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家园困境与莫里森小说中的地理现象

2019年7月14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三条推文，对“民主党进步女议员”开火，要她们“回到自己国家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后来的报道中指出，这四名“进步女议员”是“小队”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和阿亚娜·普莱斯利（Ayanna Pressley），她们都是2018年中期选举进入政坛的新人，均为有色人种。除了伊尔汗·奥马尔出生于索马里，其他三人都出生于美国本土。为什么特朗普会对有色人种女议员发出口头“驱逐”？她们的家园难道不是美国吗？以政治家们的党派斗争来理解相关事件是合情合理的，但这看似合理的政治日常昭示着美国社会的深刻问题：种族、移民、边界和权力问题。

尽管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权力阶层从没放弃过针对少数族裔的基于种族主义逻辑的非正义行为。1816年，一些美国名人如亨利·克莱和布什罗德·华盛顿（乔治·华盛顿的侄子），他们组织了一个“美国殖民协会”，设法在西非弄到了一块土地并建立了利比里亚（英文就是自由）国家，把它作为美国自由黑人的天堂。该协会提供资助把黑人运送到那里，帮助他们定居。[3]帮助自由黑人建立家园并不是白人的慈善行为，而是他们出于对自身血统纯洁性和社会安定的考虑。1857年，最高法院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简称“斯科特案”）的判决中作出裁决，自由黑人斯科特不是《美国宪法》中的公民，无权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首席大法官罗杰·坦尼代表多数派宣称，只有白人才能称为美国公民。[4]由此可见，美国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群体长期遭受着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体制性的不公平待遇。

与此同时，黑人群体也从未停止对边界和家园的探索。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地下铁道”就是南部黑人奴隶不堪奴隶主的虐待和役使，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前往自由州、墨西哥、加拿大等地的秘密通道。著名的废奴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就记录了哈里斯夫妇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逃亡的故事。一路逃亡的哈里斯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回到非洲老家，但叙事在他安全抵达加拿大后就结束了。历史上，非洲黑人奴隶几乎是与欧洲白人同时到达美洲大陆的，而19世纪的哈里斯已经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了（尽管没有法律身份），但他还是执意地要回到非洲。问题是，作为非洲奴隶的后裔，非洲还是他们的家园吗？1861年奴隶解放后，成为一个非裔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时至21世纪，这些问题还存在吗？显然，特朗普对“有色人种”议员的口头“驱逐”直接明了地暴露了包括非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在美国的政治地位，这种毫不遮掩的态度显示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与排斥。对当代非裔美国人来说，到底哪里才是他们的家园？非裔美国文学史上，敏锐的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了突出的地理意识。[5]在早期的非裔美国文学中，叙事更注重对南方苦难生活的描摹和对自由的向往，大多数文学作品都表现出黑人奴隶对北方自由州的渴望。当代非裔美国文学则调转方向，把南方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并表现出某种回归倾向。非裔作家尤金尼尔·科利尔（Eugenia Collier）认为，“南方是黑人的祖籍。当然，北方确实存在奴隶制，黑人从一开始就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但总体而言，南部是美国黑人血统的核心。正是在这里，奴隶制遗产的痛苦创造了尚未被书写的历史。正是南方把它的文化传播到了北方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是美国黑人的神话景观”[6]。此外，很多当代非裔女作家也把包括美国南方沿海地区作为疗救与恢复自己传统的中心。可见，把美国南方作为家园是很多当代非裔美国作家的共识。

美国南部（Southern United States）也经常被简称为美南、迪克西，或直接称为南部，构成了美国南部至东南部的一片广大地区。依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定义，美国南部包括16个州，可细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是南大西洋州部分，包括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在内的八个州。第二个区域是中央东南州部分，包括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在内的四个州。第三个区域是中央西南州部分，包括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俄克拉荷马州、得克萨斯州在内的四个州。

历史上，美国的“南部”通常指北起“梅森-迪克逊分界线”（Mason-Dixon line）南至墨西哥湾、西起得克萨斯东至大西洋之间的地理区域。[7]在殖民年代，这条线将奴隶殖民地和自由劳动的殖民地分开来；在19世纪上半叶，这条线将自由州和奴隶州隔离开来。“南部”指各蓄奴州，北部指各自由州。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四个“边界州”，即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未脱离联邦，所以也包含在北部。这个四个边界州，再加上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有时也称之为“上南部”，其他蓄奴州称为“下南部”或“植棉南部”。“新英格兰”和“中西大洋洲”（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统称为“东北部”。“老西北部”或1846年获得俄勒冈领土之后的“中西部”，都是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和俄亥俄河以北的各个州。“东南部”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各蓄奴州。“老西南部”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蓄奴州。

美国南方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发展在此时就走上了与北方工业化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建立起以种植园经济为中心的农业社会。从1610年，弗吉尼亚开始试种烟叶以后，为世界市场种植原料作物的生产方式就一直支配着南部的经济生活。在1776年以前，从南部各殖民地运往英国的出口量占总数的4/5：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出口烟叶；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出口稻米和靛蓝原料。[8]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主的平均投资收益与北部工业企业家相当，而且高于北方的农场主。上南部的许多奴隶主也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向西南部的兴旺的棉花种植园提供了他们多余的奴隶。南北战争前夕，南部经济落后于北部的一个原因是对单一经济作物——棉花——的高度依赖。到18世纪末，美国60%的奴隶在从事棉花的种植。[9]

在美国中西部的南方人，大部分是蓄奴州的移民后裔。中西部南方的“灰胡桃居民”组成了另一个反对现代化的特殊文化群体。美国向西移民的路线大致与纬度并行，所以中西部南方的居民大多来自上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北方的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和上纽约州。这两股移民在中西部中部的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会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油与水的关系。“灰胡桃居民”大多是来自南部的卫斯理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他们发展了以种植玉米、养猪和酿制威士忌酒为主的农业经济。这里的交通网与向南流的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支流相连接，所以他们在经济和文化上倾向于南部。在南部，白人通常较大程度地保留了早期欧洲移民的传统观念，要求发展工业的呼声常被那些指责企业家伦理观为新英格兰人庸俗的实利主义的声音淹没。

奴隶制构成南部独特的社会体制的基础。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南部经济的基本制度是种植园农业，不是奴隶制本身。然而，究其根本，这不过是同一说法的两种形式。奴隶制与种植园在17世纪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在1850年代，从事采矿、交通、建筑、伐木和制造业的奴隶只占奴隶总数的10%；家奴和从事其他非农业劳动的奴隶占15%；其余占75%左右的绝大多数奴隶是从事农业劳动的。[10]截至1825年，美国拥有的奴隶数目居西半球各国之冠，占整个西半球奴隶总数的1/3以上，绝大部分生活在美国南部。

1776—1783年的独立战争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随后诞生的《1787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于1789年正式生效。它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迄今继续生效。该宪法强调加强国家权力，又在权力结构中突出“分权与制衡”的原则，既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民主精神。就在这样一部奠基性的法律制度中，它不但默许了奴隶制度的存在，同时也保留了种族歧视的条款，不承认黑人、印第安人、妇女具有和白人男子相等的权利。尽管在此后近八十年后的1865年才提出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第13条修正案，但奴隶制造成的影响是至深至广的。人们持续地利用制度的漏洞为种族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平等但隔离”的状况尽管经过进步人士和黑人群体多年的斗争，如民权运动、“小石城事件”等，但是种族歧视和潜在的隔离依旧存在于现在的美国社会。

奴隶制不仅是一种法律的和经济的制度，也是一种人际制度。在奴隶主与非奴隶主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最重要的纽带，即种族联盟。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潜在的阶级矛盾，但族群归属是处理所有问题的首要前提。因此，美国南部社会的两大对立阵营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白人和黑人。黑奴解放了，他们的白皮肤就没有意义了，他们的优越地位也就消失了。在内战前的南方，防止奴隶逃跑的办法是使奴隶处于无知、依附和恐惧状态，奴隶主的规训和惩罚使奴隶彻底失去人的基本权利并牢牢依附于他们的白人主人。蓄奴制与现代化最背道而驰的是禁止奴隶学文化，奴隶中至少有90%是文盲。文化程度低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最大的差异，也是南北之间最大的区别。

在奴隶制度被废除之前，甚至在被废除后的很长时间里，作为被奴役的群体，美国的黑人奴隶逐渐形成了基于母国文化传统的社群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在没有官方支持或没有行政机构强制实施的条件下，也发挥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在诸多规范中，种族团结是基础，向白人出卖同族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奴隶中违反乱伦禁忌的程度普遍低于当时的白人，第一代堂表亲婚姻在白人中很常见，黑人奴隶中却很罕见。为了更好地维持对黑人奴隶的控制，白人奴隶主通常会让自家的奴隶与附近农场上的奴隶结婚以迁就黑奴严格遵守的禁忌。但是由于不受法律保护，奴隶家庭经常会被奴隶主破坏，被拆散出售的夫妻或兄弟姐妹不计其数。

奴隶社群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尽管长期处于被奴役和被歧视的状态，黑人群体中还是涌现出许多精神领袖，他们不顾禁令，避开白人，带领黑人秘密集会和礼拜，使得该群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群体文化。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奴隶们创作的《黑人圣歌》是内战前美国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乐，它既反映了黑人无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状况，也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南北战争后这种音乐演变成为伤感民歌，最后又发展成爵士音乐，从而为美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构建了基本框架。某些黑人民间音乐还被世界交响乐团采用。班卓琴就是奴隶制时代的一位自由黑人制作出来的。黑奴的寓言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为彼时和后世非裔美国人的精神食粮，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成为非裔美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土壤。

在美洲被发现、殖民、移民及美洲国家建立并逐步完成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下，移民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蓄奴历史造就了其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于广袤美国南部的黑人祖先及其后裔开创了一种异于其他群体的生活和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黑人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和轨迹发展着，尽管是被压抑的非主流文化，是一种长期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但也构成了美国南部文化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对广大的非裔美国人来说，这种文化就真真切切地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奴隶制遗产也持续地影响着非裔美国人，这些对个体主体性和群体民族性的形成和塑造都产生着鲜明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这样的文化面向也塑造着该群体之外的美国其他群体的历史意识、心理构成和生活方式，并渗透进每一个非黑色面孔的日常行为之中。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少数族裔作家，被誉为改变美国文学面貌的伟大作家。[11]自1970年来，莫里森推出了《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秀拉》（Sula,1973）、《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柏油娃娃》（Tar Baby,1981）、《宠儿》（Beloved,1987）、《爵士乐》（Jazz,1992）、《天堂》（Paradise,1997）、《爱》（Love,2003）、《恩惠》（A Mercy,2008）、《家》（Home,2012）和《孩子的愤怒》（Gold Help the Child,2015），共十一部长篇小说；作家先后创作了三出戏剧作品，近年来又与其子合作出版了几部儿童绘本作品。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莫里森还编辑出版了黑人丛书、《种族正义，性别权力：论安尼塔·希尔，克拉伦斯·托马斯以及社会现实的建构》（Rac-ing Justice,En-Gendering Poewer: Essays on Anita Hill,Clarence Thomas,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1993）以及《烧掉这本书：笔会作家用文字的力量说话》（Burn This Book: PEN Writers Speak Out on the Power of the World,2009）等书籍；著有文学批评文集《在黑暗中游戏：白人性与文学想象》（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1992）; 1989年和1993年分别发表了两篇重要演说：《不可言说之不被言说：美国文学中的非裔美国人》（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和《手中之鸟》（Birds in Hands）; 2017年《他者的起源》（The Origin of Others）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了莫里森关于美国奴隶制、书写他者及外来者的家园等方面的演讲文章。

莫里森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她持续地为美国黑人群体的政治境遇而思考和创作，提供了一个认识美国黑人及黑人与其他群体交往的历史和族群关系的重要窗口。她曾在访谈中表示，“为我的人民写的农民文学，它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12]。在后来的诸多采访中，当被问及为什么只写黑人的生活，她都表示她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作为一个女性黑人作家，她所观察和写作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人、邻居、朋友等组成的黑人群体，而构成历史和文化的点滴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记忆之中。因而，莫里森十一部小说的核心人物都是黑人，作品书写了他们的个性、情感及生存困境，最终织成一张记录了社会历史进程的艺术之网。

综观莫里森的创作，美国南部是其黑人群体叙事的主要地理固着点，或是作品的叙事空间位于南部，或是涉及由北至南的空间流动，亦有人物回忆中的南部地区。从这个叙事偏好可以看出，莫里森的创作既鲜明地延续了非裔美国文学中关于南部地理书写的传统，同时也清晰地表明了她对美国南部的认识和立场。本书将探究这种叙事背后的文化内涵，从美国的种族问题和现状出发，进一步探讨莫里森文学叙事的意义，评价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在总体谈及小说的地理空间时将小说里涉及的具体南方村镇统一称作“南方”，在各章节具体论述时则以相应的村镇名称标识。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每部小说都有相对清晰的地理空间坐标，而且大部分地理空间位于美国南方各州或南北交界处及南部北迁黑人的聚居地。还有一部分是北方的州和城市，比如纽约，但主人公的经历都与南方有着深刻的关联，叙事在对城市生活书写的同时也穿插了对南方黑人村镇景观的描述，如《爵士乐》中的南部小镇维也纳。莫里森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实践还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对以纽约等大都会为代表的北方的逃离和对以沙理玛、洛特斯和鲁比等南方地理空间的深情书写和回归。尽管这些南方乡村或小镇闭塞、落后，但叙事并没有显示出鄙夷或者失望的态度（《柏油娃娃》中的埃罗是例外，叙事显示出犹疑并以女主人公的离开暗示了某种否定，这个问题会在第四章的论述中详细讨论），反而在这些看似停滞的地方具有突出的温情和暗流涌动的活力，初来乍到者不易发现，但进入当地的文化语境后，往往能感受到生机勃勃的活力。与此相反，光鲜亮丽的北方都市则显示出了其残酷的一面，在城市中的南部黑人难以融入快节奏的生活，人物或多或少都带有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利的影子。

综上，莫里森创作中明显的地理倾向是基于美国深刻社会问题和黑人群体突出的政治诉求的，其创作走向及文化立场也符合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非裔知识分子，莫里森是一位有担当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她认为作品必须有政治性。[13]基于此，莫里森试图在其创作中表达怎样的政治诉求？面对南方实际落后的局面，作家怎样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类似前现代的南方农业社会形态是否真的可以抵御现代性进程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南方奴隶制遗产？面对发达的北方都市和落后的南方乡村，当代黑人的选择是否会与小说中的深情回归一致？作为虚构和象征的南方，它的重要意义在哪里？总而言之，看似单一的地理问题实际上囊括了美国社会生活的众多复杂向度，包括种族冲突与融合、作为文化记忆的奴隶制遗产、黑人民族文化和传统的传承等。探究莫里森小说中的南方地理与政治想象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美国当代社会问题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作家艺术世界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