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
——序穆仁《绿色小唱》
一
穆仁做了一辈子文艺编辑：先在《重庆日报》，近些年在重庆出版社。他做编辑和做人都太认真了，有时认真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因此也招惹来一些议论——现在要做点事也真难。其实，穆仁的“不近人情”首先表现在对待他自己上。他写了四十年诗，却不愿出集子。除了对自己作品太苛刻以外，主要还因为他是重庆出版社副总编。朋友们都催促他，我也是这“们”中的一个，但穆仁总是固执地说：“在我当副总编期间，绝不在重庆出版社出书，也绝不在其他出版社出书！”固执中有谨慎，固执中更有天真；固执得“可恨”，又固执得可敬。朋友们无可奈何！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9月的一天，我上了课回家，因为人在发烧，疲乏极了。正准备回家后上床躺躺，谁知门一推开，穆仁已经坐在我家里，正同我妻子谈天呢。我有一种兴奋的预感——果然，他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本书稿，这就是《绿色小唱》。从重庆出版社到西南师大，几乎有近百里地，他挤公共汽车专程而来——足见他的郑重与喜悦。我在推门前似乎已难以忍受的劳累刹那间变得能够忍受了。我靠在长沙发上，端了一根板凳放在面前，把双脚抬起搁上去，然后，静静地听着客人的自白。他谈了许多：诗，诗之路，诗人之路……当然，有一个重要话题被他藏匿起来了：现在，他已经由于年龄关系从副总编岗位上退了下来，这才将几十年心血编成一本小小的诗集。手里捧着《绿色小唱》，我觉得我的心也变绿了，我想起他的《豆蔻天竺葵》：
和她的花瓣握握手
你的手就香了
你就变成一朵芬芳的花了
是的，虽然还来不及展卷细读，但我已经被《绿色小唱》所感动，诗人的人品飘着清香呵：
希望整个世界都能变成一朵
香气扑鼻的花
多美呀
我这样想
我觉得：自己的思想
也有了一点儿香了
二
诗评家任愫有一次用他那浓浓的东北口音问我：“你老兄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老兄前几年在干什么呀？”的确，这似乎是不少人心里藏着的一个疑问。记得去年外省一家省级出版社编辞典，要把我作为一个词条，来信叫寄材料去。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来了一封信：“先生原是学外语的，现在从事诗歌理论研究，可否请先生对此略加说明。”
得坦白承认，我的确是外文系毕业的，而且现在每年都还在翻译外国诗歌和诗论，而且过去在课堂上我是很少讲汉语的。我这“出身”至今还为有的“科班”出来的饱学之士所不齿。但也是无法可想的事。谁叫你年少时要去投考外文系？你既然从小就喜好新诗，为什么不去投考新诗系——看，我这出身卑微的人又开“黄腔”了：迄今中国哪里有什么新诗系？因为不是“科班”，我倒也有我的笨方法——凭直觉去认识诗和诗人。然后，对有兴趣的诗歌现象追根溯源。
近几年，穆仁有几首诗打动我了，于是，我开始寻找他的脚印。找到的是1956年出版的他与诗人杨山的合集《工厂短歌》。说句大实话（请杨山鉴谅，这年头在人际关系上可得千百倍小心），我的兴趣突然退潮了。
一直到1984年前后，穆仁送了我一本他珍藏的诗集《早安呵，市街》（突兀文艺社1946年版）。这集子开本小，篇幅小，印刷也粗糙，典型的“其貌不扬”。静夜，读着诗集，我的眼睛亮了。这才是穆仁的真正面容呵。后来遇到诗人，我直言不讳（我反正是外文系毕业的，这种心理因素给我带来了“言论自由”）：“你建国前的诗比建国后的诗写得好。”
现在看来，这话其实并不对。其一，用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去评价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开始歌唱的诗人常常是不公正的。50年代，诗人们面对崭新的生活一时茫然无措，这是普遍现象；另外，由于诗与时代、诗与政治、诗与政策、诗与诗人等一系列理论命题上不全面的答案，诗人们削弱个性去表现“人民之情”，这也是普遍现象。怎能苛求当时在政治激情推动下丢掉“芦笛”的穆仁呢！其二，穆仁的《绿色小唱》中近年的新作给人印象是深刻的。只要自己的季节来到，穆仁的诗花是可以开得繁茂、开得美丽的。
现在，我可以明白无误地概括《绿色小唱》留给我的总体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有佳作，但是新时期是诗人穆仁更加值得纪念、价值珍贵的年代。
三
我更喜欢《绿色小唱》中那些抒写人生体验、吟咏诗人性情的篇章。许多诗行像连绵不断的海浪拍打着我的心，激起阵阵回音。
我觉得，穆仁为人的突出特点是实在，他抒写的人生体验也是实在的。穆仁是个“归来者”，而且属于那种被惩罚最凶又归来最迟的人中的一个。这种不幸给他的这类作品带来深厚。
人们近年喜欢谈论再现与表现，我倒更注意另一个范畴——发现与表现。诗的生命恐怕在于发现——对生活的发现，对时代的发现，对人生的发现；或者，从发现自己去发现他人，由发现他人来发现自己。诗人之所以是诗人，诗人之所以是民族的智慧与良知，主要在于他对精神世界的开拓，或者，他对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诗意的裁判。
许多不朽诗篇或诗句并不靠（至少主要不靠）技巧取胜。它们得以流传，是由于凭借诗人的慧眼，人们发现了人生，也发现了自己。饱含在这“发现”中的“表现”技巧往往被忽略了。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身边，/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臧克家）；“凝视着一片化石，/傻瓜也得到教训：/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艾青）；“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白桦）；“为扬旗般高举的手臂歌唱/为路障般不举的手臂歌唱”（刘祖慈），诸如此类的诗篇发出的是诗人的呼吸，而不是匠人的呼吸。
单向技巧讨生活的诗人只是匠人或小诗人而已！
《绿色小唱》中属于诗人自己的“发现”的精彩之作不在少数。《惊异》《记忆与遗忘》《希望》《最初的》《到运动场去》《我愿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给老师》等，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即以《记忆与遗忘》来说吧，它可以被认为是穆仁的“归来的歌”。在二十多年的“漫天风霜”之后，来到这“美好动人的时光”，他的人生态度是，“要学会记忆，也要学会遗忘”：
美好的记忆是一盏长明的灯，
它将照亮你满眼的阴云；
幸福的往事是一盆不灭的火，
它将暖和你冰僵的心魂！
为什么任悲愁模糊你明亮的目光？
为什么叫失望窒息你跃动的心房？
抖落它们，像绿树抖落积雪，
扫除它们，像白昼把黑夜遗忘。
真是精辟，它道出了归来后的穆仁生机勃勃的心灵秘密，也唱出了一个更带普遍价值的人生态度。老实讲，在共鸣之余，我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呢。
我比穆仁年轻一二十岁，他的“漫天风霜”中的滋味我没有尝过。但是，现在要做一点事，可也得“学会记忆”“学会遗忘”。友谊的支持，勇敢的维护，无私的扶植，我的生活中的这些“记忆”给我温暖和信心。而对生活中有些影子和声音，我也努力“学会遗忘”。学会带着轻蔑意味的“遗忘”，绿树就不会被积雪压垮了，白昼就不会被阴影笼罩了。今天的时代多美好，人的一生多短暂，学会记忆也学会遗忘，就能坚韧地走向丰富而有价值的人生。《记忆与遗忘》绝不只属于归来者！
《惊异》也是令人难忘的诗篇。它也是对人生的实实在在的发现：
人生原应是不断的发现，
熟悉常会蒙蔽观察的眼睛；
对老朋友也该像新相识，
在惊异中，心儿贴得更近。
友谊原本就不是凝固的东西。凝固总是消亡的先声。友谊是熟悉中的陌生，友谊是惊异中的亲近，友谊是淙淙流动的泉水。
穆仁身边有一群朋友，大体上都是患难之交。这群友人凑在一起总是很热闹：说不完的话，分享不完的温暖。穆仁珍重友谊，当然，这毫不妨碍他常常当面（未必总是正确的）数落别人的某篇作品“一点也不行”。《惊异》是他珍重友谊的见证：一位从不写诗的老友突然发表了一首绝妙好诗所引起的诗人的喜悦。惊异就是兴奋，惊异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与敬重。从“惊异”中开拓更宽阔的诗情，生活中的发现就升华成了散发着人生馨香的诗的发现了。
《绿色小唱》中抒写人生体验、吟咏诗人性情的篇章之所以有魅力，我以为，首先在于诗人的人格有魅力。沉稳、真挚而又热情、天真的诗人本身就像一首耐读的诗。
四
相比之下，我不太喜欢《绿色小唱》中有些着力挖掘哲理意蕴的小诗和短诗。
穆仁也是个杂文作家。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又长期在报社供职，养成了随听随记的习惯。他的听力不行，所以，在各种会议上，总可以看到他在吃力而又带着微笑地听着和记着，那样子有时有些滑稽。他的各种本子上记满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拥挤而工整。随听随记随思随写，大概这就产生了他的杂文。
可以再扩展地说，穆仁是由杂文而接近文学的。四十年代的诗集《早安呵，市街》是至今读来也不觉逊色的作品，但他当时主要写作的是杂文。杂文和他的青年时代是连在一起的。当他现在兴趣盎然地谈论聂绀弩时，你完全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他在回忆他自己的青春。
杂文家可不能写诗。
第一，杂文和诗总是寻找着各自的对象。诗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是最富感情的，或者干脆地说，诗就是感情。可是并不能说，杂文就是感情。
第二，杂文和诗总是寻找着各自的美。诗是不讲“理”的艺术，它的美恰在化理为情。和杂文相比，诗在自己的规范中也没有能力如杂文那样把“理”说透。
第三，诗也富哲理内蕴，但它是更高层次的更超脱的哲理（这里，我又得请杂文家们鉴谅，我这是“屠夫谈猪，书生谈书”，绝无对杂文家有丝毫不恭敬之处），它的着眼点在世界、自然、人生。杂文则更现实，它的眼睛将现实事件盯得很紧。诗的哲理是一种渗透，杂文的哲理是行动的指导；前者更飘逸，后者更带功利性。
一个人诚然可以既写杂文又写诗，但是，写杂文时必须是杂文家，写诗时必须是诗人。诗人写不出好杂文，杂文家写不出好诗。也就是说，兼写杂文的诗人在挥动诗笔的时刻，必须调整自己的感觉系统、心理结构和审美眼光。
在《绿色小唱》中，当穆仁不能成功地调整自己，用诗心去感觉生活、感应生活，用诗的眼光去审视生活的时候，他的挖掘哲理意蕴的作品就显得诗味不浓，失之浅泛。比如《闹钟》：
在该提醒你的时候
我提醒你
黎明时分，我准点
撵走那纠缠你的梦
当你忘记了时间在流逝
我厉声呵斥：“快快赶路！”
不介意你的感谢或厌烦
我是棱角分明的畏友
我注视着你生命的节奏
我要把流逝的浪涛注入你的心中
这样的诗得来太容易。“棱角分明的畏友”倒有新意，但全诗的象征义却嫌浅显，让人为之动情、为之回味的诗韵不多。这是杂文家在写作。
又如《航标灯》：
在汹涌的道路上，
举起微弱但清醒的光，
千里遥遥相望。
站在险滩口，
站在暗礁上，
身旁让出一条
逼退黑夜的路，铺在水上。
“汹涌的道路”和“铺在水上”的路，这是新鲜意象。而就全篇的立意讲，就太熟了，似曾相识。在航标灯上，诗人穆仁没有找到诗。
再如《致诗人》，也是缺少将诗人的哲理思索化为诗的功夫。类似作品还有一些。
与此相反，当穆仁成功地调整感觉系统、心理结构和审美眼光时，他的哲理色彩浓厚的佳作就从笔下流出。
诗集第四辑《绿色小唱》中有不少好诗。树、芽、花、果都是诗人人格的外化，都是诗人对朴质与奉献的礼赞。《落叶树》有诗人的发现。那种稍遇挫折就由骄傲而颓丧、从绿色到灰色的脆而不坚的性格，和诗人坚实的性格截然相反：
昔日年青的笑声呢？
昔日倔强的生机呢？
是询问，是惋惜，也是嘲笑。同时，是诗人与“落叶树”相反的人生哲学的宣泄。《果实》也有诗的发现，写得深厚、含蓄。全诗一共只有四行：
收敛了炫目的色彩，
闭合了扑鼻的芬芳，
艳丽悄悄化为甜美，
在朴素里深深隐藏。
你可以说诗人在写果实；你又何尝不可以说他在写人生，在歌唱成熟的人生。你同样可以联想到艺术，联想到诗：“落其纷华，然后可造平淡之境”；“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这些理解都是对的。因为这是诗。诗的“理”和诗的“纯”浑然一体时，诗就“体正而意圆”了。“体正，故无偏驳之弊；意圆，故有超诣之妙”（明人王祎《书刘宗弼诗后》，《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属于此类的成功之作尚多，第六辑《镜的折光》就有不少。我读了这辑中的《春天的花》后，那开始一行就被铭刻于心了：
春天是冬天凝成的花
一本诗集有这么三两个使人过目不忘的诗行，这诗集的价值就很可观了吧？
五
诗离不开文化。进而言之，诗人应当是文化人。再进而言之，诗人应当是自己民族、自己时代文化的最高代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大力扶持工农诗人，这心意自然是好的，但请让我斗胆地说一句，这里面有理论的糊涂——工农和文化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对立关系还是兄弟关系呢？由此而来的另一个糊涂是，文化素质和诗人素质有没有直接联系？
这些疑问，过去可不能提出，但又不能不常浮现于心，真所谓“聪明难，糊涂难，变聪明为糊涂更难，难得糊涂”。现在我想直率地说，诗的领域是文化素质好的人才可以显身手的地方。
读《绿色小唱》，我觉得穆仁的文化素质很好。读者只需注意一下那些听音乐、看画展之类的作品，也许就会得出和我相同的结论。
《看芭蕾舞专场（三首）》的前两首是精妙诗章。《隔着一道栅栏》在写舞台之实，更在写诗人之意。诗中的芭蕾舞已经融进了诗人细腻的艺术感应。最后一节：
他们可曾在栅栏两边呼唤浪潮？
他们可曾想到：
泛起心的浪潮，
冲毁那道栅栏？
（幕落下来了。我仿佛听见
谁在无声地叨念……）
舞台艺术有“第四堵墙”的理论，就是说，除了可见的三堵墙，还有面向观众的第四堵看不见的墙。这里，诗人已经“泛起心的浪潮”“冲毁”那第四堵墙而进入艺术世界了。
四十年代写的《大合唱的指挥》是更妙的诗章。这首诗言此而意彼，这，我就不管它了，我只谈诗人的艺术感觉。在写这首诗时，穆仁已经变成音符，变成琴键，已经消失在大合唱里。请看诗笔下的指挥：
你捏拢拳头，使声音集合
你摊开双手。让声音分散
你把声音挑起来，像白云一样飘忽缭绕
你把声音压下去，像海水一样骚动低啸
你猛猛地捶击，使声音跳起来
又陡然停住，使声音斩钉截铁地凝结
你引导声音，为声音开辟道路
又关切声音，时时注视着它们的希望和痛苦
我过去津津乐道艾青的《小泽征尔》。如果考虑到《小泽征尔》是80年代之作，而《大合唱的指挥》是40年代之作（也就是说，当时新诗还只有二、三十年历史）；如果再考虑到《小泽征尔》单纯是写音乐指挥，而《大合唱的指挥》则是富有弹性；我想说，《大合唱的指挥》和《小泽征尔》完全可以并肩而立。要写这样的诗，只能欣赏《语录歌》的人可是不济事的。
我不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如何。在诗（包括诗论）领域，诗人（诗评家）的文化素质并不体现在（至少，并不一定要体现在）作品的高深莫测、晦涩玄奥上。穆仁的美学追求是：短小、明朗、自然，我觉得这正是他站在较高文化层次上的证明。“炫目的色彩”“扑鼻的芬芳”“艳丽”都留给了刚刚起步的年代。
《绿色小唱》的不少篇什，短小，却并不单薄；明朗，却内涵丰富；自然，却有“无迹”的工力。（正像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的那样，“雕琢”，又无“斧凿痕”。）
在寻觅自己的美学目标的时候，他并不在写法上“定于一尊”。穆仁尝试着各种路子，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诗人的这一点明慧，虽然未必总是成功的。比如，《天，是在路上亮的》就闪射着陌生光彩：
我们的车灯闭上眼睛
天空的眼睛猛然睁开了
赶夜路人的天
是在路上亮的
昏睡的影子在我们心上消失
清新的晨风
在田野上奔忙了……
这最后一节已经显示了这首诗的风貌。诗发表以后，叫好的人不少，我却没有说话。在这里我可以公开一个秘密：对一具体作品我不说话，常常并不是无话可说。谈点理论，我常常忘乎所以，我是个典型的“纸上谈兵”者。可是，当别人（尤其是十几岁的青年同志）拿来作品要我判断成败优劣时，我却十分缺乏自信。我很怕自己的胡言乱语害了别人，甚至将诗友引向坎坷，所以一般都是沉默。这沉默，首先是对别人的保护，其次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如果你愿意，这沉默也是一种滑头。
对《天，是在路上亮的》其实我是有想法的。
穆仁在艺术上注意走新路，凝重中见活泼，这是我敬重的。同样写云南植物园，《豆蔻天竺葵》更自由，《小小温室》更严整。同样写树，《睡莲》含蕴不露，趣在笔外；《尤加利树》倾吐积愫，畅快淋漓。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
热学中有个熵增加原理，它与进化论恰成对照。原理揭示这样一个规律：物质的演化随着熵的增加逐渐由复杂到简单、由高级到低级退化。退化的极限是熵最大状态，即无序的平衡态。且把熵增加原理特定的物理学内涵去掉，把它升华为哲学：世界的演化总是多样归一的。我看，诗人的艺术风格也是如此。多样的追求、多样的技法，最后还得归到特定的基本风格去，如果这是一位成熟的诗人的话。
穆仁的基本风格是短小、明朗、自然。从形式着眼，他的诗更接近均齐美、格律美。诗人的气质、个性、兴趣造就风格，时代造就风格。多样的努力必然要归到“一”去。《天，是在路上亮的》是一首好诗，但从它更偏向散文美、更适合默读（而不是诉诸听觉）看，它不会成为穆仁的基本道路。《天，是在路上亮的》是属于叫好的友人们的。
把握自己的“一”（当然，这个“一”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去寻求多样，出现佳作的契机就会更多些。
六
穆仁把诗集交给我的时候，诚恳地说：“你觉得哪些应当取掉，就告诉我。”对诚恳应报以诚恳，我牢牢记住了他的嘱托。
翻来覆去地看，抱着“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决心去读，最后结论：“一首也不能删。”
作为老编辑，穆仁有一句“名言”：“编集子要掐豌豆尖。”《绿色小唱》是对诗人四十年收获的精选，“豌豆尖”委实不少。这集子是结实的。有一首《最初的》：
第一片叶芽最鲜润，
第一朵花儿最姣好。
第一次歌唱动人心，
第一封来信忘不了。
最初的思念常反复，
最初的印象活到老……
假如把对人的爱情改换为对诗的爱情，这诗同样是穆仁活生生的写照。从青年到老年，他对诗始终保持着初恋的甜蜜与神往，“豌豆尖”必然就会有许多。
当然，集子中也有一部分算不得“豌豆尖”，但是我主张通通编入，因为它们是“化石”。
穆仁的诗之路是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从40年代开始为诗的进步诗人之路。建国前，诗的音符在参加斗争大合唱、革命大合唱、解放大合唱。那时的诗光彩照人，神气十足。50年代后，许多诗人（包括二三十年代成名的老诗人）丢掉或基本丢掉自己的个性，去充当“炸弹与旗帜”，去歌颂现实。从史学看，当年真挚歌颂的在历史上未必都保留着光辉；从诗学看，诗在与诗人的自我脱钩以后消失了。70年代末，诗人又在丧失自己后找回自己。这个弯路是普遍的，不独穆仁经历过。
打量历史得用历史眼光。我觉得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一个见解是正确的：“凡今天被承认是真理的东西，都有现时隐蔽着而过些时候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凡现在被承认是谬误的东西，也都有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做真理；那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夸张地讲：历史就是弯路。在对待一代诗人走过的道路上，我主张宽厚一些。
在指责前辈的时候，请想想，你以后也会是前辈。对于未来而言，现在就是历史，而历史总是幼稚的。
编《绿色小唱》时，穆仁把“弯路”之作几乎全部推开了。现在留下一点，作为时代和个人诗史的“化石”供人研究，我以为大有必要。
另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个过程。写诗也是一个过程，穆仁四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也是一个过程。留下少量每个时期未必是最好的作品作为诗人自己小小的纪念，我以为也大有必要，而且，这对于读者、研究者也是一个方便。
以“豌豆尖”为主，留下少量“化石”，这也许是个人选集的最佳编法吧？
七
不知道别人如何，我自己常常被孤独感所折磨。寻觅纯洁的心可不是容易的事儿。
不过，在这世界上也有一些人，以他们的人格使我的人生充满温暖。穆仁便是其中一个。
穆仁实在是个好人，以至于有一次我向他提出这样一个荒诞的问题：“你当年是怎么被划为右派的？”因为在我想象中，当年受害的人们大概总有一些容易被“阶级斗争专家”作为口实的弱点吧，比如喜欢讲话、性情孤傲、抗上等等。但我在穆仁身上却没能找到这些。对我的问题，穆仁哈哈一笑，用诗的含蓄语言抛给我一个答案：“你怎么问我自己呢？”
穆仁的为人，有许多故事。
有一次，他和重庆出版社几位同事搭公共汽车，见到一名青年不向站在面前的白发老者让座，于是，找上前去和青年说理。穆仁是喜欢“杯中物”的，那天大概又喝了几口，所以大说了一顿“胡昏话”，最后也没有在辩论中获胜。坐着的仍然坐着，那位不相识的老者仍然站着。
又一次，他从来稿中发现了一部较有质量的散文集，喜不自胜，决定亲自跑一趟，去和素昧平生的作者商量修改方案。穆仁是粗中有细的人。他不愿告诉作者行期，怕劳烦别人到码头去迎接，更怕别人摆出酒席。但他又担心，如果一点消息不露，万一到了万县（那作者在万县工作）别人不在，岂不冤枉？想来想去，拍了一个含含糊糊的电报，只说将到万县，不言具体行期。
谁知那热情的作者还是跑到码头去等，手里举着一张写有姓名的纸条。只见穆仁肩扛行李随一老妇拾级而上，作者以为是副总编的母亲同到了。结果才知道，这老太太穆仁并不相识，他见她单身一人，行李又多，于是……
诗这种艺术很怪，作品与作者是连在一起的，创造者就是自己的创造品。所以，人品好，这可是诗品高的前提呢！
穆仁又是十分勤奋的诗人。傅天琳在《音乐岛》的《代后记》中写到过他：
因此我那样地崇敬
从相邻的办公室
跳出的带格子的灯光
一位新归队的老编辑正在写诗
诗句穿过午夜
化期盼和忠诚为彩虹
彩虹
就是人们常指的信念吗？
穆仁应当早应不是现在的穆仁了。
他失去的太多，以致到了1986年才由不学无术的吕进为他新中国成立后单独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写序。
唉，……
1986年10月20—22日于新诗研究所
（穆仁：《绿色小唱》，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