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到雾城不是偶然，而是出于猎手的本能。
我们的饭来了，两个菜，五个肉包，一盘花生米，还有瓶红盖汾酒。窗外路灯亮起，零下二十多度的街道空空荡荡。我给他倒了一杯，劝他不用太着急。他憨憨一笑，咬了口肉包说：“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讲。”
转眼一个包子下肚，他微微发黑的手拿起第二个，尴尬地看我一眼。
“要不我讲完再吃？”
“不用，不用。”我忙摇头说，“吃饱后慢慢讲吧。”
我象征性地拿起一个包子，轻轻咬了一口。经过一天的奔波，猪肉馅在我嘴里像一堆饲料，反复咀嚼也不能带来任何的快感。我单手撑头，看着对面这个年纪相仿的男人，眼里藏着看到猎物时贪婪的光。
他吞下第二个包子，拿酒杯站了起来。“李哥，如果这次真能帮到我，您就是我的大贵人，下辈子做牛做马……”他忽地咳嗽起来。
“别呛着了。”我顿了顿说，“不要见外，这是我应该做的。当然，如果能帮到您的话。”看着男人与年龄不符的皱巴巴的报纸脸和清澈的眼眸，我挠挠鼻头，举起酒杯，与他碰了下，抿了一小口。他一饮而尽，低头又满意地吃起来，看样子是信了我的话。
含在嘴里的酒挥发一空，我咬着大拇指，望着窗外偶尔滑过的出租车若有所思。“哥，不吃点儿吗？”他突然抬头，门牙上还沾着一片绿叶。
“每天应酬多，吃不了多少，你好好吃。”我冲他假笑。
“过来要七八个小时吧？我好久没去平城了。”
“你上次什么时候去的？”
“大概四五年前了。”
“你平城有亲戚？”
“不好说，不好说，来，来，干杯！”他摇摇头。
看来没有找错人。我们干了两杯，他又开始吃饭。我偶尔吃一两颗花生米，想着此行的目的。
昨天我被肥硕的老板叫到办公室，他瘫在红木椅上唠叨了一个多小时，我一句也没听，只是按他的吩咐，在纸的一角签下我的名字。我早想到了这个结局，不过没料到会来得这么突然。
我在一家典当行上班，单位虽说不大，但在平城这个四线小城也不算小。公司里员工来来走走，大概维持在十五六人。虽说老板有点抠门，但之前单位业绩还算可以，待遇什么的也能将就。
我负责典当品回收，金银、瓷器、字画、手表、包包什么的。当然我不是学这个的，我大学学金融，在羊城一家银行干过五年，但回到平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不知怎的左碰右碰就来了这里。面试时我对老板说我什么也不懂。老板说，不懂没关系，培训培训就懂了。就这样，直到昨天卷铺盖走人，我在典当行整整待了七年。虽然我被劝退，但我心怀感激，因为我知道单位一直靠房地产业务支撑着，而我们的典当业务只能充当一个边角料角色。如今许多房地产都出了问题，我们老板能做到不拖欠工资就算不错的了。
常言道“福祸相依”，就在昨天晚上，我在整理电脑资料时，看到眼前的表格，忽然想起一件往事。大概五年前的八月份，我还在实习岗，平时不是跑业务就是坐在柜台后面看老柜员宋经理操作。那天下午大概一点多，一个瘦高男人套了件宽松的白衬衣走进店里，手上拉着一个女人。女人穿白色短裙，身上一股廉价香水味。
可能是困了，宋经理站起先是一愣，才笑着接客，同时给我使了个眼色。打开保险门，我端着两杯水出来，男人点头笑笑，把水放在冰冷的大理石柜台上，和女人一起坐下。
填好顾客登记表，男人从裤兜掏出一个红塑料袋。打开塑料袋，里面有一个贴邮票的白信封。他从信封里掏出两张奖状和一封信，一起交给经理。经理单手拿过资料翻了翻，挤出一丝职业的微笑，对男人摇了摇头。
男人的眼睛顿时失去了光。女人拉着男人的手说，不行去第二家看看。这期间，我接过那些东西又从头到尾瞧了个遍，因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当客户变为非目标客户时，我们实习员工才有机会实操一把。
这件事本就这样过去了，直到前年，我被公司派去北京参加一个名表鉴赏的培训。在培训会结束的晚宴上，我们和培训老师聊了起来。老先生说自己一直是收藏邮票的玩家。就在那时，我想起之前那个信封上的那枚邮票。因为那枚邮票太过特殊，我一直悄悄记着它的模样——全身通红，左右一大片群众手举《毛主席语录》，中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地图上写着七个大字：全国山河一片红。
听到我的咨询，老先生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身体微微倾向我。他问我是不是见过这枚邮票。
我迅速摇头，又缓缓点点头说：“之前好像在网上见过。”
老师爽朗地笑着说：“我猜你也不可能见过，我们称它为‘大一片红’。这枚邮票刚在嘉德秋拍上出现过，拍出了1380万元的高价。”他喝了口茶，叹着气说：“现在行情不景气了，不过有这枚邮票依然可以在郊区买套好房。”
当晚没怎么喝酒，第二天返回平城上班的我却依然迷糊，给单位做的PPT也因为应付差事被老板臭骂一通，但我并不在意。为了找到那个男人的联系方式，我借机去库房跑了一趟。登记客户信息的那个本不见了，我做的电子记录好像也在一次打算离职前删掉了。为此我魂不守舍好几天，好像我真的与一千多万失之交臂了。又过了大半年，我才把这件事慢慢放下。
对那枚邮票说是放下了，其实它一直藏在我内心深处最私密的角落里。那个角落可能落满灰尘，但我在失意时，总会用这不切实际的幻想麻痹自己。我深知，哪怕短暂的幻想也可以让我轻松许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直到昨天晚上，我在笔记本电脑D盘的一个文件夹里找到了那一年的顾客登记表，里面就有那个男人的电话。
当然你们一定能猜出，那个男人现在就坐在我对面。
酒喝得差不多了，饭吃得也差不多了，我说：“要不要现在就讲讲你之前的事？”
他说：“天快黑了，万一讲到一半饭店关门怎么办？”
“也对，”我想了想说，“如果你家不方便，我可以开个旅店，在旅店里谈也行。”
“不行……绝对不行……你也不容易，大老远跑来，我可不能再让您破费了。”马灯的这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我顺势站起，拍了拍他瘦弱的肩膀。
外面真冷，冻得我们都不再言语。我跟在马灯身后，他偶尔咳嗽着，左拐右拐进入一个小区。小区门口站了几个老女人，有一个拉住我问要不要住店？见我没搭理，又追上拉住我说还有女女……
“妈，别瞎说！这是李记者！”马灯回过头瞪着我侧前方的女人说。
女人黑鞋、黑裤、黑棉袄，头上裹着条酒红色的围巾。
“不好意思，是记者啊？”她快速收起笑容，松开我的手，仔细想了想，一板一眼地换用普通话说，“如果是真记者，可要帮帮我孩子。你们可要给个说法啊，这么多年过去，你们可一定要给个说法啊。”
我的手不知何时又被老人握住了。“好，好！”我都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搪塞的，也不知道马灯跟我解释了什么。天太冷了，加上喝了点酒，我的步伐飘飘的。我不能露出破绽。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今天早上我给马灯去了电话，说自己是《平城日报》的记者，看了他成名后的一篇访谈，了解到他的现状是多么不易……我说有一家爱心企业想赞助一些好人，当然赞助的除了钱，还有工作。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胡说八道的，总之，电话那头的马灯信了。他说了两次“是吗”，然后问我要不要收好处费，我向他保证不收一分钱，只要能拿到证明他过去事迹的资料即可。
这是一个老小区，垃圾到处都是，墙上飘着泛黄的广告纸，楼道里连感应灯都没有。
“慢点。”马灯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说，“之前这里的土楼听说要拆，很多住户就搬到了御东新城，接着物业也撤了，可这里一直没有拆，于是这里的房子又接连被租了出去。我家条件不好，以前一直租平房，后来这里房租便宜，就搬了过来。”
爬到四楼，绿色的防盗门虚掩着。打开门，逼仄感袭来。这个本就不大的房间被重新动了手脚，客厅没了，右手能看到三扇木门。马灯打开最里侧的一扇，里面有一张床，还有一个破木桌上放了一台老式电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