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有史以来，大小朝代数以百计，罕能超脱此一怪圈。
毋庸从头细说，单表至今犹令人艳羡不已之盛唐，真可谓如锦似绣，美奂美轮。但自历史长河视之，竟似昙花一现。虽似昙花一现，毕竟将近半个世纪，约当唐玄宗（685—762）及其子肃宗（711—762）之一生，也约当李白之一世（701—763）。因此，若不知玄宗及肃宗朝之兴衰治乱，亦难以确知李白其人及其诗。
玄宗，讳隆基[1]，唐高宗（李治）与武后（则天）之嫡孙也，垂拱元年（685）秋八月生于东都洛阳。性英武，善骑射，又多才艺，尤知音律，擅八分，其手书之《纪泰山铭》《凉国长公主碑》堪称唐隶之冠。且仪容不凡，有非常之表。九岁即封临淄郡王，其祖母特加宠异之。
长安元年（701）正月，一度改元大足。四年冬则天寝疾，次年正月疾甚。宰相张柬之等人率左右羽林军发动宫廷政变，徙则天于上阳宫。拥太子李显复位，是为中宗，改元神龙。十一月，太后崩，谥为则天大圣皇后，祔葬于高宗乾陵。
中宗，讳显，为高宗与武后之子，昏庸无能，即位不数年，为其后韦氏谋杀，韦氏临朝称制。
临淄郡王隆基举兵平定韦氏之乱，进位平王，拥立其父相王旦（显之弟）即帝位，是为睿宗。平王隆基立为太子。
越二年，睿宗即禅位于太子，是为玄宗，时年二十八岁。次年改元开元（713）。太平公主（武后之女，睿宗之妹）谋逆有日。秋七月，事迫，玄宗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又一举而平定之。
宫廷内乱廓清后，玄宗立即改弦更张，励精图治。首先任用贤能为辅弼之臣，姚崇导夫先路。
《新唐书·姚崇传》：“先天二年（亦即开元元年），玄宗讲武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老而犹能。’帝悦，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既罢，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寖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2]。……”
除姚崇外，先后又任用卢怀慎、张说、宋璟、苏颋、韩休、张九龄等人为相。虽金无足赤，各有长短，但皆不愧为朝廷柱石，而玄宗亦倚重之。
开元二年（714）七月，玄宗又焚锦绣珠宝于殿前，使天下风闻，知天子之决心。于是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治，一朝复兴；朝野上下，随风而靡。于是不十年而成效见，越十年而告成功于天地。开元十二年（724），群臣屡上表请封禅，诏以次年有事于泰山。
开元十三年（725）十月辛酉，玄宗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十一月庚寅，玄宗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礼五帝万神于山下。既燔且燎，火发，群臣称万岁，烟冲九霄，声震大地。诚当时之盛典也。
次年，玄宗又既撰且书《纪泰山铭》丰碑一通。文约千言，字大如掌，摩崖勒石于泰山之巅，高约三丈，宽约半之。相形之下，人小如寸。高山仰止，色动神飞。铭字有若鸾凤翱翔于烟云之表，碑碣之壮丽未有及者。其序文之末有句云：“‘有唐氏文武之曾孙隆基，诞锡新命，缵戎旧业，永保天禄，子孙其承之。……’朕维宝行三德：曰慈、俭、谦。百世其勿忘。……”相形之下，秦皇之《泰山刻石》亦瞠乎其后矣。
四十年后，杜甫回首开元，有《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开元之治，不愧盛世，人谁不称，吾无间然。
讵料世事竟有大谬不然者。《纪泰山铭》凿痕尚新，君心遂怠矣，帝意遂侈矣，三德遂亏矣。
不数年，开元栋梁次第殂落矣。虽以韩休、张九龄为相，甚允时望，然皆未能久用。
又不数年，颇事边功矣。西北河陇诸军拓地千余里，玄宗闻之大悦。东北屡次兴兵讨伐奚与契丹，竟欲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为相，张九龄谏阻之。
开元二十四年（736），终黜贤相张九龄而任佞臣李林甫矣。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开元以来，求贤、求士、求才之诏屡颁，亦渐次沦为虚文矣。
迨至开元之末，杨玉环入宫矣，“从此君王不早朝”矣。而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二月二十四日《册寿王杨妃文》墨迹尚新[3]，言犹在耳：“今遣使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持节册尔为寿王妃。尔其弘宣妇道，无忘姆训，率由孝敬，永固家邦，可不慎欤！”（《唐大诏令集》卷四十）
迨至天宝，安禄山崛起矣。元年（742），擢为平卢节度使；二年，入朝，加骠骑大将军；三载，任范阳节度使。由是升赏有加，扶摇直上，李林甫与有力焉。
入天宝后，李林甫欲尽除不附己者，遂屡兴大狱，诛逐忠良，重用酷吏，滥杀无辜，以致积尸大理，系囚溢狱。天宝六载（747），以细故杀天下名士——北海太守李邕；天宝八载（749），以是为非，毁塞上长城——四镇节度使王忠嗣。使天下之人侧目而视，重足而立。直至天宝十一载（752）林甫死，冤案犹未尽平。
玄宗以国用丰富，视金帛如粪土，赏赐滥行，尤以诸杨姊妹兄弟，无有限极。待安禄山亦同，天宝九载（750），赐安禄山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十载（751），命有司为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禄山生日，帝及妃皆赏赐甚厚，后三日，又另赐贵妃洗儿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后竟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胡三省注曰：“观明皇所以待禄山者，昏庸之主所不为，殆天夺之魄也。”（《资治通鉴·唐纪》卷三十二）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以椒房之亲（贵妃从祖兄）继为相，始则假意收买人心，终则变本加厉，倒行逆施。直至天宝十四载（755）“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大乱八年，几致倾覆。
杜甫《忆昔》诗续云：“岂闻一绢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焚烧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若从头细说，其悲惨有千百倍于此者。
《旧唐书·玄宗本纪》史臣曰：“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而释、老之流，颇以无为请见。……虽稍移于勤倦，亦未至于怠荒。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已还，小人道长。……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厉阶之作，匪降自天，谋之不臧，前功并弃，惜哉！”
何以如此？何以开元之英主，曾几何时，即走向其反面，终至于蜕变为昏君？归根结底，即因其为封建帝王。任何封建帝王之励精图治，虽亦念及国家与人民，然实为巩固其自身之统治。统治既已巩固，谁能始终朝乾夕惕，宵衣旰食？谁能始终以国家与人民为重，而不思有以自放者乎？侈心一开，遂不知伊于胡底。
而身受治世恩惠之众庶，不过初免饥寒，仍须日出而作，以求温饱。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得风气之先，在开元之治阳光雨露之中有若草木之欣欣向荣。自以为家藏荆山之玉，人握灵蛇之珠。值此千载难逢之盛世，谁不想有以奉献？志高者，意欲致君尧舜之上；趣低者，也图个一官半职。其奋发上进之心，正未有已也。
由此观之，开元之治，朝野上下，始则同床，终则异梦。李白与玄宗之间，亦初似肝胆，终成胡越。
李白虽然自言为凉武昭王之后，但无任何实据；虽然热衷于功名富贵，但灵均耿介，叔夜心高，亦有所不为。虽然一度平步青云，曾为翰林待诏，却是黄粱一梦。李白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而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匡山苦读，前后十年，轩辕以来，颇得而闻。辞亲去国以后，更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游踪遍天下，读书台亦遍天下。以其天纵之资而又博览群书，自然使其心志远出于时人之上。尤堪注意者，其所追慕之先圣先贤，多是为国为民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物，诸如倡言仁政之孔孟，傲视权贵之老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不出则已、出则安天下之谢安……时时在他心中，出其笔下；战国时期之高士，为世排大难，解大纷，而义不受赏之鲁仲连，更是他丹心无间然之人物。总而言之，中国伟大文化传统中之精华，民本思想与仁政思想，铸造成李白之灵魂，因而使其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人格。三年待诏翰林生活之全节而去，即是证明。当时，正是跻身“天人”之际，成为“达者”之时，中书舍人已是唾手可得，再攀往高处亦属可能。只须勤于侍奉帝妃，随时准备应制，做到天子呼来即上船，休去长安市上酒家眠。若能再与李林甫、高力士、张垍辈，稍事虚与委蛇，李白满可以继续在宫廷中混下去。偏他秉性难改，傲骨已成，竟然未及半年即心生厌倦。咏歌之际，屡称东山。甚至写出如此放肆之诗句：“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龙首原上，含元殿前，“苑路高高驿路低”，李白终于从高高苑路上走下来，走下驿路，走向江湖，走向人民。虽然，他后来思想上亦有反复，但毕竟仍属“四民”。
在去朝十年中，流落江湖，阅历益富，民情更亲，而朝廷继续倒行逆施，使民病民瘼，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李白亦因之忧愤深广，怒飞鸣镝，直指昏君与奸臣。尤以幽州危机之严重，李白遂挺剑而起，探虎穴，入龙潭，欲挽狂澜于既倒，终于无力回天，而同罹浩劫。
在八年浩劫中，李白不甘心于奔亡避地，仍欲一展救国救民之志，而又陷入玄宗、肃宗、永王——父子兄弟争权夺位之深潭中，几遭灭顶之灾。
安史乱平，户部上奏户口之数，全国仅存三分之一而犹不足。诚如李白在诗中作狮子吼：“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意谓罪在朝廷，唐玄宗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后世并未以桀纣目之，批判之际，不为已甚，何也？盖首因其前期有功于国，有惠于民；次因其奔蜀以后，屡有悔祸之意，罪己之心（见《玄宗幸普安郡制》[4]及《遗诰》等）；再则其暮年竟遭南内西宫之囚，其死亦甚为可疑，可能死于肃宗宠臣宦官李辅国之手，遂令人不忍深责而优容之。
肃宗为人，雄才大略远不及其父，而阴险则过之。其灵武自立之罪可原，而匿情以胁其父之恶不可恕；发动内战以灭其弟永王璘，其心亦太残忍矣。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中原糜烂，不可收拾，后患无穷，迄于唐亡，肃宗不能辞其咎。《剑桥中国隋唐史》亦谓：肃宗急于收复两京以示其大勋而固其帝位，“是不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很可能是的”。宋史臣范祖禹批评肃宗使宦官监军，致有九节度使之溃云：“举六十万之众而弃之，其不亡亦幸哉！”（《唐鉴》）肃宗亦自食其果，与其父同年同月而死，死于自己罪孽折磨之中。
作为个体生命固然皆有结束之时，但李白却以济苍生安社稷之宏愿，以其特有之政治敏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甚至出生入死以赴国难，于是而成为当时社会盛衰转折之亲历者、见证人、预言家；于是而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诗篇，如时代之神镜，如历史之警钟。遂使其人不死，其诗不朽。杜甫亦是如此。
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
诗人，诗人，岂只是弄笔墨于几案，摛翰藻于素笺，调宫商于唇吻之人！
[1] 玄宗死后谥号为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唐人诗文中多称之为明皇。
[2] 唐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其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等名义者，并为宰相。
[3] 寿王，玄宗第十八子，玄宗宠妃武惠妃所生。
[4] 《玄宗幸普安郡制》，即玄宗奔蜀途中在剑州（普安郡）采纳房琯奏议，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所颁之“制置”（见两《唐书·房琯传》）。其中前半部分有罪己之语云：“尔来在位，垂五十年。……愧无帝尧之圣德，而有奇鲧之不明。致令贼臣，内外为患。蔽朕耳目，远朕忠良。或窃弄威权，或厚敛重赋。蚁壤一漏，成此滔天。构逆召戎，驰突中夏。倾覆我河洛，扰乱我崤函。使衣冠奔窜于草莽，黎庶狼狈于锋镝。伊朕薄德，不能宁定。厥祸海内，负兹苍生。是用罪己责躬，寤寐焚灼。上愧于天地，下愧于兆人，外愧乎四夷，内愧乎九族。乾惕若厉，思雪大耻。”（《唐大诏令集》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