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记小说：重现历史人物的画卷

在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中，传记小说是重要的一部分，主要有三部小说：塔吉克斯坦作家哈穆达姆与齐格林合作的《张骞的一生——伟大的丝绸之路》（以下简称《张骞的一生》），俄罗斯作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马可·波罗》和涅恰耶夫的《马可·波罗》。总体上看，《张骞的一生》通过张骞作为西汉使者的政治活动与其个人生活两条情节线索，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通过写实与虚构描写了张骞西域之旅中的奇遇和巧合，塑造了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什克洛夫斯基的《马可·波罗》依托真实的历史事件，恰到好处地运用传说故事、虚构与想象、互文性等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旅行家形象。涅恰耶夫在《马可·波罗》中记述和描写人物与事件时，往往一边记述主人公的经历，一边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说明所述之事，记述与论证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特征。可以说，这些传记小说各有特色，即便是同一历史人物的传记小说，在体裁特征和创作手法上也不尽相同。

一 塔吉克斯坦作家哈穆达姆的《张骞的一生》：伟大使者的传奇

《张骞的一生》是塔吉克斯坦作家哈穆达姆与齐格林合作创作的小说。哈穆达姆是塔吉克斯坦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剧作家和翻译家。他在独联体国家、伊朗、阿富汗、美国、巴基斯坦、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其他国家享有盛名。哈穆达姆创作了数十部戏剧、电影剧本以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还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塔吉克语。他的很多作品获得了最负盛名的奖项，他是塔吉克斯坦首位获得巴基斯坦最高文学奖的作家，被授予“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功勋工作者”的荣誉称号，是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高级顾问，在发展和丰富本国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哈穆达姆作品的特点是清晰、富有表现力、充满乐观精神，表现出他了解并真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齐格林也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出生于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族人，其父母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从俄罗斯撤离到塔吉克斯坦，定居于北部的一个小镇，齐格林在此出生。对齐格林而言，塔吉克语与俄语都是母语，塔吉克人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也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因而他一生伴随着两种文化和民族传统的融合。齐格林在文学上的尝试开始于翻译，他将一些作家的作品从塔吉克语翻译成俄语，反之亦然，于是逐渐产生了自己创作的想法，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创作过一百多个电影剧本，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哈穆达姆并与之合作至今。

哈穆达姆和齐格林在合作的二十多年当中，共同创作了一系列历史小说，其中有中短篇小说，例如：《在塔赫提·桑金脚下》（У подножия Тахти Сангина，2003），《母亲的勇气》（Мужество матери，2005），《帖木儿的错误》（Ошибка Тамерлана，2003），《所罗门神庙》（Храм Соломона》，2006），《张骞的一生》（2002），《伊玛目·阿扎姆的白日之星》（Дневная звезда Имома Азама，2009）；也有长篇历史小说，例如：《哈特隆斯克的堡垒》（Хатлонский бастион，2005），《征服粟特国》（Покорение Согдианы，2003），《来自乌斯特鲁沙纳的奥扎尔，或者斯巴达克斯之剑》（Озар из Устурушаны，или Меч Спартака，2007），等等，这些小说多以本国历史为主要题材。除此之外，两位作家还创作了不少惊险小说和侦探小说，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塔吉克斯坦的俄语文学中，哈穆达姆和齐格林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国人民的命运。作家们通过对这些杰出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充分再现了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画面，揭示了将各代人结合起来的精神基础。《张骞的一生》是两位作家由历史剧改写成的历史传记小说，极具研究价值和时代意义。

张骞出使西域以及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是广为人知的世界历史大事，“发生在二十个世纪以前”[43]。小说《张骞的一生》鲜明生动地描写了张骞出使前后、出使途中的经历以及真实发生的事件，故事开始于公元前138年7月，结束于12年后，具有历史传记小说固有的特征。从结构上看，《张骞的一生》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大帝的使者”，第二部分是“特殊的使命”，小说因此设置了两条情节线索。第一条线索讲述的是张骞作为西汉使者的政治活动。张骞受命于汉武帝，从西安出发前往大月氏国结盟，途中遭遇匈奴袭击而被俘成为奴隶，因治愈患疟疾的匈奴首领久琛而救下来自伏尔加河流域的斯拉夫人甘父，而后张骞与甘父趁匈奴人松懈之机逃走，此时距离他离开长安已经十年之久。走出沙漠后在山林间偶遇女孩法罗阿特和小男孩施拉克遭劫并将其救下，法罗阿特是大夏国巴克特部落首领巴哈拉姆的女儿，张骞遂前往巴克特部落并与之建立军事同盟，随后与阿列尔部落缔结联盟，进而与大夏国建立友好关系，确定了从大夏国到中国等国家的商道，回国途经马勒阜时与之建立军事联盟和贸易关系，至此张骞完成了使命。小说的第二条线索与张骞的个人生活有关，匈奴单于将一个部落头领的女儿赐给他为妻，在巴克特部落收养了视其为父的孤儿施拉克，与法罗阿特相爱，在马勒阜救下沦为奴隶的苏兹达里姑娘柳巴，回国后因单英挑拨被汉武帝褫夺所有荣誉、奖赏与特权，靠打铁为生，单英的谎言被戳穿后受到汉武帝重新重用，再次出使西域。上述两条情节线索并行，反映了人与时代、人与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时代的文化，将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生活等巧妙结合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张骞的一生》虽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传记小说，但是在伟大使者的经历中却充满了奇遇和巧合，许多事件充满了超自然的力量和因素。比如在匈奴单于要烧死奴隶为牺牲的战士陪葬时，水井的水源突然干涸，张骞自告奋勇成功解决水源问题，这样才有机会逃脱死亡；张骞从匈奴人手中救下甘父，而后者恰好勇敢而又忠诚，自此陪伴他经历种种考验并多次帮助他逃过劫难；张骞救下法罗阿特，而后者恰好是部落首领的女儿，并且与之相爱。阿列尔部落首领的儿子恰好是张骞在匈奴做俘虏时结识的奴隶，且二人私交甚好、相互了解。张骞在巴克特部落接受火神考验时，恰好刮起大风将火墙劈为两半形成可以通行的走廊；阿列尔部落崇拜“四十姑娘”，那些雕像竟然晃动并睁开眼睛轻轻说起话来，告诉人们要相信张骞。这些巧合和超自然力是张骞成功的保障，使伟大使者的经历充满了神秘和传奇的色彩。

在小说中，张骞的形象极富传说中的英雄的特征。张骞一行只有20人，却要穿越匈奴领地，这本身就是英雄之举；在匈奴领地炸泉眼、两次救甘父、不畏艰难接受巴克特部落考验、深入巴克特部落调节部落间矛盾也都是英雄所为。无论是可能会为匈奴人陪葬，还是与阿玛勒对决，张骞总是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表现出英雄本色。正如作者所说：张骞“曾多次与死神对峙，他已经学会了在生死关头保持勇敢与冷静[44]。”张骞与嫉妒者单英在一起的比较，更凸显了张骞的英雄特征。“单英走近张骞。站在地上，他明显输了一筹。虽然没有带武器，但张骞仍显得高大英武。张骞保持着平静，单英踌躇了一下，虽然他努力想保持冷酷的样子。”[45]通过上述描写，小说具有了英雄传奇的鲜明特征。

《张骞的一生》的情节无疑是基于真实历史人物经历的事实，对于张骞，作家们试图使其形象尽可能接近历史原型。与此同时，作家们也积极使用艺术虚构，细致描写甘父、巴哈拉姆、法罗阿特和许多其他次要人物，设置正面和负面人物的冲突（张骞与单英的矛盾代表不同社会历史力量的人物的对立），将两类人的性格和命运对立起来，从而生发出更多有趣的故事，如主人公的个人生活、人物的爱情等，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可以说，无论小说的结构还是思想内容，都体现了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艺术。不言而喻，哈穆达姆和齐格林共同撰写的《张骞的一生》是可圈可点的“勇敢的尝试，它给描绘丝绸之路的历史画卷上添上了绚丽的一笔”[46]。

需要指出的是，《张骞的一生》是中、塔两国友好邦交关系发展的产物和见证。中、塔两国于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各方面的合作逐步展开。小说发表的2002年，恰好是中塔建交20周年，该书的发行即是20周年庆典的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二 俄罗斯作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马可·波罗》：史料纪实与传说故事的结合

在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作品中，《马可·波罗》是创作较早、较为特别的一部小说。自20世纪30年代起，什氏在近四十年间的散文创作中多次触及马可·波罗及其相关故事。早在1931年，什氏就写过一本关于马可·波罗的小册子，名为《侦探马可·波罗》，由莫斯科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为儿童系列丛书“先驱就是第一”所撰写的，作家依据马可·波罗所作游记描写了其一生的故事，其中的叙述十分有趣，篇幅接近中篇，可谓后来的《马可·波罗》一书的简写本。1935年什氏将小说进行修改，一些片段刊发在杂志《星火报》（1935年第14期）、《接班人》（1935年第6期）上面，其全文1935年载于杂志《旗》第6期和第7期。1936年什氏为系列丛书“杰出人物生平”撰稿，再次修改了小说《马可·波罗》并出版单行本。1958年经过修改和补充，《马可·波罗》收入什氏的文集《中短篇历史小说》，由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终成定稿。

作为13世纪的旅行家和商人，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名字可谓具有世界性意义。在热那亚监狱里，马可·波罗向狱友鲁斯梯谦讲述了自己的旅行及见闻，后者记录并整理成书出版，1307年，马可·波罗亲自修订并将书再版，汉译本多名为《马可·波罗游记》或《马可·波罗行纪》。此后相当长的时间，该书一直是欧洲了解和认识东亚的唯一文献资料，并被翻译为多种欧洲语言。从欧洲到东方的陆路经过俄罗斯南部，因而马可·波罗在其游记的最后一章中描写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该书的俄文译本最早出现在1861—1862年，什氏主要参照的是1902年出版的米纳耶夫（И.П.Минаев，1840—1890）的译本。米纳耶夫是俄罗斯著名的东方学家，其译本在出版时由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巴托尔德（В.В.Бартольд，1869—1930）审校，从而确保了该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也许正是什氏选择该译本的主要缘由。需要指出的是，什氏在创作《马可·波罗》时并未仅仅参考《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而是对比和研究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意大利传教士若望·柏郎嘉宾的《蒙古史》、西班牙旅行家兼作家克拉维约的《克拉维约东使记》等，他虽然以马可·波罗的叙述为基石，但是却在小说中融入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和结论。也许正因为如此，《马可·波罗》一书才不仅是马可·波罗这位“著名旅行家的传记”，同时也是对其生平所做的“独特的文学注解”[47]。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重要文艺理论家，在创作时自然会将许多艺术表现手法融入作品之中。他在创作《马可·波罗》这部历史传记小说时，将史料纪实与传说故事结合起来。《马可·波罗》作为传记小说，是建构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的，小说中的事件和故事均在浓厚的历史氛围中展开，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多为真实的历史人物。

什克洛夫斯基的小说《马可·波罗》虽为马可·波罗的传记小说，但是其中大部分篇幅描写的是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的东方之旅。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之初，马可·波罗的同时代人认为书中所写均为作者杜撰和虚构，直到20世纪仍然有人怀疑马可·波罗及波罗兄弟是否到过东方和中国，这种论争持续了多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学者中，较为著名的是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丝·伍德博士，他1995年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以182页专著的形式论证自己的观点。[48]对此类的怀疑论者，中国杨志玖等学者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以大量证据说明上述观点的悖谬。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都肯定了马可·波罗中国之行。[49]截至目前，随着世界马可·波罗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2012年德国学者傅汉思出版了新作《马可·波罗在中国——来自货币、食盐和税收的新证据》，再次证明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

除了马可·波罗及其东方之行以外，什克洛夫斯基在小说中所写到的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历史上的名人，例如成吉思汗、忽必烈、阿合马等人，与之相关的一些事件也确有其事，例如十字军远征、忽必烈统一中国、阿合马其人其事等均为历史事实。如前所述，什克洛夫斯基在创作《马可·波罗》时，并没有单纯地只参考《马可·波罗游记》，而是研究了与之相关的很多资料。正因为如此，什克洛夫斯基才能通过对13世纪欧亚一些国家的物质、制度、习俗、意识和观念的描写，在小说中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从而带领读者做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

在《马可·波罗》中，什克洛夫斯基在主要依据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借用一些传说来增强小说的趣味性。作家“在记述自己的观察和经验的同时，……毫不犹疑地以古代典籍和传说中奇异的故事丰富了自己的叙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有关于中亚游牧和尚武民族的讲述都是从传说故事开始”，这些故事往往讲的是这些民族“假想的功绩和极端的残酷，以及他们强盗的声誉”[50]。什克洛夫斯基首先借用的是有关蒙古人的传说故事，描写了蒙古可汗及其率领的部队的英勇和残酷。在叙述这些故事时，作家在其中增添了一些神奇的成分，从而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

什克洛夫斯基在讲述马可·波罗眼中的摩苏尔时指出，对马可·波罗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此地的钻石，并且根据一些童话讲述了这些钻石的故事：“在那些山里有许多又大又粗的蛇，凶恶且有毒；在山洞里有许多钻石。小溪把钻石冲到一些岩洞和大山洞里。那里有一个又大又深的山谷，周围的岩石上都是岩洞，没有人敢到那里去，于是人们就这样做：拿上一些肉块扔进深深的山谷里，肉块落到许多钻石上，钻石便粘在上面。鹰看见肉块，把它叼住，衔到另一个地方，人们就大声吓唬鹰，从它那里把肉夺下来。或者跟在鹰的身后，在它扔的垃圾里找到钻石。”[51]这种描写和叙述使小说更加引人入胜。

作为商人，马可·波罗不可能不对黄金感兴趣。在小说《马可·波罗》中，什克洛夫斯基几次描写了有关黄金的传说。首先是日本，那里原来是陆地，人们极少做生意，“这个群岛位于东方的茫茫大海之中。距离大陆一千五百英里。群岛的面积很大。那里的黄金极其丰富，因为只可以在那里开采，却不能外运。那里的宫殿雄伟高大，用纯金覆盖屋顶，就像我们威尼斯用铅覆盖房子和教堂的屋顶一样。……那里的地板也是黄金制成的，地板上的黄金有两指厚，窗户也是黄金装饰的，那里还盛产粉红色的珍珠”[52]。此外，在中国南方云南省的一个大集市上，山区的人们用黄金兑换白银，一条金块兑换五块白银，而在欧洲，在威尼斯，要兑换10—12块白银。这些拥有诸多黄金的人属于哪个民族，他们从哪里来，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到达他们那里，因为“那个民族生活的地方，没有人能够到达，也没有人会做任何伤害他们的事。他们住在无法通行的国度，没有道路通向那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从来没有人去过那里”[53]。在《马可·波罗》中，什克洛夫斯基将这些传说故事与历史纪实结合起来，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

俄罗斯批评家伊瓦奇（A.Ивач，1900—1978）指出，“什克洛夫斯基对马可·波罗笔记的阅读，与那些迷恋于做注释和寻找地理错误的评论者不同。他在马可·波罗描写自己旅行的书中看到的是马可·波罗本人，他是走在那个时代前面的人”[54]。什克洛夫斯基在《马可·波罗》中依托真实的历史事件，恰到好处地运用传说故事、虚构与想象、互文性等艺术表现手法，塑造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旅行家的形象。

什克洛夫斯基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关注不无缘由，一方面与作家对东方和中国的兴趣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文化语境有关。作为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文学领域中的活动始于1913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为形式主义学派的核心人物和代表人物。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时代的氛围也在改变，开始出现一些批判形式主义方法的书籍和文章，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氛围之下，对什克洛夫斯基而言，继续保持原有的立场并写作和发表相关论著似乎是不可能的。对当时的许多作家来说，“从事文学活动相对安全的方式剩下了两个：要么是儿童文学，要么是历史传记文学”[55]。许多批评家和文论家因此从文学研究转向儿童文学创作，什克洛夫斯基也将理论研究暂时搁置一旁，表现出对历史体裁作品创作的浓厚兴趣，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几部小说，主人公均为历史人物，其中就包括《侦探马可·波罗》，并在后来将其逐步完善，终成传记小说《马可·波罗》。

三 俄罗斯作家涅恰耶夫的《马可·波罗》：旅行家一生的科学述评

涅恰耶夫是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翻译家、记者。他生于莫斯科，先后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副博士学位。他致力于科研工作多年，后来在商业机构任职，目前是俄罗斯作家协会、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成员。涅恰耶夫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2001年，2009年被授予俄罗斯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金奖和荣誉证书，以表彰其“对俄罗斯文学的忠实服务”。涅恰耶夫参与创作的书籍（包括有声书籍和翻译）的总发行量在2013年12月超过了100万册，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作家。

涅恰耶夫所著《马可·波罗》发表于2013年，书中记述了马可·波罗的一生，也肯定地评价了旅行家的所作所为及其贡献。全书共14章，第1—3章描写了波罗兄弟的东方之行，第3—11章记述了马可·波罗出生至死亡的整个人生。可见，作家在小说中不单单讲述了卓越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及其人生际遇，还细致地描述了在马可·波罗之前来过中国的波罗兄弟（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经历和遭遇，也展示了13世纪亚洲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背景、文化和生活。在小说中，涅恰耶夫在记述和描写人物与事件的时候，往往掺杂着许多评价。在涅恰耶夫笔下，波罗兄弟正如马可·波罗评价的那样“机智聪明”[56]，他们第二次前往东方的主要原因是“在他们看来，物质利益胜过任何危险”，但是他们两个人“并不擅长选择道路” [57]。作家对马可·波罗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卓越的旅家行”“勇敢的威尼斯人”[58]，他的贡献是卓著的。

涅恰耶夫的《马可·波罗》第12—14章将小说评与述结合的特征体现得最为鲜明。众所周知，1271年波罗兄弟带着马可·波罗，三人一起出发踏上旅途，直到1292年才返回家乡。在这段时间里，马可·波罗曾毛遂自荐在忽必烈汗的宫廷供职，他研究了蒙古习俗和中国，并收集了许多有关日本、印度和非洲的信息，马可·波罗将获得的信息都写进了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之中。因此，谢尔盖·涅恰耶夫不仅详细记述了马可·波罗东方之旅的各种奇遇、返回故乡的生活及最后的离世，还在记述完旅行家的整个一生以后，在小说中专设一章——第12章，详细讲述《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不同名称、传播以及与游记内容有关的一些情况，这是与什克洛夫斯基所著《马可·波罗》十分不同之处。此外，涅恰耶夫还引用美国传记作家劳伦斯·贝尔格林（Лоуренс Бергрин）的说法对马可·波罗的游记做出了评价：“所成之作就像是由多位无名大师所建的中世纪大教堂一样，极为鲜明生动，但思想无序庞杂”，然而“由于作者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一部历史纪实和一件艺术珍品，以超越时间的冒险形式将消逝的世界保留下来”[59]。

在小说的第13章中，涅恰耶夫先是列举了否定和批评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众多说法和观点，接着在该章最后用很大的篇幅和有说服力的论据为其辩护，驳斥对旅行家的各种抨击，建议人们“对待马可·波罗不应过于严苛，因为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没有为自己设定任何复杂的科学任务。他是一个生活在几百年前的质朴的商人，他只是想告诉人们：‘世界充满了奇迹，我相信这些奇迹——也请您相信。’”[60]涅恰耶夫认为，无论哪一部学术著作，即便是最科学的学术著作，也不可能将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包容进去，并且全部讲述和论证得清楚明白。第14章是小说的最后一章，涅恰耶夫以“毋庸置疑的贡献”为该章命名，肯定了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及其无可比拟的贡献。作家明确指出，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尽管日期、城市的位置以及对城市的记述明显存在混淆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马可·波罗是一个幻想家，讲述一些他所未见过的国家、人民和动物来欺骗读者”[61]。综合考察马可·波罗的旅行，虽然他的游记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但是“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及其游记“意义非凡”[62]。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涅恰耶夫的《马可·波罗》最突出的特征是科学性，作家一边记述主人公坎坷而又传奇的经历，一边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说明所述之事，记述与论证紧密结合。作家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参阅了38本俄文资料，66本外文资料（主要是英文和法文资料）。全书共有543个注释，分布在近250页的小说中，平均每页约有2个注释。小说由14章组成，除了第11章、第12章和第14章没有小节以外，其余各章共分了103个小节，按章节计算的话，每个小节有近5个注释，小说的科学性和作家的严谨性可见一斑。例如在小说的第11章“马可·波罗之死”中，涅恰耶夫从1323年69岁的马可·波罗患重病无法下床写起，紧接着引用雅格布·阿奎（Джакопо д'Аккуи）和历史学家弗朗索瓦·佩诺（Франсуа Перно）在著述中关于马可·波罗临终前对自己游记的评价，以及劳伦斯·贝尔格林对游记的评价，说明旅行家死前拒绝对游记内容进行更正。由于病情严重，马可·波罗便听从医生建议在牧师的见证下立了遗嘱，小说简要介绍了遗嘱的内容，接着引用劳伦斯·贝尔格林著作中的叙述说明马可·波罗对跟随他的蒙古仆人的宽宥仁慈，三处引用1865年巴黎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之书》的描写分别说明遗嘱的内容、违反遗嘱的惩罚以及遗嘱的真伪。此后，涅恰耶夫记述了马可·波罗死亡的时间、举行葬礼的情形、埋葬的墓地，引用弗朗切斯科·桑索维诺（Франческо Сансовино）对圣洛伦索教堂的介绍来证明马可·波罗之墓的所在地。在第11章最后，涅恰耶夫介绍了马可·波罗墓地的现状。从篇幅上看，第11章内容从215页至219页共4页，而其中的引文有8处之多。从词汇量上看，第11章共有俄文单词956个，而引文中的单词为262个，占总词汇量的27%。应该说，涅恰耶夫采用的这种写作手法是比较难以驾驭的，需要高超的写作能力，否则就会有滥用引文之嫌。涅恰耶夫则深谙其道，他致力于科研工作多年，在小说中把这些材料运用得游刃有余，很好地展现了旅行家传奇的经历和人生。

总体来看，传记小说是文与史牵手的小说，跨传记和小说双重文类，因而兼具两个体裁的特征。作家们把名人的经历作为创作素材，不仅要写出人物的生平事迹，也要观照历史文化语境，反映历史面貌，表达情感和对人物的评价。传记小说作品无疑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以严谨的研究为依据，对人物予以文学和美学的阐释，这类小说“既要纪实，又要创造，……就是要达成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兼具科学性和可读性”[63]。可以说，什克洛夫斯基的《马可·波罗》与涅恰耶夫的《马可·波罗》这两部传记小说都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