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就业效应分析
- 李付俊
- 5字
- 2025-02-19 16:07:16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全球化视野下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与发展
全球化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代名词，其概念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众多学者在过去几十年间长期关注全球化问题，但学术界并没有对全球化的概念内涵进行清晰的界定，因此关于全球化的相关概念一直存在争议。[1]全球化是伴随着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加而出现的，通常指国际经济的变化，在具体现象方面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以及国际金融贸易的增加，包括以经济为通道实现国家之间经济活动的连通。[2]从根本上说，全球化即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的集合体[3]，在此基础上，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将全球意识加入全球化的概念中，使全球化在精神层次上丰富其概念内涵，加强其国际连通性。[4]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与其说是全球化，不如说是国际化，国际化与全球化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并且由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压力并没有其他学者声称的那么大。[5]
虽然全球化的概念争议在学术界仍然是重点研究问题之一，但全球化的出现使全球经济活动与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且得到一致认可，全球化性质的投资活动对各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得到关注。因此，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国内区域产业转移现象也逐渐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以及各国经济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发达国家将相对落后产业梯度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基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规律，具有结构性、客观性和趋势性。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国际产业转移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造业贸易中的份额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2%增加到90年代末的26%，目前约占1/3。[6]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出现了双向增长，这是国际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发展的结果。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产业转移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并呈现梯度推进特征。从产业层次上来看，国际产业转移表现为首先从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随后是钢铁、石化、冶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然后是通信信息等一些较低层次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最后是生物、知识研究、科技创新等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从根本上说，产业转移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层次的基本路径，依次以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的密集程度为基础进行的。近年来，国际生产贸易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南北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国际贸易的形式逐渐向中间产品贸易发展；产品生产周期缩短，新的产品生产模式逐渐成为主流，即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而非整个产品生产线的转移。[7]通过上述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价值链转移已成为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同时，国际外包也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从地域上来看，印度承揽了电子信息行业的外包，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墨西哥和东欧分别是北美和欧洲的最大外包中心。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国家转移趋势和转移路径来看，20世纪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开始，并且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其转移路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同时，产业转移以制造业为主，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变化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点。第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欧美国家向东亚转移。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内部发展和结构变动，世界制造业中心在20世纪中叶开始向亚洲国家转移，日本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下一个落脚点。第二轮全球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球性的国际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转移，世界制造业中心进一步发生变化。“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日本模式在东亚的扩散，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初期阶段，其主要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与日本一起承接了几乎全部可以从美国转移的非高科技产业。第三轮全球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下半叶，即制造业从美国经日本和太平洋西部岛链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并不是说国际产业转移只表现为美国制造业的“西进”过程，欧洲大陆的工业化“东进”至中国也是第三轮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表现，即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东西两大潮流于20世纪下半叶在中国汇合。[8]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表现较为复杂，世界各发达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因此产业转移开始从国家之间向国家内部之间改变，紧跟着是产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角色转变。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是世界制造业转移新过程的标志，即从外向型转变为内向型，生产的目标市场不再是美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而是中国内地，主要表现为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集中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也会带来部分制造业的海外扩展。美国制造业从20世纪初就开始向外转移，从美国到日本，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进而进入中国，中国从世界制造业中心变为世界市场中心。但由于经济危机影响，美国需要找到一批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的新兴产业，随着新兴国家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美国出现了“产业回流”现象，这种回流可能是技术革新引起的制造业性质的改变，即生产技术特别是生产工艺的革命性变动使制造业改变劳动密集度，因此可能造成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二 全球工业革命掀起新浪潮，制造业向新型智能化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范围内的工业革命随着技术及生产力的升级而不断演进，经历了从工业革命1.0到4.0的演变过程。18世纪晚期，蒸汽动力彻底改变了交通运输行业，使国际工业贸易在1.0时代得以实现；19世纪末，随着电机和流水线生产的出现，形成了工业革命2.0时代的专业化模式，大规模生产彻底解决了传统工业生产的局限性；20世纪末，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带来工业革命3.0时代的全球生产碎片化模式，ICT被用于经济、社会和人际交往与互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沟通、学习和生活方式；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等技术的兴起带来了工业革命4.0时代，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适应性强、资源利用率高及具有基因工程学特点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业伙伴，其技术基础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见图1-1）。
图1-1 全球工业革命的演变进程
纵观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使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时间成本，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入了电机和流水线生产，国际贸易的大规模扩大使各国能够专门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从而加速了国际分工。动态的比较优势改变了专业化模式，在欠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创造了新的生产机会。高收入经济体变得更加富裕，它们积累了资本并改进了生产技术，这将出口结构转向了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产业。[9]与此同时，按照“雁行”模式，商品化或技术简单的制成品生产将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例如，日本最初专门从事服装和皮革等非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随着中国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主要出口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工资较低的国家。[10]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带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了制造业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新浪潮。在要素禀赋差异的驱动下，高收入经济体与中低收入经济体之间非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巨大绝对差异，使得跨境生产有利可图。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使挖掘国际生产碎片化的潜在利益成为可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远程协调复杂任务得以实现。[11]当前，通用物联网设备正在改变工业管理与运营，用于特定行业的物联网设备也在变得更加完善。同时，物联网通过与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的组合应用，真正实现了传统工业向智能制造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数字孪生、人机交互、预测性维护、网络安全、弹性变化、自动化和边缘计算等正在成为智能制造的主要趋势。这些趋势也将极大地改变制造业中机器与机器、人与机器、人与人、预测与操作、管理与运营之间的关系，推动工业革命4.0时代的到来。
相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以智能工厂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业是一种理想的生产系统，能够智能编辑产品特性、成本、物流管理、安全、信赖性、时间以及可持续性等要素，从而为每个顾客进行最优化的产品制造。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生产模式革命，不但能节约创新技术的成本与时间，还拥有培育新市场机会的网络容量。
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此后，“中国制造2025”一直是国务院工作部署的关键词之一。同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促进消费品工业迈向中高端。2017年7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给中国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带来新契机，加之全球范围内的工业革命4.0技术的不断成熟与扩散，中国新兴制造业的智能化、信息化发展不断得以实现。
首先，从互联的发展来看，互联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设备和设备的互联。单机智能设备相互连接，实现由智能生产线到智能车间，再到智能工厂的发展。二是设备和加工对象的互联。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4年汉诺威工博会上所讲的，零件与机器可以进行交流。三是所有的制造系统、设备与人的互联。所有的装备、软件、硬件、网络都是围绕如何提升人的效率，为人更好地服务这一中心而设计的，虚拟物理空间等新概念也是实现人与智能制造系统交互的窗口和界面。四是万物互联。即所有的产品都会成为一个网络终端。其次，从数据的发展来看，信息化带来了海量的数据，如产品的数据、运营的数据、管理的数据、供应链的数据、研发的数据等。这些数据及时、准确、完整，带来了更精准、更高效、更科学的管理、决策，带来了更高的研发生产效率以及更低的运营成本。这是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网络、链接和传感无处不在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最后，从“集成”的发展来看，“中国制造2025”将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嵌入式中端系统、智能控制系统、通信设施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形成一个智能网络。通过这个智能网络，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以及服务与服务之间，能够形成互联，从而实现横向、纵向和端到端的高度集成。
三 新常态经济发展要求推动了中国产业转移的进程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转型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加之国际经济的融入以及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比重大幅度提升，迅速提高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和质量。1985年，我国进出口总值仅为695亿美元，2017年达到27.79万亿元，比2016年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4.2%、10.8%和18.7%[12]，并且已于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伴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不断深入，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随着中国外贸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9.7%上升到1990年的29.8%，2000年达到39.6%。虽然这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从2000年开始，特别是入世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稳步上升，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5.2%，处于最高值。这表明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下降至31.96%。图1-2显示了1978～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图1-2 1978～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如上所述，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三次产业大转移，世界经济有所调整。从第三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开始，大量生产加工型企业从“亚洲四小龙”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制造业也成为当时吸纳我国大部分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由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实现了持续快速升级。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要求更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其中，制造业中主要行业的发展趋势与其他典型国家的发展经验相符合，即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纺织、缝纫、皮革工业，冶金工业，建材工业占GDP的比重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目前，受到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我国重化工业峰值临近，特别是钢铁、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现象较为突出。传统制造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曾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取得行业相对优势。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逐步推进，替代性产品出现并以更低廉的价格和可获得性抢占传统制造业市场，传统制造业竞争优势衰减，行业利润率下降。在传统制造业中，钢铁行业是产能过剩的代表。经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后，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重点行业产能大规模扩张，然而需求不振的现状给了钢铁行业沉重一击，加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钢铁行业供需矛盾尖锐，盈利水平持续下降，产能过剩问题暴露。2011年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外需求疲软，我国钢材价格指数持续走低。2015年，我国粗钢实际产能约12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0%。同年钢铁行业由盈转亏，累计销售利润率-2.23%，同比下降2.86个百分点。2015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年报及业绩预告显示，在已公布业绩的钢铁企业中4家亏损额在40亿元以上。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来看，2004～2014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维持在两位数以上，但在2012～2014年持续下降。2015年1～5月国内制造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增速仅为10.02%，远低于历史同期水平。2015年全年国内制造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增速下降到8.06%，结束了超过十年的两位数增长时代。进入2017年，国内制造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同比增速仅为7.2%，创2004年以来新低，增速持续放缓。
上述制造业的变化反映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并且趋于稳定。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合理调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近年来，我国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生产要素成本逐步上升，特别是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上涨压力逐步增大。除了劳动力供求因素影响外，也有体制和制度等人为因素加快了劳动力工资的上升，特别是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中国经济腾飞的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近12%。[13]这预示着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从国际比较来看，虽然我国劳动力工资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但已经远远超过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在制造业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中国制造”开始逐步减少。这对中国来说既有好处，又有一定的风险，好处是“中国制造”的减少可能会带来“依赖型经济”的减少，逐渐激发国家自主创新，风险是“中国制造”的减少可能会对劳动力就业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由上述内容可知，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制造业的跨境转移将直接导致行业劳动力失业，特别是大量低端劳动力失业。其次，我国多种生产要素价格都接近拐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大规模货币的投放，2008年以后，房地产市场逐渐盘活，土地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从而推高了实体经济产业的生产和商业成本，其中劳动力成本也开始逐步增长。“民工荒”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后带来的社会现象之一，我国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历史性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最后，受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影响，我国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存在必然性。如之前所述，全球化是目前世界经济的总趋势，我国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从加入WTO那一刻起就已经存在。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加强，并且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世界经济的变化，特别是国外商品或者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将会直接影响我国商品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由于政府规制以及市场经济的作用，我国外汇储备逐年增加，政策性金融债务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同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其他国家内部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导致其消费品价格逐步增加，直接促使我国相关生产产品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
由于上述劳动力成本以及相关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加之面临“两高一低”（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的困境，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在短期内受到较大影响，不少企业对外出口面临需求大幅度降低，出口退税和财政补贴优惠政策取消以及各种反倾销等困难。另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正逐步减弱，企业发展的土地、环境成本不断提高，这使得东部庞大的制造业群体不得不开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大部分劳动以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不得不进行生产经营地点的重新选择，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寻求更为有利的生产经营地点，节约用工成本和生产成本，抢占市场先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正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此拉开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序幕。
四 产业转移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就业问题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其重要的社会以及经济效应之一。产业转移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将区域优势产业的社会经济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其中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尤为显著。同时，劳动力市场与产业结构的配合也是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转移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主要以产业转出区域和产业承接区域为主。
（一）产业转移在转出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从国际产业转移角度来看，产业转出区域主要指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担心全球化会导致其贫困化和外围化，而发达国家则积极推动跨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两类国家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认同、支持以及积极加入全球化，而发达国家则开始担心国际产业转移对其产生不利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以及产业的逐步转移对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日益呈现。[14]国际产业转移对发达国家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国内制造业岗位的流失，特别是中低端行业的就业岗位，资本替代劳动的经济现象越来越突出。图1-3显示了美国制造业1970～2008年就业人数的变化。从图1-3中可以看出，经过30年的变化，美国制造业在产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其国内制造业行业就业人员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逐渐下降，并且在2008年仅有1686.9万制造业就业人员，未来将会减少更多。在发达国家，低端劳动力只能转移到工作时间弹性化并且保障不稳定的低工资服务业部门。因此，发达国家的不稳定就业形态逐渐成为其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图1-3 美国制造业1970～2008年就业人数变化
注：原统计表中有些年份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中心，http：//laborsta.ilo.org/STP/guest。
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2007年度就业展望报告中指出，通过计算1995～2005年成员收入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发现经济全球化使该组织成员劳工薪金差距扩大。近年来，OECD持续关注收入差距问题，其在2018年度就业展望报告中指出，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工资增长仍然相当缓慢。截至2017年年底，OECD成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仅为10年前的一半：2007年第二季度，当OECD成员的失业率平均值与现在大致相同时，平均名义工资增长率为5.8%，而2017年第四季度仅为3.2%。更令人担忧的是，工资增长停滞对低收入工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高收入工人。近年来，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实际劳动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部工人的增长速度，这强化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15]报告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各成员从新兴经济体进口的服装、日用品等廉价商品增加，部分生产向海外转移，导致本国（地区）低端劳动力被替代。同时，近年来有关美国工人现状的评论中，一直在强调收入的不平等，与技能更高的同行相比，低端劳动力的前景日渐暗淡。许多评论把焦点集中在产业转移上。国际产业转移一方面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产业得到了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原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因为更多低端劳动力被资本替代或者其岗位被转移到海外。
从中国国内产业转出区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情况来看，中国地大物博，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就呈现区域化，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其次为中部、西部地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期，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我国产业的“东移西接”工程从21世纪之初就已经开始。从发达区域来看，产业的转出将会带来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高端产业的发展，达到“腾笼换鸟”的效果。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与国际产业转移相一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将会带来一些低端就业岗位的流失，低端劳动力在发达地区的就业将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别是，我国劳动力流动在国内市场较为灵活，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总量变化并不如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出国家的作用明显。以深圳为例，深圳在30年时间里经历了两次成功的产业转型，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产业转型，实现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个边陲小镇到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产业为支柱产业，以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为战略新兴产业并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国际先进城市的转变。从总量来看，截至2017年年底，通过广东省政府及地方政府各方面的推进，区域产业转移落地项目众多，产业转移园共引进珠三角发达地区各类工业企业约6000家，其中投产企业4300家，计划总投资额超万亿元，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544亿元，全口径税收约430亿元，累计吸纳就业超过110万人，其中75%以上为本地劳动力。2010～2017年，广东省产业转移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粤东西北地区比重从12.9%提高到31.9%，提高了19个百分点。分片区来看，粤东地区省级产业转移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占比达到21%，粤西地区省级产业转移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占比达到39%，粤北地区省级产业转移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占比达到46%，广东省产业转移园年均拉动粤东西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4.6个百分点，在广东省产业转移园的带动下，粤东西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18.3%，高于同期全省平均增速7个百分点。[16]2008～2011年是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发展时期，从珠三角六市向广东省内各市转移的规模以上企业实际投资额看，深圳转移量最多，达687.9亿元，占六市转移总量的50.5%。从转移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看，深圳市转移量最多，达433家，占六市转移总量的33.3%。但从深圳就业总量来看，深圳产业转型升级对深圳市的就业总量没有带来负向影响，就业总量基本保持稳定态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深圳就业人口总量是503.49万人，占相应人口的比重为78.5%。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深圳市就业人口总量为731.44万人，比2000年增加227.95万人，就业比重为78.4%，只比2000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就业率基本保持稳定。[17]但这只是就业总量上的数据变化，其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变化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二）产业转移在承接区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来看，对于产业承接国来说，国际产业转移在其劳动力市场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而言，其工业企业中拥有更大比例的雇佣工人，加之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大幅增加，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在当时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因此，国际产业转移与贸易扩张的互动发展为中国的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高就业率的可能，贸易投资一体化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普遍特征。同时，对于中国而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加快了国内城镇化进程，提高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增强了劳动力市场活力。从贸易形态上看，加工贸易是体现中国经济开放成长道路内在规律的关键现象。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带来的是加工贸易的繁荣，是制造业工人需求的猛增。2002～2003年，中国实际上新增了25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18]Robert C.Feenstra和Chang Hong通过计量模型估计，1997～2002年，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带来每年250万就业岗位的增长，2000～2005年贸易增长速度更快，其带来的就业岗位增长也同样更多。[19]而印度承接的是软件信息等服务产业转移，获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美誉，也使印度接听客户电话、处理远程计算机网络、处理发货单以及为来自全球的跨国公司编写软件等职业名扬海外。承接服务业产业在过去的十几年给印度劳动力市场提供了130万人以上的就业岗位。因此，从产业转移动态上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使其劳动力市场结构得到重组，不仅将其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比如中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结构趋于优化，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逐渐增加。
从中国国内产业承接区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来看，与国际产业转移相一致，中国国内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在其劳动力市场直接表现为就业机会和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加。以成都为例，近年来，成都承接产业转移为成都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2012年，成都人力资源市场持续保持需求大于供给的态势。2012年前三个季度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05、1.07、1.04。2009年、2010年、2011年，每年新增就业人员分别为25.03万人、23.26万人、16.09万人。成都引入富士康企业后，仅富士康成都厂区就容纳就业人员16万人。[20]但与国际产业转移不同的是国内区域产业转移更多的是产业结构的内部调整过程，即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同时促进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就近就业，为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充足、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以成都为例，近十年来，成都积极出台各类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引进了一大批产业带动作用大、附加值高、核心竞争力强的重大项目，具体包括一汽-大众三期扩能、中嘉沃尔沃整车、纬创笔记本电脑、中粮综合产业园、华为软件研发基地、东旭无极灯生产基地等。[21]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三产业吸纳就业数量有所上升，第一产业产值比由2000年的10.1%下降到2017年的3.6%，下降幅度为64.4%；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从2000年的36.5%上升到2017年的43.2%，增幅为18.4%；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一直保持在49%～55%。同时，2007年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跨省劳务输出呈下降趋势，以年均4.12%的速度逐年减少，2009年保持在30万人左右，2011年首次降到30万人以下。[22]与此同时，成都市已经成为西部重要的人口输入地。2016年全市外来人口规模超过300万人，其中外来农民工规模在220万人左右，形成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产业转移是目前我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的首要任务之一，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直接反过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目前学术界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分析产业转移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他们更多的是对产业转移在就业总量上的宏观把握，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机制分析和就业结构变化探索。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弄清楚产业转移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同时在理论和实证上对劳动力就业进行深层次分析，探索产业转移在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就业技能以及就业群体方面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