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意义

从《论语》学思想史来看，魏晋南北朝《论语》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历史上《论语》著作有五部最为著名：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何晏《论语集解》保留了珍贵的汉魏古注，皇侃《论语义疏》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前代《论语》注，邢昺《论语注疏》进一步总结和保留了北宋以前古注。没有何晏和皇侃的《论语》注，就不会有今天的整个《论语》思想史。

从魏晋南北朝思想的实际情况来看，玄学虽然风靡，但传统儒家的思想并没有消失，反玄学家、非玄学家、亦玄亦儒者都存在。玄学家们的思想也是在和传统儒者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非玄学派的传统儒学礼法派，就没有玄学的出现和发展。反之，没有玄学，传统儒学就不会得到充实和发展，这两方面不可分离、相互促进。人们常常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对玄学的研究趋之若鹜、硕果累累，而玄学之外的思想则不了了之。

在传统儒家典籍中，和玄学联系最紧密的就是《论语》。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谈讨论最多的是四部著作——《老子》《庄子》《周易》《论语》。尽管玄风大畅，老、庄、易“三玄”风靡天下，但几位重要的玄学家都写过和《论语》相关的著作：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有《论语释疑》、郭象有《论语体略》。除了这三位重要的玄学家，魏晋南北朝还有近乎三四十人（仅指保存到现在的《论语》注，亡佚的不计在内）著有《论语》注。即便在魏晋南北朝玄学风靡的情况下，孔子的圣人地位依旧巍然屹立，所以，在整个魏晋南北朝，《论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论语》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国历史上研究《论语》的人甚多，20世纪以来，学界开始重视对《论语》注本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广泛研究。魏晋南北朝《论语》思想属于整个《论语》思想史的一部分，对其研究同样有待深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儒释道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的《论语》注也是儒释道大融合的产物，涉及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玄学众多思想。魏晋南北朝《论语》学和玄学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书正是从魏晋南北朝《论语》学和玄学关系的角度着眼，选取了较少被学界所关注的十二家《论语》注残篇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挖掘其玄学内容，并具体分析这些残篇对一些学术问题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