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草原丝路源头地

前已指出，中国境内的草原丝路，最早是一条以运送玉石为主的玉石之路。从与此有关的资料考察，我们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时间应该追溯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年）到秦代（公元前221—前207年）转运玉石的时期，即“玉石之路”开通时期。据玉石家们考证，草原路上在6000—3300年内已有通过玉门关到和田昆山玉石流通的痕迹，加上穆天子出河西接受和田玉之礼等相关历史记载的吻合，这些都是丝路源头地带的依据。

一 周穆王沿草原丝路西行的时间、路线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记载：穆天子（公元前1001—前947年在位）于周穆王十三年（公元前989年）从周代京城镐京（今陕西长安区附近）出发“西巡”，至穆王十四年（公元前988年）9月返回宗周（即镐京），历时一年半，往返两万四千里[1]。他西巡所走的东西交通路线，反映的就是丝绸之路这最早的草原道产生的情况和起源时间。《穆天子传》也是关于东方丝绸之路的草原路起源的早期记载。

即周穆王亲自寻觅西行路，是公元前989年从镐京（今陕西长安县丰镐村附近）出发，进行的这次“西巡”两万多公里的远行比之西方向东方扩张，不光时间更早，更是以和平方式探察开拓丝路之行。周穆王名满，是西周第五位天子。他虽以“率六师之众”的气势西行，但完全不同于西方刀锋开路，杀人占地的东侵方式。当然，古代要开辟道路也难免会与沿途利益群体发生矛盾冲突，但穆天子主要采取沿途邀请各民族参加“盛大的朝会仪式”，互送礼品来开路西行。比如他接受当地首领相赠的“河宗璧”等物后，曾回赠“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等物。还曾在经过“西王母之邦”时与西王母吟诗作歌，温馨抒情。又北行过“西北大旷原”，走的就是草原路。由这些考证可见这最早的草原路是从中国今西安附近起程，出玉门关经河西走廊西行，后在“珠泽（今和田）”接受“珠泽之人”所献白玉的。今人考证从这里接受和田玉之后，他穿越的“西北大旷原”即今中亚北部空旷的草原或南俄大草原，然后直至里海、黑海间而返回。所以称“历时一年半，往返两万四千里”，可见这条路线联通了东西交通，与前述大量出土文物对上述地区的丝路起源地资料不谋而合。

另外，早期中国秦墓中出土的玉器材质有本地及周围地区的玉材，但主要还是新疆地区的和田玉，运送走的就是经过河西的玉门关，运和田玉石等中外玉石的玉石之路。我们认为，当时通过了河西到了天山山麓，就是到达了古代通往西方交通道的中转地，因为那里的塞克人已经确定无疑地在公元前6世纪时，已经是草原路上活动在东西大通道上的常客了，因为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贝希斯顿记功碑中也记有关于这中亚两河流域来的中介塞克人。

这条草原道的基本路线是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山麓，穿过中亚大草原到达欧洲的，也即穆天子往返两万多里所走的古丝绸之路草原路干线。结合地处河西走廊一带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史前文化传统的中国华夏文明的特色，已是有其特色文化产品彩陶、玉器、铜等传统制品的西传了。这类形制器物据学者们考证研究，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铜是西周晚期为甘肃陇南礼县出土的。秦地的铜是秦人糅合中原和北方民族文化的因素，制造出的很有特色的炊器或礼器，“形成自身的演变传统，终于横贯欧亚大陆，一直传播到中欧地区。”[2]也因此，穆天子西巡，又吻合了当时草原丝路源头地早有中西玉石、铜器交通路的记载，所以多方看来是可信的。也说明了远在张骞通西域以前的西周时期，中国内地和中亚与欧洲之间就已早有交往接触。而且也凸显了中国以陕、甘黄土地为摇篮的华夏古文明，自始至终离不开河西走廊西边的我国本土玉石资源。

二 草原丝路上的中介人群、器物与历史记载

关于丝绸之路起源时期活动于东西通道上的中介民族到底是谁，这问题众说纷纭，不过，显示共同的一个特点都认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则是无疑的。但国外学者多认为是塞克人，即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塞种，又称斯基泰人。因为早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贝希斯顿记功碑中，就提到过塞克人已经向东活动到丝路枢纽地中亚的锡尔河以北和七河流域一带[3]。但我们认为，根据中国史书记载的当时活动于陇原源头地和中亚通道枢纽地的有关民族的史实看，应该还有戎族、月氏人和乌孙等游牧民，中介民族不能只归于西来的塞人，我们认为，早期东西大通道最早的贸易和交往的中介人，除了塞人外，其实还有汉代以前就活动于中西通道必经关口甘肃河西走廊的“老住户”月氏、乌孙或者河湟一带的羌族及稍后的匈奴[4]，东西交通道是他们共同进行中介交往贸易的大通道。

关于丝绸之路的起源地，现在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同是起源于中国西安一带进而通往西方的，2014年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批准中国西安的“长安和天山廊道”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人类共同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也证明了这一共识。这与近现代丝绸之路上发现诸多令人信服的有关出土物实证资料有关，也与我们所说最早的草原玉石路的存在一致。

而丝绸之路最早的草原丝路的起源地也正好是在中华古文明起源地之陕甘地区华夏文明伊始之地。就此，“郭沫若在具体谈到西安半坡遗址陶器刻符时曾说：‘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另外，这里已经解读出的，在年代上有“距今约八千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约六千年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的陶符”，这些也都显示出陕甘地区文明伊始地的起源地特征。[5]1995年1月4日《华商时报》报道：中国考古人员经研究已经把距今7100年到6900年的彩陶残片全部释读出来，恢复了整篇散文内容。[6]另外，现在对近万年的贾湖刻符也能释读了，并能用彝文释读汉文古籍。这样，中华文明不仅是世界上留存最长的古文明之一，而且成了世界上罕见的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一直延续至今的古文明。

除了这条最早的草原干线外，到目前为止，归纳我国学界对东西大通道的中国国内丝绸之路干线的研究，历史上中国境内还陆续形成有西南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又称沙漠丝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几条干线。近年随着对北冰洋的开发，还会增加冰上丝绸之路。而实际上，中国境内的各条丝路与世界许多丝路干线一样，也都是山川、海陆都可交叉相通的贸易和文化大通道、大网络。这也是中国各民族，包括所有历史人物，几千年来为创造中华五千年到近万年的灿烂文明和开拓、研究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所打下的沉甸甸的人文历史基础。

综上所述可见，丝绸之路上最早的东西交流产品并非丝绸，而是玉石和铜铁器物等金属产品。

首先，在西巡中穆天子在“河宗”（青海的星宿海一带）举行盛大朝会，接受了当地首领赠送的“河宗璧”，以后又在珠泽（今新疆和田一带）接受“珠泽之人”所献“白玉”等物，就是最好的体现。

而后，众所周知，今甘肃河西自古有玉门关，恰好在穆天子所走这条古老玉石之路的要冲上，其西北从阳关、玉门关通向西域诸国，通向“昆山之玉”产地。玉门关一名就来源于早期是运送玉石的关口之意。其东南又可连接关中、中原。昆仑山是中国和田玉的发源地，中国古代早在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昆仑美玉已是价值非常高的宝物，秦国拥有的外来珍宝，首选即为“昆山之玉”，证明周人、秦人也认为和田玉是玉中最为宝贵的，因而开发了这条运送之路。

另外，这条玉石路上，还有新石器时代铜铁器等金属物件的出土，铜是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早期游牧民族广泛使用的一种器物，从公元前7、8世纪，一直到公元4、5世纪，西至黑海西岸的多瑙河流域，东到贝加尔湖两岸，南到中国长城地带的黄土高原南缘广阔的地域里都有分布。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铜是西周晚期礼县出土的。秦地发现的铜，有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岐山王家村窖藏、西安大白杨仓库，以及出于陕西北部、西安范家寨、宝鸡甘峪、凤翔东社、东指挥、侯家庄等地的器物，时代大约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铜是最早秦人独有的特色器物之一。而丝绸却并非最早的东西交流产品。从俄国阿勒泰省巴泽雷克地方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墓葬中所出土的精致的丝织品刺绣、茧绸、漆器以及“山”字纹青铜品也可说明中国古代丝绸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才流通于此地[7]，并经此地西传至西亚、欧洲各地。刘迎胜依据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第28号墓的凤鸟刺绣的技法、图案风格推断，属于春秋战国时代。

至少，这从阿尔泰巴泽雷克的墓葬中出土的众多类似物器中[8]，也包括丝绸，可以看出巴泽雷克墓是晚于周穆王的、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但也可以说明是从中国西周、春秋时期就有密切交往才有可能呈现出与中国秦文化如此相似的文化面貌。

草原丝路起源于玉石之路，是与中国和田玉的特色资源和华夏文明联系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玉文化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就立足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南侧的和田美玉资源，形成了远距离运输的万里运送方式，这作为经贸的和文化的传统远距离传播，和田玉一直是河西走廊上长期的交易物资。甘肃玉门之地名也一直延续至今，也因为和田玉有其不可再生性，至今仍具有珍稀宝玉的珍贵性。这也是玉石所表现的华夏文明如此漫长持久的资源依赖性和文明继承性的体现。

总之，起源于陕西西安和甘肃河西一带的草原丝路至少比起源于波斯的西方段丝路早几百年。它也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条丝绸之路干线。这是被迄今为止许多考古文字和古器物等出土物所证实的。它的出现也有早期中华秦文化、古华夏文明内涵的支撑。

在沟通西域塔里木盆地和中原黄河流域之间的早期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在玉石之路上充当中介的人群，则主要为当时活动在这条东西通道上的古代游牧部落。根据国内外对游牧民族的研究，一是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顿记功碑上就提到的戴尖帽子的塞克人，说他们曾活动于锡尔河以北和七河流域一带，这片地区正是我们认为的当时东西丝绸之路的中介枢纽地。另外。周穆王时期，活动在陕甘一带的还有古代戎羌族部落、月氏人以及塞克人，他们应该都是中介族群。而周穆王西巡时西戎已经与秦人多有融合，今人多有认为秦人统治者出身戎族的可能性很大。这里提一下，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中发现的“人头銎钩戟”的人头像、周原遗址出土的两件蚌雕人头像等早期秦人遗址出土物，也已证实了是西方塞克人的形象或月氏人这类游牧民形象。[9]而以后大月氏在塞地建立了月氏人统治的大月氏吐火罗游牧民族政权，存在约30年，为沟通这条商道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174年，匈奴冒顿单于死，归附他的乌孙幼王昆莫已很强大，遂率乌孙旧部人众远徙塞地，追杀大月氏王后，将其首级献给匈奴单于，迫使大月氏又进一步南逃到锡尔河北，而这里的原吐火罗的塞克人则被迫越过阿姆河，而消灭了那里历史悠久的希腊巴克特利亚古国，控制了阿姆河南北广大地区，建立了塞克·吐火罗人的统治。

三 草原路上秦代丝绸贸易的开始

至于这条起源于玉石的草原路上，以后之所以也具有了丝绸之路的特色，则是与一位秦代商人的名字分不开的。他就是早于张骞通西域前77年就开拓了草原路上丝绸贸易的秦国大商人乌氏倮。乌氏倮原是秦国陇上的一个贩卖牛羊的商人，乌氏倮之所以能够开拓草原路的丝绸贸易，首先在于他发现陕西是我国古代蚕桑丝织品的主要发祥地以及当地丝绸的价值，所以公元前216年，他向秦国政府索要了一批丝绸，并用这批丝绸同他熟悉的游牧部族首领交换牛羊。而那些部族首领则用这些丝绸，跟活动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克人从中亚、西亚、罗马商人手中交换黄金。可见当时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人和散居中亚北部的塞克人，通过常年的游牧生活，充当了中原与西域各国直到欧洲各国间最早的丝绸贸易商，而东西方之间辗转的丝绸贸易通过乌氏倮之手也就联通了起来，大月氏也从中西交通的中转站真正成为中西丝绸贸易的中转站。后来秦始皇在巡视云中郡时，了解到乌氏倮通过贩卖丝绸大大发财致富的消息，这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也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他为了给修长城、筑帝陵的秦帝国开辟获取黄金的路径，便大力支持和推动了这一交易。他将乌氏倮册封为可以定期觐见皇帝的贵族，从此奠定了丝绸贸易畅通的基础[10]。

但是，大约公元前2 世纪30年代塞克人的老对手大月氏又占领了塞克·吐火罗的阿姆河北（妫水北）广大地区[11]，建立了大月氏·吐火罗国。而丝绸之路西段在此时期，先是波斯帝国向东扩张的势力推进到喜马拉雅山山麓，然后希腊马其顿帝国把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一个个城堡一路向东修建到了东方中亚征服地的费尔干纳谷地一带。这样，丝绸之路的东段与西段在中亚两河流域完成了交会对接。中亚西域一带便成了丝绸之路的中心枢纽地。更深远的影响则是马其顿希腊文化在波斯、印度、中亚都留下了文化交融的痕迹。

也因此才有了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西进事件，此后也才有了西汉政府在今甘肃境内设立河西四郡，开拓了为东西交往更方便的绿洲丝路，即连接了一般人称为绿洲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并在驱逐河西匈奴后，又在西域设立了四大西域都护府，将丝绸之路的交通和贸易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也从而造就了张骞及其副使们开辟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的机遇。从此，从长安通向中亚、西亚和罗马的东西交通大道上，使节不绝于道，丝绸之路贸易畅通无阻，中国和西方商人频繁奔走在这条欧亚东西贸易大通道上，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从此迎来了它的千年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