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先秦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发轫和奠基期，尤其是国家制度建构的理念与实践，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先秦时代开启了以制度建构作为立国基石的传统，以一系列的制度推行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和凝聚华夏民族共同体。自此以后，中国古代以制度为中心，通过建章立制、改制更化等方式治理国家，成为重要的政治传统。[1]恩格斯根据古希腊、罗马等地的资料，探讨人类社会进入国家阶段时，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由血缘氏族组织过渡到以地区来划分国民的地域组织。而中国先秦时期进入国家阶段时，基本符合这一社会演进规律，整体上呈现以一定的地域区划国民，但并没有打破血缘氏族、宗族社会组织，国民是以氏族、宗族血缘组织为基础，分布在一定的地域区划内，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与国家起源道路。

中国先秦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氏族、宗族一直作为社会结构的主体，国家的制度建构以此社会组织为基础，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理念与实践。国家通过建章立制，充分吸收社会各层次的族氏力量，参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国家对社会的治理。由是中国先秦时代国家的各项制度由初创到逐步完善，利用创制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来治理国家，形成先秦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特色，其中被学界广泛关注的是祭祀制度、贡纳制度、职官制度、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近年来，先秦服制问题亦逐渐被学界重视，服制贯穿于先秦时期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等密切关联，深入地揭示服制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先秦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对于认识先秦时期国家制度的渊源及流变，国家制度建构与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关系，制度建设对国家认同意识、华夏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作用，以及制度体现的国家对社会的治理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