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诗总集的编纂与结社方式的呈现
清代是古典诗歌正向发展的最后时代，诗歌作品的主体构成、题材提炼、情感表达及其所反映的诗学观念等在两百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均有不小的突破。清代的个人创作大致延续明代以来的进程和趋势，以集会、结社为外在形式的群体创作在原有基础上也获得更多实践机会，并通过社诗总集的编纂表现出来。清代社诗总集的刊行与流通，正是基于创作方式的新变和出版行业的繁荣。社诗总集为考察诗社提供翔实的材料和广阔的空间，也是本书立论的依据。
一 《月泉吟社》在清代的范式意义
众所周知，“月泉吟社”是元初的遗民诗社，相应的《月泉吟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社诗总集。该总集对明清诗社及社诗总集具有典范作用，是不可动摇的传统和经典，又形成一定的标准和规范，一如《三百篇》《花间集》对后世诗词的深远影响。结社受到“月泉吟社”的启发，社诗总集遵循《月泉吟社》的形态、风格，这种情况在清代相当常见。在探讨清代的社诗总集之前，《月泉吟社》是无法回避的话题。
“月泉吟社”由吴渭创立。吴渭，字清翁，号潜斋，浙江浦江人，曾官义乌令，入元后退居吴溪。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社诗总集，取名“月泉吟社诗”，《四库全书总目》作“月泉吟社”，笔者提法采取后者。关于“月泉吟社”的活动时间，社约记载如下：
本社预于小春月望命题，至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请诸处吟社用好纸楷书，以便誊副而免于差舛。明书州里姓号，以便供赏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来问，浦江县西地名前吴吴知县位对面交卷，守回标照应。俟评校毕，三月三日揭晓，赏随诗册分送。此固非足浼我同志，亦姑以讲前好、求新益云。[1]
“月泉吟社”征赋《春日田园杂兴》诗，规定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1286）十月十五日命题，次年丁亥（1287）正月十五日收卷，月底结局，三月三日揭晓并分赏。《月泉吟社》原序前有清代四库馆臣《提要》记载：“此本仅载前六十人，共诗七十四首。又附录句图三十二联，而第十八联佚其名。盖后人节录之本，非完书也。其人皆用寓名，而别注本名于其下。如第一名连文凤，改称‘罗公福’之类，未详其意。岂凤等校阅之时，欲示公论，以此代糊名耶？首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次列六十人之诗，各有评点，次为摘句，次为赏格及送赏启，次为诸人覆启，亦皆节文。其人大抵宋之遗老，故多寓遁世之意及听杜鹃、餐薇蕨语。”[2]该社收到二千七百三十五张诗卷，邀请方凤、谢翔、吴思齐评定甲乙，选取二百八十人。但《月泉吟社》仅载录前六十人，诗七十四首。与《提要》著录相符，《月泉吟社》包括社约、春日田园题意、誓诗坛文、诗评、月泉吟社诗及评点、摘句图、送诗赏小札、回送诗赏札等部分。创作、选评、奖赏三者，奠定了社诗总集的基本形式。这三者也是诗社活动的重要环节，围绕诗歌创作而展开。《月泉吟社》的编纂体例，反映了“月泉吟社”的活动形式，并对清代社诗总集的形态产生影响。“月泉吟社”是元初遗民诗社，成员多为“宋之遗老”，具有避世倾向。其遗民性对后世结社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关于该社的具体细节，欧阳光先生《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已展开论述[3]。
“月泉吟社”逐渐成为元代风雅的象征。王玉树《元尚风雅》记载：“案：有元一代，文学甚轻，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谣，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矣。而缙绅之徒，往往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四方名士毕集，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4]谈到元代缙绅名士热衷结社的风气，也提及“月泉吟社”的发起人吴渭、考官谢翱及第一名作者。这篇杂记摘自《明史》《元史》《怀麓堂诗话》《四友斋从说》等史料，赵翼《元季风雅相尚》一文的结构内容也与此相似[5]，都反映了清人对宋元之际文学环境和社事的总体认识。“月泉吟社”并非元初唯一诗社，其创立当时必是诗社林立，宴集酬唱频繁。但《月泉吟社》的流传，使得该社秀出于众，终成诗社典范，并推动明清社事的巨大发展。清代对“月泉吟社”及其社诗总集的推重与模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追和“月泉吟社”原韵。“春日田园杂兴”，借题于范成大诗歌。清人沿用该诗题，表达对“月泉吟社”前辈的思慕，对田园归隐生活的神往。就性质和风格而言，“月泉吟社”堪称遗民诗社、田园诗社的滥觞。陆世仪《春日田园杂兴》序云：“遭时不偶，避世墙东，春日伤心，无聊独叹。偶过异公斋，示我《春兴》六首已，又出《月泉吟社》一册曰：‘此至元丙戌浦江吴潜翁所辑也。’时元易宋已五载，翁隐石湖，集诸隐流吟咏寄志，一时属和几及三千。嗟乎！屈、陶异世同情矣。虽时事尚未可知，而丙戌奇合深用足叹，亦成六首聊志鄙怀。不敢曰首山之吟，亦用代曲江之哭耳。”[6]卷二编年“乙酉至丁亥”，这组诗歌写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春。《月泉吟社》经过明代毛晋汲古阁的刊印，在清代容易得见。类似“秋兴”，“春日田园杂兴”渐成清人春日咏叹的一个固定主题。陆世仪的组诗，又见于陈瑚《顽潭诗话补遗》[7]，用字有所改易。《顽潭诗话》属于诗歌总集而非诗话，补遗部分实为陈陆溥所辑，朱则杰先生已有考辨[8]。陈瑚自序称：“其间有一人为一类者，《指南》《心史》之续也；有一事为一类者，《月泉吟社》之续也；有一时为一类者，《谷音》之续也。”[9]陆世仪这组诗歌应属第二类。可见，《月泉吟社》的体例被清初总集所借鉴。据朱则杰先生考证，《顽潭诗话》不等于陈瑚所结“莲社”之社诗总集，尽管作者多是“莲社”成员[10]。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陆世仪《春日田园杂兴》是社诗作品，但后世诗人追和“月泉吟社”原韵足以说明该社的影响。清代同题组诗或五言、七言律诗数量众多，不胜枚举。又如任安上《借舫居诗钞仅存》[11]，目录所载《重阳前二日，同人小集永贻堂，分咏秋日村居杂兴，仿元人“月泉吟社”例，不拘韵，各赋五言或七言一首，分得蔬圃》一诗，“秋日村居杂兴”乃“春日田园杂兴”之变形。
另外，王士祯《仲兄礼吉墓志》记载：“兄所刻《抱山诗集》凡二卷。尝和月泉吟社诗五十余章，多警策，未及锓梓，今其稿不知犹存否？”[12]这些和诗于王士禧《抱山集选》之中未能获见[13]，但很有可能仿《春日田园杂兴》而作。
第二，追导“月泉吟社”遗风，效仿《月泉吟社》形式。这种情况是指，以“月泉吟社”为典范创立诗社，甚至按照《月泉吟社》的体例编排总集。第一点所说，追和“月泉吟社”原韵，有可能仅限于个人创作。清代诸多集会唱和，实际很接近结社，常以“月泉吟社”作为理想，试图重现联社雅集的传统。如汪琬所辑唱和总集《姑苏杨柳枝词》，含有《倡和姑苏杨柳枝词约》：“琬按：元浦江吴渭清翁《月泉吟社》一刻，前有题意、诗评数则。今略仿此例，凡用事未有根据者……概不及录。其余虽有微暇，未敢删弃。琬也不敏，或盲心眯目则有之，若爱憎毁誉杂出私心，则吴清翁所谓‘三辰在上，可誓诗坛’者也。惟诸作者亮之。”[14]这篇约文的功能相当于《月泉吟社》的社约和誓文。据朱则杰先生考订，“姑苏杨柳枝词唱和”汪琬首唱作于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最终成书时间是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15]。结合上述陈瑚《顽潭诗话补遗》的编定时间，《月泉吟社》的体例在清初这段时间得到高度认可。立约盟誓，也是唱和活动规范化诗社化的标志。王士祯也曾提到汪琬仿“月泉吟社”征诗：“宋末浦江吴渭清翁作月泉吟社。……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予在济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数百人，广陵闺秀李季娴、王潞卿亦有和作。后二年，予至淮南始见之。盖其流传之速如此。同年汪钝翁在苏州为《柳枝诗》十二章，仿月泉例征诗，浙西、江南和者亦数百人。”[16]王士祯“秋柳社”与汪琬“姑苏杨柳枝词唱和”，都是“月泉吟社”之流亚。关于作品体裁、唱和方式和作者关系等，朱则杰先生已注意到两者的差异[17]。这两例都能说明清初社事与“月泉吟社”及其社诗总集的渊源和联系。此外，胡敬《崇雅堂骈体文钞》卷二《屠琴坞同年〈是程堂倡和投赠集〉序》《翟氏书巢倡酬诗册序》两篇序文都以“月泉吟社”为参考[18]。又如李苞《观音庵同人小饮》首二联写道：“不见故人徒相思，既见故人莫相离。况复续开月泉社，月月联袂吟新诗。”[19]相较于元白唱和、皮陆唱和、西园雅集等，“月泉吟社”是名副其实的大型诗社，最终成为结社的象征和指代。吴翌凤《灯窗丛录》卷一“社集始于宋末之‘月泉吟社’”[20]，将该社作为结社集会的开端，推促明代结社热潮的产生。清人动辄以之勉励同人，努力延续社事之盛况。
第三，为“月泉吟社”作诗文、序跋。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月泉吟社》一卷，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阁本，卷末附有全祖望所撰《跋〈月泉吟社〉后》《跋〈月泉吟社〉白湛渊诗》《寄万九沙论〈宁志〉补遗杂目，“月泉吟社”诗人》[21]，应为后人抄录添加。第三篇是回答万经（九沙其号）关于重修《宁波府志》的问题，涉及“月泉吟社”两位诗人白埏（号湛渊）、陈规（字养直）。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卷三十三、卷四十七，亦分别收入了这三篇文章[2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四《记〈月泉吟社〉》提到“月泉吟社”仿“锁院试士之法”并介绍了该社的活动过程、部分社员生平，表现了这个诗人群体的遗民心态[23]。孙士毅《题〈月泉吟社诗〉后》对“月泉吟社”成员的缅怀之情跃然纸上：“君不见遗民老作江湖客，不愿为潮愿为汐。汐社风流五百年，卷中诗句谁词伯。富春尚胜严陵台，越市已无梅尉宅。白雁从南飞，朱鸟鸣声悲。十月既望岁丙戌，春日田园杂兴诗。托名第一罗公福，浦阳江上吞声哭。”[24]《月泉吟社》在清代有退补斋《金华丛书》本，是胡凤丹取家藏明代毛晋本重刻所得，并撰有《〈月泉吟社〉序》[25]。此毛晋本是《月泉吟社》与《谷音》合刻本。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二谈到“《谷音》三卷”时称此书“毛氏汲古阁本与《月泉吟社》合刻最工”[26]，可见该合刻在康熙年间也是通行本。
第四，考证“月泉吟社”成员，辨析《月泉吟社》版本。清人笔记涉及“月泉吟社”之处，往往谈及社员和版本。如，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九记载：“宋末浦江吴渭倡‘月泉吟社’，赋田园杂兴近体诗，名士谢翱辈第其高下，诗传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别自一家。予幼于外祖邹平孙公家见古刊本，后始见琴川毛氏本，常遍和之。窃谓皋羽所品高下，未尽当意，因戏为易置次第如左。”[27]王士祯曾在外祖家见过《月泉吟社》古刊本，后来才是毛氏汲古阁本。他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排列前面二十一名。清代《月泉吟社》版本并不复杂，主要有《四库全书》本、《诗词杂俎》本、《粤雅堂丛书》本和《金华丛书》本等。
此外，断代诗歌总集、地方诗歌总集也常收录“月泉吟社”成员之诗。如顾嗣立《元诗选》、厉鹗《宋诗纪事》、陈衍《元诗纪事》、郑杰《闽诗录》等。某些地方诗话和读书斋诗话也经常叙及该社，如王士祯《带经堂诗话》、郑方坤《全闽诗话》、陶元藻《全浙诗话》、李慈铭《越缦堂诗话》等。地方志如雍正《浙江通志》也摘录了一些“月泉吟社”的相关史料。
“月泉吟社”的影响从清代延至民国。“梁社”被迫停顿后，“衡门诗社”兴起，“效元代至元时浦江吴渭、谢翱诸公之‘月泉吟社’”[28]，编有社诗总集《衡门社诗选》。吴慧慧先生硕士学位论文《“梁社”研究》对该社已作细论[29]。另有“蛰园钵社”等，为续“月泉吟社”之风雅而创立，并辑有社集《蛰园击钵吟》[30]。
二 文本与活动：从社诗总集看结社方式的多样性
社诗作品编纂成集，存在总集与别集合编的情况，或者总集附属于诗文集。社诗作品一旦独立成卷，便具备总集编纂的意识和研究价值。清代社诗总集，其成书往往受到《月泉吟社》的影响。上文也提到清人序跋常以“月泉吟社”作为诗社的典范，如“君如蒲褐，遍传湖海词人；我亦清翁，共结田园吟社”等[31]。“月泉吟社”及《月泉吟社》对于清代社集的意义，在于树立了社集编纂的体式。相隔几百年，清代社诗总集仍有《月泉吟社》的诸多痕迹。社诗总集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文本内容方面，也包括集会、唱和等方式的区别，以及编纂体例的不同。社诗总集编纂的历史性转变，反映的正是结社方式的演化过程。
清代唱和总集的数量，明显多于社诗总集。酬唱是诗社之先声，所有社诗作品其实都是唱和作品。社诗总集与唱和总集，具有明显的界限，如社诗总集的序跋明确提到结社，卷首附有社约、社引，卷内作品包含集会信息。两类总集代表唱和与结社两种文学活动，在形式上各具特点。第一，双人唱和及其相关总集较常见，双人结社的情况却不多。如李星沅（号石梧）、郭润玉（号笙愉）夫妻二人唱和所得《梧笙唱和初集》[32]，董镛（字薇雪）、那兴阿（字兰汀）朋友二人唱和所得《汀雪联吟初集》[33]，张珮兰、张贞兰闺秀二人唱和所得《二兰合璧》[34]，这类总集不是个人诗集的合订本，作者之间关系密切，真实存在唱和活动。诗社有大小之分，多至上百人，少则二三人。社员的名单在集会的过程中会发生增减，控制社员数量是维持社事秩序的手段之一。普通唱酬不一定依赖集会，不完全受主体数量的限制。第二，相较于社诗总集，唱和总集受地域的限制较小。如张銮辑《沪上秋怀倡和集》[35]，来自张銮与吴懋谦旅沪时与诸友共同唱和；方濬颐辑《岭南倡和诗》[36]，是广州唱和诗歌总集；王咏霓辑《渐源唱和集》[37]，以皖江渐水一带诗人为主体；钱国祥辑《闽中唱和集》[38]，是诗人居闽中时与友人唱和往来之作。这些总集一律以地域命名，辑录的可能是当地及周边诗人的作品，也可能是诗人旅居他乡与故雨新知唱和所得。反观社诗总集，诗社活动范围有限，常在社员的寓所或书斋举行，如《红犀馆诗课》集会与欧景辰红犀馆舍相关。清代也有辐射范围较广的诗社，但毕竟还有社内社外的门槛，包容程度不及一般唱和。
纵观清代社诗总集，其体式与结构既反映了对元初《月泉吟社》的继承与仿效，又展示出清代结社方式的多样性和阶段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诗人自发结社为常态，兼有官府创设的情况。“翠屏诗社”是云南官府创设的具有会课性质的诗社[39]，其《诗社牌示》记载：“每月十五会课一次，届期由本府拟诗题数道，粘帖府署大堂，诸生自行钞回，宽以时日，脱稿送阅。”[40]这种自行抄回再脱稿送阅的方式，可能也有借鉴“月泉吟社”的成分。官府创设诗社之初，通常具备一定名目。冯誉骢任职云南东川知府期间，注意到当地诸生已掌握八股文法，但诗词创作失于工整，因此提议在文课外设立“翠屏诗社”。该社成员众多，也是官府倡导的直接结果。每月十五会课一次，诗题由冯誉骢拟定，官办诗社的执行力度较强。其实，清代诗社绝大部分由诗人自觉发起，“翠屏诗社”追本溯源也取决于冯誉骢的个人举措。自发结社，集会时间灵活，可作适度调整，与会诗人当场创作，缺席诗人会后补足。官府创设诗社相对正式，但并非常态，无法完全满足各地诗人频繁集会的需求。不同于士大夫阶层，布衣结社容易受到经济状况的束缚，宴饮游赏、创作付梓等都需要费用支持。然而，即使底层诗人生活贫寒，无以为继，民间小型诗社依旧此起彼伏，不可计数。到了清代，阶层和经济已不再是阻碍诗人结社的关键因素。
第二，兼有文本与口头两种约定形式。社诗总集不仅收录社诗作品，也涉及结社相关事宜。前文提过《月泉吟社》包含社约、题意和誓文等部分。宋元时期拟定社约的惯例延续至明清，民国社诗总集也常见约法。例如明代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谢肇淛与徐
起结“红云诗社”，分别撰有《红云社约》《红云续约》[41]，是典型的社约。段猷显与袁宏道等人结“葡桃社”于葡萄棚下，又作“葡萄社”，谢肇淛也曾参与其中。这类以果品命名的诗社颇具晚明风格，在此不作探讨。又如民国时期“南雅诗社”社约、“观澜诗社”社约等[42]，囊括结社宗旨、审美倾向、集会频率和集会地址等，内容大同小异。清人王相举行“九九诗会”，社诗总集为《白醉题襟集》，《会约》如下：
一[一]一九一会，即以交九之日为定期。同人有兴，欲添设一会者，亦听便，如月之有闰可也。
一[二]同人轮转邀集，各随兴致，毋拘次第，似觉活泼。前三日或诗或文，传送一邀；不烦折简，以避俗例。
一[三]会日芳尊苦茗，山肴野簌，取朴去华，以存文人本色。
一[四]辰刻聚集，酌题分卷。早餐后有要事者，不妨分应；晚酌毕，灯下补成，艺全方散。
一[五]六艺外，不及余事。外扰之来，概宜谢绝；不获辞则入别室，毋败人意。
一[六]会友文字外，或工书或善画，皆可订入；会时正课毕，别留妙翰，以志雪鸿，添助雅兴实多。
一[七]远道不能至者，可附鳞羽；期于九日之内，尊作寄到，则下课之题并前课诸友之作，坛主人录寄。[43]
九九消寒会的集会时间较明确，通常在创社之前约定社规，而不是在集会的过程中逐步摸索。“翠屏诗社”的《诗社牌示》，以文书的形式公开告知民众，也兼具社约的功能。可见，社约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类似序跋，以社引、社启等文体出现，回顾结社缘起、叙述结社经过和约定结社方式等；二是类似例言，条目式罗列，对社诗总集的宗旨、体例、结构、体裁和内容等作出说明。第二种社约是社诗总集的附件，而第一种往往是篇章独立的散文，可以视作结社的前奏。真正的凡例，如《寄园七夕集字诗》卷首胡德迈所撰[44]，也起到约束社员的作用。清代，文本约定仍是少数，口头约定居多。即使是口头约定，诗社的集会与创作同样有迹可循，这是诗社的内部规律。
第三，集会有一次和多次之分，多次集会又有定期和无定期之别。前文叙及顺治年间王士祯建立“秋柳社”，和者数百人，乃清代著名大型诗社之一。此后的诗人或诗社的唱和活动反复采用王士祯《秋柳》韵。“秋柳社”实质上只是一次雅集唱和。又如总集《寄园七夕集字诗》[45]，寄园、七夕、集字诗，分别限定了集会地点、时间和创作方式，也只有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七月七日一次集会。又如《碧湖吟社展重阳会诗》所记载[46]，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九月十九日，郭嵩焘在长沙北城外碧浪湖畔的开佛寺结“碧湖吟社”。不管该社是否还有其他集会，这部社诗总集的作品确是围绕一次集会一个主题。又如谭宗濬评定《香山榄溪菊会诗集》[47]，排列一百零一位诗人名次。“香山小榄乡菊花会”的诗题包括“登风度楼怀张文献公”和咏菊系列组诗等。这类总集以一次集会为依托，介于诗会总集和社诗总集之间。诗会与诗社的概念差别并不明朗，也没有彻底划清界限的必要。一次性的集会活动，特别是安排在令节佳期，容易得到百人云集响应，形成宏大规模。倘若诗社开展多次集会和各式主题，要求社员之间相互配合，与会诗人恐怕难以达到数百之多。一般而言，清人以多次集会巩固诗人群体的交游，保证社事的长远发展，止于一次集会的诗社及社诗总集相对稀见。消寒会、消夏会等，结社目的和集会次数明确，社员具备一种默契：集会完结即诗社解散。例如曾元基辑《听琴别馆消寒诗钞》[48]，这个“消寒诗社”凡九次集会，两次集会间隔九日，起止时间十分清晰。还有部分诗社在创立初始阶段，预先约定集会的具体次数，具有特殊性。
第四，兼有征诗与唱和两种创作模式。与“月泉吟社”相同，王士祯“秋柳社”、汪琬“姑苏杨柳枝词唱和”等，都是清代典型的征诗大会。大型诗会一般采取“征诗”这种形式，社员围绕主题进行创作，或以首唱为核心征集和诗。诗坛名流主持社集，但逾百名社员之间的关系不甚紧密。上述“寄园七夕集会”“香山小榄乡菊花会”等诗会的创作方式也类似于征诗。光绪《香山县志》卷二十二记载：“顺德罗天尺有《榄溪斗菊诗》（暴志《艺文》）。同治甲戌十月初十日再举为第四会，命题征诗，首题为‘登风度楼怀张文献公’，次为‘菊酒’‘菊糕’‘菊灯’‘菊枕’，诗四千余卷。南海谭榜眼宗浚评阅，本邑黄绍昌诗擅场（《采访册》），一时有‘菊花状元’之目（《海山诗屋诗话》）。”[49]收诗四千余卷，足见征诗规模之大。道光祝淮《香山县志》记载，香山小榄人善作盆菊，品评乡人所植菊花叫作“菊试”，联二三知己唱和篱下花前叫作“菊社”。至于“菊会”，起止三天，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为初会，五十六年辛亥（1791）为第二会，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为第三会，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是第四会。这里将“菊会”与“菊社”区分，“菊会”以布置菊展招揽宾客观赏为主，至于按照惯例征诗，规模宏大也非“菊社”所能比肩。第四次菊会辑有社诗总集《香山榄溪菊会诗集》，称为同社也可。明末社集就有征诗方式，如《历代画史汇传》记载：“黎遂球……初于崇正癸未游维扬，其时影园放黄牡丹，大会词人赋诗，且征诗江楚，延社长评定甲乙，第一以黄金二觥镌‘黄牡丹状元’字赠之。折卷遂球第一入选，女乐歌吹迎于红桥，一时传为盛事。”[50]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郑元勋影园雅集，钱谦益评卷，黎遂球获得第一名。征诗作为社事的序幕，为后面的选诗、评诗创造可能性，也可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增添结社的趣味。征集得来的诗歌，一般具有相同的主题或创作体裁，有助于评定甲乙。征诗是“月泉吟社”的标志，又成为清代结社的一种形式，得到广泛应用。征诗还用于贺寿、悼亡等活动，具有纪事意义。当然，唱和模式仍是清代诗社最主要最常见的创作方式。减少与会诗人，增加集会次数，唱和模式促使诗社稳定发展，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第五，作诗为主，填词为辅。通常而言，诗社以诗歌创作为主，词社填词，文社则写作文章，相互切磋技巧。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史料出现“文社”二字，有时只是文人结社的笼统称呼，并不涉及体裁。彭銮辑《薇省同声集》收录词集四种[51]，其中包括端木埰《碧瀣词》。作者自序记载：“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江宁水灾。伟君金先生居采蘩桥，水汩其半扉，移居天禧寺之听松阁。……适先生填《秋影》《秋声》两词，仲常首属和，谓予曰‘先生境困极，又一无所好，盖群和焉，联为词社，稍释老人牢愁’，众以为然。先生亦不忍拂群意，遂就所作名曰‘听松词社’。”[52]《薇省同声集》是总集，但所收四家词人并非同社关系；《碧瀣词》不是总集，却包含词社作品。又，同治六年丁卯（1867），薛时雨（字慰农）主持“湖舫文社”，共八次集会，辑有《湖舫会课》[53]，包含八个时文题目和八个试帖诗题。在此之前已开“湖舫诗社”，两社并著。针对不同的创作群体或集会空间重展社事，在清代时有发生。但是，文学体裁转变，促使二社并举错立，这种情形为数不多。宏观而言，词社和文社的创作体裁及方式较单一，集会次数也有限。而诗社具有统摄力，既可专事作诗，不触旁类，也可凭余力填词造文，琢磨文章技艺。诗社唱和注重互动与交流，在社员之中形成耦合效应。除了《借舫居诗钞仅存》，任安上还撰有《词钞仅存》《文钞仅存》。其曾孙任元濬辑《借舫居同社仅存》，乃任安上结社所得，时间大致在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十六年辛未（1811）。社员姓氏目录如下：
苏 榛 诗四首
吴 骞 诗七首
储成章 诗三十五首
朱麟征 诗十四首，序一篇
申泽溥 诗二十四首，词三首
潘兆熊 诗二十七首
周 迪 诗三十五首，词六首
储征甲 诗二十一首，词三首
吴衡章 诗十一首
万应馨 诗一首
汤 溶 诗一首
史 炳 诗二首
徐腾蛟 词一首
朱 珩 词一首
朱 琏 词一首
徐 柽 词一首
马廷华 词三首[54]
社员十七人，作品包括诗词和序文。任元濬根据曾祖所存断简零纨，“遍处访求，搜辑付梓”[55]，使之得以流传后世。另外，潘允喆诸作已刊入《长溪草堂集》，该总集不录。潘允喆即乾隆末年“长溪诗社”的社长，任安上也是社员之一。其孙潘逵吉所刻社诗总集《长溪社诗存》包括诗两卷、词一卷。又，《红梨社诗钞》序文“缮录积一年，得诗若干、诗余若干，以齿为先后梓之”[56]，明确记载社员作词。“红梨社”第十三次集会，题目为《十一月十二日，集款冬花屋，分赋寒闺词》，十名社员分赋十种词牌。该社屡次尝试同题分韵、分题咏物、分题咏史等唱和方式，偶或穿插不同文体的创作。清代诗社以作诗为主，有时兼顾填词，这种形式改变了集会原有的节奏，起到调剂社事的作用。
第六，采取同题分咏、同题分韵等多种唱和方式。题与韵，指的是诗歌的题材与用韵。例如《北麓诗课》[57]，卷一包括写景诗、咏物诗、宫词等，题材较杂；卷二是怀古诗和拟古诗两类，形成“十亭怀古”“十楼怀古”“十台怀古”“续十台怀古”等系列；卷三全部是咏史诗；卷四主要是拟新乐府、题画诗、书后诗、咏物诗和歌谣等。从卷二开始，主题趋向统一，出现同题唱和、分题唱和两种方式，显示出了诗歌创作随着社事深入而呈现的新特征。宋元诗社纷起之时，唱和方式已相当成熟、丰富。因为在社事兴盛以前，诗人当中的集体唱和活动十分活跃，对唱和方式的探索不断。清代社诗总集的唱和方式，呈现出由“同题共咏”转向“同题分咏”“同题分韵”的趋势。“月泉吟社”诗人群体皆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这种整齐划一的方式即同题共咏，便于评阅作品。但从长期结社的角度考虑，唱和方式多样性是必然的趋势。根据《北麓诗课》目录可见，在诗歌类型相同的前提下，社员分咏小题，体裁却视情况而定。“红梨社”则尝试了多种唱和方式，历次集会如下：
第一会，《庚寅二月十二日，集绿意庵，分赋古方俗》
第二会，《三月二十一日，同人游西庵，并议祀卜野水先生主于别室》
第三会，《四月十四日立夏节，集西云楼饯春，以韩诗“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分韵》
第四会，《闰四月八日，集古鲸琴馆，分咏诸家所藏书画》
第五会，《五月四日，集无悔靡闷之室，题李辰山先生墓图》
第六会，《六月七日，荇藻湖观荷，以白石词“水佩风裳无数”句分韵》
第七会，《七月五日，集惜笋庵，分咏蔬果》
第八会，《八月二日，集停云楼，茗饮即事》
第九会，《八月十五日，集琯朗阁，分咏饮中八仙》
第十会，《九月十九日，集崇百药斋，赋十医诗》
第十一会，《十月八日，集观自得斋，分拟〈选〉诗》
第十二会，《十月二十八日，集玉海书堂，分咏里中故迹》
第十三会，《十一月十二日，集款冬花屋，分赋寒闺词》
第十四会，《十二月初八日，集止宿庵，分赋残年新乐府》[58]
其中，九次集会都是同题分咏，内容包括传统地方风俗、书画、蔬果、饮中八仙等。第三会和第六会便是同题分韵，这种方式通常以名句分韵赋诗，并保证韵脚多于与会人数。在清代社诗总集中，同题分咏与同题分韵都具有突出的地位。“红梨社”第二会、第五会则属于同题共作，众人围绕一个诗题共同创作，这种方式在集会的过程中逐渐式微。同题共作，适合难以分题分韵的大型集会，或是诗社活跃度不足的情况。
第七，诗歌创作与选评相结合。清代诗社仿照《月泉吟社》选评诗歌的先例，对社诗作品加以选取与评点，形成总集编纂的特定模式。但选诗和评诗，并非所有诗社的必经过程。有的诗社力求呈现作品全貌，甚至不予修饰，或者诗社本身规模小，存留作品不多，就会尽量扩大社诗总集的容量。诗歌评点的部分，属于诗话范畴，体现诗社的审美趣味。例如“素兰社”所刻《莳兰堂诗社汇选》[59]，由冯公亮选评辑录。冯氏评语短小精悍，只用一二句点出诗作的风格神态，对于清丽淡雅、绝尘脱俗的文笔，亦不吝赞美。该社共得卷帙一千一百多，选诗解决了总集编排的难题，评诗又深化了选诗的目的和依据。《香山榄溪菊会诗集》之中，谭宗濬对所录诗人作品也作了相应的评论。评第一名黄绍昌曰：“骈体序藻采华赡，诗则骨秀气苍，于瑰玮典丽之中仍有浑灏流行之致。昔宋孙邻几评杜陵诗，譬之凿太虚而噭万籁，俨勾陈而界云汉。吾于斯篇亦云然。末首感喟淋漓，则又吊古况今之微旨也。七绝鲜秀。”[60]评第二名李长荣曰：“切定‘风度楼’着想一切，曲江祠堂、文献故宅等题，俱移用不得。诗格亦苍健雄深，非精于声律者不能有此境界。七绝轻秀，品格在南湖、白石之间。”[61]谭宗濬从辞藻、格律、风格、源流和意旨等方面简析作品，评价恰如其分。清代社诗总集还会对诗歌“评定甲乙”，即给诗人排名。裁判可能是诗社社长、总集编者、诗坛名宿或乡里长老等。“红犀馆诗课”成立[62]，姚燮（字复庄）因年长位尊被延为祭酒，并为社诗作品评判高下。复庄先生“兼采众体，不名一家”[63]，取舍公允。清末，黄映奎与同人结“后南园诗社”（又作“后南园诗课”）。第一次请姚筠评定；第二次请梁鼎芬评阅，采其佳句，录为一册，即《后南园诗课》[64]。诗题有二：《过学海堂，有怀阮文达公》《珠江夜月》。诗社取诗，分为“上取”“中取”“次取”“又次取”“备取”五等。“上取”“中取”每题各五名，“次取”各二十五名，“又次取”各五十名。《后南园诗课》选录部分代表作品，例如“上取”内部，第二题只录入第一名、第四名和第五名诗作。
三 民国社诗总集与旧体诗社的最终定型
清代社诗总集的编纂及其文本内容，反映和记录了社事的秩序和发展程度。“月泉吟社”及其社诗总集所包含的结社方式诸如命题征诗、同题共作等，以及涵盖创作、选评、奖赏的结社机制，都成为清代社事效仿的源流和典范。后世诗社以此为规准，又通过一次次集会唱和不断突破和发展已有的结社模式，并在清代达到最盛。“月泉吟社”的遗民性质和田园题材，展示了诗社在易代之际的功能，即促使文学从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中剥落分离出来，诗人身份也得到重新确立。后世诗人摆脱从仕唯一道路之际，往往也是积极结社回应“月泉吟社”的时候，比如清初、清末。
清末民国旧体诗社的社诗总集虽多，但基本延续了清初以来的编纂体式，结社方式也没有产生新花样。黄协埙所辑《同声集》[65]，自序记载：“戊午[民国七年，1918]夏五，于生干、朱生宝亮谒予而言曰：‘今者世途扰扰，国学将亡，同人拟结社澧溪，互相研究。先生为我乡硕果，请执牛耳，以莅盟坛。’余应之。迨腊月麇社中课作，乞余遴其尤者排比印行，余又应之。……今社中诸君多暗室潜修，闭户不问天下事，然他日出其所学，毅力行之，众志成城，为国捍患，同仇敌忾，安见不气夺三军？则是集也，小之仅足供乡塾之诵经，大之即可为草庐之经略，诸君勉乎哉！余虽老眊，企而望之矣。至于集中经史之足以考证得失与否，词章之足以陶写性情与否，读者自能辨之，余何敢言。”[66]“世途扰扰，国学将亡”道出了当时的结社环境。据黄协埙描述，中国岩疆为外族所觊觎，步步沦丧，各地学生尽力支撑。学生停课，工人辍业，商人罢市，群起奋争，直到外敌不敢置喙，佥壬因以免官。这种团结的精神，与同社之间“声气相孚”的要求并无二致。面对国学式微的局面，澧溪诸君组织“国学研究社”，奉黄协埙为社长[67]，月课经史、诗文。社长不惮笔舌之烦，循循善诱，社员进步非常迅速，在弘扬国学方面确有帮助。该《同声集》包括“经史”和“词章”两部分，创作文章和诗词，同时具有经世致用和娱情适性两种功能。纵观整个清代诗人结社的宗旨，也不外乎这两种。世乱时危的易代之际，诗人群体的结社宗旨更倾向于经世致用，而太平盛世之下的诗社则没有这样的使命。不管是经史或词章作品，《同声集》多采用同题共作的方式。社员张崇鼎撰有《“淡社”赏菊雅集小启》[68]，汤云轩、季望畴分别作有《和梦畹先生“淡社”饯菊诗》[69]，由此可知黄协埙曾结“淡社”。黄协埙的原作《“淡社”赏菊有感》如下：
年年每值菊花期，比玉堂开集屦綦。
近喜烟尘消北地，又吟霜月醉东篱。
灯明绮席频呼酒，影上文窗似索诗。
只是灌园人不见，哭君我亦鬓成丝。[70]
此诗写于民国十三年（1924）秋。“近喜烟尘消北地”一句，诗人自注“闻直奉有休兵之议”[71]。时局动荡，“淡社”成员的家国责任较强烈，同时期其他诗社也具有这个特点。
《海曲诗钞》附黄协埙《香光楼同人唱和诗》[72]，其中作者以社友互称，时间大概为民国六年（1917）。顾忠宣《香光楼祭南邑诗人记》记载：“丁巳季夏之望，黄子梦畹选《海曲诗钞三集》。既蒇事，为位于邑城香光楼祭邑先辈之以诗鸣者，盖告成也。我邑虽滨海弹丸地，然骚坛吟社，代有闻人。清乾、嘉间，邑人冯墨香先生爰有《海曲诗钞》初、二集之刻，距今百余祀。梦畹乃踵而行之。”[73]黄协埙续纂《海曲诗钞》，并在香光楼祭祀南邑诗人，延续了冯金伯初集、二集的刻书传统，对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与流通作出巨大贡献。又，黄协埙《梅村雅集图题咏》序文记载：“又闻太仓吴祭酒当有明鼎革时，得王氏贲园艺梅数百本，易其名曰‘梅村’，于此筮肥遁焉。”[74]梅村雅集，呼应明末清初吴伟业“梅村”之名号，展现了对退隐生活的无限向往。鼎革之际诗人结社心态的相似性，可见一斑。
由这些结社编书的事实可知，铅印取代了传统雕版印刷，民国社诗总集的编纂和流通更显轻车熟路。不管是否经历选诗过程，总集的印行都达到了以诗存社、以诗存人的目的。同声集这种类型在近代得到了较好的继承与发展，而消夏会、消寒会等形式也未曾消亡。前文提到《南雅诗社吟稿》《观澜诗社酬唱初集》等保留了社约的形式，从集会到付梓都相对正式、规范。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民国唱和总集包括社诗总集有粗制滥造之嫌。然而，清末民国的社诗总集，具有自身的时代特征。第一，除了雕版印刷，新兴的铅印、石印等技术直接改变社诗总集的形态，流布于世的稿本和钞本也不在少数。第二，清末民国政治危机空前，纯粹的文学社减少，娱乐功能削弱，结社方式由繁入简。社诗作品对时事民生多有关注。第三，处于新旧文学交替的阶段，振兴国学是一些诗人的共识。由于新文学的撞击，旧体文学社受到排挤和压制，而且这股潮流不可逆转，新文学社与日俱增。“国学研究社”致力于“经史”和“词章”，未尝偏废其一，社集活动具有重兴诗文的复古意义。即使是古典诗社，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新事物、新词汇的影响。第四，就旧体诗词结社而言，民国诗社是清代诗社的遗风余象。清代是社诗总集编纂的成熟时期，民国总集无出其右，主要是形式上的仿制和体例上的调整。总而言之，清末民国是传统诗社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时期内的社诗总集除了宗旨的变化，在编纂体式方面没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