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文化研究与阶级

无阶级意识

原题“A Sense of Classlessness”，原文载于University &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越是消除区分，它们会变得越是精细。

——威廉·怀特《组织人》

显而易见，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模式已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尽管这样，依然很难说清楚这种转变达到的深度，以及是否改变了旧的“阶级”观念（参见注释1，战后的繁荣）。这种变化是在一个非常不均匀的步骤上呈现的——即旧的事物簇拥在新的事物之上，模糊了转换的节点，因而也使得我们很难描绘出这种区分。这一过程所聚焦的是大城市——新的都市中心正在形成，虽然其生活模式向小城市与整个国家的扩展比我们所猜想的要迅速得多（鉴于伦敦这样的大都会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比其他中心具有的优势，在传播渠道上的集中，它的变化的节奏不会使我们过于惊讶），但是甚至在大都市的中心，发展的不均衡也会使得对之的分析显得困难重重。在我所居住的伦敦南区，旧的与新的物质环境同时存在于一个区域中。这儿是工人阶级郊区旧的两层砖屋，在黑暗的街道上紧排着仓库、木材场或工厂的门，那儿是L.C.C.房产的新的八层楼公寓，被绿草与混凝土交错的路面所围绕，展示了一个“当代”都市表象的开端。沿着布里克斯顿街，在一座具有英国式“实用”格调的超级市场外面，街头小贩正在叫卖着货物。一些当地的孩子去狄更斯时代的砖楼里上学，这种房屋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再装修过；而不远处耸立的则是尚未竣工的地方综合性中学的玻璃钢建筑。

这不仅是一个新的物质环境问题，战后的繁荣与高水平的就业率也使工人们形成了新的消费习惯。一个新市镇上的当地家庭主妇在与我们交谈中，就以歉疚的口吻说道：“是啊，我们已经有了一辆小车，如果你也那么称呼它的话。”15 年之前，拥有一辆汽车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而今天，她希望有这样一天，可以用这辆二手车换来一辆新的家庭轿车。这种对待一系列消费品的态度已经改变，当然，它甚至发生在旧式的工人阶级社区里面，然而最为明显的却是外部也已出现的变化——“家政”“室内装饰”成为近来的一种需求兴趣，这种变化的一部分渗入了新的住宅区和新的城镇，部分则体现在都市生活的新风格上。作为刺激半停滞经济的手段，最近催发的一种分期付款的方式也在蔓延，不管如何，它也是一种期待——就银行与信贷公司而言，正在全力以赴地去追赶与支持人们在家装、家用物品和电器、电视设备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潮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物品的消费出现了匮缺。同时，旧的工人阶级家庭也一直存在，正如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中所描绘的——生活在温暖、凌乱的起居室，并对时尚杂志《屋子与花园》（House and Garden）宣传的理念无动于衷。虽然一些零星的连锁店家具已经进入旧的家庭，但是还不足以扰乱原有的生活方式或破坏习以为常的拥挤感。在这个逐渐适应的迷宫中，旧的尽头在哪里，新的——那个真实而又不是表象化的开端又在哪里？

第三个，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可以在工业劳动的节奏与属性上见出。在此，发展的步伐再一次展示出了一幅极度不平衡的画面。在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就某些类型的工作来看，情况大多如其过去所是，我特别想到的就有重工业与采矿业。在这些行业中，也同样存在着技术上的创新，但其所提供的许多创新倒很像是工人们生活中对传统技术的改进，而他们仍然从事着直接依赖生产手段的劳动，在工厂里，安全性管理因立法而也许有了改善，然而自20世纪以来工厂的布局与工作流程却少有改变。而与之相随的工业劳动模式，正如恩格斯与马克思写到的，已经发展为一种“技术性”的工业——制造业已建立在化学与自动化程序上，就工作自身的属性来说，包括工作的节奏与技能，其变化程度已超出了过去所有对之的认知。

当然，大量消费品或公建住房的增长自身并不能将工人阶级转换为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不会因拥有了新的产品就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会因为他所占有的物品种类变化了就不再是资产阶级”。[1] 这是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也是一个对待人与事的态度问题，其中，新的占有物，甚至是一辆新车、一座新房、一台电视机——都是通过使用被发现意义的。对一种更高的生活标准的向往是一种合理的唯物主义，来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在物质上的缺损与需求。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在生活方式上成为“中产阶级”的冲动，也成了社会忌恨的一种形式。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的，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重要区别，一直以来就属于“在社会关系性质上所存在的不同观念之间”的一种区别。如其所是，这也体现在具有典型意义的劳工阶级组织（工会，工友合作社），以及许多共享的习惯，与地方性的，对生活的特殊反应上（参见注释2，低级生活与高级理论）。两者的重大区别也表现在，资产阶级将社会看作一个阶梯，每个个体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与竞争去尝试“实现”自我；工人阶级则将社会看作一种合作体，“首先是出于对家庭的原初性热忱与忠诚，然后延及邻里，这也事实上能直接扩展至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因此，集体民主社会的观念同时也是建立在切身的经验之上的，作为一种理念，对于那些以望去认同的他人，也是可以获取的”。[2] 这种特征也是对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待生活态度的一种一般概括，尽管就事实而言，在19 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由于出于某种责任与服务的开明与仁慈的意愿，调和了个人主义的冲动；而在20世纪，工会中固有的“集体服务”的观念则因领导层的官僚主义架构而遭到削弱。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某种社会关系模式，以及来自外部的某种物质、经济与环境的压力，所谓的生活方式也无以维系。工人阶级文化，正如我们所经历的，是因于对一系列基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侵犯所做的防御而成长起来的。在工作中，以及在家庭与老的社区中发展出来的团结意识，使得那些经历过工业化时代恐惧的男人与女人能够渡过难关。对此，有许多人感受到了释放，也有许多人感到严酷与压抑。它留下了——以其所有的力量——一种“阶级”的生活，在某种情况下看，也是一种粗率地建立起来的作为个人与集体障碍的模式。在老的工人阶级社区中保留的团结，常常是必需的，可用以防御和反击来自其他社区、其他种族与部落，以及同性恋伙伴和“异类”“奖学金孩子”，甚至在某些时候是好斗分子的侵扰。这不是一个判断其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经济和社会体系相关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中，工业无产阶级会携有自身的价值与态度，并成熟与发展起来。马克思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发现新的社会关系正在旧的社会的襁褓中成长起来。由此而认为，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社会，当人们迫使自己从旧的工业贫民窟与被利用的工厂对之的束缚中走出，直至由分散的社群融入同一个社群之中——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世界被“无产阶级化”了（我想到的不是强行服从的集体化！）。以其所见，一个产业工人阶级不仅能够在此状况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凭自身之力创造繁荣与富庶的环境。

阶级意识

核心的问题涉及不同的客观要素，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被产业工人阶级转而形塑出来，赋予人性化特性的；这也涉及主观的方式，即这些要素是如何在工人的大脑与生活经历中发展为一种明确意识的；同时还会涉及这些形成的要素所发生的变化，或处在变化过程中的层级。将这些混在一起统称为“经济基础”是有欠缺的，虽然这一公式作为一种建议大体上还是对的，也是建立在对一较长历史时期的认知之上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打破“经济基础”这一概念的限制，进入对更多构成性要素的分析之中，在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解释中允许更为自由的发挥（参见注释3，意识与重工业基础）。这种必要性是因为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与价值变化的模式——它们是对特殊环境所做的特殊回应——这些是我们一目了然的，然而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相当自以为是的），迄今为止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被隔离在外的。

虽然马克思本人已经在其细致论证的劳动价值说中深入地阐述了那些客观性的要素[3]，在《资本论》中也已不再显示出工人阶级成长过程中主客观要素的清晰驳离（如前面的章节“商品”，必须联系其论述异化的更早期的著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看）。早期产业工人阶级是在早期企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就我们的论述目的来看，在这一体系中的关键问题是私有财产的属性、资本积累与剥削劳动（利润和工资），工人们则因他在“工作日”中的劳动与因他所制造的产品而异化（“商品”关系表明，在那里，“工人们在劳动中消耗越多，越是被他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所奴役，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便越是贫穷，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也就越少”[4]）。

新的要素

这些就是一些基本要素，它们在工人中形成了“阶级意识”，并使产业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活跃而自觉的政治运动力量成为可能。现在很清楚的是，这些基本要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少是在这一系统的那些已经拓展的，也是最易受到技术与体制变化影响的领域中。“主观上”的变化也已经发生，即工人阶级呈现出了自身的意识。随着联合股份企业与法人公司的成长，私有财产的性质也彻底地改变了，不再能够以单一工业寡头、“强盗式资本家”或甚至家庭企业的面貌被分辨或归属个人的名下。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富人了，而是指他们的财富——财产的那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公司财产的形式来掌控的，以及通过匿名的、复杂的、现代工业企业运作的方式来享有的，这种企业也是以现代商业交易的方式来开辟自己的路径的。“财产”已经转入地下，并已被制度化与混合化，在名义上被归属到一个抽象的公司或企业的身份里。这种利润最大化已经由商人或金融家的个体责任，在当今转化为企业的体制性动力。进而，随着在现代企业中不同岗位与功能的扩展，任何人已很难从外部确切地看出谁负有相关的责任。现在的决定（如提高价格，改变模式，裁减多余的劳动力，确定薪水与工资）来自何处？是规划办吗，还是董事会？是与广告商或推销员相关，还是出自劳工部或贸易委员会？要想将责任做局部化确认是困难的。许多被引进到较低管理层的年轻人会感到，至少他们有部分的责任，他们会“发现”对企业本身负有责任，并最终会纳入大公司业务的整体思想构架中。这种理念盛行于多元产品生产的企业中，例如像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CI）、联合利华（Unilevers）、轨道投资（Tube Investments）、联合钢铁公司（United Steel）、维氏（Vickers）、伦敦锡业公司（London Tin）等，均被恰当地描绘成“组织化的无责任性”（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其次，对利润与工资的关注（“剥削的比率”）也有了重要的变化，虽然我之前提到的不均衡发展在这里更为显见了。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作为整个社会的一般倾向，工资与生活水准的确看起来有了提升，即便在许多特殊地方是不具有连续性的。至少在许多工人的头脑中，他们的一般感觉是：它引发了对“大企业”与“工资纠纷”的一组不同的情感反应——这也是新的“阶级意识”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会对“生产力”的管理模式和“企业的责任”更加敏感，由此而甚至导致有组织的工会运动与在美国所实行的工联主义（business unionism）那样，更多地参与到“保持公司的竞争力”中，这在马克思当年所预见的剥削率上升、实际工资持续下滑、劳动时间的加长，以及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等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出现的。

人民资本主义

当然，资本的积累与利润的最大化，仍然是现代大企业的组织原则，不过它是在一个全新的路径上运行的，即逐渐不再通过开放的货币市场，而更多的是依赖保留下来的利润（除了大宗股票的发行）。尽管银行、金融公司与保险公司都很深地卷入资金的扩张中，却更多的是通过联合董事的“匿名”结构而不是开放式货币市场来运营的。利润的最大化依然是这一系统背后的驱力，但由于大企业的稳定性，可以被看作是在一更长时段的增长期里来运行的。进而，就管理的部分而言，它也被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做了调和，即如果商品要被卖出去，那么就需要维持有效的国内需求，国内市场如果能够保持旺盛的购买力，那么提供的利润水平就能够维持。在当代，举例而言，越来越低的价格正在付给那些原材料的主要出产国，以至于海外对我们产品的需求正在下降，大企业被看作在怂恿更多的“赠出”计划，还有银行推行的“草根账户”，金融公司推行的“红利”购买优惠，这些都属于“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的机制。

马克思曾这样描绘劳动的异化：“……工作是外在于劳动者的，不是他的本质的一部分，因此，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实现自己，而是否定了自己，怀有的是一种不幸感，而不是幸福感，并没有自由地发挥他的身体与精神的能量，而是体质上的消耗与精神上的堕落。因此工人们只有当在空闲时才感觉到自在，在工作中反而感受的是一种不自在。”现在我相信，因为许多的工厂劳动依然如此，因此这样的情感也是真实的，例如，这种情形还保留在炼钢工人与矿工那里。但是一种微妙的态度变化已经在一些产业中出现，在那里机械化与自动化能够且已经被运用。首先，工作不必再耗费过多的体能，虽然可能在精神上会感到疲惫与重复乏味。在许多自动化程序中，甚至重复乏味也消失了。熟练工人与少数技术人员之间的界限正在消除，特别是在那些以化学程序为基础的工业领域。这儿的工作属于更高的层次，需要有对“程序”的阅读比较、材料汇编的技能，尽管机器也接管了更多依赖个人手艺与独自判断的技能。这就是 J.M. 多姆纳科（J.M.Domenach）所描绘的“工作之上的一种工作”[5]，即对新的工艺技能的采用。那种粗糙的“生产手段”—— 我的意思是指，那种轮子与机器以及暴露在外的传输带组成的物资景观，就像艾森斯坦（Eisenstein）的电影《罢工》（Strike）中呈现的视觉与心理背景，在技术工业中已经消失。这并不是指“工作”很少是外部的，而是指因更高的技能需求，以及卷入其中的更高级的人类合作秩序，工作的外部性自身也会被作为工业劳动中的手段与技能的必然发展所兼容。“人性化”在一个19 世纪的纺织车间中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在一个计算机的时代却是不可能的。技术基础的变更已经替换了原来的工作。当然，自动化的工作也需要一个技术劳动者具有更高层次的文化、教育与意识水平。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手段的发展必须相应地与人的意识水平的提升联系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话，也应相应地创造出那种更为广泛地参与所有人类事务的需求——“生产的社会关系”——往往是与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赖斯曼（Reisman）所注意到的那种改变，即一种“从物理的硬度到人性的柔度”的改变。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工业领域。但是马克思也提到过工作中的“人性化”，它来源于自下而来的直接参与和管理，也包括对所有权的管理；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通过自上而来的指导性参与，趋向于工作的“个性化”，这是不包括所有权的。由此，随着在工业领域中的这种有关“人际关系”与“人事管理”的意识形态的扩散——一个新的员工管理关系的概念已经渗透到英国工业的更为发达的据点中（可参ICI的方案，它在这一主题上的不间断的广告宣传活动，也打动了公众与劳动者）。在马克思所提到的环境中，一个处在严厉的工作规训中的被粗暴对待的工人阶级是不会意识到他们异化的本质的，而今天，劳动的异化已经嵌入企业自身的结构中，这使我们看到，“共同协商”（Joint consultation）与“人际关系”只是虚假意识的一种形式，也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及科学管理的一种浮华修辞。

消费习惯

马克思也提及工人与他所生产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商品拜物教”，在那里，“工人们愈益面对自身所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艾利斯·默多克（Iris Murdoch）曾评述道，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学理论也是最后一个建立在劳动与生产基础上的学说，既然我们此后已经有了基于消费的经济学理论。[6] 现在这已是一个事实，但这一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在一些经济理论的独立发展中，而是在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发展路径中被发现的，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无法不去解释的。马克思所凝视的要素是异化物的创造——商品——它带有自身独立的生命，并与它在商品市场上的效用相分离。工人们因为开销能力的低下，很少去购买这些与自己生产脱钩的商品。今天，随着购买力的增加，工人们已经可以将自己在工厂中作为生产者制作出来的商品，从商店里作为一个消费者将之买回家来。的确，消费已经建立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并成为工人阶级与雇佣阶级之间最为重要的关系（这也涉及工人阶级对根本性自我意象的放弃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称臣[7]）。工人们知道自己更多的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剥削的形式在目前更为彻底地表现在价格而不是工资上。这也是资本主义体系侵并一整个阶级的功能，以至于多少看起来工人阶级现在似乎比过去享有更高的消费水平，而以生产的观点来破坏这个体系（如重新引入效用性的生产概念）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将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举例而言，大量广告的目的，就是为让工人们适应新的消费可能，去削弱来自消费者/购买的阶级抵抗，而后者在更早的时期中却属于工人阶级意识的一部分，这在广告界中被称为是“销售阻力。”（“当你购买你的第二辆车时，你确信要的是莫里斯牌。”）

身份价值

进而，在一个消费者需求激增的时代中，商品的异化比马克思所预示的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产生出来的对象在市场上作为一个经济事物从生产的过程中分离出来了，工人阶级被纳入市场之中，而且也在于商品——一种自在之物（things-in-themselves）——也同时积聚了一种社会价值，成了阶级与身份的标志。通过购买与展示某种积聚了自身身份价值的消费品，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能够去确认在与其他家庭对比中显示出的社会地位（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有邻里的居住区里，这样的事是重要的），他们甚至会通过购买好的商品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一些广告商所宣扬的。当然，因涉及那些在工业中成长起来的新的管理阶层[8]或工业财产的占有者，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差距或许还与以前一样——至少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然而差异的含义却在减弱——部分的原因是目前在大企业中，如在有限责任制的位置上（现在被称为“中层管理”），人们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选择。这样，通过对“外部事物”的占有情况（或许分期付款），在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中，工人阶级与下层中产阶级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的。作为社会体系的资本主义现在是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在消费还是在生产中，工人阶级都在按部就班地表现出永久性自我异化的事实。

这也许在过去是真实的，就像雷蒙·威廉斯所争辩的，“工人阶级不会因拥有了新的产品就成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还原为人工制品，这在现在也越来越不真实了，因为“新的事物”已经通过它们自身喻示与暗示了一种被客观化的生活方式，甚至因它们的社会价值而成为值得拥有的。在经济繁荣的英国，工人阶级已经能直接接触到新的机会，“整体的生活方式”正在被分解为几种生活风格（styles of living，此来自家装广告的用语），每件事都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然而正如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所说的，一个与另一个之间被“精细”地区别。事实上有时候又很难去分清楚这些风格之间的区别（例如，当一个人在时代家具城购买C.& A.风格的物品，或在玛莎百货购买那种价格比较低，然而却是最新款式的物品时，他所购买的是什么“风格”呢？），这也在一般意义上使阶级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混淆。

我们越是明确地把握住那种特殊的方式，即在旧的工人阶级社区中为维持生活而形成的团结与社群的含义，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陪伴着新的“无阶级性”出现的焦虑与困惑程度。当旧的阶级含义开始消解，而新的阶级模式同时浮现之时，社会不仅是流动的——它也显示为更自由与“开放”的。工人阶级的男孩必须在这个充满陌生信号的迷宫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方式。例如“奖学金男孩”，他们会继续保留一些对自己家庭与社群的忠诚，并且常常地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在自我改善的正当动机（最初带他们进入大学）与自我上升的虚假动机（“在顶层房间里”）之间加以区别。这是因为文化、教育与学习，也像我们社会中的其他“商品”一样，已经将自己依附在一个身份符号等级化的社会价值上。学习或阅读已经不再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个体出于自身理由拓展与加深自己体验（这一过程是指当他们从一个真正的社区成长起来时，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是与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完全协调的），而是就自身而言，成了推进身份阶梯的模式。书籍隐示了不同的——被“精细化”区分的——生活风格。因而，除了文化上的持续推展，随着生活标准的提升与生产手段的技术性发展，在社群中也出现了文化上的断裂，即在日益趋于技术熟练的工人阶级与自身丰富的阶级文化之间出现了裂隙，他们现在可能属于那样的阶级——社会的攀升机会再也无法缝合其间已形成的差异。

攀登阶梯

一旦工人阶级开始在身份阶梯（status ladder）上迈出试探性的脚步，一旦阶梯的概念作为生活中必需的部分进入自身的意识之中，就只剩下永久的奋斗方式——这不是原始积累时期的开放与残酷的斗争（如摩根与洛克菲勒的斗争）——而是在公共消费时期的更为隐蔽、更为内在化、没有明显紧张感的斗争（如亚当·斯密与琼斯的斗争）。阶梯的概念将社群分化成一系列驳离的、竞争的个体，这个阶级已经不能在这种方式下作为一个阶级而前行，我们每个人必须独自行动。甚至在有更多自我提升机会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以牺牲别人为代价。通过社会阶梯的意象，资产阶级生活的其他意象——如个人主义、隐私权、“健康竞争的精神”、“培育自己的花园”[克罗斯兰（Crosland）先生对幸福的隐喻]、“拥有民主的财产权”——最终都进入了工人阶级的意识中。就像当我们在咨询新城镇社群生活的发展时，许多工人阶级的男人与女人对我们说的：“如果你不待在家里，又为什么要有一个家呢？”或者像从伦敦南区搬到一个新城镇上居住的熟练的维修工所说的：“我需要一个房子与多一点儿的空间，毕竟那是我来到这里的理由。人们与我太亲密了，让我透不过气来。”这使我们想到伦敦的贝思纳尔格林区。“拥有民主的财产”的意象，以及包含在这个带有冲突性的句子中的复杂情感，是现在工人阶级最为深处的一个冲突点（个体机会的观念正在对抗整个社群改善的理念）。

当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的一个章节（“共同文化的发展”）中以非凡的洞察力谈到“工人阶级的带有防御性的团结要素转化为更为广泛、更为积极的邻里社区（neighbourhood）实践”时，他所考虑的是工人阶级团结理念的真正拓展，及其在那个最终将会拥抱整个社会的、曾经也是很广阔的“社群”（community，共同体）中的发展。当然，也需要谨慎地对待“社区”的概念，当它是为消费资本主义按定制所规划出来时。因为为身份而进行的紧张的个人化竞争与“生活风格”，也能够在“社区”的理念中蓬勃生长与繁茂，这一发展是可以在美国找到例证的，在那儿，也许存在着为所有人所“消费”的“社区”设施，并且也没有什么敏锐的阶级感，但是却有着身份的“精细”区别。这种事情似乎正在发生，在那里，从生产到消费的意识转变正在被社区的变化与改善所提升，举例来看，在那些于蓬勃发展的英国出现的新的城镇，扩展了的郊区或市郊住宅镇，以及那些大型住宅区中，“家政”与“花园”并不是社群的本来特征，而是身份差异与竞技的微妙模式，及进入工人阶级生活中的，“与新家具、《女性王国》（Woman's Realm）、《实用户主》（The Practical Householder）为伴”的新型个人主义。在至为微妙与更为复杂的方式中，新的资本主义认识到并至少会在表面上去尝试迎合工业社会中的一些人类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是社会主义最初提出的。但这些只是虚假的参与，以致导致工人阶级的虚假意识，不仅使真正的问题变得更为难以解决，也变得更为难以发现。

因此，当那些大企业并没有用合作去取代竞争，就只能专注于所谓的“集体精神”。人类在工业活动中对参与和管理的需要，已经被提升为“人际关系”的实践。既然一个公共文化与真正的社群无法得以发展，那么迄今为止被表达的真正的人类需求就被打折成以下的一些术语，如“睦邻间的需求”（赖斯曼所称的“握手”，而在一个英格兰的新城镇则被描绘为“早上快乐”）、“归属感”（对谁？为什么？）、“患难与共”。这也是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松弛弹簧的行动”）中所描绘的文化退化过程的同一部分：从一种真诚的宽容到虚假的“自由”（从“生存与让人生存”到“什么都行”），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群到与群伙的虚假认同（从“大家都帮忙”到“帮伙们都在这儿”），从真实的当下感到虚假的“当代”感（从“享受你自己的能力与你有能力去做”到“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在英国这一过程是由来已久的，我试着去论辩的是，既然其根由能够部分地在工人阶级文化的蜕变中发现，那么也能在文化赖以生长的社会与经济系统中寻见，这个退化的过程有着更深的根源，并超出了迄今我们所获得的认知。

当然，虽然我一直在描绘的那种阶级混淆的感受，并不意味着就没有阶级存在了。但是因为决定“阶级意识”的主观要素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工人阶级成员也可以发展出一虚假的“无阶级意识”。如此巧妙地将自身隐藏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温和面孔后面的真实阶级图画，是我们正在广泛谈论的为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9] 中所描绘的那种。它包括，一方面是大量相互贯通的精英或狭隘的寡头政治集团，其在资本主义中的功能虽然是不同的，但却享有共同的“生活风格”，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通过对法定私有财产的“相互关心”而享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在另一方面，是一个永久性地遭受剥削与被异化的消费者“大众”（同等地消费物品与文化）。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大众”就是“被无产阶级化”的那些人——不过并不是像马克思想到的在往下看时维持最低的工资水准，而是往上看时大略保有中产阶级生活风格的那些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原来旧的中产阶级与旧的工业无产者正在逐渐地消亡（在英国与美国的“权力精英”之间还是因为结构与习惯而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是值得各自研究的）。

一系列的生活风格

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十分明确地反对使用“大众” （mass）与“群众”（masses）这样的术语[10]。正如威廉斯所述：“群众”是对无名人群——“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读者”“观众”等进行逐步操纵的一种公式。“事实上并没有群众，存在的只是将人们看作群众的方式。”[11] 因此我们所要追问的并不是“谁是群众”，而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为什么必然地要被看作，以及被说服将自己看作是 ‘群众’?”这种必要性，是因为人们在接受自己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剥削之前，通过这一说服的公式制造出一种无阶级的意识，而在这一事实成立之后使人们成为其同谋。这也是我们应当理解有关“大众媒介”“广告”与文化等讨论的一个语境。每一种传播的公式，在涉及改变态度、改变或确定意见，灌输新的自我意象时，都发挥着其作用。它们并不外在于“经济基础”，而是它的一部分（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最为重要的当代技术进步已经在目前被称为“传播工业”的领域中形成，而在大企业中劳动力正在极速地扩张）。这种事实本身应当促使我们去认真地重新修改“上层建筑对历史斗争的过程发挥影响”的有关道路的思想（如同恩格斯在论述古典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以及“经济运动是最终起决定性意义的”有关条件的思想。[12]

“整体的生活方式”分解成一系列的生活风格（所谓的“低—中产阶级演化为中—中产阶级等向上的趋势”），对于许多工人阶级的生活来说，意味着生活在现在成了一系列碎片化的模式。人们不可能以好斗的姿态与别人去攀比。此外，许多人一定还会感受到对卷入一系列连锁式商业竞争的反感。然而他们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呢？自我改善与自我提升现在成了同一进程的某些部分。那就是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所消融的信号。那是工人阶级的一种悲剧性冲突，他们只能从这个新的更为微妙的奴役形式中释放自己。

这些奴役的形式是精神与道德的，也是物质的，它们形成于休闲活动增加与生活水准相对改进成为可能的时期——这些都指向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也是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去处理的。马克思认为当完整的自由出现在社会的胚胎中时，人的完整异化就不会发生。而我认为——并需要反复地重申的是，正如我一开始就谈到的，不同地区与不同工业领域之间产生的无阶级体验并不是一致的——而我们正处身于历史的这样一些时刻的边缘（在这件事上，一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也是我们时代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人类挑战，但是值得对之作出详细的研究）。在工业社会中，作为完整的人类自由所开发的物质与技术的手段——在这种自由中，一个人能够发展其真正的个体性与真正的自我意识、自我能力——几乎是可以去把握的。但是人类的结构、社会与道德的关系却是带有整体冲突性的，当我们推论它们的时候，又不得不将之置于物质进步的背景之上加以考量。在我们抛弃与这些关系发生关联的体系，以及孕育了这个系统并同时也为这个体系所孕育的意识类型之前，工人阶级只能作为为他人而生存的人，绝不会成为为自己而生存的人。

注释

注释1，战后的繁荣

一个常被提及也是我正在谈论的现象，便是与战后的繁荣相联系的这一时期丰裕的假象，它将会消退，并且为一系列过去出现过的同类型的经济危机所取代。这也是我自1951年来到英国之后听到的，并为那些所谓的激进分子已经有四次预测过的“即将到来的萧条”。我对之没有太深的感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是无甚关联的，而是指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学会去思考在体系中稳定性与集中性正在显著增长的现象。事实的情况是，它能够并已在过去的周期性衰退中作出调整——有关于此的理由，极为吊诡的是，它是最为有效地被社会主义者所指出，而那些一直以来从事经商活动的英美新权力精英也可能是最为聪明与富有远见的。进而，我在此所讨论的态度与变化，也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生了结构性与机制性的改变。它们一直在平行地运行，并被孕育出来——但又不同于被设想为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国家”——这种通过对统治阶级的政治怨恨，及对经济活动的低迷作出回应而建立的模式，无可否认地，并已确然地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面临破碎。如果福利国家消失的话，当代资本主义也会消失，至少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意识肯定会受到长期艰难生活的影响。然而，如果我所论辩的问题是真实的，如果工人阶级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被引诱去扮演一个资本主义的附加性角色，那么他们在社会态度上的变化就会比之于我们所谈论的“短时期丰裕”所暗示的变化更为深刻。人们不再与体系相对抗，因为他会认为在社会的许多重要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污迹也是政治敲诈的一种隐秘形式。

注释2，低级生活与高级理论

在我的心目里，在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为自己所创造的生活，与从中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关联——而这点又为马克思所强调不够。这种经验与理论的相互贯通隐含于我们大谈特谈的“理论与实践”的命题之中。它最好被视为带有某些模糊性，然而又至为重要的“人道主义价值”的范畴。在这一点上，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地去探索这种关联是怎样发生的，然而在被许多社会主义者贬抑为“不够政治化”的《识字的用途》一书的某些段落中，却至少部分地能够发现。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一个价值基座、一组理论前提、一个给予其合法性的经验基础，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发展为一套理念或程序。因此，必须确立一些“公认”的要点——在其中，抽象的规划能够明确地与人们在即时即地所体验的需求相吻合。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将社会主义的问题延缓到革命之后。社会主义一直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至少直到目前为止，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生活，工人阶级的生活仍被自身视为一套可选择的价值、一种不同的社群意象，以及一种批判性要素。我们今天正在创造的是明天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存在于普通人——工人阶级与其他人身上的潜能——以自己的智性与体验去抵抗、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只要工人阶级的体验性价值能够找到新的表现性形式，并在我们已论述的新的消费与繁荣的状况中茁壮成长，那么社会主义的理念就永远不会枯竭与消失。每一天，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在我们与人们的个人化关系中，以及在我们与各种事务的非人格化关系中，我们正在创造与毁坏社会主义本身。

注释3，意识与重工业基础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是——或应当是——各种“反思”与“修正主义”论争中的一个核心要点。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一方面，这个过于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公式在今天必须放弃，这意味着太多的重要性被我们的分析所忽视了，它也是一个过于迟钝与不够精确的工具。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有这样一些有机的关系存在于“我们构建自己生活的方式”与“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之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理解性的框架，我们也许会得到一系列辉煌的社会主义规划，但是却不会获取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的这篇文章，为了更有效地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趋势，便部分地是期望于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贯通起来，并以之作为一种分析的框架。当然对意识形态的讨论会走得更远一些。显然，有一些要点需要指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属性，那么“观念”（ideas）或“预设的结构”（a structure of assumptions）便会直接地冲击与影响到它的表现方式，甚至于其在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发展。进而，也有这样一些时期，文化的异化与剥削会变得如此错综与复杂，从而造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景观，这同样需要我们去发现并诉诸分析。不仅如此，在某种伦理条件下，还存在着个人选择的大片区域，可以付诸自觉的道德决定，这也是E.P. 汤普森在提及“能动性（agency）与选择”时所涉及的问题[13]，我们不能因为使用一些经济必然性的便利化理论就错失或忽略这些现象。

我认为这种混淆部分地可归之于在参照马克思学说时造成的含糊性，涉及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与在不同的生活时期中对这些分析工具的使用。这个概念在后期的一些年代中的确带上了刻板的色彩——部分地因为他更有意识地想去处理经济的事实与原因——但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却不是这样的。可以确定，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或《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中并没有这种简单化的分析。如果其早期的整个研究，特别是那些未翻译过来、被有些人所怀疑的，并且也不太流行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能够恢复原有的面貌，将是有巨大价值的。至少我们需要给予其早期论述“异化”的著作不同的评价分量，或强调“上层建筑”的意义，而不是单纯从《资本论》的研究中推测其思想。

我的建言是，至少可以从“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出发加以研究，而这又应当从马克思自身的著作起步，并将之看作由一组分析性概念组成的构体（body），而不是一座封闭的理论屋宇。在有关基础/上层建筑论争的进展中，恩格斯扮演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修正主义者”的角色。如其所述：“按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的最终决定的要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与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因此，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以为经济要素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了一个无意义的、抽象的、空洞的句式……”“我们创造自身的历史，但是首先，我们是在十分特定的前提与条件下进行的。”[14] 在这封信的结尾，有一个适时的告诫：“年轻人有时过于强调经济的一面，而不是它所应当的那样，这部分地是马克思与我要去担责的。面对我们的论敌，我们不得不强调主要的原则……然而不幸的是，人们碰巧常常地认为，他们在还没有掌握了主要原则，甚至是将之搞确切了的时候，就以为已经是充分地理解了新的理论并且能够运用它了。为此，我不能不去责备许多新近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已经在这一领域中制造出了最为令人惊异的废话。”[15]

（黄卓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