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服制与国家的认同意识

先秦时期国家的形成以一定的共同体为基础，并且已经形成初步的国家认同意识。如克赖森所说的“早期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共同的意识形态”[26]，也就是国家的形成应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共同的意识形态就涉及认同问题。关于中国古代的国家认同问题，许倬云认为“中国是个天下国家，所以没有什么认同的问题。……中国人想到的只有文化，而没有国家。而且认同要有一个共同体，当共同体不是很清楚时，就很难产生认同的问题”[27]。许倬云肯定中国古代是“天下国”[28]，中国古人存在天下观念的同时，否定了中国古人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而是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以中国古代的文化观念否定国家认同观念的存在。其症结在于以近现代西方国家概念衡量中国古代国家，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实体尚不成熟，“国家共同体尚不清楚”，故很难产生国家认同。以西方近现代国家概念衡量中国古代国家显然是不妥的，况且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点。近年学界的研究倾向于中国古代存在国家认同观念。姚大力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很久就已经生成，而且一直持续地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间。”“国家认同所讨论的，则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29]

其实，“认同”是一个现代汉语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并无“认同”一词，但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认同”的观念。姚大力认为：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30]彭丰文认为：“认同是人类的基本心理活动之一，也是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之一，是人们对自身政治身份归属的一种定位，它广泛存在于人类各个时期和各个社会，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不同个体和团体差异，就必然存在身份认同问题；只要有国家共同体存在，就必然会存在国家认同现象。”[31]借此中国古代存在着国家政治组织，就一定存在国家认同，否则不足以凝聚为国家。

先秦时期国家的产生亦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个共同的意识形态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孕育。自人类社会组织出现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演进，共同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演变，如由最初族群内对于族群首领威信的认同，共同体由族群扩大到族邦时，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对族邦国家首领及族邦各级首领威信力的认同，血缘亲情、共同的祖先崇拜则是族群和族邦长期稳定的凝聚力。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早期国家发展进程看，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皆具有极强的魅力，能够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这其中都存在着意识形态认同的构建与确立进程。可以说早期国家的认同意识建立在对国家首领权力与威信的认同基础之上，具体表现则是臣服族邦对国家尽服事义务，在国家行政机构中任职、以族为单位向国家提供力役和献纳贡物，表达对国家的认同。至夏商周时期，国家认同意识则建立在以夏商周王权为最高权力认同基础之上，具体表现则为内外服族氏首领进入国家政权机构任职，参与国家的管理，向君王服务尽职，以内外服族氏力量为国家的战争、各类建设提供力役，以内外服封土所产贡献于夏商周王朝国家，即夏商周时期内外服或五服内的宗族向国家尽职、出力役、献贡物三项，表达臣服者对王权及王朝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