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远东的原始社会

一 远东的新石器时代

一般认为，远东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7000—前6000年。接续了中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传承，这一时期的古代居民已经学会了磨制石器和制作生活用陶器。滨海地区、阿穆河流域的居民生活方式，同西部的外贝加尔和北部的雅库特的狩猎和捕鱼生活方式的差别日趋明显，主要表现为这一地区的居民已经开始了向定居生活方式的过渡。滨海东北部的一些遗址状况说明了这种差别的存在。

这些遗址主要是由一些大型群落构成的，典型的有鲁德纳亚海湾居址、“鬼门”洞穴居址和莫里亚克—雷博洛夫遗址等。在“鬼门”洞穴居址中，发现了毁于火灾的住房遗迹，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经测定这些器物的使用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洞内还发现了大量磨制石器和纹饰器型都很简单的陶器，这些陶器上部直到口沿一般分布着模压的纹饰。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中，还出现了一些石料、贝壳和骨料制作的串珠等饰品。“鬼门”洞穴居址的考古发掘证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类，不仅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业，还从事各种手工业，学会了制作劳动工具和陶器，能够加工木材制品和猎物的毛皮。[12]

新石器时代晚期，远东地区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遗存是瓦连京地峡居址，反映了距今3000多年的各种磨制石器，作为猎捕各类陆地与水生动物的工具，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加工木材、加工兽皮、制作陶器等，已经成为当时村落居民的日常工作。在发掘中，还出现了开采赤铁矿石和褐铁矿石的工具。据分析，开采褐铁矿石主要是用来当作染料使用，并且由于一些矿物染料并非在褐铁矿石产地发现的，说明这种染料可能已经用于交换了。在鲁德纳亚居址，也发现了类似瓦连京地峡的石器和陶器，在一些陶器的口沿处饰有绳纹图案。从滨海地区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和陶器制品看，新石器时代人们较多地移居滨海地区，这里丰富的动物和渔猎资源，以及较为温暖的气候环境，吸引了更多古代居民来到这里生活。

从考古发掘的遗址及器物来看，阿穆尔河上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的能力和水平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苏联学者在对公元前二千纪的考古挖掘中，发现了远东南部地区使用青铜器的痕迹。由此还产生了关于这一地区是否存在一个青铜时代的争论。在滨海地区和阿穆尔州的博物馆保存着模仿青铜器的石器，这些仿青铜石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石器、陶器相混合，反映了公元前二千纪原始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基本形态。苏联学者对锡霍特—阿林山支脉、兴凯湖周边地区、青树林村附近地区进行了考古挖掘，并把该地区的文化类型命名为“青树林文化”。在这一文化层中，发现了丰富的、主要用于捕鱼和狩猎的骨角器制品。这一地区所有发掘表明，这一时期当地居民的经济是由农业、畜牧业、狩猎业和捕鱼业构成的。在这一文化层中，首次发现了21件青铜制品，大致被确认为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器物。

苏联学者认为：“远东南部公元前二千纪遗存中的青铜器及其仿造品，在类型学上接近于外贝加尔、南西伯利亚、中央亚细亚的青铜制品。具有丰富的青铜冶炼技术和大量青铜器的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和中央亚细亚的青铜时代文化给周边以及更遥远的地区带来了影响。在中国商代的青铜器中，细心观察能看到受安德罗诺夫文化影响的因素。晚些时候的卡拉苏克青铜器亦给中国商代的青铜器带来了影响。”[13]实际上，在中国的夏末和整个商代，青铜器甚为发达，从实用和艺术的角度看，都已经达到了世界青铜器制作的高峰。今外贝加尔和南部西伯利亚的文化，与古代中国的夏商文化的联系，仅从空间距离上也肯定比与其他文化圈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原文化对其北部及西北部毗邻地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说中国商代的青铜器受到安德罗诺夫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不免过于牵强。

可以确认的是，古代中国的中原文化在与今外贝加尔和南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广泛交流和影响中，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文化体系，而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和中央亚细亚的青铜文化，应该是这一大的文化体系中处于边缘的组成部分。

二 远东原始人类的生产与生活

进入新石器时代，定居已经成为滨海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大部分居民的基本生活方式，考古发掘的永久性的半地穴住房就是证明。当时的居民一般是在距离河流不远处建造这种半地穴住房，在数千年中各种外力的破坏和侵蚀下，这种住房的上部分是无法保留下来的。从发掘遗址的现场看，一般可以根据现存的房屋的柱洞和灶坑来判断房屋的结构和特征，这与游牧民族的毡房和帐篷是不同的。而这些特征与18世纪时这一地区的那乃人和科里亚克人的住房亦有许多相同之处。在沿海沿江的广大地区，捕鱼业是原始居民基本的经济活动，在这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磨制石器的网坠证实了这一推断。

除了捕鱼，在远离沿海的原始森林地区，居民则以狩猎为主，他们捕猎的主要是驼鹿、马鹿、山羊，以及熊、猞猁、狼等动物。狩猎工具主要是夹子、矛、活套和弓箭等。采集业也是这一广大地区居民的重要辅助性经济活动。在春夏秋季，这里有丰富的坚果、浆果、野葱、蘑菇和各类山野菜等，可供人们食用。苏联考古学家根据远东南部地区出土的石锄、磨棒、杵槌等石器，认为在公元前三千纪，这里已经出现了早期农业的雏形。这一地区优越的气候地理条件，以及与南部居民长期而广泛的联系，把野生的黍类植物培育成农作物是有条件的。值得重视的是，苏联学者对发掘石器使用了微痕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古代的经济活动。通过他们制造的石器和加工的工具来看，原始居民除了获取食物，还开始加工木料、鞣制皮革、烧制陶器，这些涉及先民生产与生活的综合经济形态，在远东瓦连京地峡遗址中有充分的体现。并且，古代人类在更大的地域内进行交换生产产品和运输产品的经济形态已经出现。

根据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的研究，远东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与气候寒冷的北部地区形成极大的反差。他们认为：“合理地组织起来的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对于新石器时代居民相对稳定的经济、定居的生活方式、复杂而发达的艺术、从事专门化生产活动的聚落的出现以及高水平和多样化的家庭副业，都起到了保证作用。”[14]

苏联学者认为，“远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深刻的地方根源和独特性绝不意味着它们同邻近地区的居民相互隔绝，孤立存在。考古研究表明，滨海—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同东西伯利亚、萨哈林、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东北部居民之间存在着文化联系”[15]。同时，在千岛群岛南部、鄂霍次克海沿岸、堪察加半岛，都有新石器时代遗留的石器、陶器，说明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程度是大体相当的。而楚科奇文化与雅库特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通过对楚科奇文化的考证，包括苏联学者在内的大部分学者认为，楚科奇人使用的青铜器是从其南部传入的，而绝不可能是从北部阿拉斯加传入的，因为直到欧洲人进入前，北美的土著居民还不会冶炼铜。[16]

总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为后来的铁器时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远东南部滨海地区古代先民的文化有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被苏联学者命名为“扬科夫斯基文化”，是与М.И.扬科夫斯基教授对发掘这一文化作出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海边高地或河谷丘岗的突出部位、面积在1000—3000平方米的大村落遗址中。这里主要的工具仍是各种磨制石器，以及各种陶器，而铜器则相对较少。从考古发掘来看，这里的先民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等综合性的经济活动。其中，一些日常工具也反映出当时家庭手工业是较为发达的。从苏联学者的考古发掘来看，扬科夫斯基文化大体存在于中国的夏商时期，与中国黄河流域文化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但是，苏联学者常常否认这种联系的相关性，而过多地强调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此后出现的克罗乌诺夫卡文化则开始较多地使用铁器了，并且主要遗存是出土于今兴凯湖附近的广大地区。

三 远东的铁器时代与原始社会的解体

至公元元年前后，远东南部特别是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已经进入了发达的铁器时代。与此同时，原始社会制度逐步解体，在南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开始出现了阶级。关于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被奥克拉德尼科夫等学者称作“奥利金考古文化”。“在奥利金文化早期阶段的小波杜舍奇卡遗址上层，在许多房子里都发现了用以取暖的炕。这种用不规整石板在地面上垒砌的炕，顺墙砌筑，呈‘Г’形。”[17]遗址内所保存的生活和生产的迹象，说明当时的古代人类已经开始冶炼铁器。从所发现的人口聚落的大小，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等级已经开始出现。如果从地域来考察，这一时期远东南部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肃慎族文化。

奥利金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有各种铜器，如该地民族男子腰带、衣服上的佩饰、装饰品等；与此同时铁制品也大量出现，其中主要的是各种工具，如铁锹、铁镰等。在各种铁器中，武器也是常见的，主要有铁镞和护身的铠甲等，广泛出现于5—8世纪的高句丽及渤海文化中。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石器和陶器仍占重要位置，表明游牧文化的生产方式还是比较原始的，发展也是相对较慢的。

根据苏联考古学家的研究，“奥利金文化居址和村落遗址的性质证明稳定的定居生活的存在。已经不止一次发现农业及其作用日益增长的某些证据：翻地和收割用的工具，炭化的粟类和大麦种子”[18]。与此同时，在考古发现中，亦有大量马、牛、羊类骨骸，说明当时畜牧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家养大型动物为农业的耕种提供了条件，也可以作为肉食的主要来源。

根据奥克拉德尼科夫、杰列维扬科等学者的研究，到公元第一千纪时，波尔采文化被靺鞨文化所取代。他们客观地指出：“靺鞨遗存的分布范围是从石勒喀河流域的斯列坚斯克直到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在中国古代编年史中，靺鞨部落的分布范围包括阿穆尔河支流——嫩江和松花江，直到阿穆尔河。”[19]在远东考古中，苏联学者对靺鞨遗址遗迹的发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许多方面填补了中国古代靺鞨文化研究的空白。他们发现，靺鞨遗存大部分坐落在河流交汇处附近的高台地上，村落遗址周围一般有2—3道围墙与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在村落内一般有几座面积为12—25平方米的正方形居址，居址通常向下挖0.6米，室内有炉灶和存放物品的地窖等。苏联学者考察的奈费尔德墓葬，反映了4—5世纪靺鞨人丧葬的基本形式，以及随葬的祭祀品等。公元6—9世纪的渤海文化在远东的墓葬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主要有玉制的耳环、青铜和银制的铃铛，以及带图案的饰条和靴鞋的串环等。

远东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加快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与此同时，靺鞨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臣服关系亦有所发展。关于这一点，苏联学者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在书中指出：“有关靺鞨经济的考古材料同古代中国编年史的记载相一致：‘用两匹马耕地，田里多黍和小麦’，古代编年史也证明了养马业的巨大作用：‘总是把优秀的靺鞨骑兵排在前列’。公元477年，靺鞨人的外交使者把500匹马送给了中国。”[20]在原始森林和沿江沿海的广大地区，靺鞨人的经济活动始终与狩猎、采集、捕鱼等游牧民族的特点相联系，而在南部平原地带则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

苏联学者通常把靺鞨遗存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公元4—5世纪的库尔库尼哈谷地遗址，属于早期阶段；第二阶段的特罗伊茨基墓地和新彼得罗夫卡墓地，其年代在公元6—8世纪；奥西诺遗址为晚期阶段。苏联学者认为，靺鞨物质文化的晚期与迁移到阿穆尔河流域的突厥人有关。同时，靺鞨文化的起源也与通古斯—满族相联系。而贝加尔湖沿岸和外贝加尔地区则被认为是通古斯语族形成的地区。后来，原始靺鞨部落东迁来到阿穆尔河流域，并与当地民族逐渐融合。

从苏联考古成果看，靺鞨人可能信仰万物有灵论和萨满教，在出土文物中可见各种避邪物品，包括青铜和银制的人像面具、与太阳崇拜相关的圆形饰物、与马崇拜相关的饰物等。考古发掘的遗存也证明，公元6—7世纪，阿穆尔河沿岸的靺鞨人处于父权制时代和原始社会逐步瓦解的时期，农业和畜牧业较为发达，并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一般的社会分工，尽管阶级逐步形成，但是氏族社会的某些特征还十分明显。

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远东南部地区的封建社会开始发展，金属制品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养马养牛业进一步扩大，畜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整个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整个远东南部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这一广大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加快了阶级的分化和阶级的形成。按照苏联学者的说法，“公元7世纪末，在松花江流域，由于靺鞨部落的联合，建立了震国，后来成为著名的渤海国。由于居住在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流域北部地区的部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直到很晚的时期，阶级形成的过程还在继续。考古调查表明，如果说文化的早期阶段（如奥利金文化）形成于原始社会时期，那么，晚期阶段已经进入国家出现的时期：奥利金文化在圆山古城址类型的渤海遗存中得到继续发展。滨海边区马里亚诺夫古城址类型的其他渤海遗存在陶器方面继承了靺鞨文化的传统”[21]。在这里，苏联学者比较客观地指出，他们在考古发掘中命名的奥利金文化等，实际上就是古代的靺鞨、渤海文化，同时也指出了该文化体系从早期的原始社会到晚期的国家出现的长期性特征。因此，在此后的远东史研究中，必然要大量使用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由此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历史上与中国中原王朝长期保持的紧密联系或臣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