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谨以此文纪念被错杀的枣阳籍红军师长王一鸣
1924年深秋的广州长洲岛，珠江水拍打着黄埔军校的石堤，十六岁的王一鸣攥紧手中的《步兵操典》，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校服第二颗纽扣早已脱落，那是上周帮厨时被铁桶勾掉的，此刻领口敞着，露出晒成古铜色的脖颈，上面还留着在汉冶萍煤厂扛钢轨时磨出的老茧。
“承祜，周先生叫你去政治部。”同班的朱勉之撞了撞他的肩膀，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王一鸣点头，将操典往裤腰里一塞，布鞋踩过满地飘落的凤凰花瓣。政治部办公室里，周恩来正伏在案头批改文件，绍兴口音混着油墨味传来：“枣阳来的信，你表舅程克绳在组织农会。”
信纸在掌心展开的瞬间，油墨未干的“打倒土豪劣绅”几个大字刺痛了眼睛。父亲上个月的家信还说，族里的老财把祠堂的公田全划进自己名下，佃户们连种子都借不到。他忽然想起码头工人夜校里，周恩来讲的那句“耕者有其田”，指甲不自觉掐进掌心。
“听说二期的周逸群在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王一鸣试探着问。周恩来放下毛笔，镜片后的目光如炬：“逸群是贵州来的，你们三期生该多向他学习。”窗外传来《国际歌》的旋律，是周逸群带着二期学员在操场练歌，湖南腔的领唱混着珠江水的呜咽。
1925年春，东征军攻克淡水城。王一鸣跟着教导团冲锋时，左臂被子弹擦过，包扎时遇见了周逸群。对方穿着染血的军装，腰间别着缴获的驳壳枪，正在给伤员讲战术：“子弹要留给真正的敌人，像黄埔靶场上那样。”王一鸣认出他正是周恩来提到的二期生，便摸出藏在怀里的《共产主义ABC》请教。周逸群接过书，在“阶级斗争“章节折了个角：“理论要和实践结合，就像我们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做的那样。”
1927年冬，枣阳的北风卷着细雪灌进翟家古城。程克绳的旱烟杆在炭盆上敲出火星，映得王一鸣胸前的红绸带格外鲜艳。“腊月二十三，子时攻城。”三十七双眼睛盯着土墙上的县城地图，他的手指划过县衙位置，袖口还留着铁匠铺的焦痕——这半个月，他带着农军在李老五的铁匠铺打了三百把梭镖，掌心的血泡破了又结。
攻城前一刻，他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这是周逸群托人从武汉带来的，枪把上刻着小小的“周”字。更夫的梆子响过三声，他率先翻上城墙，梭镖捅倒第一个岗哨时，才发现对方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棉袄上还别着半块没吃完的炊饼。血腥味涌上来，他突然想起在黄埔靶场，周逸群教他瞄准的样子：“敌人不是个人，是整个压迫体系。”
枣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天，程克绳把县太爷的大印拍在桌上，红绸子往王一鸣肩上一搭：“承祜，你当军事委员。”他摸着印纽上的蟠龙，突然看见李老五的儿子蹲在墙角抹眼泪——老人在突围时被流弹击中，临终前还攥着没打完的梭镖。
1929年春，监利汪家桥的芦苇刚冒出新芽，王一鸣跟着段德昌在浅滩上蹚水。草鞋陷进淤泥里，他索性赤脚，感受着洪湖的水温。“贺龙老总在监利等着呢。”段德昌的四川话带着笑意，忽然指着远处芦苇丛，“看，周逸群的游击队。”
竹筏上，周逸群戴着斗笠唱渔歌，见他过来，扔来一串莲蓬：“尝尝，比黄埔的莲子甜。”莲蓬的清香混着水草味，王一鸣忽然想起三年前在武汉码头，周逸群带他们搬运军火，被英国巡捕追赶，最后躲进武昌造船厂的锅炉房。那时他就觉得，这位学长的眼睛像洪湖的水，永远透着清亮。
红六军成立那日，监利河滩上挤满了渔民。王一鸣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听周逸群宣布他任前官员，台下突然有人喊：“王师长，给我们讲讲枣阳的梭镖阵！”他摸着腰间的驳壳枪，看见人群里有个少年举着自制的木梭镖，枪头绑着红布条，和当年李老五打的一模一样。
1931年夏，马良坪的枪声震得山崖发抖。王一鸣带着二十二团死守阵地，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他忽然看见山脚下，贺龙的骑兵队正朝西北方向突围，马尾在硝烟中扬起，像面黑色的旗。怀里的布袋还装着周逸群塞给他的洪湖莲子，此刻早已碎成粉末，混着汗水和血水，在舌尖泛着苦涩。
“师长，撤吧！”通讯员的喊声被炮弹声淹没。王一鸣抹了把脸上的血，握紧鬼头刀：“当年在枣阳，我们用梭镖都能打县城，现在有枪有炮，怕什么？”刀光闪过，又一个敌人倒下，他忽然想起父亲信里说，家乡已经分了田地，母亲在自家的地里种了棉花——这片土地，说什么也不能丢。
反围剿胜利后的洪湖总医院，朱勉之躺在竹床上咳嗽，床单上落着几片梧桐叶。“还记得我们在黄埔的赌约吗？”他笑着掏出那张泛黄的合影，“说好了革命胜利后，要一起回武昌吃热干面。”王一鸣接过照片，看见照片里的自己穿着笔挺的军装，领口的校徽闪闪发亮，而现在，军装早已磨出补丁，胸前的伤疤足有三寸长。
变故来得毫无征兆。1932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王一鸣正在指挥所向贺龙汇报敌情，几个卫兵突然冲进来。“王师长，跟我们走一趟。”为首的特派员面无表情，腰间的配枪擦得锃亮。他放下手中的地图，看见贺龙猛地站起来，烟斗在桌上磕出声响：“这是干什么？
审讯室里，煤油灯忽明忽暗。特派员甩来一张纸条：“有人举报你通敌，这是证据。”王一鸣看着纸条上陌生的落款，突然想起三天前，红七师的小张曾找他汇报，说听见几个士兵私下议论战略部署。他正要开口，特派员又摔出一份“口供，上面写着“计划拖走七师投敌“，署名是他从未见过的名字。
“荒谬！”他拍案而起，伤疤牵扯得肩膀生疼，“我从黄埔到枣阳，从洪湖到马良坪，哪一仗不是拿命在打？”特派员冷笑一声，朝门外示意，两个卫兵押进一个浑身是血的士兵：“这是你的部下，他都招了。”士兵抬头，竟是李老五的儿子，此刻左眼蒙着纱布，嘴角还在渗血。
王一鸣忽然觉得天旋地转。他想起三个月前，这孩子刚从军校毕业，主动要求来红七师，说要继承父亲的梭镖精神。现在，少年的右手小指已经被砍掉——那是拿枪的手指。“承祜哥，他们说只要我签字……”话没说完就被卫兵拖走，声音消失在黑暗里。
关押他的小屋潮湿阴冷，墙上爬着几只壁虎。王一鸣靠着墙根坐下，摸了摸口袋，掏出那串洪湖莲子——周逸群去年送的，现在只剩三颗。他忽然想起在汪家桥的那个夜晚，周逸群坐在竹筏上，给他讲洪湖的传说：“当年屈原投江，洪湖的鱼都去叼他的衣服，后来就有了这片芦苇荡。”
第四天清晨，特派员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份文件：“中央分局决定，对你执行纪律。”王一鸣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能给贺龙老总写封信吗？”笔尖在纸上颤抖，他写了枣阳的梭镖、洪湖的莲子、马良坪的阵地，最后写：“若有来世，还愿为工农扛枪。”
刑场设在监利县的老河渡口，芦苇比人还高。王一鸣看着远处的洪湖，水面上漂着几盏渔灯，像星星落在水里。特派员举起手枪时，他忽然听见芦苇丛里有动静，是周逸群的渔歌声——不对，是《国际歌》的旋律，混着洪湖的浪涛，隐隐约约传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的瞬间，一群水鸟惊飞，掠过水面，留下圈圈涟漪。王一鸣倒下时，面朝洪湖的方向，手里还攥着那三颗莲子，衣袋里的信被风吹开，最后一句“父亲大人，家乡的棉花该收了”渐渐被芦苇覆盖。
1952年，洪湖畔的渔民在浅滩发现一具遗骸，腰间的驳壳枪虽已锈蚀，但枪把上的“周”字仍清晰可辨。消息传到BJ，贺龙元帅盯着当年的合影良久，忽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把这枪擦干净，送到军事博物馆，就放在洪湖展厅。”
那年秋天，枣阳的棉花丰收，一位老人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远方。她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洪湖，有个叫王一鸣的战士，永远留在了那片芦苇荡里，化作了守护洪湖的英魂。而他的故事，就像洪湖的水，永远流淌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