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感受力涣散”

“感受力涣散”这一诗学理论观点，是艾略特对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metaphysical poetry）晚期创作发展走向画龙点睛式的凝练和高度总结。《玄学派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一文首先于1921年在《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以一篇书评的形式面世。这篇书评的目的原本是评论赫伯特·格里厄森（Herbert J.C.Grierson）新近出版的一部题为“十七世纪玄学派抒情诗：邓恩到勃特勒”（Metaphysical Lyrics and Poem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Donne to Butler）的诗集。然而，这篇书评与其说是在评论格里厄森教授主编的这部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诗集，还不如说是艾略特借着写书评的机会，精辟地论述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和作为一次诗歌运动所创造的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在这部诗集的长篇绪论中，主编格里厄森教授指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特别是最杰出的玄学派代表诗人邓恩（John Donne）的诗歌，要比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诗歌更加自然，更加具有“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和广度”[28]。在赵萝蕤先生看来，艾略特的许多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观点都与格里厄森这篇长篇大论中关于玄学派诗歌的论点相互契合，高度一致。格里厄森认为，以邓恩为代表的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不仅“博学多思”，拥有“强烈感情”“严肃哲理”“深挚热烈的情操”，善于挖掘“生动、鲜明、真实的表达方法”，而且采用了一种“高度创新而又强有力的、动人的、接近口语的语言风格”。[29]

艾略特认为，要准确定义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极其困难”（extremely difficult），而且要准确确定哪些诗人和诗歌作品属于玄学派诗歌同样困难。根据艾略特所列举的一个名单，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大致包括诗人约翰·邓恩（1571—1631年）、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1593—1633年）、亨利·凡恩（Henry Vaughan，1622—1695年）、亚伯拉罕·亨利·考利（Abraham Henry Cowley，1618—1667年）、理查德·克拉肖（Richard Crashaw，1612—1649年）、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年）和金主教（Bishop Henry King，1591—1669年），以及剧作家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1570—1627年）、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580—1625年）和西里尔·特纳（Cyril Tourneur，1575—1626年）。在艾略特看来，这些作家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玄学派诗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使用“玄学奇喻”（metaphysical conceit）的手法——一种时常被认为是玄学派诗人所特有的隐喻手法。杨周翰先生曾经把“conceit”翻译成中文的“奇思妙喻”[30]，后来常被叫作“奇喻”。艾略特将这种“玄学奇喻”笼统地定义为：“扩展一个修辞格（与压缩正相对照）使它达到机智所能构想的最大的范围。”[31]艾略特同样是一位善于利用这种“玄学奇喻”的诗人，他能够不动声色地把一个夜晚的天空比作一个上了麻药躺在手术台上等候手术的病人。[32]可见，艾略特在此对“玄学奇喻”的定义实际上指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能够把一些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或者根本就不可能的比喻变成人们能够为之心动的美丽诗篇的能力。艾略特认为，正是这种貌似牵强的比喻（far-fetched comparisons）使得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诗歌创作既不失对人类肉体美的描写，又能够体现诗人挖掘人类精神之美的艺术追求。当然，这种诗歌创作技巧并不是人人都喜欢的创作方法。18世纪英国批评家、诗人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就在其《诗人传》（The Lives of the Poets）的《考利传》（The Life of Cowley）中说，邓恩、克里夫兰（John Cleveland，1613—1658年）和考利等玄学派诗人是“强把风马牛不相及的思想拴缚在了一起”（the most heterogeneous ideas are yoked by violence together）[33]。然而，艾略特却认为，这种现象在诗歌创作中是司空见惯的，而且诗人的作用似乎也正在于此；诗人们善于把“一定程度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经过诗人头脑的加工，强行做成一个统一体”[34]。可见，玄学派诗人的独到之处正是他们具备这种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灵妙相连的能力，而这种“玄学奇喻”实际上成为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核心艺术张力。不仅如此，艾略特发现玄学派诗人笔下一种意象叠缩和多层联想的诗歌艺术手法也恰恰是玄学派诗歌语言活力的一个集中体现。玄学派诗歌中这种鲜活动人的诗歌语言不仅深深地打动了艾略特，而且催生了艾略特关于“感受力涣散”的诗学理论观点。

艾略特不再继续悲叹继弥尔顿之后英国诗歌语言逐渐丧失活力的现象，而是鲜明地反对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年）、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年）等19世纪盛行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以及后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年）、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年）的创作方法。他认为从17世纪中叶就开始英国诗歌中的“感受力涣散”。艾略特认为“感受力统一”（unification of sensibility）[35]就是“不断地把根本不同的经验凝结成一体”（it is constantly amalgamating disparate experience）[36]，或者把不同的经验“形成新的整体”（these experiences are always forming new wholes）[37]，也就是“把概念变成感觉”（transforming ideas into sensations）[38]，“把观感所及变成思想状态”（transforming an observation into a state of mind）[39]。他认为这正是玄学派诗歌的特点，而18—19世纪的英国诗歌背离了这个传统。艾略特认为，虽然玄学派诗歌语言是简单典雅的，但是句子结构并不简单，而是十分忠实于思想感情，并且由于思想感情的多样化而具有多样化的音乐性。由于玄学派诗人善于把他们的博学注入他们诗歌的感受力，因此他们能够把思想升华为感情，把思想变成情感。然而，这种“感受力统一”的特点在玄学派之后的英国诗歌中就逐渐开始丧失了，在雪莱和济慈的诗歌中还残存着，而在勃朗宁和丁尼生的诗歌中则少见了。于是，艾略特认为，玄学派诗人属于别具慧心的诗人（the intellectual poet），思想就是经验，能够改变他们的感受力；然而，勃朗宁和丁尼生属于沉思型的诗人（the reflective poet），他们“思考”，但是“无法就像闻到一朵玫瑰的芬芳一样，立即感觉到他们的思想”（but they do not feel their thought as immediately as the odour of a rose）；虽然他们对诗歌语言进行了加工，他们的诗歌语言更加精练了，但是诗歌中所蕴含的感情却显得格外粗糙。那么，艾略特断言，像弥尔顿（1608—1674年）和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年）那样的伟大诗人之所以有欠缺，是因为他们没有窥见灵魂深处。换言之，诗人光探测心脏是不够的，“必须进入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和消化通道”（One must look into the cerebral cortex，the nervous system，and the digestive tracts）[40]。显然，艾略特《玄学派诗人》这篇短文的价值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篇书评的价值，而成为艾略特诗学理论创新的一篇标志性学术论文，为我们阅读、理解和评论艾略特的诗歌作品提供了一个可靠而且有益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