方古越人有颇多相似之处，认为始于新石器时代，马来人是作为蒙古利亚人种的南支，从中国大陆南迁后，与当地尼格里陀人和原始马来人混血而成的。而中南半岛上的诸多民族如越人、泰人、老挝人与高棉人均与中国南方的百越人有着密切的族源关系。由此可知，先秦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已有交往。但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

东汉时代，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处于原始部落联盟阶段，也有一些地区出现了早期国家。汉武帝时开辟了南海至印度洋航线后，处于其间的东南亚各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便渐次发生了。《梁书·诸夷传·海南》载：“海南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

古代中国人出国和中外交通路线的开辟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密切相关。中国移民到达东南亚可以说是秦汉向南发展与南海交通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开拓的产物。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兼并列国，统一中国后，向岭南扩展，将南方诸地纳入中国版图。秦置桂林、南海和象郡，三郡辖地包括今两广大部分地区和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又建立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境内。秦汉对岭南地区的开发，有不少军士和移民迁徙至南方和交趾一带，与当地越人“杂处”。这是关于中国中原地区向越南移民的最早记载。

其中与中国往来较多的国家是掸国，该国与中国水陆相通，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人民之间的越境贸易和往来很早。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大夏，曾在其市场上见到来自四川的特产邛竹杖与蜀布，便是通过云南进入缅甸进而辗转输往印度和中亚诸国的，这是学者所说的“西南丝绸之路”。张骞通西域在大夏所见的印度输入的中国四川商品，即首先是由缅甸转口印度再进入中亚的，故西方学者认为，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缅甸已成为中国与印度间的重要商业通道。哈威称：“商人在其地以中国的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49]

商业贸易的联系，为我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民间和官方使节的来往开辟了道路。荷兰考古学家德·弗玲斯研究印尼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得出结论，认为远在两千年前，中国人已漂洋过海踏上今印尼的土地。有的人可能已在爪哇的万丹寓居下来。

东汉时，云南哀牢地区以多珍珠、翡翠、琉璃、琥珀著称，这些物品均非哀牢本地所产，而是缅甸、印度乃至罗马之物。东汉时两国间除民间贸易外，官方交往也较为频繁。史载，掸国多次遣使来华，最早的一次是公元97年，掸国使臣带来了本国产的诸多珍宝，汉王朝回赠以丝织品。公元120年，掸国使臣又带来了音乐及魔术师，汉王朝再次赠以丝织品及金银等物。后在公元130、公元131年都有掸国使臣前来朝贡。

自从公元166年，中国和罗马直接通航后，东西方海上交往日趋频繁。到了东汉后期，大秦商人不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如《梁书》所载：“其国人行贾（指大秦商人），往往至扶南、交趾、日南。”[50]

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汉代时，有一叶调国曾与中国开展贸易交往。《后汉书》及《东观汉记》均记载：公元131年，叶调国曾派遣使臣前来贡献特产。

东汉以后，中国虽然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对外关系并未中断。特别是随着南方地区的不断开发，海上丝绸之路也日益发展起来。

汉代与身毒的贸易往来

身毒即印度。中印间水陆相通，故古代印度在陆海丝绸之路均处于重要的地位。中印两国交通贸易由来已久，中国丝绸、铁器等物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就传入了印度。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还看到由印度转口来的中国商品，可见，汉代以前中印间贸易已有一定规模。

到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他派遣副使访问身毒。公元前117年，身毒使臣与汉使一同来到长安。自此，中印间建立起了正式的官方通使关系。此后，随着陆海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印间交通更加便利。陆路除西北丝绸之路外，还有自中国西南四川、云南经缅甸的西南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时，获知了这条中外交通贸易路线，西汉时官方的经营虽受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隔，但民间商人经由此路贸易不绝于途。

据《缅甸史》记载：“公元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商人们在这里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印度的犀牛角、象牙等。”[51]到东汉时，云南西部的哀牢夷（中国古代民族）归服于汉，汉在此设立了永昌郡，缅北进入汉之版图，中、缅、印三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汉武帝时从中国南海至印度的海航线打通，促进了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东南诸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如前所述，印度东南部的黄支国即多次到中国通商贸易。不过，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国与印度间的贸易主要是经由陆路进行的。

印度凭借其地理上的优势，逐渐成为中国与罗马海上贸易的中转站。中国丝绸运入印度后，先集中于今印度东北部的巴特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齐以及康拜湾上的古代跋禄羯占婆等地，然后再经海道转运到西亚、东非、罗马、埃及等地，其中运入罗马的最多，同时，罗马人为获取中国丝绸，并绕开陆路上的安息人，也从海路到达印度西海岸，在此购买中国丝绸运回罗马。与此同时，罗马等西方国家的商货也经由印度到达中国。

汉代与朝鲜、日本的贸易往来

朝鲜古称高丽，朝鲜一词最早见于公元前7世纪中国史书的记载。秦汉时期，北方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开发较早，因此与朝鲜、日本等国的水陆交通联系比较频繁。

朝鲜、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两国古代很早即与中国开展了通商贸易往来。秦始皇时，徐福东渡是中国人民认识世界、走出海外的一次成功尝试，创造了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徐福东渡最伟大、最重要的业绩还是对于古代朝鲜、日本社会的深远影响。徐福将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推动了古代朝鲜和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跟随徐福东渡的数千中国人以及前后渡海而来的华夏儿女，在日本、朝鲜落地生根，繁衍后代，以友好的姿态传播了先进的华夏文明，与韩国、日本人民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武帝时在朝鲜北部设立郡县，逐渐传入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这里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代，为了逃避残暴的统治，齐、燕、赵数万人逃至朝鲜半岛，又到了朝鲜半岛南部的辰韩。中、日、韩史书中多有中国人逃避秦乱到达朝鲜半岛的记载。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和《后汉书·东夷列传》都有这样的记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车，嫁娶以礼，行者让路。”辰韩在朝鲜半岛之东南部，即后之新罗国地。李延寿《北史》记载：“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居汉时乐浪地。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52]

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公元前108年派兵灭卫氏朝鲜时，其中有“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53]赴朝鲜者5万人。西汉末，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兴起。公元32年，高丽遣使来华，自此两国间建立起了外交关系。朝鲜半岛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汉代的丝绸及养蚕缫丝技术、五铢钱、铁器、漆器及铜镜等相继传入朝鲜。朝鲜的马、兽皮等也输入中国。

至于日本，日本列岛在汉代时尚处于原始部落制阶段，有30多个部落与中国有通使往来，《后汉书·东夷传》记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公元107年，倭国使臣献生口（奴隶）160人。据考证，倭奴国位于今日本九州北部福冈市，光武帝所赐金印已于19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发掘出土，为这一时期中日交往提供了佐证。

随着中日交往的深入，中国的丝绸、铜镜、铜剑等商品相继输入日本，公元199年，中国的蚕种也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可见，从我国沿海地区由海道赴朝鲜、琉球、日本以及陆路去朝鲜等东方邻国或地区者，不仅时间早，而且人数也很多，秦汉时为尤甚，足见秦汉时对外水陆交通确有发展。

汉代与古罗马的贸易往来

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众多外国使团中，只有一个可能来自罗马。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者由海路抵达洛阳。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具有很多乌托邦的特征。仅在少数一些例子中这个词才特指罗马。大秦的特使献上了象牙和犀牛角，这些都是东南亚的特产。

正如悬泉汉简以及其他材料所揭示的那样，汉朝出于纯粹的战略考虑才开始与塔克拉玛干沿线各地展开规律的贸易，目的是开辟一条通往中亚的新路以绕开匈奴。悬泉汉简尽管记载了很多中国与中亚绿洲城邦国家之间贸易的细节，但其中从未提及贵霜王国以西的任何地方，更不要说罗马本身了。

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民族。如果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一件刻有蚕形图案的象牙雕刻能被看作丝绸生产的证据的话，则丝绸的历史可以被追溯至公元前40世纪。

老普林尼认为，公元1世纪时丝绸已经来到罗马，但他并不清楚丝绸的生产方法。他以为丝绸是用“叶子上粘着的白色绒毛”[54]制成的，记载说赛里斯人把这些毛梳下来制成了线（他的描述更像是在讲棉花）。但在另一段中他又写到了蚕。现代译者常常把赛里斯翻译成中国，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说，那实际上是位于世界最北端的未知国度。

在普林尼时代，中国并非唯一的丝绸生产者。早在公元前25世纪，古印度人就开始用野生丝蛾制丝，这是与中国人驯化的桑蚕不同的一个品种。与中国不同，印度人制丝用的是蚕蛾破茧而出之后剩下的茧壳。与之相似，古代爱琴海东部的科斯岛出产一种科斯丝，也是用野生蛾的茧壳制成。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要煮沸蚕茧把蚕虫扼杀在茧中，这样茧就不会被破坏，制出的丝线才能长而不断。即便如此，有时也很难分辨中国丝和野生丝。可能普林尼描述的是印度丝或者科斯丝，而不是中国丝。

如果中国与罗马之间的贸易真如普林尼所说的那样繁盛，或许可以在中国境内发现罗马钱币。但中国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欧洲钱币来自拜占庭，并不是罗马，年代为公元530—公元550年。在中国境内从未出土过罗马钱币，这与常有罗马商人出没的南印度海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南印度海岸出土了成千上万枚罗马金币、银币。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某一时期两地之间流通的贵金属货币可能是因为后来被熔化重铸了才没有保存至今。但是在中国发现了很多晚于罗马时代的外国钱币，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比如，中国出土了很多伊朗萨珊王朝（公元224—公元651年）打造的银币，最多时可达几百枚。

总之，考古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古罗马与汉代中国之间的接触极少。尽管老普林尼对于丝绸贸易的批判非常自信，但我们并没有公元1世纪罗马进出口贸易的可靠数据。如果罗马人用罗马钱币买过中国丝绸，那中国丝绸的残迹应该曾在罗马出现。从公元2、3世纪起，一些货物开始在罗马与中国之间流通，这正是帕尔米拉丝绸的时代，也是罗马人最终确定塞里斯准确位置的时候。

中国艺术史的材料也证实了罗马与中国之间时断时续的接触在公元2、3世纪时更加频繁。在汉代，中国艺术中只有很少几个例子体现出外来影响。但到了唐代，中国艺术已经融合了比汉代多得多的波斯、印度甚至希腊、罗马的元素。唐代是中国对中亚影响的高峰阶段，也是丝绸之路贸易的鼎盛时期。

汉代中国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及其影响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古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大帝国。由于相距遥远，这两大帝国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发生过直接的联系。

张骞出使西域时，希腊退出西域已近两个世纪，但西域诸国如大宛、大夏、条支的希腊痕迹仍很明显，他们对来自欧洲的征服者尚有比较清晰的记忆。以西域为媒介，汉人认识欧洲，了解欧洲，初步确立了自己的欧洲观。两汉时，中原对欧洲的了解和认识，来源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汉朝使节的出使报告。两汉时期出使西域的外交使节不胜枚举，《史记·大宛列传》云：“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使臣归国，按规定必须进行述职，也就是向朝廷汇报出使成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沿途之风土人情，出使地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情况，甚至相邻地区之大致情况也要设法访取。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例，第一次出使时只是到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四国，但他听说这些国家旁边尚有大国五六个，被称为黎轩的罗马帝国即为五六个大国之一。于是多方搜集黎轩信息，将有关情况记录下来，回国后向汉武帝一一汇报。

在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朝“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55]。汉朝使者是否真的到了黎轩，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他们毕竟比张骞往西走得更远，获得了比张骞更多的欧洲信息，因此，他们对欧洲的认识自然比张骞更为丰富。

甘英是继张骞之后汉代最有影响的使西外交家。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因安息西界船人的蓄意恐吓，甘英未能渡海，只是穷临西海而返。但其所至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56]。特别是他亲临安息都城和条支故地，掌握了有关欧洲的较多材料，并将它们如实记录在自己的出使报告里。这些材料成为班勇《西域记》中有关欧洲部分的主要内容，也是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建武以后内容的主要依据。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序云：“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尤其重要的是，甘英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认识。如前人认为大秦在条支以东，其实是在条支以西。这些对后人了解欧洲，丰富欧洲认识都有积极意义。

除张骞、甘英等知名使节外，无名使节为数更多。这些使节多数是假借出使的牟利商人。因为丝绸贸易有着惊人的利润，而且是罗马贵族的大宗消费品，冒牌使节中可能有远抵欧洲者；他们回国后“胜推外国所有”，必然把有关欧洲情况介绍到中国。

第二，来源于来华欧洲人。两汉时期来华欧洲人主要有四类：

一是安息、掸国所献之黎轩幻人。安息献罗马魔术师是在西汉武帝时期。《史记·大宛列传》云：“汉使还，而后（安息）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掸国贡献幻人则是在东汉安帝时期。“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57]幻人在表演魔术之余，常常向中国人谈起自己的故乡海西国。这位黎轩幻人当是“欧洲第一人足践中华之土者”[58]。

二是大秦所遣之通汉使节。大秦遣使通汉是在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后汉书·西域传》云：“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碡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目前有关这位使节的真实性学界尚有争论，但来者以使节自诩，汉人亦以使节待之。素未来华的异域使者自然会加大介绍欧洲之力度，以增强汉朝对自己国家的认知、看重和建交欲望。而使臣的话往往会作为重要信息记录下来。《后汉书》之所以能够专列《大秦传》，而不是像《史记》《汉书》那样将黎轩附于别国传内，与大秦来华使者之多方介绍有很大的关系。

三是来华经商之大秦商贾。大秦商人来华，纯粹由于中国丝绸的暴利引诱。由于罗马贵族生活奢华，加大了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而中国人“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决不求售也”[59]。因此，不少大秦商人乃“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60]。公元前98年，西海国献续弦胶和吉光毛裘，又有弱水西国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品。这些贡献者应该不是使节，只能是假借贡献的大秦商人。

四是定居汉朝的罗马降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张掖郡下辖有骊轩县，此骊轩县乃以罗马降人聚居地命名。《汉书·张骞传》颜师古注日：“犛轩，即大秦国也，张掖骊轩县盖取此国为名耳。”清人王筠《说文解字句读》“轩”字引石州说：“骊轩本西域国，汉以其降人置县，有定音，无定字，故《张骞传》作犛靬，《西域传》作犁靬，与此作丽，皆同音也。”惠栋《后汉书补注》给骊轩县加入注解：“县本以骊轩降人置。”这些史载都说明骊轩县是为安置大秦国即罗马降人而设置的。有人认为这些罗马降人来源于中亚，最早为安息与罗马战争时流入中亚的罗马战俘，后辗转进入中国，汉朝专门设县安置他们。当然，两汉时期来华欧洲人并不是很多，他们肯定比中国人更了解欧洲，因此，他们的信息比中国人通过中间环节获得的有关欧洲的信息可信度要高。

第三，来源于中亚、西亚之使节、商人。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与西域国家相继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丝绸之路随即开通，大批中亚、西亚的使节、商人来到中国。西域诸国中，有大秦之近邻，如安息、条支等；有希腊遗种所建之国，如大宛、大夏等。张骞以后，诸国使者纷纷来华。《史记·大宛列传》云：“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又云：“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大）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因为与罗马帝国相邻，这些国家比较了解欧洲，掌握着大量的欧洲信息，随着使节来华，肯定会将一些信息带入中国。

除使节外，很多中亚、西亚的商人也纷纷来华，《后汉书·西域传》所云“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就是很好的佐证。他们或因货卖到过罗马，或在本土与罗马商人进行交易，从而得到欧洲信息，在来华经商过程中，将这些信息带入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途径，两汉中国人大致形成了自己的欧洲观。这一时期欧洲观的核心内容是黎轩、大秦观。黎轩是西汉对罗马帝国之称呼。在《史记·大宛列传》里，司马迁列极西四国，其中有“黎轩”一国。

关于黎轩地理方位，《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这段记载说明黎轩在安息之北，大月氏西北。班固《汉书》则通过介绍乌弋山离国，间接指出黎轩之地理方位：“乌弋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西与犁靬（黎轩）、条支接。”[61]这是说黎轩在乌弋山离国以西，距离长安一万二千二百里以上，从西域都护治所西南行，至少要两个月以上才能到达。

据此，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时代，随着中西交流的日趋活跃，中国人已经大致确立了罗马帝国的地理方位。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记载了火浣布、续弦胶、吉光毛裘等西方奇物，但并没有说其为欧洲特产。到了东汉时期，中国人对罗马帝国基本有了整体的认识。

首先，正史中第一次出现“大秦”一名。《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鞬。”西汉之黎鞬（即黎轩）其实就是大秦的又一个称呼。其次，进一步明确大秦的地理位置，指出大秦位于海西，又称海西国。此海“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人海人皆赍三岁粮”[62]。再次，从多方介绍大秦国。大秦“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确确实实是一个西方大国。

随着西域的开拓，中外使节的频繁往来在《欧洲与中国》中有描述：“公元1世纪的早年，丝绸的使用已从安息传到地中海，在安息宫廷中丝绸或许从头一个中国使节到达时就已开始了。当罗马统一整个地中海世界，给予工商业以前所未有的刺激，产生了一个贪恋各种异国奢侈品的豪富的统治阶级时，这种爱好便进入欧洲。到了奥古斯都时代，丝绸在意大利成了常见的商品。”[63]

历史上中西之间的丝绸贸易，可分为陆路和海运两条途径。从陆路来看，“出（甘肃）玉门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旁南山（昆仑山）北麓至沙车，西逾葱岭到大月氏、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往西行可以到大秦（指罗马帝国）。汉的大批货物主要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西方的。另一条是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也可以到大秦……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64]。

另一条则是海路。以罗马所属埃及的红海诸港口为基地，直接从海上开拓驶往印度乃至整个亚洲南部的海岸线。先是水手们利用西南季风发现了从红海前往印度西海岸主要商业中心的航线，公元1世纪末，罗马商船又利用季风横越孟加拉湾，绕过马来半岛，而接近于交趾的东京。这样，除了陆路之外，中国丝绸还由来自红海的罗马船舶分头运输。但因为进口的丝绸大部分还得运到叙利亚加工，而货物运到叙利亚并远达塞琉西亚的自然路线，便从陆路走完全程。不过，这种海路运输并没有维持多久，至公元3世纪便处于衰退的状态。

一般来说，无论陆路还是海上的丝绸贸易，大体上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罗马与中国之间陆路的丝绸贸易几乎一直是间接的”，“即居中为媒介者，如吐火罗人、大夏人、安息人、米太人……亦不知最后享受者为何人；惟有底尔或其他地中海海口之腓尼基水手，方知罗马为其主要市场。故此漫长之交通线，实分数段同时并进也”[65]。

第二，虽然丝绸贸易由中间商所操纵，但由于开辟了数段同时并且互相竞争的新路线，尤其是海上直接贩运对于陆路中介商垄断丝、货抬高价格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因而中国丝绸在西方的销售量不断增加。它很快就从微小的开端增长到繁荣的顶点。如公元380年前后的罗马，“服用丝绸，从前只限于贵族，现已推广到各阶级，不分贵贱，甚至于最低层”。而在安东尼王朝，“丝织品在伦敦也像在洛阳一样普遍”。[66]

第三，虽然从陆路和海路运到罗马边境的中国丝绸很多，但为了适应罗马上流社会的时尚，必须在罗马所属的叙利亚和埃及重新加工。古代罗马和中国的史料都表明，“罗马上流社会需要的主要是半透明的丝罗纱，要制造这种东西，得把密纹织品的中国丝绸拆开来重新纺织……穿着这种透明的轻纱，罗马淑女可以展示她们全部的妩媚”[67]。因而，丝绸贸易不仅给从事贩运的商人带来了利润，也使叙利亚和埃及的重要加工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叙利亚，罗马最精美的纺织业是围绕着古代最有名的染料推罗紫的供应而发展的。

在古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在自发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商业贸易方面的交往，便是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我们透过丝绸贸易所看到的，不仅仅是联系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一条经济纽带，而且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媒介。正如英国学者赫德逊所说：“古典时代的丝绸贸易，无论是从埃及经海路或是经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的陆路，都给欧洲带来了关于中国的新知识。”[68]

有关资料表明，欧洲最早明确地提到“赛里斯”的，是奥古斯都时代如维吉尔、霍拉赛、普罗佩赛和奥维德等诗人的作品。[69]

在公元1世纪早期的奥古斯都时代，丝绸刚刚在意大利流行，而那些有关丝绸之国的讯息是通过跋涉于沙漠的商队辗转流传到地中海地区的。

总的来说，公元1—2世纪还是东西方之间通过丝绸贸易而刚开始接触的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西方人对中国便越来越了解了。

l世纪中叶以前，罗马商船沿海岸曲折航行前往印度，在阿拉伯半岛常受到阿拉伯商人的阻拦。不过，海上的阻力小于陆上，因而罗马与东方的贸易主要是经由海上进行的。西汉时，罗马人每年派出商船航行至印度西南海岸，购买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因此，中国丝绸抵达罗马后，价格极其昂贵。威尔斯《世界史纲》中说：“罗马王安顿时代，须经遥远而迂回之路程，方能运抵罗马之丝，其价值高于黄金。”[70]

丝绸贸易对于欧洲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欧洲对东方和中国的了解。但从短期来看，却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诸多因素之一。原来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时代进入全盛时期，追求享乐和异国奢侈品，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尚。于是，“丝之应用，风靡一时，即男子亦有取而用之；初不限于金闺诸彦”。以后历代王朝对丝绸贸易曾下诏予以限制，但因丝绸始终是富豪皇族所宝贵的奢侈品，“虽加禁止，而丝之贸易，不受阻遏”[71]。如此恣肆而不加阻遏地输入和享受丝绸的后果，虽然提高了罗马人的生活品位，但却成为罗马帝国日后经济枯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所指出的：“同遥远的中国进行了大宗丝绸贸易，因为蚕桑还没有开始西传。等到丝绸经过漫长多难的旅途到达罗马时，它的价值已与同重量的黄金相等了。由于大量使用丝绸，为了交换，贵重金属也不断地流向东方。”[72]

对此，普林尼在公元1世纪70年代的著述中这样说：“印度每年从罗马帝国取走不下于5500万塞斯特斯（金币名）。”在另一段话中他又说：“印度、丝国和阿拉伯加在一起至少汲走了1亿金币，我们为我们的奢侈和妇女所付的代价是这样大。”狄容·克里索斯通也发出同样的哀叹：“罗马以付出大量金钱换取轻佻的奢侈品的办法来向外国人进贡。”由于贵重金属即黄金和白银，是罗马世界整个货币化了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为了支付丝绸贸易的逆差，贵金属十分严重地外流，这无异于在不断吮吸和耗尽罗马帝国经济体系的“活命之血”。因此，“无可否认的是，由东方贸易造成的黄金和硬币的外流乃是罗马世界经济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73]。

罗马为减少丝绸的中转，曾极力寻求与中国直接通商。《后汉书·西域传》载：罗马“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安息为了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对中国及罗马相互派往对方的使节又极力加以阻挠。中、罗贸易一方面规模庞大，另一方面又受到多重阻碍，因此，罗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严重的贸易逆差对罗马帝国的财政经济非常不利，以致罗马帝国初期曾下令禁止男子穿绸衣，但并没有真正产生效果，穿着丝绸服装已成为罗马社会的一种时尚。

到东汉时期，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与罗马之间的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公元1世纪中叶，亚历山大里亚人希帕拉斯了解了南阿拉伯人早已掌握的印度洋季风的秘密，即利用每年4月至10月的西南季风，驶往印度南岸，利用11月至次年3月的西北季风自印度返航。罗马船队从此不再沿岸航行，而是直接越过阿拉伯海，从而避开阿拉伯人，并逐渐取得印度洋的优势，罗马商人从印度西海岸将大量中国丝绸运载回国，中国与罗马间也终于实现了直接通航贸易。

据中国史书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里的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此事在罗马史籍中并没有看到，可能为罗马商人假托使臣之名，但这足以表明自此罗马与中国有了直接的海上贸易了。罗马商人频繁往来于扶南、日南、交趾等港口，他们贩运来罗马的金银、玻璃、海西布、火烷布、金缕罽及东南亚的象牙、犀角、香料等。同时，又将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回罗马，地中海东岸的一些罗马城市如提尔、西顿等一时间成了丝织业中心。他们把来自中国的丝绸拆解，更新染色，再织成罗马人喜欢的绫绮。有文献记载：“中国与罗马等西方国家之海上贸易，需以广州为终止点，盖自公元3世纪以前，广州已成为海上贸易要冲矣。”[74]

专管外交事务的大鸿胪的设立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中西文化交往，汉朝设立了专管外交事务的大鸿胪。汉重臣金日（石单）的儿子曾做过主胡客的使官，并在大鸿胪内设“译官令丞”，即专门从事语言翻译工作。据居延汉简简册上记载，大鸿胪的“译官令丞”中有女译人。

公元前64年，乌孙国300余人入长安迎接少主，据《汉书·西域传》载：“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

早在武帝时也举行过盛情接待外宾的事情，《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飨外国客。”《汉书·西域传》记载：“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汉书·张骞传》记载：“布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览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长安城内藁街还有西域商人聚居的蛮夷邸，汉光武帝去世时，长安的“西域贾胡，供起帷帐设祭，京兆尹过帐，贾牵车令拜”[75]。

1965年和1973年先后在汉长安城遗址和扶风县姜塬村出土外国铭文铅饼共15枚，据考证，这是传写失真的希腊字母，应为安息“法拉克麦”钱币上的铭文，是西汉晚期由西域传来的，这些出土文物为中外交流提供了实物证据。

两汉时期西域人来内地的浪潮不断，有质子、僧人、商贾、贵族、游客等，其中很多人就留居首都长安。如大宛、康居等30余国的质子长住京师，东南亚的许多小国也遣派使节到长安建立友好关系。公元150年，希腊人托勒密所著《地理志》中说：“世界之极东，至秦尼国之都城（即长安）而止。其经度距亚历山大港为119.5度，时辰相差约8小时。”该书称长安城为秦尼城，知道这是赛里斯国（即中国）的都城，并还认为这是丝线绸缎产生的地方。可知，当时丝绸之路对西方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注释

[1]成林：《从“汉武帝雄才大略”到应开拓进取，有所成就》，《大地》2002年第19期。

[2]魏文斌、赵建平：《丝绸之路的管理价值初探》，《丝绸》2005年第9期。

[3]（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年。

[4]（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年。

[5]（东汉）班固：《汉书·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

[6]（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年。

[7]（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

[8]（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

[9]（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

[10]（东汉）班固：《汉书·郑吉传》，中华书局，1962年。

[11]张国领、裴孝：《龟兹文化研究》（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车华玲：《丝路烟雨》，长春出版社，2012年。

[13]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线装书局，2009年。

[1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99年。

[15]（南朝宋）《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99年。

[1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99年。

[1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99年。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

[19]《后汉书·班超传》。

[20]《后汉书·班超传》。

[21]《后汉书·班超传》。

[22]《后汉书·班超传》。

[23]《后汉书·班超传》附《班勇传》。

[24]《后汉书·班梁列传》。

[25]《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三》

[26]《后汉书·西域传》。

[27]《后汉书·西域传·论》。

[28]《后汉纪》卷15《孝殇皇帝纪》

[29]《晋书》卷97《四夷传》“大秦国”条。

[30]《晋书》卷97《四夷传》“大秦国”条。

[31]杨建新：《丝绸之路·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民族出版社，2013年。

[32]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33]王春：《星旋态宇宙模型》，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34]中国南方五岭之南的地区，五岭指越城岭、都庞岭、荫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

[35]《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一书，出于无名氏手，约撰于公元1世纪末，作者为侨寓埃及之希腊人，公元1世纪80年代航行于红海、波斯湾及印度之东西岸。

[36]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37]《后汉书·西域传》。

[38]《魏略·西戎传》。

[39]《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40]《汉书·张骞传》

[41]《史记·匈奴列传》。

[42]《后汉书·天竺传》。

[43]《史记·大宛列传》。

[44]孙玉琴、赵崔莉：《中国对外开放史》第一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

[45]《三国志》卷30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

[46]《后汉书·西域传》。

[47]《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

[48]孙玉琴、赵崔莉：《中国对外开放史》第一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

[49]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

[50]《梁书·诸夷传》“天竺”条。

[51]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

[52]《北史·列传第八十二》。

[53]《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54]老普林尼：《博物志》（又译为自然史），成书于公元77年。宋新予：《中国丝绸史：专论》，纺织工业出版社，1997年。

[55]《史记·大宛列传》。

[56]《后汉书·西域传》。

[57]《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5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

[59]老普林尼：《自然史》。

[6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

[61]《汉书·西域传》。

[62]《汉书·西域传》。

[63]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2004年。

[64]郭沫若：《中国史稿》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

[65]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年。

[66]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

[67]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

[68]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

[69]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

[70]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71]M.P.克勒斯奥兹：《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载朱杰勤译：《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中华书局，1939年。

[72]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73]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

[74]转引自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

[75]《东观汉记》卷116“杨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