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柏拉图的生平与著作

一　生平

柏拉图（Platon）于公元前428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贵族家庭，父亲名阿里斯顿（Ariston，“至善”的意思），母亲名佩里克提奥妮（Periktione）。在他的代表著作《理想国》里，柏拉图把他的两位亲兄弟格老孔和阿德曼托斯塑造为苏格拉底的对话伙伴，顺便借文中的苏格拉底之口赞美了他那高贵的家族：

龙兄虎弟，父名“至善”，

神之后裔，名不虚传。（Rep. 368a）

据说柏拉图是在太阳神阿波罗的生日（希腊日历11月7日，约等于现代的5月25日）那天出生的，正如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是在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的生日（希腊日历11月6日，约等于现代的5月24日）那天诞生。[1]

柏拉图自幼接受了完善的文化教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艺青年。他在公元前408年即20岁的时候被人引荐给苏格拉底。在两人见面之前的那个晚上，苏格拉底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幼小的天鹅栖息在他怀里，很快长满羽毛，长啸着冲天而去。当他第二天见到柏拉图，马上断言：“这就是那只天鹅。”[2]柏拉图无比敬重和爱戴苏格拉底，[3]甚至在后者的影响下当众烧掉了自己以往的诗作，以表明和这类雕虫小技决裂，从此毅然献身严肃的哲学研究。在随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柏拉图一直跟随苏格拉底，感受其言传身教，直到后者被判刑处死。

在苏格拉底的众多学生和追随者里，柏拉图一开始并没有突出的地位，他和他的师兄们如欧克莱德（Eukleides，后来成为麦加拉学派的创始人）、阿里斯提波（Aristippos，后来成为居勒尼学派的创始人）、安提斯特涅（Antisthenes，后来成为犬儒学派的创始人）、色诺芬（Xenophon）、艾希尼（Aischines）、莫龙（Molon）、伊索克拉底（Isokrates）等等的关系也不太和睦。这种互不相能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苏格拉底死后的数十年，成为一件众人皆知的事情。比如，色诺芬和柏拉图分别撰写了一部《苏格拉底的申辩》，但他们在各自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对方的名字，仿佛对方压根就不存在一样。再比如，艾希尼为了营救苏格拉底出力甚勤，但柏拉图在对话录《克里同》里却把这些努力算在跟这件事莫相干的克里同身上。唯利是图的享乐主义者阿里斯提波虽然遭到柏拉图的鄙视，但反过来经常挖苦柏拉图是一个过于谨小慎微的人。[4]至于柏拉图与安提斯特涅（艾希尼的密友）结下梁子，则是因为后者有一次写了一篇论战之作《论矛盾是不可能的》，得意地拿来朗诵给柏拉图听，但柏拉图没等他念下去就当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道：“那你怎么可能写这样一篇文章呢？”（柏拉图的意思是，你说“矛盾不可能”，这岂不是与那些主张“矛盾可能”的人本身就构成了矛盾。）自从这件事以后，安提斯特涅逢人就说，柏拉图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5]至于安提斯特涅的学生，希诺佩的第欧根尼（Diogenes von Sinope），亦即那个最著名的犬儒主义者，对他的师叔柏拉图更是多有挑衅。他每次到柏拉图家里都要用肮脏的双脚在客厅地毯上使劲碾踩，声称要把柏拉图的“傲慢”踩在脚下。还有一次，柏拉图在课堂上给“人”下了一个定义：“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Vgl. Polit. 267c）这时第欧根尼突然站起身，不一会从外面捉了一只公鸡回来，拔光羽毛，扔在柏拉图的座位面前，说道：“看，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人’——还带着尖利的爪子呢！”[6]还有一次柏拉图宣讲他的理念学说，提到了桌子的理念和杯子的理念，第欧根尼就插话说：“柏拉图，恕我直言，我确实看到了一张桌子和一个杯子，但却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桌子’理念和‘杯子’理念。”对此柏拉图回答道：“是啊，因为你有一双能看到桌子和杯子的肉眼，但是用来看‘桌子’理念和‘杯子’理念的心灵之眼，你却没有。”[7]尽管如此，作为长辈的柏拉图以德报怨，对于第欧根尼的刁难各种宽容，其高风亮节体现无疑，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也可能在于，第欧根尼的气质和风范在某些方面与柏拉图毕生敬重的苏格拉底颇为相似。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为“不敬神”和“毒害青年”的罪名遭到控告。在审判大会上，高贵、英俊、富有的柏拉图打算为他的老师进行一番辩护，他走上讲台，刚打算振振有辞：“作为与会的雅典公民中最年轻的，鄙人……”然而围观的法官们（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通过抓阄从普通民众中临时产生的）根本没有耐心听下去，他们粗暴地打断了柏拉图的话，大声喊道：“下去，下去！”[8]柏拉图被轰下台，而苏格拉底为自己所做的申辩也没能打动围观的审判者，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个事件对柏拉图的人生具有重大影响，他不仅失去了最敬爱的老师，更在深深体会到哲学家的孤立无助的同时，对民主制度、对广大愚昧的人民群众无比失望。从此他放弃了直接参与公众事务，而是退回到书斋里潜心钻研哲学，因为未来的希望惟有寄托在哲学上面。在晚年写成的《第七封信》里，柏拉图自述道：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以为一旦成年就必须参与到公众事务中去。……看起来，如果没有朋友和可靠的同志，是不可能管理好城邦的，但这样的人不可能在旧的相识者里面找到（因为我们的城邦已经不再遵循祖先的伦常和习俗），而要赢得另外一些同道，一些新的同道，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为困难的。再者，法制和伦常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败坏着，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刚开始尚且满怀热忱地参与公众事务，但当我仔细观察这种局面，最终也陷入了晕头转向的处境。此后，我虽然没有停止关于如何改善整个城邦的关系和政体的思考，但在行动方面却始终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而已。最后我发现，如今所有的城邦都具有一个糟糕的政体，就它们的法律而言，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救药的，除非一个美妙的计划依靠幸运的情况得以施行。所以我必须赞扬真正的哲学，因为惟有它才让人认识到城邦领域和个人领域里一切公正的东西。就此而言，除非那些公正而真实的哲学家接管城邦要职，或者，除非城邦的那些掌权人在神的感召之下开始真正进行哲学思考，否则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不可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Epist. VII，324b-326b）[9]

人们后来指责柏拉图只是一个躲在书斋里的逃避现实的哲学家，是一个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的人，但事实上，柏拉图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尤其是他后来不顾自身安危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西西里岛之行）回击了这种说法。我们从柏拉图的《第二封信》（致叙拉古国王狄奥尼索斯二世）那里得知，他之所以去拜访这位国王，其实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

我〔第二次〕来到西西里岛，这使得我在众人的眼里已经是一位不合常规的哲学家，但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赢得你这样一位同道，以便让哲学在普通群众那里也赢得声誉。（Epist. II，311e-312a）

而按《第七封信》里面的说法，柏拉图之所以答应狄奥尼索斯二世的邀请去西西里岛，除了希望为他的朋友狄翁提供帮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有思想而缺乏自由行动的人”！（Epsit. VII，328d）

当然，柏拉图的实际行动总的说来还是很克制、很低调的，尤其是当这些实际行动没能取得期待中的效果，屡屡碰壁甚至惨遭变故（狄翁被杀害）以后，他进一步强化了之前的明哲保身的说法，而且这些说法甚至具有了某种悲凉的效果。比如他在《第五封信》中写道：

有人也许会说：“正如大家看到的，柏拉图宣称他知道什么东西有利于民主制；他本来可以面向民众讲话，给予民众一些最好的建议——但他却从不站出来让人听到他的声音。”对此可以答复道，柏拉图对他的父邦来说出生得太迟了，他发现民众已经到了风烛残年的境地，他对于人们的诸多恶行也已见惯不惊。其实他多么想给民众提建议，就像给他的父亲提建议一样，但他必然知道这一切都是危险的和徒劳无益的。（Epist. V，322a-b）

关于给民众提建议乃至采取行动的问题，柏拉图在《第七封信》的另一个地方更是给出了一个详细的比喻：

对于一个因为不良生活习惯而生病的人，除非他愿意改变之前的糟糕的生活方式，否则是没法对其进行治疗的，对他的任何进一步的指导也是无益的。如果病人不这样做，那么我只会认为那些不立即停止医疗行动，反而留下来的人是不成熟的人，是不专业的医生。同样，对于一个具有糟糕政体的城邦（不管它是由一人还是由多人统治），除非它的人民愿意进行改善，否则留下来出谋划策的都不是明智之人。……我不会强迫谁接受我的建议，哪怕他是我的儿子。对于一个奴隶，也许我会提出建议，如果他不顺从，也许我会强迫他去做；但强迫父亲和母亲去做什么事情，我认为这是无耻的，除非他们因为疾病而失去理智；如果他们选择了一个他们喜欢而我不喜欢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会向他们指出正道（虽然不指望能纠正他们），而不是与他们分道扬镳，但同样我也不会献媚取悦于他们，而是仅仅出于义务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但要让我自己去遵循那些愿望，那我的生命简直就是遭罪。一个理性的人必须以同样这种态度来对待他的城邦。他必须说，即使他认为城邦的政体不是一个好的政体……那也不应对他的父邦采取暴力，哪怕一个最好的政体看起来必须通过流放和谋杀许多人才能建立；他只当安静地待着，为城邦的福祉祈祷。（Epist. VII，330c-331a，331b-d）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们作鸟兽散，四处避祸。柏拉图也游历远方，大约又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最远到过意大利和埃及的许多地方。他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熟悉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的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柏拉图第一次去西西里岛（叙拉古王国）是在公元前389年左右，当时他已经40岁。在那里，柏拉图认识了叙拉古国王狄奥尼索斯，但是两人从一开始就话不投机。柏拉图说，真正优秀的东西不一定带来利益好处，而是通过自身内在的德行价值而表现出来。狄奥尼索斯对此不以为然，带着轻蔑的口吻说道：“你的话都是些老生常谈。”而柏拉图则立即回敬道：“你这话也只是暴君脾气的典型表现而已。”这句话几乎断送了柏拉图的性命。多亏了狄翁（Dion，狄奥尼索斯的女婿，柏拉图在此结识的亲密朋友）的说情，狄奥尼索斯才免除柏拉图的死罪，但仍然决定把他卖身为奴。在奴隶市场上，很多人都想看看哲学家的丑态，但柏拉图一言不发，一边思考哲学问题，一边耐心地等候发落。后来他的朋友花了20个金币（Minen）将他买了回来，并送回雅典。在这之后不久，有个曾经在狄奥尼索斯面前经常诽谤柏拉图的人在出海航行的时候突然淹死了，人们纷纷传说，这是上天对那些侮辱哲学家的人的惩罚。狄奥尼索斯听了感到很害怕，于是写信给柏拉图请求原谅。柏拉图回信说自己很忙，根本没工夫去念叨狄奥尼索斯这个人以及他做的那些事情。[10]

柏拉图于公元前388年回到雅典之后，在城郊建立了一所学校，即“学园”。事实上，开办学校并不是柏拉图的首创，因为他的师兄伊索克拉底已经于公元前390年建立了一所修辞学学校，但这两所学校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伊索克拉底的学校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完全以盈利为目的，而柏拉图的学校根本不考虑赚钱的事情，只是仿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朋友团体，目标是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研究学问，同时传授知识。至于柏拉图的这所学校的名称，，通常认为它是来源于学校所在地所尊奉的一位名叫赫卡德谟（）的古代阿提卡英雄，故取名，后来辗转而成。而据另一种说法，这个词起源于“”（脱离）和“”（普通民众）的组合，意思是“摆脱普通民众”，“离群索居”，虽然孤独但却心无旁骛地研究学问。[11]实际上，即使不考虑纯粹的科学研究，单就政治影响而言，柏拉图在学园里的教学活动和人才培养也是卓有成效的。比如他的学生欧弗莱奥（Euphraios）得到了马其顿国王佩蒂卡三世的重用，在许多国家大事上为其出谋划策。（Epist. V，321d）他的另一位学生，数学家欧多克索（Eudoxos），在回到故乡科尼多之后，被授予最高的政治荣誉，即为城邦制定新的法律。此外，柏拉图的两位在学园长期生活和接受训练的学生，厄拉斯托（Erastos）和科里斯科（Koriskos），说服了小亚细亚的某位君主赫尔米亚（Hermias von Atarneus），按照柏拉图的理想国构想来进行改革，并且吸引了小亚细亚海岸的一系列城邦加入进来。[12]不管怎样，从此以后，“学园”（Akademie）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科研教学机构”模式，在西方乃至人类的文化史上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柏拉图的学园断断续续存在了将近900年的时间，直到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在基督徒的撺掇下于529年将其强行关闭。

柏拉图于公元前388年建立学园以后，在里面整日聚徒讲学，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著书立说。我们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即柏拉图是从40岁亦即人生中的鼎盛时期开始进行写作的，在此之前他已经经历了丰富的思考和游学，可以说现在正处于思想的成熟结果时期。后世那些经常把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简单定性为柏拉图“思考未成熟”的产物的人，大都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柏拉图的得意门生，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位，最重要的还有斯彪希波（Speusippos）、塞诺克拉底（Xenokrates）、赫拉克莱德（Herakleides）、特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以及后来大约于公元前367年进入学园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由于柏拉图学园里面的学风是自由而宽容的，所以年轻气盛的亚里士多德能够一边说着“吾爱柏拉图，吾更爱真理”的名言，一边对柏拉图的哲学大加批评，以至于柏拉图有一次百感交集地感叹道：“亚里士多德开始扬起蹄子踢我了，就像长大的马驹对待它们的母亲那样。”[13]柏拉图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子兼外甥斯彪希波继任学园第二代掌门人，对此大家没有异议。但斯彪希波去世以后，亚里士多德和塞诺克拉底却为着学园掌门人的席位展开了激烈竞争，最终，德高望重的塞诺克拉底因为得到更多同门的支持而胜利当选。失望且生气的亚里士多德因此离开学园自立门户，在吕克昂（Λύκειον）建立了“逍遥学派”（亦作“漫步学派”），与学园相抗衡。据说，在吕克昂学院的开幕典礼上，憋了一肚子火的亚里士多德愤然落座，第一句话就吼道：“塞诺克拉底可以滔滔不绝，而我就应该沉默吗？！绝不！”[14]

柏拉图的余生并不是一直在学园里面平静度过的。距离第一次西西里岛之行大约20年后，60岁的柏拉图收到叙拉古国王狄奥尼索斯二世（之前那个狄奥尼索斯的儿子）的邀请。狄奥尼索斯二世声称自己对柏拉图的哲学很感兴趣，而且请求他和狄翁一起帮助他改革国家制度。柏拉图接受了这个邀请，于是有第二次西西里岛之行。柏拉图本来对此充满了期待，他相信“深刻的认识”和“强大的权力”这两个东西应当天然地就会聚在一起，也知道他和狄奥尼索斯二世的交往“在希腊已经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且在未来也将会成为人们继续谈论的对象”。（Epist. II，310e）遗憾的是，狄奥尼索斯二世并不信任柏拉图，他刚愎自用，贪恋“哲学家”的头衔，刚刚学到一点东西就自认为已经掌握了终极真理，甚至开始表现出对于柏拉图的傲慢态度。对此柏拉图告诫道：只要你尊重我，我也会尊重你，这样你才会得到好的名声；反之，如果只是我尊重你，却得不到你的尊重，那么人们肯定会认为我是趋炎附势；总之，如果是你先尊重我，对大家都是好事，而如果是我先尊重你，那么我们两个都会遭到嘲笑。（Epist. II，312a-d）但现实情况是，狄奥尼索斯二世和柏拉图的交往，部分是出于沽名钓誉的目的，更主要的还是利用柏拉图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来牵制他的政敌狄翁。因此柏拉图后来等于被软禁起来，处境非常危险。最后，多亏一位在政界和学术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朋友，即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基塔（Archytas），给狄奥尼索斯二世写了一封说情信，柏拉图才得以脱身回到雅典。

时隔六年，即公元前361年，66岁的柏拉图又有第三次西西里岛之行。这次和上一次的情况差不多，还是由于狄奥尼索斯二世的邀请。后者当时已经把狄翁驱逐出境，现在却又声称，只要巩固了自己的王位，就把狄翁召回来，还说，只有柏拉图也在西西里，狄翁才肯回来。不仅如此，狄奥尼索斯二世继续散布消息，说他自己在此期间已经“尽得柏拉图真传”，“在哲学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Epist. VII，338d，339b）。因此柏拉图这次去西西里岛，一是考察狄奥尼索斯二世是否真的改过自新，皈依了哲学，二是想要帮助狄翁。遗憾的是，现实情况仍然和六年前一模一样。狄奥尼索斯二世仍然不肯放过狄翁，在哲学上甚至比从前更加自以为是，因为他不仅宣称自己知道很多东西（甚至最重要的东西），而且把他通过道听途说（很可能也通过阅读柏拉图的著作）了解的东西书写下来——不是简单复述，而是胡乱发挥一通，就当作他自己的学说。（Epist. VII，341b）正是在这里，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宣称，对于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和对象，他既没有著作，也不会有所著作，因为这些知识只适合于长期的、亲密的口头传授和交流。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把他思考透彻的东西托付给一成不变的东西，比如书写下来的文字。（Epist. VII，341c ff.，343a）柏拉图再度陷入被软禁的危险处境，最终，仍然是靠着阿尔基塔亲自向狄奥尼索斯二世求情，柏拉图才得以全身而退，回到雅典。

柏拉图回到雅典不久，就听说狄翁已经举兵推翻了狄奥尼索斯二世的统治。现在是狄翁亲自来信邀请柏拉图去西西里和他共谋大局，而柏拉图也觉得在这个重要时刻赶去协助自己的朋友乃是一个不容推卸的责任。遗憾的是，他的“第四次”西西里岛之行终究没有实现，因为狄翁的阵营很快发生了内讧，狄翁被自己的同志所杀。狄翁之死不仅意味着一位挚友的逝去，也意味着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王”理想彻底破灭。可以说，在柏拉图的一生中，苏格拉底和狄翁的死是他所经受的最大的打击。从此以后，除了纯粹的哲学，他终于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了。

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据说他死的那天恰恰是他的生日（因而也是阿波罗的生日）。柏拉图一生特立独行，既有许多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也有各式各样的竞争者和批评者。我们看到，一方面，在古希腊的众多卓越的哲学家里，惟有柏拉图一人被冠以“神一般的”（der göttliche Platon）称号。在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居于画面正中心，其他哲学家就像众星捧月一般围绕在他俩周围。另一方面，所谓树大招风，也存在着许多关于柏拉图的负面观点和说法。人们把柏拉图描绘为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性格阴郁，从不开怀大笑，就像诗人阿勒西斯（Alexis）所说的那样：“噢柏拉图，你永远阴沉的目光看不到别的什么东西，/你的眉头就像蜗牛一样紧紧扭在一起。”[15]还有人说柏拉图心胸狭窄，不敢和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公开争论，而是暗地里企图把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收集起来加以销毁，好在他的朋友及时劝阻了他，没有去做这种无用的事情。[16]最终，即便是关于柏拉图的死，也有各种不同说法：有人说他在参加一个婚宴时无疾而终，有人说他的死是因为被虱子咬伤所感染而造成的。[17]也有人说柏拉图是因为不能回答别人的一个提问而羞愧而死，还有人说柏拉图是因为听了过于激烈的音乐而发烧致死。[18]如是等等，加上之前的各种记载和传说，都折射出柏拉图毁誉交加，却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至于柏拉图对于后世的影响，这简直是一个一望无垠的永远无法彻底探究的课题。简言之，柏拉图的巨大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在那些压根没有听说过柏拉图的人那里也是如此。即使把这些影响力限定在哲学领域之内，我们在这里也只能借用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即怀特海（A. N. Whitehead）的那句名言：“整个欧洲哲学传统都是由一系列的关于柏拉图的注释构成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